朱元璋的統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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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不是你的功勞。
如是三月已裡，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将來！依奉施行者。
”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因為俘虜越獄逃跑，又下令軍前：“今後就近獲到寇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于軍中典刑。
”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将軍知道：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個，也殺了。
止留小軍兒，就将去打西蜀了後，就留些守西蜀便了。
”則不但俘虜，連投降的頭目也一概殘殺了。
有一道令旨是關于整饬軍紀的，說明了這一舉措的軍事理由。
時間是龍鳳十二年三月：“（張軍）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這個比殺人那個重？當城破之日，将頭目軍人一概殺了，倒無可論。
擄了妻子，發将精漢來，我這裡賠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
殺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副使（勝）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擄了婦女的，割将首級來。
總兵官的罪過，回來時與他說話。
依奉施行者。
”男子指的是張士誠的部隊，被擄是指的被朱元璋自己的部隊所擄。
把俘虜的妻女搶了，送俘虜來，養不住，白賠糧食，白費事看守。
擄了婦女，殺了俘虜，敵人知道了，當然會頑強抵抗。
為了這個道理，朱元璋隻好派特使去整頓軍風紀了。
五、皇權的輪子&mdash&mdash新官僚機構 由于曆史包袱的繼承，皇權的逐步提高，隋唐以來的官僚機構，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三省制度&mdash&mdash中書省出命令，門下省掌封駁，尚書省主施行&mdash&mdash中書官和皇帝最親近，接觸機會最多，權也最重。
宋代後期，門下省不能執行審核诏令的任務，尚書省官隻能平決庶務，不能與聞國政，三省事實上隻是一省當權。
到元代索性取消門下省，把尚書省的官屬六部也歸并到中書，成為一省執政的局面。
地方則分設行中書省，總攬軍民大政。
其下有路、府、州、縣，管理軍民。
三省制的形成有它的曆史背景和原因，就這制度本身而論，把政權分作三份，一個專管決策，一個負責執行，而又另有一個糾核的機構，駁正違誤，防止皇權的濫用和官僚的缺失，對鞏固皇權，維持現狀的意義上說，是很有用的。
可是，在事實上，官僚政治本身破壞了癱瘓了這個官僚機構，皇權和相權的沖突，更有目的地摧毀了這個官僚機構。
官僚政治特征之一是作官不作事，重床疊屋，衙門愈多，事情愈辦不好，拿薪水的官僚愈多，負責作事的人愈少。
例如從唐以來，往往因事設官；尚書都省原有戶部，專管戶口财政，在國計困難時，政府要張羅财帛，供應軍需，大張旗鼓，特設鹽鐵使、戶部使、租庸使、國計使等官，由宰相或大臣兼任，意思是要提高搜刮的效率，可是這樣一來，戶部位低權輕，職守都為諸使所奪，便變成閑曹了。
兵部專管軍政，從五代設了樞密使以後，兵部又無事可做了。
禮部專掌禮儀，宋代卻又另有禮院。
幾套性質相同的衙門，新創的搶了舊衙門的職司，本衙門的官照例作和本衙門不相幹的事，或者索性不作事。
千頭萬緒，名實不符，十個官僚有九個不知道自己的職司。
冗官日多，要官更多，行政效率也就日益低落。
到元代又添上蒙古的部族政治機構，衙門越發多，越發龐大，混亂複雜，臃腫不靈，癱瘓的病象在在顯露了。
而且就官僚的服務名義說，也有官、職、差遣之分，官是表明等級、分别薪俸的标識，職以待文學侍從之臣，隻有差遣是“治内外之事”的。
皇家的賞功酬庸，又有階、勳。
爵、食邑、功臣号等名目。
以差遣而論，又有行、守、試、判、知、權知、權發遣的不同。
其實除差遣以外，其他都是不大相幹的。
皇權和相權的矛盾，例如宋太宗讨厭中書的政權太重，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為了分權而添置衙門，其實是奪相權歸之于皇帝。
皇帝的诏令照規矩是必須經過中書門下，才算合法，所謂“不經鳳閣鸾台，何名為敕？”用意是防止皇權的濫用，但是，這規矩隻是官僚集團的規矩，官僚的任免生殺之權在皇帝，升沉榮辱甚至誅廢的利害超過了制度的堅持，私人的利害超過了集團的利害，唐武後以來的墨敕斜封（手令），也就破壞了這個官僚制度，摧毀了相權，走上了獨裁的道路。
