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唐帝國極盛時期的國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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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适數千裡不持寸刃。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所述725年〔開元十三年〕的交通情況） 在水路方面，唐代“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皮日休《汴河銘》），而坐收運河之利。
在唐玄宗時又采用裴耀卿的建議，在運河當中實行“轉般法”（即分段運輸），沿流置倉卸儲，分段遞送。
從此江南之船不入黃河，黃河之船不入洛口，船隻之往來簡捷，漕運之工本大省。
對于從洛陽到陝州的一道黃河險路，則在三門以北開了十八裡的山路，循河陸行以避河中的湍險。
對于水運的這樣一些改善不但使唐政府享受其利，商民的往來和南北經濟的流通自然也大感便利。
此外則長江、漢水等也都有舟楫之利。
《舊唐書》述八世紀初的水運情況為： 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
（《舊唐書·崔融傳》所載融于730年［武後長安三年］反對稅關市疏中語） 在繁榮上升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小商品的生産和工藝品的制造均日益繁富，再加之以水陸交通方面如此便利而良好的條件，所以唐代的商業就必然會十分繁盛，而商業都市也就随之而大量出現。
即如作為政治中心的長安和洛陽，由于胡商麇集，和全國物産得以荟萃，便都成了極繁華的商業都市。
2．國内大城市的商業和定期的集市 長安有東西兩市，“貞觀開元藁街充塞”，而這般充塞于藁街之内的胡人，極大多數都是經營商業的。
洛陽的市場稱為豐都市，自隋建為東都以來，市中便已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
武則天為修造“天樞”，曾向洛陽的蕃客胡商斂錢百萬億，可見其地商胡之多。
當時最大的商人大都是從海道或天山南北路而來中國的胡人，故當時有“商胡”、“珠寶胡”等名稱，而定州的何明遠且專靠以“襲胡為業”而起家，而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家中有了織绫機五百張。
此外則任何一個州縣治所所在之地，均為一小規模商業都市。
以至一些更小的村鎮，自唐初以來也有很多形成了定期的集市、草市或墟市。
八世紀初（707）唐政府曾下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唐會要》卷八六《市》）。
這正反映出其時“非州縣之所”而置市的必已很多很多了。
四、國際貿易的繁盛 廣州為水路國際貿易的最大港口，波斯與大食（阿拉伯）的商船取道南洋與中國貿易，以廣州為起迄點。
到武則天臨朝的年代中，“（廣州）每歲有昆侖（昆侖乃是泛指南海諸國卷發黑身之人而言，包有蘇門答臘等地之人）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
在684年七月，“廣州昆侖殺其都督路元睿”（《新唐書·武則天本紀》），可見在廣州的胡商之多及其勢焰之大。
元開的《唐大和上東征傳》（《群書類從》第四輯69）記750年（唐玄宗天寶九年）海賊馮若芳以萬安州（廣東萬甯縣）為根據地，劫略往來船舶，因以緻富事： 〔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
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
又載“廣州江中，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船，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
其舶深六七丈。
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這也都可見廣州所留住的商胡之多。
據《舊唐書·李勉傳》中所載，到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每歲西域海舶泛海至廣州者至四千餘。
向這般商胡們抽取“下碇稅”，并抽取實物作“舶腳”，乃是唐代政府一大筆收入，故至晚在第八世紀初年，唐政府便已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專主其事（《新唐書·柳澤傳》及《冊府元龜》卷五四六）。
德宗時代（七世紀末）的王锷在廣州仕宦八年，遂緻家财富于公藏，日發十餘艇，載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
锷錢流衍天下，京師權門多負锷之财。
經這般商胡販運來中國的貨物，主要為珠寶、犀象、翡翠、胡椒、香粉、花露水、镔鐵等奢侈品。
運往外國的則為絲綢、瓷器、金銀、錢币等。
