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古體詩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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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批唐才子詩》）
金氏講“吳宮”、“晉代”兩句好，失敗的固花草埋徑，成功的也衣冠成丘。
金氏講此二句有哲學味。
金聖歎真聰明，可惜是傳統精神——洩氣。
外國人打氣，中國人洩氣。
金聖歎是天才，能打破傳統精神；然又恨其傳統精神太深，恨其不生于現代。
金聖歎非能造時勢之英雄，而又恨其不能生于現代，成為時勢所造之英雄。
據雲李白登黃鶴樓欲賦詩，因見崔颢之《黃鶴樓》，遂罷，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題詩在上頭。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此為一點美德。
中國人要面子，可是頂不要臉，古人則反之。
現代人真不要臉，可是要别人留面子。
李白“鳳凰台”詩未必有意學崔，然亦未必不學。
金氏所言“人傳此是拟《黃鶴樓》詩，設使果然”，金氏“設使”二字，下得好。
人不可死心眼兒，掉在地上連滾都不會。
人要以文學安身立命，連精神、性命都拼在上面時，不但心中不可有師之說，且不可有古人，心中不存一個人才成。
學時要博學，作時要一腳踢開。
若不然，便如金氏所雲“出手早低一格”。
餘叔岩戲好而不成，學老譚學得真好，不夠九成九，也夠八成五。
但如此，似老譚則似矣，卻沒有餘叔岩了。
老師喜歡學生從師學而不似師，此方為光大師門之人。
故創作時心中不可有一人，用功時雖販夫走卒之言皆有可取，而創作時腦中不可有一人。
讀書不要受古人欺，不要受先生影響，要自己睜開一雙眼睛來，拿出自己感覺來。
看書眼快也好，上去便能抓住；但若慌，抓不住，忽略過去，便多少年也荒過去。
一個讀書人一點“書氣”都沒有，不好；念幾本書處處顯出我讀過書來，也讨厭。
崔颢“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馀黃鶴樓”，李白将“去”、“空”混入一句——“鳳去台空江自流”，固經濟矣，無奈小氣了。
不該花的不花，但該花的不可不花。
太白此句較之《黃鶴樓》二句，太白是“小家子”，崔颢是“大家子”。
且崔颢“昔人已乘黃鶴去”、“黃鶴一去不複返”，“黃鶴”所代表的多了，代表高遠……；而李白“鳳去台空江自流”，試問有何意思？ 九、寫實與說理 李白《鹦鹉洲》： 鹦鹉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鹦鹉名。
鹦鹉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
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
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遷客”，離京城在外者。
唐都長安，京城長安，乃名利所在，人喜居于此。
此詩七、八句傷感。
金聖歎評曰： 此必又拟“黃鶴”，然“去”字乃直落到第三句，所謂一蟹不如一蟹矣。
賴是“芳洲”之七字，忽然大振……隻得七個字，一何使人心杳目迷，更不審其起盡也。
（《選批唐才子詩》） 李白之“芳洲之樹何青青”句，好；金氏之評，亦好。
前舉李白“鳳凰台”詩“三山半落青山外”句亦好，你說沒有，又的确是有；說有，又很遼遠。
詩中有兩件事非小心不可。
第一為寫實。
既曰寫實，所寫必有實在聞見；既寫之便當寫成，使讀者讀之如實聞實見，才可算成功。
