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倫威爾
關燈
小
中
大
（LordProtector），協助他的機構為“國務委員會”（CouncilofState），委員四十一人，全系他的親信。
全國分為十一個軍管區，各有少将一人督管。
他于1658年去世，遺命以兒子黎察為下一任護國公。
此人未建軍功，也無政治魄力，而人心望治。
查理第一之長子查理第二流亡海外，至此宣布除以前參與籌劃弑君的人物不赦之外，其他概不追究。
于是軍中将領擁護查理第二于1660年複辟，英國為民國者隻此一次，共十一年。
複辟之後，克倫威爾之屍體被剖棺揪出，與其他屍體二具懸吊示衆六小時後又将首級割下。
屍體就地草率地掩埋，頭顱仍簽在有鐵尖之長木之上。
以後不知如何此頭顱流入私人手中，也曾多次被當作古董買賣。
遲至1960年才由劍橋大學蘇遂絲學院（SidneySussexCollege）收得，今日埋葬在該書院教堂之旁，因1616年至1617年克倫威爾為書院之學生也。
所以克倫威爾無從“蓋棺論定”似有曆史淵源。
不僅曆史家前後二十年對他的觀點可能改變，有如艾詩立博士者，即我們稍不留心，亦可以在一篇文字内，混淆兩種不同的看法。
從近距離的觀點看來，我們很難對克同情，更用不着說發生好感。
他自稱因宗教自由發難，可是他掌權之日，雖保障教友會及猶太人之信教自由，其恩澤不及于天主教及英格蘭教堂的信徒。
當日激進分子之平均主義者（Levellers）要求自由，他曾很輕蔑地說：“他們有呼吸的自由。
”他的軍士将平均主義者的傳單擺在軍帽之上，他命令取下，并且當場槍斃不應命的軍士一人。
他也曾說：“這裡需要一個貴族（nobleman）一個士紳（gentleman）一個小自耕農（yeoman）和一個莊稼人（husbandman）。
此乃事理之當然。
” 克倫威爾之民國，對内對外用兵幾乎無日無之。
在内戰時納斯比（Naseby）一役，他的部下即曾殺俘。
他的進兵于愛爾蘭，更是殘酷少恩。
他曾向與英國同為新教的荷蘭宣戰，也曾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結盟，而向另一個天主教的國家西班牙宣戰。
克為護國公時，自奉并不菲薄，而極奢華。
他除了傳位于子之外，幾個女兒也與他的将領聯姻，聲望顯赫。
他部下也有好幾位将領則因内戰起家成為大地主。
此人既已身敗名裂，照理應為英國人唾棄。
可是1899年為克倫威爾三百年生辰，英國議員發起為克倫威爾鑄銅像，今日此像尚卓立而面向議會廣場，較若幹國王之銅像更為雄偉。
20世紀的作家贊揚他偉大的更不僅隻艾詩立，有如貴族女作家法塞爾（AntoniaFraser）1973年所作克傳也是暢銷書，即在結論裡寫出：“他的偉大，無法否定。
大凡了解他的人，是友是敵，不會打算褫奪他這品質。
” 其所謂偉大，乃是應付當日艱難局面不顧局部矛盾之氣魄。
這也隻能從長遠的曆史中看出。
英國當日從一個中世紀的組織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不僅政府的功能與職責未備，即社會的基層組織亦未改組就緒。
因之才産生了一個多數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局面。
克倫威爾并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他隻重新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所提倡的王權神授說，而使整個組織改變方向。
1660年的複辟，表面上一切複原，而實際上查理第一與查理第二所戴王冠業已變質。
以後還要經過幾次的改變，最重要的乃是1689年的光榮革命，才鞏固了議會至上，民主制度能在王冠之下繁榮的趨向。
克倫威爾不能在17世紀推行今日之自由平等，看樣子他也無意作飛越3世紀的改革。
可是倒因為他膽敢向曆史前猛進一步，今日之政教分離、普及性的民權和自由平等才能進一步逼一步，在事實上成為可能。
曆史家稱揚他的偉大，隻此而已。
這當然不是說他所作所為完全功德無虧，而更不是一切都應當為今人效法。
