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變法與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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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之阻礙 中國政治腐敗，非根本變法，殆無複興之望。
變法久為國内之急切需要，而士大夫知識愚昧，自信中國政教之美，世無其匹，采用西法，則謂之用夷變夏，既非聖人之道，又變祖宗之法，非聖則為不道，變法則為不孝。
其造成之原因，一則士大夫初習八股，少讀史籍，不識秦、漢以後文化演進之陳迹，一則鑒于古代變法者之失敗，以為利不十不變法，法固未有有利而無弊者，一則恨惡外人，全以意氣用事，妄肆诋毀，更不願效用其法。
其人于政治上極有勢力，阻撓新事業之創辦，一二識者不能有為，以緻一敗再敗，幾成瓜分之禍。
中、日戰後，識者益信維新之效，倡言變法者益多。
康有為之宣傳 有識之士倡言變法，發表文字，以為宣傳，康有為言尤激昂。
其奏議曰：“方今之病，在笃守舊法而不知變。
處列國競争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
《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
&hellip&hellip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
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弊政，何嘗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其言可謂切至，引用之經典，不過證明變法之非非聖，祖宗之制亦非不可改。
其動機全出于富國強兵，非此将有亡國滅種之禍。
其言雖有牽強，要為忠君愛國之論。
朝廷漸知變法之需要，顧無決定大計之軍機大臣，辨别輕重緩急，有所主持，切實進行，其困難一則其人多受褊狹之教育，不知若何進行之方法，一則黨派紛争，各不相容，頑固者恃太後為援，欲變法者與皇帝接近，而帝名雖親政，然無實權，方從事于暗鬥，何能有為？于此情狀之下，其改革者要非慎重考慮，偏于支節，茲略分言其主要者于下。
籌饷練兵 政府收入，年約八千萬兩，借款賠償軍費，年付本息，無法支付。
德宗應戶部之請，诏朝臣疆吏議奏辦法，言者多請開源節流。
其奏言之辦法非規模遠大一時不易實現，即為苛捐雜稅，各省多未舉辦。
關于軍隊，國中兵額八十萬人，饷銀不敷養贍，反恃販賣為生，戰鬥力弱，朝旨将其裁減，另募新兵，顧為具文。
其改用洋操者，唯張之洞創辦之自強軍，聶士成所部之武毅軍，袁世凱新練之新建軍。
創辦新事業 政府時知鐵路之重要，借款建築京津鐵路、蘆漢鐵路，擴張郵政局，初每至冬際，華宮為外使轉遞公文，達于上海，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創設北京等五處寄信局，交海關辦理。
至是，列強添設郵局，總署改北京寄信局為郵政總局，各口為分局，并添辦分局。
郵資定為明信片一分，封口信三分。
政府又籌人民生計，惜多空言，未有實效。
關于教育，朝廷改設官書局，派大員管理，又籌辦京師大學堂。
康有為之活動 就上改革而言，朝廷于馬關和後，仍圖苟安。
及德占據膠州灣，屈辱之深，無以複加，久請變法之康有為，自粵北上，一面上書奏陳國勢之阽危，急宜變法。
其具體建議，一、采法俄、日以定國是；二、大集群才以謀變政；三、聽任疆臣各自變法。
一面召集同志，創立保國會，以為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而謀保國保種保教也。
初康氏四次上書，均言變法，又創強學書局，刊印公報，鼓吹變法。
頑固朝臣惡之，謀欲彈劾，友人勸之南下，至是入京活動甚力。
德宗久聞其名，命總署大臣問以大計，其心意已傾向于變法矣。
帝讀康氏奏疏，深有所感，許其具折上奏，并诏其進呈《明治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二書系康氏寫成，其主張則中國宜效二國也。
此後進呈之奏疏甚多，要多偏于理想，實行固非易事。
德宗變法之傾向 德宗于膠變之後，意欲變法，詢問軍機大臣變法事宜，而入值大臣多默然無語，外使入見，帝許改變舊制，而剛毅論其不可。
剛毅為太後親臣，為頑固大臣之一，當時稍知外事，異于群臣者，為張蔭桓。
張氏出使外國，負有能名，時在總署行走，康有為館于其家，二人均為舊黨所惡。
诏旨如開經濟特科，裁汰冗兵，改變武舉，設立學校，皆為變法之證，大起舊黨之忌。
經濟特科系仿博學鴻詞科例，由朝臣督撫學政舉送所知入京考試，餘無說明之必要。
二黨水火 二黨見解不同，互相水火，康有為組織保國會，其同鄉許應骙阻其在粵東會館開會。
許氏官至禮部尚書，亦反對變法也。