如白樂天，不能算大詩人，而他寫《琵琶行》《霓裳羽衣歌》，真寫得好，有此本領才可寫實。
但寫到這地步也還不成。
老杜詩有的寫得很逼真，但會有什麼意思？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為農》）（前句當說“小荷浮圓葉”）。
老杜之詩有的沒講兒，他就堆上這些字來，讓你自己生成一個感覺。
詩原是使人感覺出個東西來。
它本身成個東西，而使讀者讀後又能另生出個東西來。
可是讀者别長舌苔，長了舌苔嘗不出味兒來，作者不負責任。
“圓荷浮小葉”，不管它文法，自己成個東西。
老杜将“圓荷”、“細麥”的神氣寫不出來，不行；隻能将它寫出來自成一東西，但讀者另外生不出東西來，還不成。
聽講亦然，聽後最好将先生所講忘了，自己另生出一些東西來。
故寫實不是那些東西，不成；僅是了，也還不成。
new-realism，新寫實主義。
舊寫實主義便是寫什麼像什麼，如都德、佛羅貝爾、莫泊桑。
詩的寫實應是新的寫實派。
所以隻說山青水綠、月白風清不成，必須說了使人聽了另生一種東西。
而此必從舊寫實做起，再轉到新寫實。
第二是說理。
有人以為文學中不可說理，不然。
天下沒有沒理的東西，天下豈有無理的詩？不過說理真難。
平常說理是想征服人，使人理屈詞窮，這是最大的錯誤。
因為别人不能心服，最不可使被教者有被征服的心理，故說理絕不可是征服人。
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即以理服人，也非心服也。
如讀《韓非子》，盡管理充足，不叫人愛。
說理不該是征服，該是感化、感動；是說理，而理中要有情。
一受感動，有時沒理也幹，舍命陪君子，交情夠。
沒理有情尚能動人，況情理兼至，必是心悅誠服。
故寫實，應是新寫實；說理，不可征服，是感動。
而李白此詩“鹦鹉來過吳江水”、“鹦鹉西飛隴山去”，算什麼？用得上金聖歎評《登金陵鳳凰台》詩所說“此于詩家賦、比、興三者，竟屬何體哉”！人有家住太行者，有詩曰：“人見太行悲，我見太行喜。
不是喜太行，家在太行裡。
”而一人家住窟窿山，亦仿之而詩雲：“人見窟窿悲，我見窟窿喜。
不是喜窟窿，家在窟窿裡。
”太白“鹦鹉”之拟“黃鶴”，亦如此。
金氏以為太白此詩病在“去”字“落到第三句”，還不然，隻是因它裡面沒東西。
而“芳洲之樹何青青”句，真好；金聖歎之批“隻得七個字，一何使人心杳目迷，更不審其起盡也”數句，也真好，對得起太白。
“芳洲之樹何青青”句，沒理而好，是寫實，而同時使人心泉活潑潑的，便是好。
為什麼？這是詩，因為他将人生趣味提出來了，使人讀了覺生之可愛，這便是好作品。
不好的作品壞人心術、堕人志氣。
壞人心術，以意義言；堕人志氣，以氣象言。
文學雖不若道德，而文學之意義極與道德相近。
惟文學中談道德不是教訓，是感動。
文學應不堕人志氣，使人讀後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傷感最沒用。
如《紅樓夢》便是壞人心術，最糟是“黛玉葬花”一節，最堕人志氣，真酸。
見花落而哭，于花何補？于人何益？幾時中國雅人沒有黛玉葬花的習氣，便有幾分希望了。
吸大煙者明知久燒是不好，而不抽不行；詩中傷感便如嗜好中的大煙，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
人大概如果不傷感便憤慨了，這也不好，這是“客氣”。
客氣，不是真氣。
要做事，便當努力做事，憤慨是無用的。
有理說理，有力辦事，何必傷感？何必憤慨？一個文學家不是沒感情，而不是傷感，不是憤慨，但這樣作品真少。
傷感、憤慨、激昂，人一如此，等于自殺；而若不如此，便消極了，也要不得；消極要不得，不消沉可也不要生氣。
有人說生氣是你對你自己的一種懲罰。
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要泛出一種力來。
