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新勢力之興起與明之亂亡（1528—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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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女真族猛哥帖木兒（努爾哈赤六世祖）時為明朝建州衛左都督，後帶領部族定居于赫圖阿拉（今遼甯新賓）。
南遷後，建州部與中原地區來往密切，社會生産力顯著提高，經濟繁榮，八旗制度随即建立，而此時努爾哈赤正擔任明朝建州部首領。
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襲封為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相繼兼并海西四部，征服東海女真，統一了分散在滿洲地區的女真各部。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大金（史稱後金）。
1618年，努爾哈赤公布名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開始公開起兵反明，并屢次到關内擾亂，甚至侵到燕京的四郊。
1619年薩爾浒之戰，努爾哈赤以少勝多，緻明軍慘敗，由此成為明清戰争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此後明朝在關外就轉為守勢。
滿洲朝氣正盛，對新戰術能迅速地學習，所以暮氣沉沉的明朝也沒有以武器優良制勝的機會。
滿洲當初隻知焚殺劫掠，後來也漸感到撫育政策的必要。
定國号為大清之後，與明争天下的野心日趨明顯。
最後明完全失去抵抗力，雖仍不肯承認事實而以上國共主自居，但最少中國北部的陷于清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五明之亂亡 原來就不很強的兵，到末季更不能用，籌饷反成了一種擾民的借口。
戰争時期軍饷是極其嚴重的問題。
神宗天性貪财，熹宗寵用的魏忠賢貪财，軍官也大肆貪污，虛報兵數，于是軍費開銷越來越大，戶部越來越沒錢，隻有加重老百姓的賦稅。
這樣矛盾越來越激烈，軍事問題卻沒有解決。
開礦的時代狂又加重人民的苦痛。
按道理說，礦産可增加财富，但因開礦激發社會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溫州、處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都有銀礦，每年朝廷在此征稅。
稅額逐漸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銀礦增加到三萬兩，浙江增加到八萬兩。
地方财政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朝廷一度下诏令封閉礦山，但是政府不開，一些所謂的“奸民”私下裡偷開礦山，利益驅使之下，因盜礦相互鬥毆，死傷不斷。
朝廷又派遣宦官充當礦監，沒想到這又成為百姓的一大災難。
礦監稅使橫行各地，中飽私囊，百姓怨聲載道，國家也沒得到多少收益。
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争疊起。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被革職的官員顧憲成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和。
東林黨以此得名。
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
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同時又有一部分人勾結魏忠賢的“閹黨”，滿朝洶洶，相互傾軋。
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閹黨”掌權。
楊漣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錦衣缇騎逮捕。
左光鬥、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等人也被捕處死。
政局大壞，嚴重損弱了明朝的力量。
至于仕宦階級，品格日下，最後幾乎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卧病，朝中官員為他祈天禱告，蔚然成風，士大夫趨炎附勢，相習成風，以至于此！天啟年間，各地官員争相谄事宦官魏忠賢，為他建生祠。
“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财，侵府庫，伐樹木無算。
”（《明史·閻鳴泰傳》） 少數比較有廉恥的人又愚昧可憐，對天下大勢全不了解。
古代士大夫的知識，隻不過是些道德哲學，社會的知識極其貧乏，更不懂軍事。
國難當頭，隻會互相攻擊，以道德标榜自己，或是争論遷都、議和，缺乏實實在在的辦法。
總之，君子與小人同樣地努力斷送國命。
曆代亂時必有的起義軍此時當然遍地皆是，張獻忠、李自成率衆在全國流竄，沿途燒殺掠奪，明軍追随進剿，勞民傷财，耗盡了大明的氣力，直接地結束了大明的天下。
明代湮沒人才摧殘臣民的政策可說完全成功，明亡時一般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無能與無恥上演了曆史上一幕幕少見的醜劇。
李自成進北京後，“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
