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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詩以主觀的情為重心,客觀的景,不過借來做工具。

    試把工部的“竹涼侵卧内”和王右丞的: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

    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

    …… 比較,便見得王作是純客觀的,杜作是主觀氣分甚重。

     第四類的蘊藉表情法,雖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樣寫出,卻把所感的對象隐藏過去,另外拿一種事物來做象征。

    這類方法,三百篇裡頭很少——前所舉《鸱鸮》篇,可以歸入這類。

    “山有榛隰有苓”、“誰能烹魚溉之釜鬻”等篇,也帶點這種氣味;但屬少數,且不純粹——因為三百篇的原則,多半是借一件事物起興,跟着便拍歸本旨,像那種打燈謎似的象征法,那時代的詩人不大用他。

    但作詩的人雖然如此,後來讀詩的人卻不同了。

    試打開《左傳》一看,當時凡有宴會都要賦詩,賦詩的人在三百篇裡頭随意挑選一篇借來表示自己當時所感。

    同一篇詩,某甲借來表這種感想,某乙也可以借來表那種感想。

    拿我們今日眼光看去,很有些莫名其妙。

    所以我說三百篇的作家沒有象征派,然而三百篇久已作象征的應用。

     純象征派之成立,起自楚辭。

    篇中許多美人芳草,純屬代數上的符号,他意思别有所指。

    如《離騷》中: 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馀乃下。

    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城之佚女。

     吾令鸩為媒兮,鸩告馀以不好。

    雄鸠之鳴逝兮,馀猶惡其佻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鳳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 又: 時缤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馀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兮,榝又充夫佩帏。

     既幹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蓠。

    …… 這類話若不是當作代數符号看,那麼屈原到處調情到處拈酸吃醋,豈不成了瘋子?蕙會變茅,蘭會變艾,天下那有這情理?太史公說得好:“其志潔故其稱物芳。

    ”他懷抱着一種極高尚純潔的美感,于無可比拟中,借這種名詞來比拟。

    他既有極秾溫的情感本質,用他極微妙的技能,借極美麗的事物做魂影,所以着墨不多,便爾沁人心脾。

    如: 惜吾不及見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思美人》) 如: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湘夫人》) 如: 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為兮愁苦。

    (《少司命》) 如: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湘君》) 這都是帶一種神秘性的微妙細樂,經千百年後按奏,都能使人心弦震蕩。

     自楚辭開宗後,漢魏五言詩,多含有這種色彩。

    如《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等篇,乃至張平子的《四愁》,都是寄興深微一路,足稱楚辭嗣音。

     中晚唐時,詩的國土被盛唐大家占領殆盡。

    溫飛卿、李義山、李長吉諸人,便想專從這裡頭辟新蹊徑。

    飛卿太靡弱,長吉太纖仄,且不必論;義山确不失為一大家。

    這一派後來衍為西昆體,專務挦扯詞藻,受人诟病。

    近來提倡白話詩的人不消說是極端反對他了。

    平心而論,這派固然不能算詩的正宗,但就“唯美的”眼光看來,自有他的價值。

    如義山集中近體的《錦瑟》、《碧城》、《聖女祠》等篇,古體的《燕台》、《河内》等篇,我敢說他能和中國文字同其運命。

    就中如《碧城》三首的第一首: 碧城十二曲闌幹,犀辟塵埃玉辟寒。

    阆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栖鸾。

     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若使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這些詩,他講的什麼事,我理會不著;拆開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

    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

    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于這種文學,是不容輕輕抹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