朱元璋繼承曆代皇權走向獨裁的趨勢，對官僚機構大加改革，使之更得心應手，為皇家服務。
元代的行中書省是從中書省分岀去的，職權太重，到後期鞭長莫及，幾乎沒有法子控制了。
朱元璋要造成絕對的中央集權，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區的政令。
布政使是朝廷派駐地方的代表、使臣，禀承朝廷，宣揚政令。
全國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布政使司，十五年增置雲南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的分區，大體上繼承元朝的行省，市政使的職權卻隻掌民政、财政，和元朝行中書省的無所不統，輕重大不相同了。
而且就地位論，行省是以都省的機構分設于地方，布政使則是朝廷派駐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權于地方，後者是地方集權于中央，意義也完全不同。
此外，地方掌管司法行政的另有提刑按察使司，長官為按察使，主管一區刑名、按察之事。
布、按二司和掌軍政的都指揮使司合稱三司，是朝廷派遣到地方的三個特派員衙門，民政、司法、軍政三種治權分别獨立，直接由朝廷指揮，為的是便于控制，便于統治。
布政司之下，真正的地方政府分兩級，第一級是府，長官為知府，有直隸州，即直隸于布政使司的州，長官是知州，第二級是縣，長官是知縣，有州，長官是知州，州縣是直接臨民的政治單位。
中央統治機構的改革，稍晚于地方。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發後廢中書省，仿周官六卿之制，提高六部的地位；吏、戶、禮、兵、刑、工，每部設尚書一人，侍郎（分左右）二人。
吏部掌全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甄别人才。
戶部掌戶口、田賦，商稅。
禮部掌禮儀、祭祀、僧道、宴飨、教育及貢舉（考試）和外交。
兵部掌衛所官軍選授、簡練和軍令。
刑部掌刑名。
工部掌工程造作（武器、貨币等）、水利、交通。
都直接對皇帝負責，奉行政令。
統軍機關則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
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各領所屬都司衛所，和兵部互相表裡。
都督府長官雖管軍籍、軍政，卻不直接統帶軍隊，在有戰事時，才奉令出為将軍總兵官，指揮作戰。
戰争結束，便得交還将印，回原職辦事。
監察機關原來是禦史台，洪武十五年改為都察院，長官是左右都禦史，下有監察禦史百十人，分掌十二道（按照市政使司政區分道）。
職權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百官猥茸、貪污、舞弊，學術不正和變亂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時舉發彈劾。
這衙門的官被皇帝看作是耳目，替皇帝聽，替皇帝看，有對皇權不利的随時報告。
也被皇帝看作是鷹犬，替皇帝追蹤，搏擊一切不忠于皇帝的官民，是替皇帝監視官僚的衙門，是替皇帝檢舉反動思想、保持傳統綱紀的衙門。
監察禦史在朝監視各個不同的官僚機構，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監、茶馬、監軍等職務，就中巡按禦史算是代皇帝巡狩，按臨所部，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是最威武的一個差使。
行政、軍事、監察三種治權分别獨立，由皇帝親身總其成。
官吏内外互用，其地位以品級規定，從九品到正一品，九品十八級，官和品一緻，升遷調用都有一定的法度。
百官分治，個别對皇帝負責。
系統分明，職權清楚，法令詳密，組織嚴緊。
而在整套統治機構中，互相鉗制，以監察官來監視一切臣僚，以特務組織來鎮壓威制一切官民，都督府管軍不管民，六部管民不管軍，大将在平時不指揮軍隊，動員複員之權屬于兵部，供給糧秣的是戶部，武器的是工部，決定戰略的是皇帝。
六部分别負責，決定政策的是皇帝。
在過去，政事由三省分别處理，取決于皇帝，皇帝是帝國的首領。
可是在這新統治機構下，六部府院直接隸屬于皇帝，皇帝不但是帝國的首領，而且是這統治機構的負責人和執行人，曆史上的君權和相權到此合一了，皇帝兼理宰相的職務，皇權由之達于極峰。
曆史的教訓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對于政治的禍害。
他以為漢朝、唐朝的禍亂，都是宦官作的孽，這種人在宮廷裡是少不了的，可是隻能作奴隸使喚，灑掃奔走，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作耳目，耳目壞，作心腹，心腹病，對付的辦法，要使之守法，守法自然不會作壞事，不要讓他們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于管束了。