在713年（開元初）唐廷曾下诏說，“諸錦、绫、羅、縠、繡、織成?絹絲，牦牛尾、珍珠、金、鐵并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将入蕃”（《唐會要》卷八六《市》），但這一诏令的實行程度是很可懷疑的。
（《通典》卷七《曆代盛衰戶口》所述725年〔開元十三年〕的交通情況） 在水路方面，唐代“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皮日休《汴河銘》），而坐收運河之利。
在唐玄宗時又采用裴耀卿的建議，在運河當中實行“轉般法”（即分段運輸），沿流置倉卸儲，分段遞送。
從此江南之船不入黃河，黃河之船不入洛口，船隻之往來簡捷，漕運之工本大省。
對于從洛陽到陝州的一道黃河險路，則在三門以北開了十八裡的山路，循河陸行以避河中的湍險。
對于水運的這樣一些改善不但使唐政府享受其利，商民的往來和南北經濟的流通自然也大感便利。
此外則長江、漢水等也都有舟楫之利。
《舊唐書》述八世紀初的水運情況為： 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
（《舊唐書·崔融傳》所載融于730年［武後長安三年］反對稅關市疏中語） 在繁榮上升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小商品的生産和工藝品的制造均日益繁富，再加之以水陸交通方面如此便利而良好的條件，所以唐代的商業就必然會十分繁盛，而商業都市也就随之而大量出現。
即如作為政治中心的長安和洛陽，由于胡商麇集，和全國物産得以荟萃，便都成了極繁華的商業都市。
2．國内大城市的商業和定期的集市 長安有東西兩市，“貞觀開元藁街充塞”，而這般充塞于藁街之内的胡人，極大多數都是經營商業的。
洛陽的市場稱為豐都市，自隋建為東都以來，市中便已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
武則天為修造“天樞”，曾向洛陽的蕃客胡商斂錢百萬億，可見其地商胡之多。
當時最大的商人大都是從海道或天山南北路而來中國的胡人，故當時有“商胡”、“珠寶胡”等名稱，而定州的何明遠且專靠以“襲胡為業”而起家，而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家中有了織绫機五百張。
此外則任何一個州縣治所所在之地，均為一小規模商業都市。
以至一些更小的村鎮，自唐初以來也有很多形成了定期的集市、草市或墟市。
八世紀初（707）唐政府曾下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唐會要》卷八六《市》）。
這正反映出其時“非州縣之所”而置市的必已很多很多了。
四、國際貿易的繁盛 廣州為水路國際貿易的最大港口，波斯與大食（阿拉伯）的商船取道南洋與中國貿易，以廣州為起迄點。
到武則天臨朝的年代中，“（廣州）每歲有昆侖（昆侖乃是泛指南海諸國卷發黑身之人而言，包有蘇門答臘等地之人）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
在684年七月，“廣州昆侖殺其都督路元睿”（《新唐書·武則天本紀》），可見在廣州的胡商之多及其勢焰之大。
元開的《唐大和上東征傳》（《群書類從》第四輯69）記750年（唐玄宗天寶九年）海賊馮若芳以萬安州（廣東萬甯縣）為根據地，劫略往來船舶，因以緻富事： 〔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
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
又載“廣州江中，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船，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
其舶深六七丈。
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這也都可見廣州所留住的商胡之多。
據《舊唐書·李勉傳》中所載，到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每歲西域海舶泛海至廣州者至四千餘。
向這般商胡們抽取“下碇稅”，并抽取實物作“舶腳”，乃是唐代政府一大筆收入，故至晚在第八世紀初年，唐政府便已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專主其事（《新唐書·柳澤傳》及《冊府元龜》卷五四六）。
德宗時代（七世紀末）的王锷在廣州仕宦八年，遂緻家财富于公藏，日發十餘艇，載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
锷錢流衍天下，京師權門多負锷之财。
經這般商胡販運來中國的貨物，主要為珠寶、犀象、翡翠、胡椒、香粉、花露水、镔鐵等奢侈品。
運往外國的則為絲綢、瓷器、金銀、錢币等。
在713年（開元初）唐廷曾下诏說，“諸錦、绫、羅、縠、繡、織成?絹絲，牦牛尾、珍珠、金、鐵并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将入蕃”（《唐會要》卷八六《市》），但這一诏令的實行程度是很可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