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武韋當政時期的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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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突厥，地方萬餘裡。
這樣的盛況，為當時任何其他外族所不能比，也是漢魏以來西方邊境外的部族所從來不曾有過的。
在武則天稱帝的二十幾年當中（684&mdash704），在西北邊防上仍是經常與吐蕃處于争鬥狀态當中。
由于吐蕃在此時“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災，戎馬未盛”，所以向唐“數求和好，寝息邊兵”。
而唐廷在此期間卻在河西的甘、涼諸州配置重兵，積聚糧米，甘州所貯至四十餘萬石，控扼着咽喉之地，使吐蕃與九姓隔絕。
甘州四十餘屯，皆藉大河灌溉，良沃奧壤，每歲收獲不下二十萬，而又山川沖要，乃是河西最關緊要的一地。
有甘州、涼州的糧儲，河西兵馬的糧饷便全可解決（此據陳子昂《上西蕃邊州安危事》），故在692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得憑藉此項物資而出兵大破吐蕃之衆，克複了安西四鎮，遂再在龜茲設置安西都護府，發漢兵三萬人前往鎮守。
“發自内地，遠逾沙碛，并資遣衣糧等，其為百姓所苦”。
有許多人又提出放棄四鎮的主張，武則天卻堅持不肯（《舊唐書·郭虔瓘傳》及《西戎·龜茲傳》）。
696年王孝傑和婁師德又為吐蕃所擊敗。
到中宗在位的年代（705&mdash709），唐廷對吐蕃又采取了和親政策，以宗女為金城公主而嫁與吐蕃王。
其後經吐蕃的要求，竟把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省東部化隆縣境，甘肅省臨夏縣以西之地）讓與吐蕃，以為金城公主的“湯沐邑”。
河西九曲是水草最肥美之地，宜于牧畜，吐蕃既得其地，勢力益張，其後侵擾唐朝邊境的事件乃更加頻繁了。
四、科舉制度的演變 1．隋和唐初的最高統治者建立科舉制度的另一用意 在隋代确立起來的科舉制度，對于隋唐兩代的統治權之鞏固，對于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隋唐兩代政府的行政權能之提高，是都起了一些積極的幫助作用的。
但隋和唐初的最高統治者之所以采行這樣的一種選舉制度，并使之日益發展下去，除了要盡量利用其所能發揮的積極方面的作用之外，也還存在着一個屬于消極方面的目的：那就是要“弱天下之豪傑”（《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錄中語），解除天下英雄豪傑的武裝。
這是從隋和唐初最高統治者有關科舉的一些言行中可以充分證明的。
在隋文帝滅陳之後，立即下了一道诏令，其中的主要意思是：為要長保太平，就必須把民間的武器一律毀掉，就必須使武人子弟也都去學文，就必須使學文的人都努力去争取作“明經高第”。
隻要一般人都向着這樣的方向去做，就不緻再有“不軌不法”的事情。
到唐初的統治者，也仍然是在這樣的認識之下而把科舉制度沿襲下來的。
王定保的《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條說道： 其負倜傥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辯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談諧，鹹以是（進士）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
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無所恨。
故有詩雲：“太宗皇帝真長算，賺得英雄盡白頭。
” 其“述進士上篇”又說道： 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
&hellip&hellip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貞觀。
蓋文皇帝（太宗）修文偃武，天贊神授。
〔貞觀初放榜日〕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于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試看隻為了埋頭于科舉之業，而可以把膽氣、勇武、辨說、籌劃等等一并放棄，當然不會再有“不軌不法”的事情發生，所以唐太宗看到天下英雄都入了這個圈套，便不禁高興起來；而從王定保看來，李姓皇室之所以能夠操持統治權至三百年之久，也就是由于天下英雄都入了科舉的圈套之故。