訂下規矩，凡是内臣都不許讀書識字，又鑄鐵牌立在宮門，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
”又規定内臣不許兼外朝的文武官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作内廷官不能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穿衣吃飯官家管。
并且，外朝各衙門不許和内官監有公文往來。
這幾條規定針對着曆史上所曾發生的弊端，使内侍名符其實地作宮廷的仆役。
對外戚幹政的對策，是不許後妃幹政，洪武元年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誡》，纂集古代賢德婦女和後妃的故事，刊刻成書，來教育宮人，要她們學樣。
又立下規程，皇後隻能管宮中嫔婦的事，宮門之外不得幹預。
宮人不許和外間通信，犯者處死，斷絕外朝和内廷的來往以至通信，使之和政治隔離。
外朝臣僚命婦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皇後，其他時間，沒有特殊緣由，不許進宮。
皇帝不接見外朝命婦，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有私進女口的不許接受。
元璋的母族和妻族都絕後，沒有外家，後代帝王也都遵守祖訓，後妃必選自民家。
外戚隻是高爵厚祿，作大地主，住大房子，絕對不許預聞政事。
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宮廷和外朝隔絕，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嚴的了。
其次，元代以吏治國，法令極繁冗，檔案堆成山。
吏就從中舞弊，無法根究。
而且，正因為公文條例過于瑣細，不費一兩年功夫，無從通曉，辦公文、辦公事成為專門技術，掌印正官弄不清楚，隻好由吏作主張，結果治國治民的都是吏，不是官，小吏們唯利是圖，毫不顧到全盤局面，政治（其實是吏治）自然愈鬧愈壞。
遠在吳元年，朱元璋便已注意到法令和吏治的關系，指令台省官立法要簡要嚴，選用深通法律的學者編定律令，經過缜密的商訂，去煩減重，花了三十年功夫，更改删定了四五次，編成《大明律》，條例簡于《唐律》，精神嚴于《宋律》，是中國法律史上極重要的一部法典。
又為簡化公文起見，于洪武十二年立案牍減煩式頒示各衙門，使公文明白好懂，文吏無法舞弊弄權。
從此吏員在政治上被斥為雜流，不能作官。
官和吏完全分開，官主行政，吏主事務，和元代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和吏文相同的是文章的格式。
唐宋以來的政府文字，從上而下的制诰，從下達上的表奏，照習慣是骈骊四六文，盡管有多少人主張複古，提倡改革，所謂古文運動，在民間是成功了，政府卻仍然用老套頭，同一時代用的是兩種文字，廟堂是骈偶文，民間是古文，朱元璋很不以為然，他以為古人作文章，講道理，說世務，經典上的話，都明白好懂，像諸葛亮的《岀師表》，又何嘗雕琢，立意寫文章？可是有感情，有血有肉，到如今讀了還使人感動，懷想他的忠義。
近來的文士，文字雖然艱深，用意卻很淺近，即使寫得和司馬相如、楊雄一樣好，别人不懂，又中什麼用？以此他要秘書&mdash&mdash翰林&mdash&mdash作文字，隻要說明白道理，講得通世務就行，不許用浮辭藻飾。
到洪武六年，又下令禁止對偶四六文辭，選唐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和韓愈《賀雨表》作為箋表法式，這一改革不但使政府文字簡單、明白，把廟堂和民間打通，現代人寫現代文，就文學的影響說，也可以說很大，韓愈、柳宗元以後，他是提倡古文最有成績的一個人。
他自己所作的文章，寫得不好，有時不通順，倒容易懂。
信劄多用口語，比文章好得多，想來是受蒙古白話聖旨的影響，也許是沒有念過什麼書，中舊式文體的毒比較輕的緣故吧？ 唐、宋兩代還有一樣壞風氣，朝廷任官令發表以後，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辭官，上辭官表，一辭再辭甚至辭讓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絕，下诏敦勸，一勸再勸再六次七次勸，到這人上任上謝表才算罷休。
辭的不是真辭，勸的也不是真勸，大家肚子裡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戲，誤時誤事，白費紙墨。
朱元璋認為這種做作太無聊，也把它廢止了。
