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晚唐社會經濟關系中的矛盾
關燈
小
中
大
九《疏改稅法》）
《新唐書·食貨志》二也說：
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
至是（長慶中，即821至824）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
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
其後唐廷雖然又規定兩稅和“上供”、“留州”等項都改納布帛絲纩等實物而不再繳納貨币，然而所納實物數額卻又是依照“倍輸”、“三輸”之後的數目固定下來的，故其負擔并未因此而減輕。
三、寄生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對比 1．從第七、八世紀之間便已開始日益龐大的官僚體制，在大唐帝國名存實亡，事實上已隻等于一個較大的藩鎮時候，這種膨脹的趨勢并未停止，因而在第九世紀初葉的情況，是如其時的宰相李吉甫所說：“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
”（《新唐書·李吉甫傳》） 2．從八、九世紀之交以來，由于政府剝削的日益苛重，為求免稅免役而投身于和尚、道士的行列中去的各階層人民，也在日漸加多。
由于商業的發展，脫離農業勞動而去從事于商賈之業的也為數日多。
在九世紀初葉，根據李吉甫的估計，“其餘浮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舊唐書·憲宗本紀》上）。
3．進士之科日益發展，到第九世紀以來，專力肄習科舉之業的青年也為數日多。
4．從第八世紀晚年以來，唐廷内則必須從事于對藩鎮的軍事鬥争，外則必須從事于對吐蕃等外族的軍事防禦，也需要把軍隊的數額日益擴大，于是而到九世紀初葉，向唐廷“供歲賦者”隻有“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才四之一；而兵食于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而養一兵”（《新唐書·食貨志二》）。
把上述這般宦學釋老商賈士兵與整個不勞而食的地主階級中人相加，便構成了當時極其龐大的寄生的剝削階級，其與當時勞動人民的對比，如李吉甫所估計的，竟是“天下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舊唐書·憲宗本紀》上）了。
上述的這幾種情況，在九世紀的中葉還在繼續向更壞的境地發展，例如軍隊數字，到穆宗時（821&mdash824）便已達九十九萬；僧尼數字，據李德裕所述四十年代當中的情況是：單是泗州的一座僧尼戒壇，為規避徭役和影庇資産而前往落發受戒的每天便有一百餘人，約計江淮之間一年内至少要因此而“失卻六十萬壯丁”（《李文饒别集》卷五《王智興度僧尼狀》）。
和尚們“食必稻粱，衣必錦繡，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和尚）”；士兵也是“衣食于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宣宗時孫樵《谏複佛寺疏》）。
四、擺在當時人民面前的任務 由于上述種種，在唐代末年全國勞動人民的面前便擺着這樣一些曆史任務：大力斬斷統治集團和封建地主階級加在他們身上的物質的和精神的鎖鍊，從他們的壓迫和束縛當中解脫出來；争取生産關系的改善，把社會經濟從嚴重的解體的危機中拯救出來；把腐朽透頂的李唐封建政權根本推翻，結束掉這一長期存在的分崩離析的局面，建立或者催生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例如唐初那樣的新政權，以确保勞動人民的最低限度的切身利益，并為文化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造成有利條件。
發生于第九世紀後半葉的幾次自發性的農民起義：在浙東的裘甫和在徐州的龐勳，特别是在他們相繼失敗之後而又更大規模地爆發于山東河北地區，以王仙芝和黃巢為其領導人物，且一直繼續到十年之久的農民武裝起義，不論其自覺的程度如何，都是真正以戰鬥的實踐來體現這一些曆史任務的。
至是（長慶中，即821至824）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
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
其後唐廷雖然又規定兩稅和“上供”、“留州”等項都改納布帛絲纩等實物而不再繳納貨币，然而所納實物數額卻又是依照“倍輸”、“三輸”之後的數目固定下來的，故其負擔并未因此而減輕。
三、寄生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對比 1．從第七、八世紀之間便已開始日益龐大的官僚體制，在大唐帝國名存實亡，事實上已隻等于一個較大的藩鎮時候，這種膨脹的趨勢并未停止，因而在第九世紀初葉的情況，是如其時的宰相李吉甫所說：“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
”（《新唐書·李吉甫傳》） 2．從八、九世紀之交以來，由于政府剝削的日益苛重，為求免稅免役而投身于和尚、道士的行列中去的各階層人民，也在日漸加多。
由于商業的發展，脫離農業勞動而去從事于商賈之業的也為數日多。
在九世紀初葉，根據李吉甫的估計，“其餘浮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舊唐書·憲宗本紀》上）。
3．進士之科日益發展，到第九世紀以來，專力肄習科舉之業的青年也為數日多。
4．從第八世紀晚年以來，唐廷内則必須從事于對藩鎮的軍事鬥争，外則必須從事于對吐蕃等外族的軍事防禦，也需要把軍隊的數額日益擴大，于是而到九世紀初葉，向唐廷“供歲賦者”隻有“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才四之一；而兵食于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而養一兵”（《新唐書·食貨志二》）。
把上述這般宦學釋老商賈士兵與整個不勞而食的地主階級中人相加，便構成了當時極其龐大的寄生的剝削階級，其與當時勞動人民的對比，如李吉甫所估計的，竟是“天下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舊唐書·憲宗本紀》上）了。
上述的這幾種情況，在九世紀的中葉還在繼續向更壞的境地發展，例如軍隊數字，到穆宗時（821&mdash824）便已達九十九萬；僧尼數字，據李德裕所述四十年代當中的情況是：單是泗州的一座僧尼戒壇，為規避徭役和影庇資産而前往落發受戒的每天便有一百餘人，約計江淮之間一年内至少要因此而“失卻六十萬壯丁”（《李文饒别集》卷五《王智興度僧尼狀》）。
和尚們“食必稻粱，衣必錦繡，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和尚）”；士兵也是“衣食于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宣宗時孫樵《谏複佛寺疏》）。
四、擺在當時人民面前的任務 由于上述種種，在唐代末年全國勞動人民的面前便擺着這樣一些曆史任務：大力斬斷統治集團和封建地主階級加在他們身上的物質的和精神的鎖鍊，從他們的壓迫和束縛當中解脫出來；争取生産關系的改善，把社會經濟從嚴重的解體的危機中拯救出來；把腐朽透頂的李唐封建政權根本推翻，結束掉這一長期存在的分崩離析的局面，建立或者催生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例如唐初那樣的新政權，以确保勞動人民的最低限度的切身利益，并為文化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造成有利條件。
發生于第九世紀後半葉的幾次自發性的農民起義：在浙東的裘甫和在徐州的龐勳，特别是在他們相繼失敗之後而又更大規模地爆發于山東河北地區，以王仙芝和黃巢為其領導人物，且一直繼續到十年之久的農民武裝起義，不論其自覺的程度如何，都是真正以戰鬥的實踐來體現這一些曆史任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