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敬悼許地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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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喜愛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浪漫派的。
他的家世，他的在南洋的經驗，他的舊文學的修養，他的喜研究學問而又不忍放棄文藝的态度，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大概都使他傾向着浪漫主義。
單說：他的生活方式吧。
我不相信他有什麼宗教的信仰，雖然他對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說宗教對他完全沒有影響。
他的言談舉止都象個詩人。
假若把“詩人”按照世俗的解釋從他的生活中發展起來，他就應當有很古怪奇特的行動與行為。
但是，他并沒作過什麼怪事。
他明明知道某某人對他不起，或是知道某某人的毛病，他仍然是一團和氣，以朋友相待。
他不會發脾氣。
在他的嘴裡，有時候是亂扯一陣，可是他的私生活是很嚴肅的，他既是詩人，又是“俗”人。
為了讀書，他可以忘了吃飯。
但一講到吃飯，他卻又不惜花錢。
他并不孤高自賞。
對于衣食住行他都有自己的主張，可是假若别人喜歡，他也不便固執己見。
他能過很苦的日子。
在我初認識他的幾年中，他的飯食與衣服都是極簡單樸儉。
他結婚後，我到北平去看他，他的住屋衣服都相當講究了。
也許是為了家庭間的和美，他不便于堅持己見吧。
雖然由破夏布褂子換為整齊的绫羅大衫，他的脫口而出的笑話與戲谑還完全是他，一點也沒改。
穿什麼，吃什麼，他仿佛都能随遇而安，無所不可。
在這裡和在其他的好多地方，他似乎受佛教的影響較基督教的為多，雖然他是在神學系畢業，而且也常去作禮拜。
他象個禅宗的居士，而絕不能成為一個清教徒。
不但親戚朋友能影響他，就是不相識而偶然接觸的人也能臨時的左右他。
有一次，我在“家”裡，他到倫敦城裡去幹些什麼。
日落時，他回來了，進門便笑，而且不住的摸他的剛剛刮過的臉。
我莫名其妙。
他又笑了一陣。
“教理發匠掙去兩鎊多！”我吃了一驚。
那時候，在倫敦理發普通是八個便士，理發帶刮臉也不過是一個先令，“怎能花兩鎊多呢？”原來是理發匠問他什麼，他便答應什麼，于是用香油香水洗了頭，電氣刮了臉，還不得用兩鎊多麼？他絕想不起那樣打扮自己，但是理發匠的錢罐是不能駁回的！ 自從他到香港大學任事，我們沒有會過面，也沒有通過信；我知道他不喜歡寫信，所以也就不寫給他。
抗戰後，為了香港文協分會的事，我不能不寫信給他了，仍然沒有回信。
可是，我準知道，信雖沒來，事情可是必定辦了。
果然，從分會的報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曉得了他是極熱心會務的一員。
我不能希望他按時回答我的信，可是我深信他必對分會賣力氣，他是個極随便而又極不随便的人，我知道。
我自己沒有學問，不能妥切的道出地山在學術上的成就何如。
我隻知道，他極用功，讀書很多，這就值得欽佩，值得效法。
對文藝，我沒有什麼高明的見解，所以不敢批評地山的作品。
但是我曉得，他向來沒有争過稿費，或惡意的批評過誰。
這一點，不但使他能在香港文協分會以老大哥的身分德望去推動會務，而且在全國文藝界的團結上也有重大的作用。
是的，地山的死是學術界文藝界的極重大的損失！至于談到他與我私人的關系，我隻有落淚了；他既是我的“師”，又是我的好友！ 啊，地山！你記得給我開的那張“佛學入門必讀書”的單子嗎？你用功，也希望我用功；可是那張單子上前六十幾部書，到如今我一部也沒有讀啊！ 你記得給我打電報，叫我到濟南車站去接周校長①嗎？多麼有趣的電報啊！知道我不認識她，所以你教她穿了黑色旗袍，而電文是：“×日×時到站接黑衫女”！當我和妻接到黑衫女的時候，我們都笑得閉不上口啊。