六、建都和國防 自稱為淮右布衣，岀身于平民而作皇帝的朱元璋，在擁兵擴土、稱帝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第一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量的政治中心，即建都，建在何處？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皇家萬世一系的獨占統治？ 遠在初渡江克太平時（1355），陶安便建議先取金陵，據形勢以臨四方。
馮國用勸定都金陵，以為根本。
葉兌上書請定都金陵，然後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以自守。
謀臣策士一緻主張定都應天，經過長期的研究以後，龍鳳十二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擴大應天舊城，建築新宮于鐘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洪武元年稱帝，北伐南征，着着勝利，到洪武二十年遼東歸附，全國統一。
在這二十年中，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角落，擴大為大明帝國，局面大不相同。
吳王時代的都城是否可以适應這擴大以後的局面便大成問題。
而且，元帝雖然北走沙漠，仍然是蒙古大汗，保有強大的軍力，時刻有南下恢複的企圖。
同時沿海倭寇的侵擾，也是國防上重大的問題。
以此國都的重建和國防計劃的确立，是當時朝野所最關心的兩件大事。
基于自然環境的限制，從遼東到廣東，沿海幾千裡海岸線的暴露，時時處處都有被倭寇侵掠的危險。
東北和西北方面呢？長城以外便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鐵騎奔馳，黃河以北便不可守。
可是防邊要用重兵，如把邊境軍權付托諸将，又怕尾大不掉；有造成藩鎮跋扈的危機。
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國防前線，才能收統轄指揮的功效。
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北方為了國防的安全，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
國都如建設在東南，依附經濟中心，則北邊空虛，無法堵住蒙古人的南侵。
如建立在北邊，和軍事中心合一，則糧食仍須靠東南供給，運輸費用太大，極不經濟。
帝國都城問題以外，還有帝國制度問題。
是郡縣制呢？還是封建制呢？就曆史經驗論，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大的藩國支持藩衛，是衰亡原因之一。
可是周代封建藩國，又鬧得枝強幹弱，威令不行。
這兩個制度的折衷辦法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一面立郡縣，設官分治，集大權于朝廷，一面又置藩國，封建子弟，使為皇家捍禦。
把帝國建都和制度問題一起解決，設國都于東南财富之區，封子弟于北邊國防據點，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皇家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圓滿解決了。
明初定都應天的重要理由是經濟的，第一因為江浙富庶，不但有長江三角洲的大谷倉，而且是絲織工業、鹽業的中心，應天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所謂“财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
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阙，不願輕易放棄，且如另建都城，則又得重加一番勞費。
第三從龍将相都是江淮子弟，遭地南方人，不大願意離開鄉土。
可是在照應北方軍事的觀點看，這個都城的地理地位是不大合适的。
洪武元年取下汴梁後，朱元璋曾親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适中，可是無險可守，四面受敵，論形勢還不如應天。
為了西北未定，要運饷和補充軍力，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補給基地，于是模仿古代兩京之制，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汴梁）為北京。
次年八月陝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圖，形勢改變，帝都重建問題又再度提出。
廷臣中有主張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
有人主張洛陽為全國中心，四方朝貢距離一樣。
也有提議開封是宋朝舊都，漕運方便。
又有人指岀北平（元大都）宮室完備，建都可省營造費用。
七嘴八舌，引經據典。
朱元璋批評這些建議都有片面的理由，隻是都不适應現狀。
