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之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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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退之非詩人，而是極好的寫詩的人。
小泉八雲（L.Hearn）分詩人為兩種：一是詩人，二是詩匠（poemmaker）。
吾人不肯比退之為詩匠，然又尚非詩人，可名之曰poem-writer，作詩者。
蓋做詩人甚難。
但雖不作詩亦可成為詩人，如《水浒傳》魯智深是詩人，他兼有李、杜之長——飄灑而沉着（林沖乃散文家）。
别人是将“詩”表現在詩裡，魯智深把“詩”表現在生活裡，乃最偉大詩人。
人最難得是個性強而又了解人情。
詩人多半個性強，而個性強者多不了解人情，隻知有己，不知有人，如老杜即不通人情。
詩人需個性強而又通達人情，且生活有詩味——然若按此标準，則古今詩人不多。
所謂了解人情非順流合污，乃博愛，了解人情才能有同情。
這連老杜都不成，況韓愈！當然韓更不是詩人，而其修辭技術好，故其詩未容忽視。
尤其在學詩階段中，可鍛煉吾人學詩技巧。
李義山、韓退之、黃山谷、陳簡齋、楊誠齋，皆可讀。
中國文字特别是在韻文中乃表現兩種風緻（姿态、境界、韻味）：一是夷猶，二是錘煉。
所謂“風緻”，可用兩個句子來描繪：“楊柳春風百媚生”（陳簡齋《清明二絕》其二），“風裡垂楊态萬方”（王靜安《秀州》）。
缥缈，夷猶。
楚辭有“君不行兮夷猶”（屈原《九歌·湘君》）之句。
中國文學不太能表現缥缈，最好說“夷猶”。
“夷猶”，“泛泛若水中之凫”（楚辭《蔔居》），說不使力，如何能遊？說使力，而如何能自然？凫在水中，如人在空氣中，是自得。
“夷猶”，此二字甚好，而人多忽之。
夷猶表現得最好的是楚辭，特别是《九歌》，愈淡韻味愈悠長；散文則《左傳》《莊子》為代表作。
屈、莊、左，乃了不起的天才，以中國方塊字表現夷猶，表現得最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後世有得一點的，歐陽修、歸有光在散文中得一點；韻文中尚無其人，陶淵明幾與屈、莊、左三人等，而路數不同。
屈原在韻文中乃絕大天才。
魏文帝言：“文以氣為主。
”（《典論·論文》）。
人禀天地之氣以生，人有禀性即氣，氣與有生俱來，乃先天的。
屈原之天才是氣，不盡然在學。
鐵杵可磨成針，可是磨磚絕不成針，以其非做針的材料。
先天缺陷，後天有的能彌補，有的不能補。
先天若有禀氣，後天能增長；若先天無，後天不能使之有。
屈、莊、左三人真乃天仙化人，可望而不可即。
雖不可即，而不能不會欣賞；人可不為詩人，不可無詩心。
此不但與文學修養有關，與人格修養亦有關系。
讀他們的作品使人高尚，是真的“雅”。
一塵不染并非不入泥污，入而不染，方為真雅。
其不沾土者非真雅，反不如幹脆髒，何必遮掩？ 寫大自然，缥缈、夷猶容易。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屈原《九歌·湘夫人》），真是縱橫上下。
屈原乃對人生取執着态度，而他的表現仍為缥缈、夷猶。
如：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離騷》） 羲和，日之神；崦嵫，日落處；上下求索，追求真理及其理想。
魯迅《彷徨》之題詞即用此四句。
此四句，内容與形式幾乎不調和，而是極好的作品。
猛一看，似思想與形式抵觸，此種思想似應用有力的句子，而屈原用夷猶表現，成功了，“險中弄險顯奇能”（《空城計》）。
如畫竹葉，一般應成“個”字，忌“井”字，而有大畫家專畫“井”字，但美，此乃大天才，如韓信背水為陣，置之死地而後生。
移情作用——感情移入。
人演劇有兩種态度：一以自身為劇中人，一以冷眼觀察。
大作家之成功蓋取後一種态度，移情作用，同時保持文藝之調整。
