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談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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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興”之賦，後單獨發展為一種文學樣式。
哲理賦如《荀子》，漢賦均為“辭賦”。
漢代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班固等均為辭賦家。
（漢代辭賦具有文學史上的價值，應予适當評價。
）自枚乘《七發》、班固“兩都”以下，叙事、寫景多出于“楚辭”。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五家，賦有四家：屈原、荀卿、陸賈及雜賦。
荀子有《賦篇》，作風與屈原不同，仍為四字一句，而能頌（誦）不能歌，與“詩三百篇”不同。
屈原賦乃文學之最早者，後世之描寫方法多出于楚辭，後之純文學亦出于此。
（“文”，廣義而言。
）所謂純文學必有組織；不但須有組織，且須有音節。
（文者，字也，故有《說文解字》。
文，其部首也；字者，孽乳而相生也。
）屈原為賦家之正宗，後世學屈者多。
（然後人學“騷”者多不能似，即以揚雄之才寫之尚如此。
今并賦不為，何況楚辭？）宋玉乃屈原之弟子，後人合稱之為“屈宋”。
《招魂》據雲乃宋玉為屈原作，而司馬遷則以為屈原自己作。
《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谏。
宋玉出于屈原，而屈含蓄，宋刻露，能自己表現個性。
短亦在此。
以文論，“屈宋”可以并稱；唐勒、景差則不能與之比。
其後，漢人賦多出屈宋，《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叙可概見。
二、讀《離騷》 今欲讀楚辭，須先讀《史記·屈原列傳》。
司馬遷之作《史記》，不似後人之著書，乃自成一家之言，有所為而作，有可感始書；無感，雖名人不傳。
班固以下則為史而史矣，體裁整齊。
《史記》為某人列傳，即對某人有感，多為學者，或儒家，或兵家。
管仲、晏嬰二人皆齊人，故合傳；孟子、荀卿皆儒家，諸家附其後。
司馬遷《史記》之傳，仍為“傳”之意。
讀某人作品前，須先讀某人傳。
立賈誼傳者乃同情其不得已，故錄要政之言甚少。
為屈原立傳，乃為《離騷》而作。
古有“言功”篇，古人以立言為功。
班孟堅《離騷序》曰：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斯論似過其真。
古人不以抄書為恥。
班孟堅抄淮南王安《叙離騷傳》，自班孟堅序所引淮南王安可知。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廿五篇，所謂廿五篇自《離騷》至《蔔居》。
屈原所處之時代，正值神話傳說盛行，且楚國時為富饒、文化發達之大國。
此為屈原賦楚辭提供了神話、想象之基礎。
屈原信鬼神。
神話、想象不僅與時代，與地域亦有影響。
（熱帶最富幻想，如印度作品多夢境。
）《列子·說符》雲：“楚人鬼而越人禨。
”（禨，祥也，預兆。
）昔所謂華夏，但指山東、山西、河北、河南。
陝西雖周之舊都，而時為西秦。
楚則以蠻夷觀之。
越成為國，其君稱子。
楚最先見于春秋，吳越更晚。
楚衰而吳興，吳亡而越興。
民族文化低者多迷信，故曰：楚人鬼越人禨。
聖君王不僅以鬼神行政（傩壇，周之祭祀地，打鬼），雖仍祭祀而言人事，如湯之賢臣巫鹹，所以姓巫者，蓋鹹即巫也。
（男女巫總名為巫，男巫單稱觋。
） 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的。
但就超世俗看來，未始不是幸，否則沒有《離騷》。
再如老杜，值天寶之亂，困厄流離；老杜若非此亂，或無今日之偉大亦未可知。
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詩上說未始不是幸。
（但若條件夠了，自己沒本領，有材料不會作，也沒辦法。
） 屈子之詩：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杜甫之詩：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新安吏》） 屈原是熱烈、動、積極、樂觀；杜甫是冷峭、靜、消極、悲觀。
而其結果，都是給人以自己要好好活的意識，結果是相同的。
《離騷》中心思想： 一篇作品均有一中心思想，如以石投水，一點為中心，圈圈擴大，而成一篇。
朝發轫于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此即是屈原《離騷》之中心思想。
屈原要實現其理想，但如何實現其理想，怎樣促成新的誕生、舊的死亡，卻一籌莫展。
《離騷》有奮鬥精神而又太有點傷感。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百篇”無此等句子，《離騷》比“三百篇”有戰鬥、奮鬥精神。
人無思想等于不存在。