會舊黨稱康聚衆收費，同于會匪，并有著文駁之者，由是謗議大起，言官奏劾，會員且有自劾以求免禍者。
剛毅欲究入會諸人。
而帝不許，始免興起大獄。
新黨言官乃參許應骙以作報複，許氏自辨，并诋毀康氏，請将其罷斥，帝置不問。
其黨文悌方
變法久為國内之急切需要，而士大夫知識愚昧，自信中國政教之美，世無其匹，采用西法，則謂之用夷變夏，既非聖人之道，又變祖宗之法，非聖則為不道，變法則為不孝。
其造成之原因，一則士大夫初習八股，少讀史籍，不識秦、漢以後文化演進之陳迹，一則鑒于古代變法者之失敗，以為利不十不變法，法固未有有利而無弊者，一則恨惡外人，全以意氣用事，妄肆诋毀，更不願效用其法。
其人于政治上極有勢力，阻撓新事業之創辦，一二識者不能有為，以緻一敗再敗，幾成瓜分之禍。
中、日戰後，識者益信維新之效，倡言變法者益多。
康有為之宣傳 有識之士倡言變法，發表文字，以為宣傳，康有為言尤激昂。
其奏議曰：“方今之病，在笃守舊法而不知變。
處列國競争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渴而淪胥者也。
《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
&hellip&hellip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
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弊政，何嘗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其言可謂切至，引用之經典，不過證明變法之非非聖，祖宗之制亦非不可改。
其動機全出于富國強兵，非此将有亡國滅種之禍。
其言雖有牽強，要為忠君愛國之論。
朝廷漸知變法之需要，顧無決定大計之軍機大臣，辨别輕重緩急，有所主持，切實進行，其困難一則其人多受褊狹之教育，不知若何進行之方法，一則黨派紛争，各不相容，頑固者恃太後為援，欲變法者與皇帝接近，而帝名雖親政，然無實權，方從事于暗鬥，何能有為？于此情狀之下，其改革者要非慎重考慮，偏于支節，茲略分言其主要者于下。
籌饷練兵 政府收入，年約八千萬兩，借款賠償軍費，年付本息，無法支付。
德宗應戶部之請，诏朝臣疆吏議奏辦法，言者多請開源節流。
其奏言之辦法非規模遠大一時不易實現，即為苛捐雜稅，各省多未舉辦。
關于軍隊，國中兵額八十萬人，饷銀不敷養贍，反恃販賣為生，戰鬥力弱，朝旨将其裁減，另募新兵，顧為具文。
其改用洋操者，唯張之洞創辦之自強軍，聶士成所部之武毅軍，袁世凱新練之新建軍。
創辦新事業 政府時知鐵路之重要，借款建築京津鐵路、蘆漢鐵路，擴張郵政局，初每至冬際，華宮為外使轉遞公文，達于上海，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創設北京等五處寄信局，交海關辦理。
至是，列強添設郵局，總署改北京寄信局為郵政總局，各口為分局，并添辦分局。
郵資定為明信片一分，封口信三分。
政府又籌人民生計，惜多空言，未有實效。
關于教育，朝廷改設官書局，派大員管理，又籌辦京師大學堂。
康有為之活動 就上改革而言，朝廷于馬關和後，仍圖苟安。
及德占據膠州灣，屈辱之深，無以複加，久請變法之康有為，自粵北上，一面上書奏陳國勢之阽危，急宜變法。
其具體建議，一、采法俄、日以定國是；二、大集群才以謀變政；三、聽任疆臣各自變法。
一面召集同志，創立保國會，以為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而謀保國保種保教也。
初康氏四次上書，均言變法，又創強學書局，刊印公報，鼓吹變法。
頑固朝臣惡之，謀欲彈劾，友人勸之南下，至是入京活動甚力。
德宗久聞其名，命總署大臣問以大計，其心意已傾向于變法矣。
帝讀康氏奏疏，深有所感，許其具折上奏，并诏其進呈《明治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二書系康氏寫成，其主張則中國宜效二國也。
此後進呈之奏疏甚多，要多偏于理想，實行固非易事。
德宗變法之傾向 德宗于膠變之後，意欲變法，詢問軍機大臣變法事宜，而入值大臣多默然無語，外使入見，帝許改變舊制，而剛毅論其不可。
剛毅為太後親臣，為頑固大臣之一，當時稍知外事，異于群臣者，為張蔭桓。
張氏出使外國，負有能名，時在總署行走，康有為館于其家，二人均為舊黨所惡。
诏旨如開經濟特科，裁汰冗兵，改變武舉，設立學校，皆為變法之證，大起舊黨之忌。
經濟特科系仿博學鴻詞科例，由朝臣督撫學政舉送所知入京考試，餘無說明之必要。
二黨水火 二黨見解不同，互相水火，康有為組織保國會，其同鄉許應骙阻其在粵東會館開會。
許氏官至禮部尚書，亦反對變法也。
會舊黨稱康聚衆收費，同于會匪，并有著文駁之者，由是謗議大起，言官奏劾，會員且有自劾以求免禍者。
剛毅欲究入會諸人。
而帝不許，始免興起大獄。
新黨言官乃參許應骙以作報複，許氏自辨，并诋毀康氏，請将其罷斥，帝置不問。
其黨文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