一個熱烈作家很難看到他調整完美之作品。
西洋文學之浪漫派即難得調整，乃感情主義，反不如寫實主義易得較完美作品。
熱烈感情不能持久，故隻任感情寫短篇作品尚好，不能寫長篇，以其不能持久。
蓋情感熱烈時，不能如實地去看，如在顯微鏡下看愛，是理想的，是超現實的。
熱烈感情一過，覺得幻滅，實則此方為真實。
人之有感情如汽車之有汽，汽太過可炸壞鍋爐。
故浪漫主義易昏，寫實主義明淨。
動作&larr感情&larr理智 以感情推動作，以理智監視感情。
長篇作品有組織、有結構，是理智的，故不能純用感情。
詩需要感情，而既用文字表現，須修辭，此即理智。
在形容事物時，應找出其惟一的形容詞，如《詩經·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用形容詞太多，不能給人真切印象。
有力的句子多為短句，且在字典上絕不會二字完全同義。
“二”、“兩”、“雙”，此三字當各有其用處，絕不相同。
找恰當的字是理智，不是感情。
文人須有明确的觀察，銳敏的感覺。
近之詩人多在場時不觀察，無感覺，回來作詩時另湊。
應先有感情，随後就有理智追上。
中國詩兩種境界其一乃夷猶，上面所言重在修辭，實則王靜安先生所謂“境界”亦重要。
夷猶之筆調适合寫幻想意境，屈原之《九歌》多為幻想。
漢人模仿“騷”之作品，多為劣質僞品。
品不怕僞，若好，則有價值在；若仿不好，則下下者矣。
漢人笨（司馬遷及“古詩十九首”例外），以笨人模仿“騷”當然不成，即因其根本無幻想天才。
修辭亦與作風、意境有關，故所謂夷猶乃合意境、作風言之。
而此多半在天生、天資，後天之學，為力甚少。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及其成功，一也”。
（《中庸》二十章）此言不盡可靠。
用夷猶筆調，須天生即有幻想天才。
此在中國，大哉屈原！屈原以前無之，以後亦無之。
中國民族性若謂之重實際，而不及西洋人深，人生色彩不濃厚。
中國作家不及西歐作家之能還人以人性，抓不到人生深處。
若謂之富于幻想，又無但丁（Dante）《神曲》及象征、浪漫的作品，而中國人若“玄”起來，西洋人不懂。
中國人欲讀西洋作品，了解它，須下真功夫，因中西民族性之間有一鴻溝；而西人學中國語言
小泉八雲（L.Hearn）分詩人為兩種：一是詩人，二是詩匠（poemmaker）。
吾人不肯比退之為詩匠，然又尚非詩人，可名之曰poem-writer，作詩者。
蓋做詩人甚難。
但雖不作詩亦可成為詩人，如《水浒傳》魯智深是詩人，他兼有李、杜之長——飄灑而沉着（林沖乃散文家）。
别人是将“詩”表現在詩裡，魯智深把“詩”表現在生活裡，乃最偉大詩人。
人最難得是個性強而又了解人情。
詩人多半個性強，而個性強者多不了解人情，隻知有己，不知有人，如老杜即不通人情。
詩人需個性強而又通達人情，且生活有詩味——然若按此标準，則古今詩人不多。
所謂了解人情非順流合污，乃博愛，了解人情才能有同情。
這連老杜都不成，況韓愈！當然韓更不是詩人，而其修辭技術好，故其詩未容忽視。
尤其在學詩階段中，可鍛煉吾人學詩技巧。
李義山、韓退之、黃山谷、陳簡齋、楊誠齋，皆可讀。
中國文字特别是在韻文中乃表現兩種風緻（姿态、境界、韻味）：一是夷猶，二是錘煉。
所謂“風緻”，可用兩個句子來描繪：“楊柳春風百媚生”（陳簡齋《清明二絕》其二），“風裡垂楊态萬方”（王靜安《秀州》）。
缥缈，夷猶。
楚辭有“君不行兮夷猶”（屈原《九歌·湘君》）之句。
中國文學不太能表現缥缈，最好說“夷猶”。
“夷猶”，“泛泛若水中之凫”（楚辭《蔔居》），說不使力，如何能遊？說使力，而如何能自然？凫在水中，如人在空氣中，是自得。
“夷猶”，此二字甚好，而人多忽之。
夷猶表現得最好的是楚辭，特别是《九歌》，愈淡韻味愈悠長；散文則《左傳》《莊子》為代表作。
屈、莊、左，乃了不起的天才，以中國方塊字表現夷猶，表現得最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後世有得一點的，歐陽修、歸有光在散文中得一點；韻文中尚無其人，陶淵明幾與屈、莊、左三人等，而路數不同。