1990年12月22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全國分為十一個軍管區，各有少将一人督管。
他于1658年去世，遺命以兒子黎察為下一任護國公。
此人未建軍功，也無政治魄力，而人心望治。
查理第一之長子查理第二流亡海外，至此宣布除以前參與籌劃弑君的人物不赦之外，其他概不追究。
于是軍中将領擁護查理第二于1660年複辟，英國為民國者隻此一次，共十一年。
複辟之後，克倫威爾之屍體被剖棺揪出，與其他屍體二具懸吊示衆六小時後又将首級割下。
屍體就地草率地掩埋，頭顱仍簽在有鐵尖之長木之上。
以後不知如何此頭顱流入私人手中，也曾多次被當作古董買賣。
遲至1960年才由劍橋大學蘇遂絲學院（SidneySussexCollege）收得，今日埋葬在該書院教堂之旁，因1616年至1617年克倫威爾為書院之學生也。
所以克倫威爾無從“蓋棺論定”似有曆史淵源。
不僅曆史家前後二十年對他的觀點可能改變，有如艾詩立博士者，即我們稍不留心，亦可以在一篇文字内，混淆兩種不同的看法。
從近距離的觀點看來，我們很難對克同情，更用不着說發生好感。
他自稱因宗教自由發難，可是他掌權之日，雖保障教友會及猶太人之信教自由，其恩澤不及于天主教及英格蘭教堂的信徒。
當日激進分子之平均主義者（Levellers）要求自由，他曾很輕蔑地說：“他們有呼吸的自由。
”他的軍士将平均主義者的傳單擺在軍帽之上，他命令取下，并且當場槍斃不應命的軍士一人。
他也曾說：“這裡需要一個貴族（nobleman）一個士紳（gentleman）一個小自耕農（yeoman）和一個莊稼人（husbandman）。
此乃事理之當然。
” 克倫威爾之民國，對内對外用兵幾乎無日無之。
在内戰時納斯比（Naseby）一役，他的部下即曾殺俘。
他的進兵于愛爾蘭，更是殘酷少恩。
他曾向與英國同為新教的荷蘭宣戰，也曾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結盟，而向另一個天主教的國家西班牙宣戰。
克為護國公時，自奉并不菲薄，而極奢華。
他除了傳位于子之外，幾個女兒也與他的将領聯姻，聲望顯赫。
他部下也有好幾位将領則因内戰起家成為大地主。
此人既已身敗名裂，照理應為英國人唾棄。
可是1899年為克倫威爾三百年生辰，英國議員發起為克倫威爾鑄銅像，今日此像尚卓立而面向議會廣場，較若幹國王之銅像更為雄偉。
20世紀的作家贊揚他偉大的更不僅隻艾詩立，有如貴族女作家法塞爾（AntoniaFraser）1973年所作克傳也是暢銷書，即在結論裡寫出：“他的偉大，無法否定。
大凡了解他的人，是友是敵，不會打算褫奪他這品質。
” 其所謂偉大，乃是應付當日艱難局面不顧局部矛盾之氣魄。
這也隻能從長遠的曆史中看出。
英國當日從一個中世紀的組織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不僅政府的功能與職責未備，即社會的基層組織亦未改組就緒。
因之才産生了一個多數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局面。
克倫威爾并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他隻重新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所提倡的王權神授說，而使整個組織改變方向。
1660年的複辟，表面上一切複原，而實際上查理第一與查理第二所戴王冠業已變質。
以後還要經過幾次的改變，最重要的乃是1689年的光榮革命，才鞏固了議會至上，民主制度能在王冠之下繁榮的趨向。
克倫威爾不能在17世紀推行今日之自由平等，看樣子他也無意作飛越3世紀的改革。
可是倒因為他膽敢向曆史前猛進一步，今日之政教分離、普及性的民權和自由平等才能進一步逼一步，在事實上成為可能。
曆史家稱揚他的偉大，隻此而已。
這當然不是說他所作所為完全功德無虧，而更不是一切都應當為今人效法。
1990年12月22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