“芳洲之樹何青青”、“池塘生春草”（謝靈運《登池上樓》），自自然然一種生意，有力而非勉強。
勉強是不能持久的，普通有力多是勉強，非真力。
好的詩句除平仄諧調外，每字皆有其音色。
“芳洲之樹何青青”句，是否好在“芳”、“青青”三字？三個陽聲字，顯得顔色特别鮮明。
好的詩句除格律上的平仄及音色外，又有文法上的關系。
詩句不能似散文，而大詩人的好句子多是散文句法，古今中外皆然，如“芳洲之樹何青青”、“白雲千載空悠悠”。
普通寫人都不太具人味，或近于獸。
Manisnothisman，我們喜歡的多是此種人。
詩，太詩味了便不好，Poemisnotpoetic。
讀晚唐詩便有此感，姑不論其意境，至少在文法上已是太詩味了。
如義山“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蟬》），好是真好，可是太詩味了。
“白雲千載空悠悠”、“芳洲之樹何青青”，似散文而是詩，是健全的詩。
十、俊逸鮑參軍 漢魏五言，曹公、陶公兩人了不起。
唐人五言雖新鮮而不及漢魏好，蓋好壞不在新舊。
宋人詩比唐人新鮮，不見得比唐人好。
至七言詩則不論古體、近體，唐人皆有獨到處，蓋漢魏時七言尚未成立，且七言字數自少而多，亦易見佳。
即以太白七言而論，老杜贈之以詩曰：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春日懷李白》） 太白有英氣，超逸絕倫，即“俊逸”。
鮑照集中七言古甚多，其中有的作風頗似李白，而鮑在前，李在後，故謂太白出自鮑參軍。
二人若真謂師、弟，則太白可謂青出于藍：其一，字句之運用，鮑不如李之成熟。
李正如韓愈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鮑有時生疏。
其二，鮑的内容不如李充實，鮑僅有情感，而僅有一點情感不宜寫長篇。
中國詩體最複雜，上至“三百篇”下至詞曲，各體有各體長處。
如太白七言古必是七言古，非七言古不可表現，至于鮑照之七言古則似以五言亦可表現。
故李雖雲出自明遠，而實高于明遠。
在某一點上，後人不及古人；而在某一點上，後人也可超過古人。
金氏講此二句有哲學味。
金聖歎真聰明，可惜是傳統精神——洩氣。
外國人打氣，中國人洩氣。
金聖歎是天才，能打破傳統精神；然又恨其傳統精神太深，恨其不生于現代。
金聖歎非能造時勢之英雄，而又恨其不能生于現代，成為時勢所造之英雄。
據雲李白登黃鶴樓欲賦詩，因見崔颢之《黃鶴樓》，遂罷，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題詩在上頭。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此為一點美德。
中國人要面子，可是頂不要臉，古人則反之。
現代人真不要臉，可是要别人留面子。
李白“鳳凰台”詩未必有意學崔，然亦未必不學。
金氏所言“人傳此是拟《黃鶴樓》詩，設使果然”，金氏“設使”二字，下得好。
人不可死心眼兒，掉在地上連滾都不會。
人要以文學安身立命，連精神、性命都拼在上面時，不但心中不可有師之說，且不可有古人，心中不存一個人才成。
學時要博學，作時要一腳踢開。
若不然，便如金氏所雲“出手早低一格”。
餘叔岩戲好而不成，學老譚學得真好，不夠九成九，也夠八成五。
但如此，似老譚則似矣，卻沒有餘叔岩了。
老師喜歡學生從師學而不似師，此方為光大師門之人。
故創作時心中不可有一人，用功時雖販夫走卒之言皆有可取，而創作時腦中不可有一人。
讀書不要受古人欺，不要受先生影響，要自己睜開一雙眼睛來，拿出自己感覺來。
看書眼快也好，上去便能抓住；但若慌，抓不住，忽略過去，便多少年也荒過去。
一個讀書人一點“書氣”都沒有，不好；念幾本書處處顯出我讀過書來，也讨厭。