自成不出，群賊争戲侮，為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明史·李自成傳》）。
但起義軍不過是為久窺中國的滿洲制造機會，江南雖仍可守，但因天下無人，連東晉、南宋的局面也不能維持，整個的中國第二次又陷于外族。
南遷後，建州部與中原地區來往密切，社會生産力顯著提高，經濟繁榮，八旗制度随即建立，而此時努爾哈赤正擔任明朝建州部首領。
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襲封為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相繼兼并海西四部，征服東海女真，統一了分散在滿洲地區的女真各部。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大金（史稱後金）。
1618年，努爾哈赤公布名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開始公開起兵反明，并屢次到關内擾亂，甚至侵到燕京的四郊。
1619年薩爾浒之戰，努爾哈赤以少勝多，緻明軍慘敗，由此成為明清戰争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此後明朝在關外就轉為守勢。
滿洲朝氣正盛，對新戰術能迅速地學習，所以暮氣沉沉的明朝也沒有以武器優良制勝的機會。
滿洲當初隻知焚殺劫掠，後來也漸感到撫育政策的必要。
定國号為大清之後，與明争天下的野心日趨明顯。
最後明完全失去抵抗力，雖仍不肯承認事實而以上國共主自居，但最少中國北部的陷于清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五明之亂亡 原來就不很強的兵，到末季更不能用，籌饷反成了一種擾民的借口。
戰争時期軍饷是極其嚴重的問題。
神宗天性貪财，熹宗寵用的魏忠賢貪财，軍官也大肆貪污，虛報兵數，于是軍費開銷越來越大，戶部越來越沒錢，隻有加重老百姓的賦稅。
這樣矛盾越來越激烈，軍事問題卻沒有解決。
開礦的時代狂又加重人民的苦痛。
按道理說，礦産可增加财富，但因開礦激發社會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溫州、處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都有銀礦，每年朝廷在此征稅。
稅額逐漸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銀礦增加到三萬兩，浙江增加到八萬兩。
地方财政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朝廷一度下诏令封閉礦山，但是政府不開，一些所謂的“奸民”私下裡偷開礦山，利益驅使之下，因盜礦相互鬥毆，死傷不斷。
朝廷又派遣宦官充當礦監，沒想到這又成為百姓的一大災難。
礦監稅使橫行各地，中飽私囊，百姓怨聲載道，國家也沒得到多少收益。
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争疊起。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被革職的官員顧憲成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和。
東林黨以此得名。
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
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同時又有一部分人勾結魏忠賢的“閹黨”，滿朝洶洶，相互傾軋。
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閹黨”掌權。
楊漣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錦衣缇騎逮捕。
左光鬥、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等人也被捕處死。
政局大壞，嚴重損弱了明朝的力量。
至于仕宦階級，品格日下，最後幾乎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卧病，朝中官員為他祈天禱告，蔚然成風，士大夫趨炎附勢，相習成風，以至于此！天啟年間，各地官員争相谄事宦官魏忠賢，為他建生祠。
“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剝民财，侵府庫，伐樹木無算。
”（《明史·閻鳴泰傳》） 少數比較有廉恥的人又愚昧可憐，對天下大勢全不了解。
古代士大夫的知識，隻不過是些道德哲學，社會的知識極其貧乏，更不懂軍事。
國難當頭，隻會互相攻擊，以道德标榜自己，或是争論遷都、議和，缺乏實實在在的辦法。
總之，君子與小人同樣地努力斷送國命。
曆代亂時必有的起義軍此時當然遍地皆是，張獻忠、李自成率衆在全國流竄，沿途燒殺掠奪，明軍追随進剿，勞民傷财，耗盡了大明的氣力，直接地結束了大明的天下。
明代湮沒人才摧殘臣民的政策可說完全成功，明亡時一般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無能與無恥上演了曆史上一幕幕少見的醜劇。
李自成進北京後，“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賀，皆素服坐殿前。
自成不出，群賊争戲侮，為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百官懾伏不敢動”（《明史·李自成傳》）。
但起義軍不過是為久窺中國的滿洲制造機會，江南雖仍可守，但因天下無人，連東晉、南宋的局面也不能維持，整個的中國第二次又陷于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