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新勢力之興起與明之亂亡（1528—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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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
明朝晚期有四種新的勢力興起。
若無意外的阻力，四者都有吞并中國的可能。
第一種新興的勢力就是重新強盛起來的蒙古。
明穆宗隆慶初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率軍寇大同，陷石州（今山西離石），掠文水、文城，直搗山西中部。
與此同時，土蠻（東蒙古左翼的圖門台吉）亦犯薊州，掠昌黎、盧龍，直逼灤河，京師再次告急。
明朝對這個威脅實際無法應付，恰在此時蒙古内部發生問題。
隆慶四年（1570年），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與俺答汗鬧翻，歸附明朝。
宣大總督王崇古建議采取安撫政策，優待把漢那吉，以此為契機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系，内閣大學士張居正和高拱表示支持。
俺答也有和明朝改善關系的願望，于是雙方議和，恢複貢市，邊境的緊張情勢才漸漸地緩和下去。
二日本 第二種威脅中國的勢力來自日本。
嘉靖年間，倭寇大盛，他們組織武裝集團，在中國沿海大搶大掠。
倭寇所以能猖獗橫行，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日本經過了戰國時代，商業有了很大發展，各諸侯都要求來中國通商，而官方貿易不能滿足其要求，于是就組織武裝進行搶掠。
二是中國沿海地區也由于工商業發達，許多豪族大姓及海商巨賈都私自出海貿易，并且與日本倭寇相勾結，著名的頭子有許棟、李光頭、汪直、徐海等，這些海盜集團對明末倭亂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這可說是國家不知扶助方興的閩粵人向海外正常發展所收獲的變态結果。
同時，人才的缺乏與政治的腐敗又使這種中日合作的海寇難以平定。
例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撫朱纨擒殺了海盜首領李光頭及奸商等九十六人，但以通倭謀利的閩浙官僚豪紳群起攻讦，指使在朝官員誣陷朱纨擅殺良民，朱纨被迫服毒自殺。
朱纨死後，海防更加廢弛。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有一股倭寇不過七十二人，竟然深入内地，直達南京，南京明軍與之接戰，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明朝官吏和官軍的腐敗無能，于此可見一斑。
但倭寇終是小問題，日本内部平定後倭寇自息。
對明真正有危險的是方才安定強盛的日本國。
日本關白（宰相）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矛頭直指朝鮮和中國。
若非朝鮮的緩沖與豐臣秀吉的早死，最少中國一部很有一個日本朝代出現的可能。
三西洋 第三種要闖進中國門戶的勢力就是西洋。
明初中國對西洋的知識仍極模糊。
明朝末葉最早由海路到中國的西洋人是葡萄牙人。
正德年間，葡萄牙人占據廣東屯門島，旋被明軍收複；又占浙江甯波的雙嶼、福建漳州的月港等地，又被逐；但葡萄牙殖民者總是不肯從中國離去，最終占據了澳門，這是西洋人在中國站穩的第一塊地盤。
西班牙未得與中國直接交通，隻在南洋與閩粵人發生正面的沖突。
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華僑，華僑紛紛駕舟回國。
明政府一向視華僑為奸民無賴之徒，不但不予保護，反倒移書西班牙總督說，屠殺華僑一事，不必視為重要，中國皇帝絕不興師問罪。
這使海外移民這支朝氣正旺的漢族遭遇極大的挫折。
天啟四年（1624年），中國早就知道而始終未十分注意的台灣大島被荷蘭占據，成為其向大陸發展的根據地。
除了國家的政治經濟的活動外，西洋各國人在天主教的支配之下都到中國來傳教。
為避免士大夫的反對起見，教士多假借中國所缺乏的科學為傳教的秘訣，因此也很受一部分人的歡迎。
如利瑪窦介紹了天體知識，解釋日食、月食的原理，著有《乾坤體義》一書，又與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六卷。
但同時也有人直覺地感到西洋文化對中國是一種潛在的威脅，非極力排斥不可。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地位，在中國士人這兩種相反的意見之下，時起時伏，升沉無定。
西洋人此時一方面忙于新大陸、印度、南洋諸地的争奪與開發，一方面對于中國的實情尚未看透，所以在中國的行動還不能毫無顧忌，不敢抱過大的野心。
因此這個在可能性上最大的威脅，暫時在外表上反倒不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四滿洲 最後征服中國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新興勢力。
