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統一帝國的再建和經濟基礎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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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尊世胄，卑寒士”，全都是把這般中小地主擯斥在仕途之外的。
隋政權建立之後，為了提高中央政府的權能，以達到更高度地集權的目的，對于這般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極大的中小地主階層，便不能不注意吸取，使其都有可能參與到政權機關之中。
另外更有一個原因，則是州舉裡選的辦法，首先就不符合于隋政府所要求的中央政府高度集權的原則，“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
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于吏部”(3)。
于是，在隋文帝時由讀書人自由報名投考的制度逐漸形成，而秀才、明經、進士等科名也都相繼确立起來了(4)。
3．隋初在經濟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第一、币制的統一&mdash&mdash在隋初的經濟措施方面，其最先做的一事是統一币制。
在北周、北齊分立時代，兩個政府所鑄的錢凡有四種，民間私鑄錢币名品更極雜亂，輕重大小相差甚大。
隋文帝在其即位的第一年（581，開皇元年）即改鑄五铢錢，禁止古錢和私錢的行用，并在通行關卡放置錢樣，凡遇不合格的錢币均沒官銷毀。
從此隋國各地所用錢币遂得統一，民間商業交易的進行大感便利。
第二、租賦徭役的減輕&mdash&mdash583年（開皇三年）隋政府規定：民年二十一算作成丁，開始輸租調，服徭役。
這規定較北周（民年十八為成丁）提高了三年。
成丁授田百畝，租粟三石，數同北齊，比北周減少了兩石。
每歲向政府提供二十天的徭役，這比北周減少了十天，比北周宣帝時減少了二十五天，每戶每年調絹二丈，這比北周減少了一半。
在北周末年，政府設置酒坊收稅，河東的鹽池和四川的鹽井也都禁止百姓采用，到這時也把這些酒坊和禁令明令廢罷，釀酒煮鹽之業全都開放，商民可以自由經營，政府不再抽取捐稅了。
（自隋初到唐玄宗開元初〔713〕，政府一直沒有向煮鹽賣鹽的商民抽稅，這一百三十年是中國曆代鹽政史上一個很特殊的時期。
） 第三、大索貌閱&mdash&mdash在北周武帝滅北齊的以前和以後，厲行禁止佛教、道教的政策，勒令和尚、道士還俗，于是“各州寺廟出四十千；三方釋子減三百萬”。
大量的人口，其中必也包括大量的勞動人民，都重回到政府的統治和支配之下，向政府交納租稅，提供徭役。
其後不滿四年而政歸楊堅，故北周武帝此項工作等于為隋初經濟發展開拓了一條道路。
但楊堅對此還不能滿意，在他奪取到政權之後，首先就制定了保闾的制度：五家為保，保有長；五保為闾，四闾為族，皆有正。
畿外則闾稱為裡，族稱為黨。
由保長、裡正、族正等分層負擔檢查戶口的責任。
到585年（開皇五年），隋廷最高統治者們認為，山東還承襲着北齊舊俗，居民中以種種辦法企圖逃避徭役的為數還達十之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稅”，遂下令各州縣，實行“大索貌閱”的辦法，凡是檢查出所報戶口不實，或年齡不實的，其正長都要配徙到遠方去。
又開“相糾之科”，獎勵民戶互相檢舉。
凡親屬枝分在大功以下的（即堂兄弟），均勒令析居，使各為戶頭，以防容隐。
以上是對于在政府的戶口帳上登有姓名戶籍的一般人的防範、限制和檢查的辦法。
但其時還有大量的人口沒有向政府登記，對于那般人，還不是“大索貌閱”的辦法所能檢查得出來的。
因而又有“輸籍之法”。
第四、輸籍之法&mdash&mdash在周、齊分立之日，國君暴虐，官吏貪殘，租賦既重，徭役也多，一般貧弱民戶負擔不了這樣苛重的壓榨和剝削，多去投靠豪強之家，去作他們的附戶佃戶，兩國政府的戶口帳上從此便陸續失去大量人戶。
為了糾正這種“流冗之弊”，為使在豪強包庇下的這些戶口能源源不斷地投歸政府，為了避免地方官吏肆情出沒，上下其手，在實行大索貌閱的辦法之後，尚書左仆射高颎又建議了一項“輸籍之法”，作為前一辦法的補充，以期保證戶口數字能夠繼長增高。
其法是：政府對于各級民戶所應負擔的賦役租稅數目，先都确定其名稱，輕減其額數，于每年歲初向民戶宣布。
政府且要确守信用，決不在所宣布的賦稅之外，另有征收。
這樣，就可以使各地的“浮客”明确體認出來：如果作豪強的附戶和佃客，便必須被豪強之家把收獲物的一半以上都剝削了去；如果脫離豪強而投歸政府作“編甿”，向國家納稅、服役，便可以享受“輕征薄斂”的實惠，因而樂于向政府去登記。
對于分别民戶等級的标準，政府也要作出精密的規定，頒布其式樣，每年歲初，每縣各随便近，由三五族黨共為一團，依政府所頒式樣規定新附民戶的等第，以期所定戶等與實際情況能相符合。
隋政府采行了這一辦法之後，一般“浮客”果然大量投歸政府，作國家的編戶，豪強之家的隐庇民戶和地方官吏以私意升降戶等的弊端，全都受到一些防範和限制了(5)。