長安、洛陽、開封過去周、秦、漢、魏、唐、宋都曾建都，但就現狀說，打了幾十年仗，人民還未休息過來，如重新建都，供給力役都出于江南，未免過于和
如是三月已裡，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将來！依奉施行者。
”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因為俘虜越獄逃跑，又下令軍前：“今後就近獲到寇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于軍中典刑。
”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将軍知道：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個，也殺了。
止留小軍兒，就将去打西蜀了後，就留些守西蜀便了。
”則不但俘虜，連投降的頭目也一概殘殺了。
有一道令旨是關于整饬軍紀的，說明了這一舉措的軍事理由。
時間是龍鳳十二年三月：“（張軍）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這個比殺人那個重？當城破之日，将頭目軍人一概殺了，倒無可論。
擄了妻子，發将精漢來，我這裡賠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
殺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副使（勝）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擄了婦女的，割将首級來。
總兵官的罪過，回來時與他說話。
依奉施行者。
”男子指的是張士誠的部隊，被擄是指的被朱元璋自己的部隊所擄。
把俘虜的妻女搶了，送俘虜來，養不住，白賠糧食，白費事看守。
擄了婦女，殺了俘虜，敵人知道了，當然會頑強抵抗。
為了這個道理，朱元璋隻好派特使去整頓軍風紀了。
五、皇權的輪子&mdash&mdash新官僚機構 由于曆史包袱的繼承，皇權的逐步提高，隋唐以來的官僚機構，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三省制度&mdash&mdash中書省出命令，門下省掌封駁，尚書省主施行&mdash&mdash中書官和皇帝最親近，接觸機會最多，權也最重。
宋代後期，門下省不能執行審核诏令的任務，尚書省官隻能平決庶務，不能與聞國政，三省事實上隻是一省當權。
到元代索性取消門下省，把尚書省的官屬六部也歸并到中書，成為一省執政的局面。
地方則分設行中書省，總攬軍民大政。
其下有路、府、州、縣，管理軍民。
三省制的形成有它的曆史背景和原因，就這制度本身而論，把政權分作三份，一個專管決策，一個負責執行，而又另有一個糾核的機構，駁正違誤，防止皇權的濫用和官僚的缺失，對鞏固皇權，維持現狀的意義上說，是很有用的。
可是，在事實上，官僚政治本身破壞了癱瘓了這個官僚機構，皇權和相權的沖突，更有目的地摧毀了這個官僚機構。
官僚政治特征之一是作官不作事，重床疊屋，衙門愈多，事情愈辦不好，拿薪水的官僚愈多，負責作事的人愈少。
例如從唐以來，往往因事設官；尚書都省原有戶部，專管戶口财政，在國計困難時，政府要張羅财帛，供應軍需，大張旗鼓，特設鹽鐵使、戶部使、租庸使、國計使等官，由宰相或大臣兼任，意思是要提高搜刮的效率，可是這樣一來，戶部位低權輕，職守都為諸使所奪，便變成閑曹了。
兵部專管軍政，從五代設了樞密使以後，兵部又無事可做了。
禮部專掌禮儀，宋代卻又另有禮院。
幾套性質相同的衙門，新創的搶了舊衙門的職司，本衙門的官照例作和本衙門不相幹的事，或者索性不作事。
千頭萬緒，名實不符，十個官僚有九個不知道自己的職司。
冗官日多，要官更多，行政效率也就日益低落。
到元代又添上蒙古的部族政治機構，衙門越發多，越發龐大，混亂複雜，臃腫不靈，癱瘓的病象在在顯露了。
而且就官僚的服務名義說，也有官、職、差遣之分，官是表明等級、分别薪俸的标識，職以待文學侍從之臣，隻有差遣是“治内外之事”的。
皇家的賞功酬庸，又有階、勳。
爵、食邑、功臣号等名目。
以差遣而論，又有行、守、試、判、知、權知、權發遣的不同。
其實除差遣以外，其他都是不大相幹的。
皇權和相權的矛盾，例如宋太宗讨厭中書的政權太重，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為了分權而添置衙門，其實是奪相權歸之于皇帝。
皇帝的诏令照規矩是必須經過中書門下，才算合法，所謂“不經鳳閣鸾台，何名為敕？”用意是防止皇權的濫用，但是，這規矩隻是官僚集團的規矩，官僚的任免生殺之權在皇帝，升沉榮辱甚至誅廢的利害超過了制度的堅持，私人的利害超過了集團的利害，唐武後以來的墨敕斜封（手令），也就破壞了這個官僚制度，摧毀了相權，走上了獨裁的道路。
朱元璋繼承曆代皇權走向獨裁的趨勢，對官僚機構大加改革，使之更得心應手，為皇家服務。
元代的行中書省是從中書省分岀去的，職權太重，到後期鞭長莫及，幾乎沒有法子控制了。
