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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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戰後之對待日本。
倘非如此，他縱掌握黃埔嫡系，軍法威權，和特務政治也難能做中國之領導人達半個世紀之久。
即是他和史迪威鬧翻之後，他仍邀請史茶會道别，并且解釋他們兩人之無法和衷共濟，并非個人恩怨，也見于《史迪威文件》。
他提議贈史青天白日勳章則被史拒絕，其後他命名雷多公路為史迪威公路，則史引以為榮。
提到蔣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點：他是一個宗教觀念極濃厚的人。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強調中國八年抗戰之血淚辛酸，是人類史裡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紀念館裡一體宣揚，内中也有蔣介石的照片，此種表現也不全是“統戰”，而是由于中國革命業已成功。
台灣在陳誠将軍領導之下，實行“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其目的并非完全是經濟平等，一方面也強迫地主棄農就商，因之剩餘之資金能投資于新興工業，農村人口也能進入于城市，又配合美援，因此低層機構間已打開了一個可以互相交換的局面。
我也在台北《中國時報》寫出，中國過去因為私人财産權未曾确定，公衆事業缺乏民間産業在後面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以緻上層機構裡的數目加不起來，其組織也無從合理化，19世紀之“自強”因之隻能虎頭蛇尾。
我們翻閱曆史，可以發覺11世紀北宋時王安石之變法，希望将财政片面商業化，也是在類似的情形下，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而失敗。
中共在大陸的設施初看無一是處，可是卻已造成下層機構一個較簡潔的粗坯胎，目前他們已經看清本身的弱點，于是證券市場之設立，破産法之被提及，所得稅之征收，保險事業之擡頭，尤以地産之使用權可以價讓，都是确定私人财産權的步驟。
今後社會多種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換，則所有權（Ownership）和雇傭（Employment）應能構成一個大羅網，現代社會的重樓疊架于是在這種條件下産生。
軍隊與政府就靠這種機構維持。
所謂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數目字上管理。
今日大陸雖仍稱共産，實在有“金蟬脫殼”之姿态。
假使我在海外幾十年研究曆史還有一點用處的話，則從大處看去以上情形已屬不可逆轉（Irreversible），雖說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
這也就是說在不松懈警覺性的前提之下我們應當相信中國跨世紀的改革業已成功。
過去我們覺得中國現代史裡的一團污糟，今日看來，則有其長期合理性。
張學良将軍和孫立人将軍雖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這種局面，今日恢複名譽，仍未為非福。
我也是中央軍校（十六期一總隊）畢業，也算是留美學生（陸軍參謀大學1947年級），所以敢于說知道此中情節。
曆史之展開，其發展之程序多時出我們意料之外。
我們不能覺得應當如是，即将這應該的程序寫成曆史，而隻能實事求是。
而且今日局勢大白，我們更應當放寬曆史的視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國内戰結束時所雲：“對所有人表示慈愛，不對任何人懷抱怨毒。
”孫案還有很多地方待調查解決，這文字雖以曆史家的立場寫出，孫将軍仍是筆者的“老長官”。
在孫案以不同角度牽入的江雲錦和陳良熏，也是我年輕時的朋友。
名義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雖無一面之緣，其年歲環境和筆者也相去不遠。
隻要命運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換位置，彼此接受對方的經曆。
況且幾年來為孫案奔走的潘德輝和舒适存将軍也與我疊予照注，海天相隔，我隻希望他們都被認為在大時代動亂中曾衷心對國事有真切的貢獻，而且曆史的展開也确是如此，隻有今日我們将眼光看寬，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雖有側面、正面，積極、消極的區别，其總結果則彙集于一個廣大的群衆運動之中，解決了中國幾百年的一個大問題。
這篇文章裡因為叙述之所至，寫了一些對前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約瑟夫—史迪威上将不利的文句，隻是以上的字語，早已刊刻成書，發行十萬，至今還在圖書館裡，也無可隐飾。
我也仍能記起史将軍看到雷多的中國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個墓碑上都寫着“無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将死者姓名部隊番号查出。
他看不起中國官僚制度的作風，卻不是看不起中國人。
他沒有對外宣揚，卻在日記裡悄悄寫出中國民族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因為即使是一個窮困不堪的農民仍能擡頭樂觀。
即使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當日一氣，曾寫下很多對蔣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後來也曾對Newsweek的記者講，他低度估計了蔣的困難。
筆者曾于1979年寫了一封信給他，說他叙述中國隻注重高層機構，沒有看穿下層組織，并且要他看過即可以“歸檔于字紙簍裡”，也就是将信擲棄。
不料一年半之後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見得有了曆史的縱深，我們即對親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與前不同的看法。