在以上兩項法令施行之後，遂使隋政府的戶口簿上添進了四十四萬三千名壯丁；脫離了豪強之家，而新附于政府的戶口帳中的，則有一百六十四萬口以上。
所以杜佑在《通典》當中記述了輸籍法後，接着便對高颎其人其法給以很高的評價，一則說“隋代之盛實
隋政權建立之後，為了提高中央政府的權能，以達到更高度地集權的目的，對于這般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極大的中小地主階層，便不能不注意吸取，使其都有可能參與到政權機關之中。
另外更有一個原因，則是州舉裡選的辦法，首先就不符合于隋政府所要求的中央政府高度集權的原則，“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
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于吏部”(3)。
于是，在隋文帝時由讀書人自由報名投考的制度逐漸形成，而秀才、明經、進士等科名也都相繼确立起來了(4)。
3．隋初在經濟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第一、币制的統一&mdash&mdash在隋初的經濟措施方面，其最先做的一事是統一币制。
在北周、北齊分立時代，兩個政府所鑄的錢凡有四種，民間私鑄錢币名品更極雜亂，輕重大小相差甚大。
隋文帝在其即位的第一年（581，開皇元年）即改鑄五铢錢，禁止古錢和私錢的行用，并在通行關卡放置錢樣，凡遇不合格的錢币均沒官銷毀。
從此隋國各地所用錢币遂得統一，民間商業交易的進行大感便利。
第二、租賦徭役的減輕&mdash&mdash583年（開皇三年）隋政府規定：民年二十一算作成丁，開始輸租調，服徭役。
這規定較北周（民年十八為成丁）提高了三年。
成丁授田百畝，租粟三石，數同北齊，比北周減少了兩石。
每歲向政府提供二十天的徭役，這比北周減少了十天，比北周宣帝時減少了二十五天，每戶每年調絹二丈，這比北周減少了一半。
在北周末年，政府設置酒坊收稅，河東的鹽池和四川的鹽井也都禁止百姓采用，到這時也把這些酒坊和禁令明令廢罷，釀酒煮鹽之業全都開放，商民可以自由經營，政府不再抽取捐稅了。
（自隋初到唐玄宗開元初〔713〕，政府一直沒有向煮鹽賣鹽的商民抽稅，這一百三十年是中國曆代鹽政史上一個很特殊的時期。
） 第三、大索貌閱&mdash&mdash在北周武帝滅北齊的以前和以後，厲行禁止佛教、道教的政策，勒令和尚、道士還俗，于是“各州寺廟出四十千；三方釋子減三百萬”。
大量的人口，其中必也包括大量的勞動人民，都重回到政府的統治和支配之下，向政府交納租稅，提供徭役。
其後不滿四年而政歸楊堅，故北周武帝此項工作等于為隋初經濟發展開拓了一條道路。
但楊堅對此還不能滿意，在他奪取到政權之後，首先就制定了保闾的制度：五家為保，保有長；五保為闾，四闾為族，皆有正。
畿外則闾稱為裡，族稱為黨。
由保長、裡正、族正等分層負擔檢查戶口的責任。
到585年（開皇五年），隋廷最高統治者們認為，山東還承襲着北齊舊俗，居民中以種種辦法企圖逃避徭役的為數還達十之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稅”，遂下令各州縣，實行“大索貌閱”的辦法，凡是檢查出所報戶口不實，或年齡不實的，其正長都要配徙到遠方去。
又開“相糾之科”，獎勵民戶互相檢舉。
凡親屬枝分在大功以下的（即堂兄弟），均勒令析居，使各為戶頭，以防容隐。
以上是對于在政府的戶口帳上登有姓名戶籍的一般人的防範、限制和檢查的辦法。
但其時還有大量的人口沒有向政府登記，對于那般人，還不是“大索貌閱”的辦法所能檢查得出來的。
因而又有“輸籍之法”。
第四、輸籍之法&mdash&mdash在周、齊分立之日，國君暴虐，官吏貪殘，租賦既重，徭役也多，一般貧弱民戶負擔不了這樣苛重的壓榨和剝削，多去投靠豪強之家，去作他們的附戶佃戶，兩國政府的戶口帳上從此便陸續失去大量人戶。
為了糾正這種“流冗之弊”，為使在豪強包庇下的這些戶口能源源不斷地投歸政府，為了避免地方官吏肆情出沒，上下其手，在實行大索貌閱的辦法之後，尚書左仆射高颎又建議了一項“輸籍之法”，作為前一辦法的補充，以期保證戶口數字能夠繼長增高。
其法是：政府對于各級民戶所應負擔的賦役租稅數目，先都确定其名稱，輕減其額數，于每年歲初向民戶宣布。
政府且要确守信用，決不在所宣布的賦稅之外，另有征收。
這樣，就可以使各地的“浮客”明确體認出來：如果作豪強的附戶和佃客，便必須被豪強之家把收獲物的一半以上都剝削了去；如果脫離豪強而投歸政府作“編甿”，向國家納稅、服役，便可以享受“輕征薄斂”的實惠，因而樂于向政府去登記。
對于分别民戶等級的标準，政府也要作出精密的規定，頒布其式樣，每年歲初，每縣各随便近，由三五族黨共為一團，依政府所頒式樣規定新附民戶的等第，以期所定戶等與實際情況能相符合。
隋政府采行了這一辦法之後，一般“浮客”果然大量投歸政府，作國家的編戶，豪強之家的隐庇民戶和地方官吏以私意升降戶等的弊端，全都受到一些防範和限制了(5)。
在以上兩項法令施行之後，遂使隋政府的戶口簿上添進了四十四萬三千名壯丁；脫離了豪強之家，而新附于政府的戶口帳中的，則有一百六十四萬口以上。
所以杜佑在《通典》當中記述了輸籍法後，接着便對高颎其人其法給以很高的評價，一則說“隋代之盛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