朱元璋要造成絕對的中央集權，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區的政令。
布政使是朝廷派駐地方的代表、使臣，禀承朝廷，宣揚政令。
全國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布政使司，十五年增置雲南布政使司。
布政使司的分區，大體上繼承元朝的行省，市政使的職權卻隻掌民政、财政，和元朝行中書省的無所不統，輕重大不相同了。
而且就地位論，行省是以都省的機構分設于地方，布政使則是朝廷派駐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權于地方，後者是地方集權于中央，意義也完全不同。
此外，地方掌管司法行政的另有提刑按察使司，長官為按察使，主管一區刑名、按察之事。
布、按二司和掌軍政的都指揮使司合稱三司，是朝廷派遣到地方的三個特派員衙門，民政、司法、軍政三種治權分别獨立，直接由朝廷指揮，為的是便于控制，便于統治。
布政司之下，真正的地方政府分兩級，第一級是府，長官為知府，有直隸州，即直隸于布政使司的州，長官是知州，第二級是縣，長官是知縣，有州，長官是知州，州縣是直接臨民的政治單位。
中央統治機構的改革，稍晚于地方。
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發後廢中書省，仿周官六卿之制，提高六部的地位；吏、戶、禮、兵、刑、工，每部設尚書一人，侍郎（分左右）二人。
吏部掌全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甄别人才。
戶部掌戶口、田賦，商稅。
禮部掌禮儀、祭祀、僧道、宴飨、教育及貢舉（考試）和外交。
兵部掌衛所官軍選授、簡練和軍令。
刑部掌刑名。
工部掌工程造作（武器、貨币等）、水利、交通。
都直接對皇帝負責，奉行政令。
統軍機關則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
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各領所屬都司衛所，和兵部互相表裡。
都督府長官雖管軍籍、軍政，卻不直接統帶軍隊，在有戰事時，才奉令出為将軍總兵官，指揮作戰。
戰争結束，便得交還将印，回原職辦事。
監察機關原來是禦史台，洪武十五年改為都察院，長官是左右都禦史，下有監察禦史百十人，分掌十二道（按照市政使司政區分道）。
職權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百官猥茸、貪污、舞弊，學術不正和變亂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時舉發彈劾。
這衙門的官被皇帝看作是耳目，替皇帝聽，替皇帝看，有對皇權不利的随時報告。
也被皇帝看作是鷹犬，替皇帝追蹤，搏擊一切不忠于皇帝的官民，是替皇帝監視官僚的衙門，是替皇帝檢舉反動思想、保持傳統綱紀的衙門。
監察禦史在朝監視各個不同的官僚機構，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監、茶馬、監軍等職務，就中巡按禦史算是代皇帝巡狩，按臨所部，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是最威武的一個差使。
行政、軍事、監察三種治權分别獨立，由皇帝親身總其成。
官吏内外互用，其地位以品級規定，從九品到正一品，九品十八級，官和品一緻，升遷調用都有一定的法度。
百官分治，個别對皇帝負責。
系統分明，職權清楚，法令詳密，組織嚴緊。
而在整套統治機構中，互相鉗制，以監察官來監視一切臣僚，以特務組織來鎮壓威制一切官民，都督府管軍不管民，六部管民不管軍，大将在平時不指揮軍隊，動員複員之權屬于兵部，供給糧秣的是戶部，武器的是工部，決定戰略的是皇帝。
六部分别負責，決定政策的是皇帝。
在過去，政事由三省分别處理，取決于皇帝，皇帝是帝國的首領。
可是在這新統治機構下，六部府院直接隸屬于皇帝，皇帝不但是帝國的首領，而且是這統治機構的負責人和執行人，曆史上的君權和相權到此合一了，皇帝兼理宰相的職務，皇權由之達于極峰。
曆史的教訓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對于政治的禍害。
他以為漢朝、唐朝的禍亂，都是宦官作的孽，這種人在宮廷裡是少不了的，可是隻能作奴隸使喚，灑掃奔走，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作耳目，耳目壞，作心腹，心腹病，對付的辦法，要使之守法，守法自然不會作壞事，不要讓他們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于管束了。
訂下規矩，凡是内臣都不許讀書識字，又鑄鐵牌立在宮門，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