崔颢“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馀黃鶴樓”，李白将“去”、“空”混入一句——“鳳去台空江自流”，固經濟矣，無奈小氣了。
不該花的不花，但該花的不可不花。
太白此句較之《黃鶴樓》二句，太白是“小家子”，崔颢是“大家子”。
且崔颢“昔人已乘黃鶴去”、“黃鶴一去不複返”，“黃鶴”所代表的多了，代表高遠……；而李白“鳳去台空江自流”，試問有何意思？ 九、寫實與說理 李白《鹦鹉洲》： 鹦鹉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鹦鹉名。
鹦鹉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
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
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遷客”，離京城在外者。
唐都長安，京城長安，乃名利所在，人喜居于此。
此詩七、八句傷感。
金聖歎評曰： 此必又拟“黃鶴”，然“去”字乃直落到第三句，所謂一蟹不如一蟹矣。
賴是“芳洲”之七字，忽然大振……隻得七個字，一何使人心杳目迷，更不審其起盡也。
（《選批唐才子詩》） 李白之“芳洲之樹何青青”句，好；金氏之評，亦好。
前舉李白“鳳凰台”詩“三山半落青山外”句亦好，你說沒有，又的确是有；說有，又很遼遠。
詩中有兩件事非小心不可。
第一為寫實。
既曰寫實，所寫必有實在聞見；既寫之便當寫成，使讀者讀之如實聞實見，才可算成功。
如白樂天，不能算大詩人，而他寫《琵琶行》《霓裳羽衣歌》，真寫得好，有此本領才可寫實。
但寫到這地步也還不成。
老杜詩有的寫得很逼真，但會有什麼意思？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為農》）（前句當說“小荷浮圓葉”）。
老杜之詩有的沒講兒，他就堆上這些字來，讓你自己生成一個感覺。
詩原是使人感覺出個東西來。
它本身成個東西，而使讀者讀後又能另生出個東西來。
可是讀者别長舌苔，長了舌苔嘗不出味兒來，作者不負責任。
“圓荷浮小葉”，不管它文法，自己成個東西。
老杜将“圓荷”、“細麥”的神氣寫不出來，不行；隻能将它寫出來自成一東西，但讀者另外生不出東西來，還不成。
聽講亦然，聽後最好将先生所講忘了，自己另生出一些東西來。
故寫實不是那些東西，不成；僅是了，也還不成。
new-realism，新寫實主義。
舊寫實主義便是寫什麼像什麼，如都德、佛羅貝爾、莫泊桑。
詩的寫實應是新的寫實派。
所以隻說山青水綠、月白風清不成，必須說了使人聽了另生一種東西。
而此必從舊寫實做起，再轉到新寫實。
第二是說理。
有人以為文學中不可說理，不然。
天下沒有沒理的東西，天下豈有無理的詩？不過說理真難。
平常說理是想征服人，使人理屈詞窮，這是最大的錯誤。
因為别人不能心服，最不可使被教者有被征服的心理，故說理絕不可是征服人。
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即以理服人，也非心服也。
如讀《韓非子》，盡管理充足，不叫人愛。
說理不該是征服，該是感化、感動；是說理，而理中要有情。
一受感動，有時沒理也幹，舍命陪君子，交情夠。
沒理有情尚能動人，況情理兼至，必是心悅誠服。
故寫實，應是新寫實；說理，不可征服，是感動。
而李白此詩“鹦鹉來過吳江水”、“鹦鹉西飛隴山去”，算什麼？用得上金聖歎評《登金陵鳳凰台》詩所說“此于詩家賦、比、興三者，竟屬何體哉”！人有家住太行者，有詩曰：“人見太行悲，我見太行喜。
不是喜太行，家在太行裡。
”而一人家住窟窿山，亦仿之而詩雲：“人見窟窿悲，我見窟窿喜。
不是喜窟窿，家在窟窿裡。
”太白“鹦鹉”之拟“黃鶴”，亦如此。