朋友，你托友好作一件事，都是那樣有風趣啊！啊，昔日的趣事都變成今日的淚源。
你怎可以死呢！ 不能再往下寫了…… 載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大公報》
他的家世，他的在南洋的經驗，他的舊文學的修養，他的喜研究學問而又不忍放棄文藝的态度，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大概都使他傾向着浪漫主義。
單說：他的生活方式吧。
我不相信他有什麼宗教的信仰，雖然他對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說宗教對他完全沒有影響。
他的言談舉止都象個詩人。
假若把“詩人”按照世俗的解釋從他的生活中發展起來，他就應當有很古怪奇特的行動與行為。
但是，他并沒作過什麼怪事。
他明明知道某某人對他不起，或是知道某某人的毛病，他仍然是一團和氣，以朋友相待。
他不會發脾氣。
在他的嘴裡，有時候是亂扯一陣，可是他的私生活是很嚴肅的，他既是詩人，又是“俗”人。
為了讀書，他可以忘了吃飯。
但一講到吃飯，他卻又不惜花錢。
他并不孤高自賞。
對于衣食住行他都有自己的主張，可是假若别人喜歡，他也不便固執己見。
他能過很苦的日子。
在我初認識他的幾年中，他的飯食與衣服都是極簡單樸儉。
他結婚後，我到北平去看他，他的住屋衣服都相當講究了。
也許是為了家庭間的和美，他不便于堅持己見吧。
雖然由破夏布褂子換為整齊的绫羅大衫，他的脫口而出的笑話與戲谑還完全是他，一點也沒改。
穿什麼，吃什麼，他仿佛都能随遇而安，無所不可。
在這裡和在其他的好多地方，他似乎受佛教的影響較基督教的為多，雖然他是在神學系畢業，而且也常去作禮拜。
他象個禅宗的居士，而絕不能成為一個清教徒。
不但親戚朋友能影響他，就是不相識而偶然接觸的人也能臨時的左右他。
有一次，我在“家”裡，他到倫敦城裡去幹些什麼。
日落時，他回來了，進門便笑，而且不住的摸他的剛剛刮過的臉。
我莫名其妙。
他又笑了一陣。
“教理發匠掙去兩鎊多！”我吃了一驚。
那時候，在倫敦理發普通是八個便士，理發帶刮臉也不過是一個先令，“怎能花兩鎊多呢？”原來是理發匠問他什麼，他便答應什麼，于是用香油香水洗了頭，電氣刮了臉，還不得用兩鎊多麼？他絕想不起那樣打扮自己，但是理發匠的錢罐是不能駁回的！ 自從他到香港大學任事，我們沒有會過面，也沒有通過信；我知道他不喜歡寫信，所以也就不寫給他。
抗戰後，為了香港文協分會的事，我不能不寫信給他了，仍然沒有回信。
可是，我準知道，信雖沒來，事情可是必定辦了。
果然，從分會的報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曉得了他是極熱心會務的一員。
我不能希望他按時回答我的信，可是我深信他必對分會賣力氣，他是個極随便而又極不随便的人，我知道。
我自己沒有學問，不能妥切的道出地山在學術上的成就何如。
我隻知道，他極用功，讀書很多，這就值得欽佩，值得效法。
對文藝，我沒有什麼高明的見解，所以不敢批評地山的作品。
但是我曉得，他向來沒有争過稿費，或惡意的批評過誰。
這一點，不但使他能在香港文協分會以老大哥的身分德望去推動會務，而且在全國文藝界的團結上也有重大的作用。
是的，地山的死是學術界文藝界的極重大的損失！至于談到他與我私人的關系，我隻有落淚了；他既是我的“師”，又是我的好友！ 啊，地山！你記得給我開的那張“佛學入門必讀書”的單子嗎？你用功，也希望我用功；可是那張單子上前六十幾部書，到如今我一部也沒有讀啊！ 你記得給我打電報，叫我到濟南車站去接周校長①嗎？多麼有趣的電報啊！知道我不認識她，所以你教她穿了黑色旗袍，而電文是：“×日×時到站接黑衫女”！當我和妻接到黑衫女的時候，我們都笑得閉不上口啊。
朋友，你托友好作一件事，都是那樣有風趣啊！啊，昔日的趣事都變成今日的淚源。
你怎可以死呢！ 不能再往下寫了…… 載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