以上三種勢力已經興盛之後，滿洲仍是東北外邊的一個無足輕重的半開化民族。
滿洲是女真族後裔，一直居住在中國東北。
明朝永樂時，欲壓制北元殘餘勢力，在中國東北一帶設立遠東指揮使司，開始着手控制女真各部。
若無意外的阻力，四者都有吞并中國的可能。
第一種新興的勢力就是重新強盛起來的蒙古。
明穆宗隆慶初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率軍寇大同，陷石州（今山西離石），掠文水、文城，直搗山西中部。
與此同時，土蠻（東蒙古左翼的圖門台吉）亦犯薊州，掠昌黎、盧龍，直逼灤河，京師再次告急。
明朝對這個威脅實際無法應付，恰在此時蒙古内部發生問題。
隆慶四年（1570年），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與俺答汗鬧翻，歸附明朝。
宣大總督王崇古建議采取安撫政策，優待把漢那吉，以此為契機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系，内閣大學士張居正和高拱表示支持。
俺答也有和明朝改善關系的願望，于是雙方議和，恢複貢市，邊境的緊張情勢才漸漸地緩和下去。
二日本 第二種威脅中國的勢力來自日本。
嘉靖年間，倭寇大盛，他們組織武裝集團，在中國沿海大搶大掠。
倭寇所以能猖獗橫行，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日本經過了戰國時代，商業有了很大發展，各諸侯都要求來中國通商，而官方貿易不能滿足其要求，于是就組織武裝進行搶掠。
二是中國沿海地區也由于工商業發達，許多豪族大姓及海商巨賈都私自出海貿易，并且與日本倭寇相勾結，著名的頭子有許棟、李光頭、汪直、徐海等，這些海盜集團對明末倭亂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這可說是國家不知扶助方興的閩粵人向海外正常發展所收獲的變态結果。
同時，人才的缺乏與政治的腐敗又使這種中日合作的海寇難以平定。
例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撫朱纨擒殺了海盜首領李光頭及奸商等九十六人，但以通倭謀利的閩浙官僚豪紳群起攻讦，指使在朝官員誣陷朱纨擅殺良民，朱纨被迫服毒自殺。
朱纨死後，海防更加廢弛。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有一股倭寇不過七十二人，竟然深入内地，直達南京，南京明軍與之接戰，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明朝官吏和官軍的腐敗無能，于此可見一斑。
但倭寇終是小問題，日本内部平定後倭寇自息。
對明真正有危險的是方才安定強盛的日本國。
日本關白（宰相）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矛頭直指朝鮮和中國。
若非朝鮮的緩沖與豐臣秀吉的早死，最少中國一部很有一個日本朝代出現的可能。
三西洋 第三種要闖進中國門戶的勢力就是西洋。
明初中國對西洋的知識仍極模糊。
明朝末葉最早由海路到中國的西洋人是葡萄牙人。
正德年間，葡萄牙人占據廣東屯門島，旋被明軍收複；又占浙江甯波的雙嶼、福建漳州的月港等地，又被逐；但葡萄牙殖民者總是不肯從中國離去，最終占據了澳門，這是西洋人在中國站穩的第一塊地盤。
西班牙未得與中國直接交通，隻在南洋與閩粵人發生正面的沖突。
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華僑，華僑紛紛駕舟回國。
明政府一向視華僑為奸民無賴之徒，不但不予保護，反倒移書西班牙總督說，屠殺華僑一事，不必視為重要，中國皇帝絕不興師問罪。
這使海外移民這支朝氣正旺的漢族遭遇極大的挫折。
天啟四年（1624年），中國早就知道而始終未十分注意的台灣大島被荷蘭占據，成為其向大陸發展的根據地。
除了國家的政治經濟的活動外，西洋各國人在天主教的支配之下都到中國來傳教。
為避免士大夫的反對起見，教士多假借中國所缺乏的科學為傳教的秘訣，因此也很受一部分人的歡迎。
如利瑪窦介紹了天體知識，解釋日食、月食的原理，著有《乾坤體義》一書，又與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六卷。
但同時也有人直覺地感到西洋文化對中國是一種潛在的威脅，非極力排斥不可。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地位，在中國士人這兩種相反的意見之下，時起時伏，升沉無定。
西洋人此時一方面忙于新大陸、印度、南洋諸地的争奪與開發，一方面對于中國的實情尚未看透，所以在中國的行動還不能毫無顧忌，不敢抱過大的野心。
因此這個在可能性上最大的威脅，暫時在外表上反倒不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四滿洲 最後征服中國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新興勢力。
以上三種勢力已經興盛之後，滿洲仍是東北外邊的一個無足輕重的半開化民族。
滿洲是女真族後裔，一直居住在中國東北。
明朝永樂時，欲壓制北元殘餘勢力，在中國東北一帶設立遠東指揮使司，開始着手控制女真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