屈原在韻文中乃絕大天才。
魏文帝言：“文以氣為主。
”（《典論·論文》）。
人禀天地之氣以生，人有禀性即氣，氣與有生俱來，乃先天的。
屈原之天才是氣，不盡然在學。
鐵杵可磨成針，可是磨磚絕不成針，以其非做針的材料。
先天缺陷，後天有的能彌補，有的不能補。
先天若有禀氣，後天能增長；若先天無，後天不能使之有。
屈、莊、左三人真乃天仙化人，可望而不可即。
雖不可即，而不能不會欣賞；人可不為詩人，不可無詩心。
此不但與文學修養有關，與人格修養亦有關系。
讀他們的作品使人高尚，是真的“雅”。
一塵不染并非不入泥污，入而不染，方為真雅。
其不沾土者非真雅，反不如幹脆髒，何必遮掩？ 寫大自然，缥缈、夷猶容易。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屈原《九歌·湘夫人》），真是縱橫上下。
屈原乃對人生取執着态度，而他的表現仍為缥缈、夷猶。
如：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離騷》） 羲和，日之神；崦嵫，日落處；上下求索，追求真理及其理想。
魯迅《彷徨》之題詞即用此四句。
此四句，内容與形式幾乎不調和，而是極好的作品。
猛一看，似思想與形式抵觸，此種思想似應用有力的句子，而屈原用夷猶表現，成功了，“險中弄險顯奇能”（《空城計》）。
如畫竹葉，一般應成“個”字，忌“井”字，而有大畫家專畫“井”字，但美，此乃大天才，如韓信背水為陣，置之死地而後生。
移情作用——感情移入。
人演劇有兩種态度：一以自身為劇中人，一以冷眼觀察。
大作家之成功蓋取後一種态度，移情作用，同時保持文藝之調整。
一個熱烈作家很難看到他調整完美之作品。
西洋文學之浪漫派即難得調整，乃感情主義，反不如寫實主義易得較完美作品。
熱烈感情不能持久，故隻任感情寫短篇作品尚好，不能寫長篇，以其不能持久。
蓋情感熱烈時，不能如實地去看，如在顯微鏡下看愛，是理想的，是超現實的。
熱烈感情一過，覺得幻滅，實則此方為真實。
人之有感情如汽車之有汽，汽太過可炸壞鍋爐。
故浪漫主義易昏，寫實主義明淨。
動作&larr感情&larr理智 以感情推動作，以理智監視感情。
長篇作品有組織、有結構，是理智的，故不能純用感情。
詩需要感情，而既用文字表現，須修辭，此即理智。
在形容事物時，應找出其惟一的形容詞，如《詩經·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用形容詞太多，不能給人真切印象。
有力的句子多為短句，且在字典上絕不會二字完全同義。
“二”、“兩”、“雙”，此三字當各有其用處，絕不相同。
找恰當的字是理智，不是感情。
文人須有明确的觀察，銳敏的感覺。
近之詩人多在場時不觀察，無感覺，回來作詩時另湊。
應先有感情，随後就有理智追上。
中國詩兩種境界其一乃夷猶，上面所言重在修辭，實則王靜安先生所謂“境界”亦重要。
夷猶之筆調适合寫幻想意境，屈原之《九歌》多為幻想。
漢人模仿“騷”之作品，多為劣質僞品。
品不怕僞，若好，則有價值在；若仿不好，則下下者矣。
漢人笨（司馬遷及“古詩十九首”例外），以笨人模仿“騷”當然不成，即因其根本無幻想天才。
修辭亦與作風、意境有關，故所謂夷猶乃合意境、作風言之。
而此多半在天生、天資，後天之學，為力甚少。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及其成功，一也”。
（《中庸》二十章）此言不盡可靠。
用夷猶筆調，須天生即有幻想天才。
此在中國，大哉屈原！屈原以前無之，以後亦無之。
中國民族性若謂之重實際，而不及西洋人深，人生色彩不濃厚。
中國作家不及西歐作家之能還人以人性，抓不到人生深處。
若謂之富于幻想，又無但丁（Dante）《神曲》及象征、浪漫的作品，而中國人若“玄”起來，西洋人不懂。
中國人欲讀西洋作品，了解它，須下真功夫，因中西民族性之間有一鴻溝；而西人學中國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