”又規定内臣不許兼外朝的文武官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作内廷官不能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穿衣吃飯官家管。
并且，外朝各衙門不許和内官監有公文往來。
這幾條規定針對着曆史上所曾發生的弊端，使内侍名符其實地作宮廷的仆役。
對外戚幹政的對策，是不許後妃幹政，洪武元年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誡》，纂集古代賢德婦女和後妃的故事，刊刻成書，來教育宮人，要她們學樣。
又立下規程，皇後隻能管宮中嫔婦的事，宮門之外不得幹預。
宮人不許和外間通信，犯者處死，斷絕外朝和内廷的來往以至通信，使之和政治隔離。
外朝臣僚命婦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皇後，其他時間，沒有特殊緣由，不許進宮。
皇帝不接見外朝命婦，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有私進女口的不許接受。
元璋的母族和妻族都絕後，沒有外家，後代帝王也都遵守祖訓，後妃必選自民家。
外戚隻是高爵厚祿，作大地主，住大房子，絕對不許預聞政事。
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宮廷和外朝隔絕，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嚴的了。
其次，元代以吏治國，法令極繁冗，檔案堆成山。
吏就從中舞弊，無法根究。
而且，正因為公文條例過于瑣細，不費一兩年功夫，無從通曉，辦公文、辦公事成為專門技術，掌印正官弄不清楚，隻好由吏作主張，結果治國治民的都是吏，不是官，小吏們唯利是圖，毫不顧到全盤局面，政治（其實是吏治）自然愈鬧愈壞。
遠在吳元年，朱元璋便已注意到法令和吏治的關系，指令台省官立法要簡要嚴，選用深通法律的學者編定律令，經過缜密的商訂，去煩減重，花了三十年功夫，更改删定了四五次，編成《大明律》，條例簡于《唐律》，精神嚴于《宋律》，是中國法律史上極重要的一部法典。
又為簡化公文起見，于洪武十二年立案牍減煩式頒示各衙門，使公文明白好懂，文吏無法舞弊弄權。
從此吏員在政治上被斥為雜流，不能作官。
官和吏完全分開，官主行政，吏主事務，和元代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和吏文相同的是文章的格式。
唐宋以來的政府文字，從上而下的制诰，從下達上的表奏，照習慣是骈骊四六文，盡管有多少人主張複古，提倡改革，所謂古文運動，在民間是成功了，政府卻仍然用老套頭，同一時代用的是兩種文字，廟堂是骈偶文，民間是古文，朱元璋很不以為然，他以為古人作文章，講道理，說世務，經典上的話，都明白好懂，像諸葛亮的《岀師表》，又何嘗雕琢，立意寫文章？可是有感情，有血有肉，到如今讀了還使人感動，懷想他的忠義。
近來的文士，文字雖然艱深，用意卻很淺近，即使寫得和司馬相如、楊雄一樣好，别人不懂，又中什麼用？以此他要秘書&mdash&mdash翰林&mdash&mdash作文字，隻要說明白道理，講得通世務就行，不許用浮辭藻飾。
到洪武六年，又下令禁止對偶四六文辭，選唐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和韓愈《賀雨表》作為箋表法式，這一改革不但使政府文字簡單、明白，把廟堂和民間打通，現代人寫現代文，就文學的影響說，也可以說很大，韓愈、柳宗元以後，他是提倡古文最有成績的一個人。
他自己所作的文章，寫得不好，有時不通順，倒容易懂。
信劄多用口語，比文章好得多，想來是受蒙古白話聖旨的影響，也許是沒有念過什麼書，中舊式文體的毒比較輕的緣故吧？ 唐、宋兩代還有一樣壞風氣，朝廷任官令發表以後，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辭官，上辭官表，一辭再辭甚至辭讓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絕，下诏敦勸，一勸再勸再六次七次勸，到這人上任上謝表才算罷休。
辭的不是真辭，勸的也不是真勸，大家肚子裡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戲，誤時誤事，白費紙墨。
朱元璋認為這種做作太無聊，也把它廢止了。
六、建都和國防 自稱為淮右布衣，岀身于平民而作皇帝的朱元璋，在擁兵擴土、稱帝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第一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量的政治中心，即建都，建在何處？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皇家萬世一系的獨占統治？ 遠在初渡江克太平時（1355），陶安便建議先取金陵，據形勢以臨四方。