2．武則天當政之後科舉制度的演變 唐代貢士之法，大緻上是沿襲隋代所定辦法而稍有變通，使之更加完備了的。
其歲舉年選的所謂常貢之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
其時的帝王們為求非常之才而特别标舉出名目、下诏考選的，稱為“制舉”。
從唐初到唐末，其制舉名目多至一百二十餘種，其屬于文事者有“文學優贍科”、“志烈秋霜科”，“高蹈丘園科”、“才高位下科”、“臨難不顧徇節甯邦科”等，屬于武事者有“識洞韬略堪任将帥科”等。
常貢中的科等以秀才為最高，試方略策三條，及第的分作四等。
太宗時立法：凡各州舉送的秀才經吏部考試不合格的罰其州長，此科乃從此廢絕，舉子們便隻趣向于明經、進士兩科了。
從隋到唐初，進士試時務策，明經則更分為五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等，試以帖經或墨義。
明經所試範圍，局限于經文和注疏之内，不足以表現舉子們的識見和才華，故自唐初以來，一般應考的大多舍明經而趨于進士科，以緻由明經科得第者可達十分之一二，由進士科得第者僅百分之一二，而此種趨向仍愈趨愈甚。
從唐太宗晚年以來，在官僚集團中已形成一種成見：苟不是出身于進士之科，即使官位很高也不以為美。
在南北朝對立期間，南方文藝的發展趨向于抒寫性靈、刻畫自然景物的方面，對于辭藻的雕琢更特别講求。
在全國統一之後，從最高的統治者如隋炀帝、唐太宗等人，以至地主階級中一般的讀書為文的人，其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創作和欣賞，也大都趨于這一方面。
《困學紀聞》卷十四，考史門：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
神宗聖訓亦雲：“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 到武則天當權之日，由于她自己對于文藝作品具有特别的愛好，更受到了存在于其時士大夫間的這一種風氣的驅使，政府中拔取考生遂專用“文章”、“文藝”為判定甲乙的标準，所錄取的已經都是一些“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的作品了(5)。
到680年不但正式規定把箴、銘、詩、賦列入進士們的考試科目之内（統稱為“雜文”），實際上詩、賦二者從此且成為進士科的考試項目中最重要的兩項。
此後政府中所用的公卿百官，便大都是一些以“文章”進身的人物。
到唐玄宗的開元天寶年中（713&mdash755），進士之科被稱為“士林華選”，凡考試及第的人不數日即可名聞天下。
以此而取祿位，大則可以登台閣，小則可以任郡縣。
于是地主階級中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都要修習“征文射策”的進士之業了。
這樣的盛況，為當時任何其他外族所不能比，也是漢魏以來西方邊境外的部族所從來不曾有過的。
在武則天稱帝的二十幾年當中（684&mdash704），在西北邊防上仍是經常與吐蕃處于争鬥狀态當中。
由于吐蕃在此時“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災，戎馬未盛”，所以向唐“數求和好，寝息邊兵”。
而唐廷在此期間卻在河西的甘、涼諸州配置重兵，積聚糧米，甘州所貯至四十餘萬石，控扼着咽喉之地，使吐蕃與九姓隔絕。
甘州四十餘屯，皆藉大河灌溉，良沃奧壤，每歲收獲不下二十萬，而又山川沖要，乃是河西最關緊要的一地。
有甘州、涼州的糧儲，河西兵馬的糧饷便全可解決（此據陳子昂《上西蕃邊州安危事》），故在692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得憑藉此項物資而出兵大破吐蕃之衆，克複了安西四鎮，遂再在龜茲設置安西都護府，發漢兵三萬人前往鎮守。
“發自内地，遠逾沙碛，并資遣衣糧等，其為百姓所苦”。
有許多人又提出放棄四鎮的主張，武則天卻堅持不肯（《舊唐書·郭虔瓘傳》及《西戎·龜茲傳》）。
696年王孝傑和婁師德又為吐蕃所擊敗。
到中宗在位的年代（705&mdash709），唐廷對吐蕃又采取了和親政策，以宗女為金城公主而嫁與吐蕃王。
其後經吐蕃的要求，竟把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省東部化隆縣境，甘肅省臨夏縣以西之地）讓與吐蕃，以為金城公主的“湯沐邑”。
河西九曲是水草最肥美之地，宜于牧畜，吐蕃既得其地，勢力益張，其後侵擾唐朝邊境的事件乃更加頻繁了。
四、科舉制度的演變 1．隋和唐初的最高統治者建立科舉制度的另一用意 在隋代确立起來的科舉制度，對于隋唐兩代的統治權之鞏固，對于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隋唐兩代政府的行政權能之提高，是都起了一些積極的幫助作用的。
但隋和唐初的最高統治者之所以采行這樣的一種選舉制度，并使之日益發展下去，除了要盡量利用其所能發揮的積極方面的作用之外，也還存在着一個屬于消極方面的目的：那就是要“弱天下之豪傑”（《唐會要》卷七二軍雜錄中語），解除天下英雄豪傑的武裝。