本文将一切歸結于大曆史。
1988年9月1日《曆史》第八期
倘非如此，他縱掌握黃埔嫡系，軍法威權，和特務政治也難能做中國之領導人達半個世紀之久。
即是他和史迪威鬧翻之後，他仍邀請史茶會道别，并且解釋他們兩人之無法和衷共濟，并非個人恩怨，也見于《史迪威文件》。
他提議贈史青天白日勳章則被史拒絕，其後他命名雷多公路為史迪威公路，則史引以為榮。
提到蔣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點：他是一個宗教觀念極濃厚的人。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強調中國八年抗戰之血淚辛酸，是人類史裡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紀念館裡一體宣揚，内中也有蔣介石的照片，此種表現也不全是“統戰”，而是由于中國革命業已成功。
台灣在陳誠将軍領導之下，實行“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其目的并非完全是經濟平等，一方面也強迫地主棄農就商，因之剩餘之資金能投資于新興工業，農村人口也能進入于城市，又配合美援，因此低層機構間已打開了一個可以互相交換的局面。
我也在台北《中國時報》寫出，中國過去因為私人财産權未曾确定，公衆事業缺乏民間産業在後面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以緻上層機構裡的數目加不起來，其組織也無從合理化，19世紀之“自強”因之隻能虎頭蛇尾。
我們翻閱曆史，可以發覺11世紀北宋時王安石之變法，希望将财政片面商業化，也是在類似的情形下，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而失敗。
中共在大陸的設施初看無一是處，可是卻已造成下層機構一個較簡潔的粗坯胎，目前他們已經看清本身的弱點，于是證券市場之設立，破産法之被提及，所得稅之征收，保險事業之擡頭，尤以地産之使用權可以價讓，都是确定私人财産權的步驟。
今後社會多種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換，則所有權（Ownership）和雇傭（Employment）應能構成一個大羅網，現代社會的重樓疊架于是在這種條件下産生。
軍隊與政府就靠這種機構維持。
所謂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數目字上管理。
今日大陸雖仍稱共産，實在有“金蟬脫殼”之姿态。
假使我在海外幾十年研究曆史還有一點用處的話，則從大處看去以上情形已屬不可逆轉（Irreversible），雖說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
這也就是說在不松懈警覺性的前提之下我們應當相信中國跨世紀的改革業已成功。
過去我們覺得中國現代史裡的一團污糟，今日看來，則有其長期合理性。
張學良将軍和孫立人将軍雖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這種局面，今日恢複名譽，仍未為非福。
我也是中央軍校（十六期一總隊）畢業，也算是留美學生（陸軍參謀大學1947年級），所以敢于說知道此中情節。
曆史之展開，其發展之程序多時出我們意料之外。
我們不能覺得應當如是，即将這應該的程序寫成曆史，而隻能實事求是。
而且今日局勢大白，我們更應當放寬曆史的視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國内戰結束時所雲：“對所有人表示慈愛，不對任何人懷抱怨毒。
”孫案還有很多地方待調查解決，這文字雖以曆史家的立場寫出，孫将軍仍是筆者的“老長官”。
在孫案以不同角度牽入的江雲錦和陳良熏，也是我年輕時的朋友。
名義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雖無一面之緣，其年歲環境和筆者也相去不遠。
隻要命運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換位置，彼此接受對方的經曆。
況且幾年來為孫案奔走的潘德輝和舒适存将軍也與我疊予照注，海天相隔，我隻希望他們都被認為在大時代動亂中曾衷心對國事有真切的貢獻，而且曆史的展開也确是如此，隻有今日我們将眼光看寬，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雖有側面、正面，積極、消極的區别，其總結果則彙集于一個廣大的群衆運動之中，解決了中國幾百年的一個大問題。
這篇文章裡因為叙述之所至，寫了一些對前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約瑟夫—史迪威上将不利的文句，隻是以上的字語，早已刊刻成書，發行十萬，至今還在圖書館裡，也無可隐飾。
我也仍能記起史将軍看到雷多的中國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個墓碑上都寫着“無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将死者姓名部隊番号查出。
他看不起中國官僚制度的作風，卻不是看不起中國人。
他沒有對外宣揚，卻在日記裡悄悄寫出中國民族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因為即使是一個窮困不堪的農民仍能擡頭樂觀。
即使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當日一氣，曾寫下很多對蔣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後來也曾對Newsweek的記者講，他低度估計了蔣的困難。
筆者曾于1979年寫了一封信給他，說他叙述中國隻注重高層機構，沒有看穿下層組織，并且要他看過即可以“歸檔于字紙簍裡”，也就是将信擲棄。
不料一年半之後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見得有了曆史的縱深，我們即對親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與前不同的看法。
本文将一切歸結于大曆史。
1988年9月1日《曆史》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