馮國用勸定都金陵，以為根本。
葉兌上書請定都金陵，然後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以自守。
謀臣策士一緻主張定都應天，經過長期的研究以後，龍鳳十二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擴大應天舊城，建築新宮于鐘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洪武元年稱帝，北伐南征，着着勝利，到洪武二十年遼東歸附，全國統一。
在這二十年中，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角落，擴大為大明帝國，局面大不相同。
吳王時代的都城是否可以适應這擴大以後的局面便大成問題。
而且，元帝雖然北走沙漠，仍然是蒙古大汗，保有強大的軍力，時刻有南下恢複的企圖。
同時沿海倭寇的侵擾，也是國防上重大的問題。
以此國都的重建和國防計劃的确立，是當時朝野所最關心的兩件大事。
基于自然環境的限制，從遼東到廣東，沿海幾千裡海岸線的暴露，時時處處都有被倭寇侵掠的危險。
東北和西北方面呢？長城以外便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鐵騎奔馳，黃河以北便不可守。
可是防邊要用重兵，如把邊境軍權付托諸将，又怕尾大不掉；有造成藩鎮跋扈的危機。
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國防前線，才能收統轄指揮的功效。
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北方為了國防的安全，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
國都如建設在東南，依附經濟中心，則北邊空虛，無法堵住蒙古人的南侵。
如建立在北邊，和軍事中心合一，則糧食仍須靠東南供給，運輸費用太大，極不經濟。
帝國都城問題以外，還有帝國制度問題。
是郡縣制呢？還是封建制呢？就曆史經驗論，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大的藩國支持藩衛，是衰亡原因之一。
可是周代封建藩國，又鬧得枝強幹弱，威令不行。
這兩個制度的折衷辦法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一面立郡縣，設官分治，集大權于朝廷，一面又置藩國，封建子弟，使為皇家捍禦。
把帝國建都和制度問題一起解決，設國都于東南财富之區，封子弟于北邊國防據點，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皇家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圓滿解決了。
明初定都應天的重要理由是經濟的，第一因為江浙富庶，不但有長江三角洲的大谷倉，而且是絲織工業、鹽業的中心，應天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所謂“财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
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阙，不願輕易放棄，且如另建都城，則又得重加一番勞費。
第三從龍将相都是江淮子弟，遭地南方人，不大願意離開鄉土。
可是在照應北方軍事的觀點看，這個都城的地理地位是不大合适的。
洪武元年取下汴梁後，朱元璋曾親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适中，可是無險可守，四面受敵，論形勢還不如應天。
為了西北未定，要運饷和補充軍力，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補給基地，于是模仿古代兩京之制，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汴梁）為北京。
次年八月陝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圖，形勢改變，帝都重建問題又再度提出。
廷臣中有主張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
有人主張洛陽為全國中心，四方朝貢距離一樣。
也有提議開封是宋朝舊都，漕運方便。
又有人指岀北平（元大都）宮室完備，建都可省營造費用。
七嘴八舌，引經據典。
朱元璋批評這些建議都有片面的理由，隻是都不适應現狀。
長安、洛陽、開封過去周、秦、漢、魏、唐、宋都曾建都，但就現狀說，打了幾十年仗，人民還未休息過來，如重新建都，供給力役都出于江南，未免過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