這是從隋和唐初最高統治者有關科舉的一些言行中可以充分證明的。
在隋文帝滅陳之後，立即下了一道诏令，其中的主要意思是：為要長保太平，就必須把民間的武器一律毀掉，就必須使武人子弟也都去學文，就必須使學文的人都努力去争取作“明經高第”。
隻要一般人都向着這樣的方向去做，就不緻再有“不軌不法”的事情。
到唐初的統治者，也仍然是在這樣的認識之下而把科舉制度沿襲下來的。
王定保的《唐摭言》卷一“散序進士”條說道： 其負倜傥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辯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談諧，鹹以是（進士）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
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無所恨。
故有詩雲：“太宗皇帝真長算，賺得英雄盡白頭。
” 其“述進士上篇”又說道： 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
&hellip&hellip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貞觀。
蓋文皇帝（太宗）修文偃武，天贊神授。
〔貞觀初放榜日〕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于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試看隻為了埋頭于科舉之業，而可以把膽氣、勇武、辨說、籌劃等等一并放棄，當然不會再有“不軌不法”的事情發生，所以唐太宗看到天下英雄都入了這個圈套，便不禁高興起來；而從王定保看來，李姓皇室之所以能夠操持統治權至三百年之久，也就是由于天下英雄都入了科舉的圈套之故。
2．武則天當政之後科舉制度的演變 唐代貢士之法，大緻上是沿襲隋代所定辦法而稍有變通，使之更加完備了的。
其歲舉年選的所謂常貢之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
其時的帝王們為求非常之才而特别标舉出名目、下诏考選的，稱為“制舉”。
從唐初到唐末，其制舉名目多至一百二十餘種，其屬于文事者有“文學優贍科”、“志烈秋霜科”，“高蹈丘園科”、“才高位下科”、“臨難不顧徇節甯邦科”等，屬于武事者有“識洞韬略堪任将帥科”等。
常貢中的科等以秀才為最高，試方略策三條，及第的分作四等。
太宗時立法：凡各州舉送的秀才經吏部考試不合格的罰其州長，此科乃從此廢絕，舉子們便隻趣向于明經、進士兩科了。
從隋到唐初，進士試時務策，明經則更分為五經，學究一經，三禮三傳等，試以帖經或墨義。
明經所試範圍，局限于經文和注疏之内，不足以表現舉子們的識見和才華，故自唐初以來，一般應考的大多舍明經而趨于進士科，以緻由明經科得第者可達十分之一二，由進士科得第者僅百分之一二，而此種趨向仍愈趨愈甚。
從唐太宗晚年以來，在官僚集團中已形成一種成見：苟不是出身于進士之科，即使官位很高也不以為美。
在南北朝對立期間，南方文藝的發展趨向于抒寫性靈、刻畫自然景物的方面，對于辭藻的雕琢更特别講求。
在全國統一之後，從最高的統治者如隋炀帝、唐太宗等人，以至地主階級中一般的讀書為文的人，其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創作和欣賞，也大都趨于這一方面。
《困學紀聞》卷十四，考史門：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
神宗聖訓亦雲：“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 到武則天當權之日，由于她自己對于文藝作品具有特别的愛好，更受到了存在于其時士大夫間的這一種風氣的驅使，政府中拔取考生遂專用“文章”、“文藝”為判定甲乙的标準，所錄取的已經都是一些“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的作品了(5)。
到680年不但正式規定把箴、銘、詩、賦列入進士們的考試科目之内（統稱為“雜文”），實際上詩、賦二者從此且成為進士科的考試項目中最重要的兩項。
此後政府中所用的公卿百官，便大都是一些以“文章”進身的人物。
到唐玄宗的開元天寶年中（713&mdash755），進士之科被稱為“士林華選”，凡考試及第的人不數日即可名聞天下。
以此而取祿位，大則可以登台閣，小則可以任郡縣。
于是地主階級中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都要修習“征文射策”的進士之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