“詩”、“騷”，曹、陶、李、杜，其作品今日仍存在，其作品不滅，作風不斷。
作品，即篇章；作風，乃情，風者，精神之表現于外者。
後世作僞詩之詩匠，即因其作品不能“常”，精神不能不斷。
哲理賦如《荀子》，漢賦均為“辭賦”。
漢代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班固等均為辭賦家。
（漢代辭賦具有文學史上的價值，應予适當評價。
）自枚乘《七發》、班固“兩都”以下，叙事、寫景多出于“楚辭”。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五家，賦有四家：屈原、荀卿、陸賈及雜賦。
荀子有《賦篇》，作風與屈原不同，仍為四字一句，而能頌（誦）不能歌，與“詩三百篇”不同。
屈原賦乃文學之最早者，後世之描寫方法多出于楚辭，後之純文學亦出于此。
（“文”，廣義而言。
）所謂純文學必有組織；不但須有組織，且須有音節。
（文者，字也，故有《說文解字》。
文，其部首也；字者，孽乳而相生也。
）屈原為賦家之正宗，後世學屈者多。
（然後人學“騷”者多不能似，即以揚雄之才寫之尚如此。
今并賦不為，何況楚辭？）宋玉乃屈原之弟子，後人合稱之為“屈宋”。
《招魂》據雲乃宋玉為屈原作，而司馬遷則以為屈原自己作。
《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谏。
宋玉出于屈原，而屈含蓄，宋刻露，能自己表現個性。
短亦在此。
以文論，“屈宋”可以并稱；唐勒、景差則不能與之比。
其後，漢人賦多出屈宋，《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叙可概見。
二、讀《離騷》 今欲讀楚辭，須先讀《史記·屈原列傳》。
司馬遷之作《史記》，不似後人之著書，乃自成一家之言，有所為而作，有可感始書；無感，雖名人不傳。
班固以下則為史而史矣，體裁整齊。
《史記》為某人列傳，即對某人有感，多為學者，或儒家，或兵家。
管仲、晏嬰二人皆齊人，故合傳；孟子、荀卿皆儒家，諸家附其後。
司馬遷《史記》之傳，仍為“傳”之意。
讀某人作品前，須先讀某人傳。
立賈誼傳者乃同情其不得已，故錄要政之言甚少。
為屈原立傳，乃為《離騷》而作。
古有“言功”篇，古人以立言為功。
班孟堅《離騷序》曰：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斯論似過其真。
古人不以抄書為恥。
班孟堅抄淮南王安《叙離騷傳》，自班孟堅序所引淮南王安可知。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廿五篇，所謂廿五篇自《離騷》至《蔔居》。
屈原所處之時代，正值神話傳說盛行，且楚國時為富饒、文化發達之大國。
此為屈原賦楚辭提供了神話、想象之基礎。
屈原信鬼神。
神話、想象不僅與時代，與地域亦有影響。
（熱帶最富幻想，如印度作品多夢境。
）《列子·說符》雲：“楚人鬼而越人禨。
”（禨，祥也，預兆。
）昔所謂華夏，但指山東、山西、河北、河南。
陝西雖周之舊都，而時為西秦。
楚則以蠻夷觀之。
越成為國，其君稱子。
楚最先見于春秋，吳越更晚。
楚衰而吳興，吳亡而越興。
民族文化低者多迷信，故曰：楚人鬼越人禨。
聖君王不僅以鬼神行政（傩壇，周之祭祀地，打鬼），雖仍祭祀而言人事，如湯之賢臣巫鹹，所以姓巫者，蓋鹹即巫也。
（男女巫總名為巫，男巫單稱觋。
） 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的。
但就超世俗看來，未始不是幸，否則沒有《離騷》。
再如老杜，值天寶之亂，困厄流離；老杜若非此亂，或無今日之偉大亦未可知。
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詩上說未始不是幸。
（但若條件夠了，自己沒本領，有材料不會作，也沒辦法。
） 屈子之詩：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杜甫之詩：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新安吏》） 屈原是熱烈、動、積極、樂觀；杜甫是冷峭、靜、消極、悲觀。
而其結果，都是給人以自己要好好活的意識，結果是相同的。
《離騷》中心思想： 一篇作品均有一中心思想，如以石投水，一點為中心，圈圈擴大，而成一篇。
朝發轫于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此即是屈原《離騷》之中心思想。
屈原要實現其理想，但如何實現其理想，怎樣促成新的誕生、舊的死亡，卻一籌莫展。
《離騷》有奮鬥精神而又太有點傷感。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百篇”無此等句子，《離騷》比“三百篇”有戰鬥、奮鬥精神。
人無思想等于不存在。
“詩”、“騷”，曹、陶、李、杜，其作品今日仍存在，其作品不滅，作風不斷。
作品，即篇章；作風，乃情，風者，精神之表現于外者。
後世作僞詩之詩匠，即因其作品不能“常”，精神不能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