金氏以為太白此詩病在“去”字“落到第三句”，還不然，隻是因它裡面沒東西。
而“芳洲之樹何青青”句，真好；金聖歎之批“隻得七個字，一何使人心杳目迷，更不審其起盡也”數句，也真好，對得起太白。
“芳洲之樹何青青”句，沒理而好，是寫實，而同時使人心泉活潑潑的，便是好。
為什麼？這是詩，因為他将人生趣味提出來了，使人讀了覺生之可愛，這便是好作品。
不好的作品壞人心術、堕人志氣。
壞人心術，以意義言；堕人志氣，以氣象言。
文學雖不若道德，而文學之意義極與道德相近。
惟文學中談道德不是教訓，是感動。
文學應不堕人志氣，使人讀後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傷感最沒用。
如《紅樓夢》便是壞人心術，最糟是“黛玉葬花”一節，最堕人志氣，真酸。
見花落而哭，于花何補？于人何益？幾時中國雅人沒有黛玉葬花的習氣，便有幾分希望了。
吸大煙者明知久燒是不好，而不抽不行；詩中傷感便如嗜好中的大煙，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
人大概如果不傷感便憤慨了，這也不好，這是“客氣”。
客氣，不是真氣。
要做事，便當努力做事，憤慨是無用的。
有理說理，有力辦事，何必傷感？何必憤慨？一個文學家不是沒感情，而不是傷感，不是憤慨，但這樣作品真少。
傷感、憤慨、激昂，人一如此，等于自殺；而若不如此，便消極了，也要不得；消極要不得，不消沉可也不要生氣。
有人說生氣是你對你自己的一種懲罰。
非傷感、非憤慨、非激昂，要泛出一種力來。
“芳洲之樹何青青”、“池塘生春草”（謝靈運《登池上樓》），自自然然一種生意，有力而非勉強。
勉強是不能持久的，普通有力多是勉強，非真力。
好的詩句除平仄諧調外，每字皆有其音色。
“芳洲之樹何青青”句，是否好在“芳”、“青青”三字？三個陽聲字，顯得顔色特别鮮明。
好的詩句除格律上的平仄及音色外，又有文法上的關系。
詩句不能似散文，而大詩人的好句子多是散文句法，古今中外皆然，如“芳洲之樹何青青”、“白雲千載空悠悠”。
普通寫人都不太具人味，或近于獸。
Manisnothisman，我們喜歡的多是此種人。
詩，太詩味了便不好，Poemisnotpoetic。
讀晚唐詩便有此感，姑不論其意境，至少在文法上已是太詩味了。
如義山“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蟬》），好是真好，可是太詩味了。
“白雲千載空悠悠”、“芳洲之樹何青青”，似散文而是詩，是健全的詩。
十、俊逸鮑參軍 漢魏五言，曹公、陶公兩人了不起。
唐人五言雖新鮮而不及漢魏好，蓋好壞不在新舊。
宋人詩比唐人新鮮，不見得比唐人好。
至七言詩則不論古體、近體，唐人皆有獨到處，蓋漢魏時七言尚未成立，且七言字數自少而多，亦易見佳。
即以太白七言而論，老杜贈之以詩曰：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春日懷李白》） 太白有英氣，超逸絕倫，即“俊逸”。
鮑照集中七言古甚多，其中有的作風頗似李白，而鮑在前，李在後，故謂太白出自鮑參軍。
二人若真謂師、弟，則太白可謂青出于藍：其一，字句之運用，鮑不如李之成熟。
李正如韓愈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鮑有時生疏。
其二，鮑的内容不如李充實，鮑僅有情感，而僅有一點情感不宜寫長篇。
中國詩體最複雜，上至“三百篇”下至詞曲，各體有各體長處。
如太白七言古必是七言古，非七言古不可表現，至于鮑照之七言古則似以五言亦可表現。
故李雖雲出自明遠，而實高于明遠。
在某一點上，後人不及古人；而在某一點上，後人也可超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