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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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新一軍上尉參謀的身份在前線觀察，新三十師師長胡素将軍乃是黃埔一期出身，他稱自己的幕僚為“項參謀”和“李參謀”，而始終以“小老弟”稱我。
在他心目中，我們雖階級懸殊，指揮系統上不相屬，隻好以前後“校友”的關系作主了。
成都軍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來的七五野炮八門，山炮四門，各色騾馬百餘。
凡閱兵的時候軍樂铿锵，我們又在鋼盔上塗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專長，步兵隊則“走正步”，西方人稱之為“鵝腳步”（goosesteps）。
通常常步為每分鐘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來隻有每分鐘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腳踢上半天雲裡”。
然後幾百雙帶鐵釘的皮鞋從天而降，在水泥道上發出響亮的刷刷之聲，絕對的整齊劃一，觀者無不斂容。
可是也因為如此，成都軍校的作風受過不少的批判。
抗戰既入後期，我們的征兵派饷都走到極端的困境，更用不着說交通通信的維持與器械的補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無非粉飾太平。
戰後塗克門女士（BarbaraW.Tuchman）即根據美國觀察人員的報告對軍校有特别的抨擊（見所著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紙面本四二六頁）。
我們畢業生一下部隊也發覺士兵談不上訓練。
我們隻要他們不在淫雨與瘧疾威脅之下被拖倒病死，較狡猾的軍士不把機關槍黑夜偷出賣與土匪，已屬萬幸。
對過去花在成都兩年的時間所學是另一世界，所處是另一世紀，既然學非所用，而對實際的問題則毫無準備，也不能沒有埋怨與反感。
隻是今日五十年後，我從教學曆史的立場對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
背景上中國最大的問題則是整個國家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傳統政治的作風無非在上端造成一個理想的标準希望下級仿效。
自有《周禮》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儀禮代替行政，也屬上述體制。
要不是組織上有此毛病，也不緻引起日本人之入侵。
本來國民黨和蔣先生已替新中國造成一個高層機構，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時代需要的下層機構，縱有各種理想，仍然透不進基層裡去。
于是也隻好照傳統的辦法，軍校雖學外國先進，也在不意之間造成了一個理想的标準。
假裝門面不說，此非人謀不臧，曆史之發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學能針對實際，乃因他們有了我們的高層機構作擋箭牌，才能專注重于下層機構）。
同時雖在抗戰期間，我們的上層機構尚未做得完善。
蔣先生日理萬機，仍以“校長”的身份，每年抽出一兩次的時間來成都與學生訓話。
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穩，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學生鬧風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長。
要是他是獨裁者，其獨裁已非主動。
而有些像明朝的張居正一樣，自謂本身“不複為己有”（張居正也是蔣先生所崇拜曆史人物之一），實際上在遷就下層的需要。
這樣一來，也怪不得即在五十年前我們在成都的青羊宮和草堂寺臨時的校址受訓，雖剃和尚頭，稱政治指導員“賣膏藥”，自己也具有雙重人格。
一方面因為着黃埔系統的集體自居，以做蔣先生的“門生”為榮，在裝門面時一本正經，一方面也仍不脫年輕人的淘氣性格，每于吹熄燈号之前的十五分鐘打開鋪蓋就寝之際，以裝腔學着“校長”的浙江口音互為笑樂。
軍人讀訓中之“服從為負責之本”，他讀來有如“屋層外無炸資崩”。
說來笑去，我們也忘記了一天的疲勞，更用不着記挂大敵當前，武漢廣州和長沙。
幾分鐘後萬籁俱息，除了輪值當“内衛兵”的同學之外，其他都已酣然入睡了。
1990年1月27日，《時報周刊》二五七期
在他心目中，我們雖階級懸殊，指揮系統上不相屬，隻好以前後“校友”的關系作主了。
成都軍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來的七五野炮八門，山炮四門，各色騾馬百餘。
凡閱兵的時候軍樂铿锵，我們又在鋼盔上塗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專長，步兵隊則“走正步”，西方人稱之為“鵝腳步”（goosesteps）。
通常常步為每分鐘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來隻有每分鐘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腳踢上半天雲裡”。
然後幾百雙帶鐵釘的皮鞋從天而降，在水泥道上發出響亮的刷刷之聲，絕對的整齊劃一，觀者無不斂容。
可是也因為如此，成都軍校的作風受過不少的批判。
抗戰既入後期，我們的征兵派饷都走到極端的困境，更用不着說交通通信的維持與器械的補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無非粉飾太平。
戰後塗克門女士（BarbaraW.Tuchman）即根據美國觀察人員的報告對軍校有特别的抨擊（見所著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紙面本四二六頁）。
我們畢業生一下部隊也發覺士兵談不上訓練。
我們隻要他們不在淫雨與瘧疾威脅之下被拖倒病死，較狡猾的軍士不把機關槍黑夜偷出賣與土匪，已屬萬幸。
對過去花在成都兩年的時間所學是另一世界，所處是另一世紀，既然學非所用，而對實際的問題則毫無準備，也不能沒有埋怨與反感。
隻是今日五十年後，我從教學曆史的立場對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
背景上中國最大的問題則是整個國家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
傳統政治的作風無非在上端造成一個理想的标準希望下級仿效。
自有《周禮》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儀禮代替行政，也屬上述體制。
要不是組織上有此毛病，也不緻引起日本人之入侵。
本來國民黨和蔣先生已替新中國造成一個高層機構，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時代需要的下層機構，縱有各種理想，仍然透不進基層裡去。
于是也隻好照傳統的辦法，軍校雖學外國先進，也在不意之間造成了一個理想的标準。
假裝門面不說，此非人謀不臧，曆史之發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學能針對實際，乃因他們有了我們的高層機構作擋箭牌，才能專注重于下層機構）。
同時雖在抗戰期間，我們的上層機構尚未做得完善。
蔣先生日理萬機，仍以“校長”的身份，每年抽出一兩次的時間來成都與學生訓話。
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穩，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學生鬧風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長。
要是他是獨裁者，其獨裁已非主動。
而有些像明朝的張居正一樣，自謂本身“不複為己有”（張居正也是蔣先生所崇拜曆史人物之一），實際上在遷就下層的需要。
這樣一來，也怪不得即在五十年前我們在成都的青羊宮和草堂寺臨時的校址受訓，雖剃和尚頭，稱政治指導員“賣膏藥”，自己也具有雙重人格。
一方面因為着黃埔系統的集體自居，以做蔣先生的“門生”為榮，在裝門面時一本正經，一方面也仍不脫年輕人的淘氣性格，每于吹熄燈号之前的十五分鐘打開鋪蓋就寝之際，以裝腔學着“校長”的浙江口音互為笑樂。
軍人讀訓中之“服從為負責之本”，他讀來有如“屋層外無炸資崩”。
說來笑去，我們也忘記了一天的疲勞，更用不着記挂大敵當前，武漢廣州和長沙。
幾分鐘後萬籁俱息，除了輪值當“内衛兵”的同學之外，其他都已酣然入睡了。
1990年1月27日，《時報周刊》二五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