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倫敦及英格蘭南部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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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
&rdquo &ldquo次日，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的病情加重。
他自己上了床，就像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一樣，他以一顆悔罪的心，做了真誠的忏悔，然後接受了終傅禮。
在悲傷與哀痛中，他堅持到了複活節中午。
&rdquo &ldquo因為當時瘟疫肆虐，空氣污濁不堪，修士們一天天死去&rdquo，所以修士們很快便把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埋葬了。
&ldquo在當時衆多的死亡者中，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附屬小修道院有四十七名修士去世。
&rdquo[19] 同一個作者還寫道：&ldquo蒙上帝恩準，世間發生了這次帶走了許多人的瘟疫。
衆多死去的修道院院長中，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院長邁克爾·門特莫爾值得我們回憶。
當時，修道院附屬的尼古拉小修道院院長和副院長也去世了。
按照那些熟稔戒律的人的意見，修道院選舉聖典教授托馬斯·德裡斯伯為該小修道院院長。
&rdquo[20] 聖奧爾本斯修道院 被瘟疫纏身的修女 從聖奧爾本斯修道院院長的死亡日期1349年4月12日來看，當時正是赫特福德郡瘟疫最兇猛的時期。
但從該郡在倫敦主教區職位空缺的比例來看，瘟疫還應該在北部逗留，直到夏末。
索羅爾德·羅傑斯寫道：&ldquo瘟疫給赫特福德莊園帶來了巨大破壞。
足足用了三十年時間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租地擱置等損失。
&rdquo[21] 鄰近的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同樣受災嚴重。
盡管這些地方的編年史沒有專門提到瘟疫造成的破壞，但通過其他信息渠道可以了解這些情況。
1349年上半年，這三個郡人口死亡情況和英格蘭其他地區一樣嚴重。
一種叫《死後調查書》的文件顯示了英格蘭瘟疫後的狀況。
至少在理論上，整個英格蘭都屬于王室，土地的真正所有者都相當于國王的佃農，就像小農戶從大農戶那裡租用土地一樣。
土地所有者死後，國王要行使某些權力并獲得一定的權益。
國王會暫時扣押土地，國王的官員們會暫時持有這些土地，直到确認王室對土地繼承者應具有的權利為止。
為保證每個郡都做到這一點，國王任命了一名官員，即管理産業充公或轉歸的官員&mdash&mdash土地收還官。
其職責是在土地所有者死後，依照國王令狀召集受誓約約束的陪審團來調查并确認死者持有土地的面積及價值。
這些經宣誓裁決後的記錄就是《死後調查書》。
這些記錄至今仍存放在衡平法院[22]，盡管許多記錄已經丢失或不知所蹤。
1349年，這些記錄的數量大幅度增長。
1346年和1347年，這些調查記錄的平均數量少于一百二十份，1348年有一百三十份。
但1349年現存的就有三百一十一份，實際數字更高。
1349年，愛德華三世發給各地土地收還官的令狀都記錄在《原始令狀卷軸》中，根據這些材料統計得知，愛德華三世發布的有關調查死者地産的令狀有六百一十九份。
有時，好幾份令狀會一次性發給土地收還官，令其調查同一地方的多個死者[23]。
這些記錄提供的證據能證明有多少土地所有者因瘟疫而死。
但這些記錄的獨特價值在于其證明了瘟疫過後受調查地産價值[24]變化的情況。
影響地産價值的主要因素是有多少佃農租用土地、繳納租金。
尤其是同一地塊，一般都是這樣&mdash&mdash如果農莊及村社空蕩蕩的，就意味着地産的年均價值要相應減少。
因此，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這些例子可以作為疫情的證據。
白金漢郡有個斯萊登莊園，離伯克姆斯特德不遠。
1349年8月初，一個陪審團經宣誓後說，斯萊登莊園裡的磨坊一文不值了，因為&ldquo受瘟疫的影響&rdquo，磨坊主已經死去，再也沒有佃農來磨玉米了。
以前，從自由佃農[25]、農奴[26]和茅舍農[27]收的租金是每年十二英鎊，但現在陪審團宣布沒有佃農了，無人開墾莊園，莊園沒有價值了。
莊園裡有個叫約翰·羅賓斯的人以每年七先令的租金住着一個小農舍，耕種着一塊長條狀的土地。
顯然，這是該地塊唯一的價值了。
莊園裡另外一處地方，所有的佃農除了一個活下來外，其他的都死了。
第三處地方則沒有佃農活下來[28]。
赫特福德郡、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都是瘟疫的重災區 衡平法院内正在審案 1349年5月末，同樣的事情在貝德福德郡發生了。
斯圖靈頓莊園的一個織布機因閑置而不值一文，原因是&ldquo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該織布機就白白閑置了，沒人用也沒人租&rdquo。
據描述，該莊園的田地無人耕種，樹木賣不出去，因為沒有人買[29]。
中世紀貴族莊園裡耕作的場景 1349年7月，伯克郡一處屬于休斯家族的莊園裡，佃農和莊園裡服勞役的人&ldquo死了&rdquo。
該莊園原來每年能有三十二先令的收益，現在死後調查書宣布該地已經毫無價值，因為&ldquo沒有人願意購買或租種那些死亡佃農的地&rdquo。
并且因為該地不能耕種，所以就沒有用了[30]。
克羅克漢姆莊園屬索爾茲伯裡伯爵威廉·蒙塔古[31]的妻子凱瑟琳·格蘭迪森所有，早在1349年4月23日，那些自由佃農和其他承租人都死了，原來這些人每年共付十三英鎊的租金，現在沒有人願意接手他們租的土地[32]。
在其他地方，法庭沒有收入，土地沒有承租人，磨坊沒人用，因為人都死光了。
房子什麼的都租不出去。
各地的租金要麼減少，要麼為零，因為租地租農舍的人全部或部分死掉了[33]。
白金漢郡的空缺聖職數顯示，1349年享聖俸的聖職數量總計一百八十個[34]。
發生空缺的職位有八十三個，占該郡享聖俸的聖職數的近二分之一。
通過職位任命的日期可以看出，該郡疫情最嚴重的時段很可能是1349年6月到9月[35]。
倫敦的一側是肯特郡，坎特伯雷教區和羅切斯特教區分管該郡。
坎特伯雷大主教管轄肯特郡東南部，該部分有長長的海岸線從梅德韋延伸到薩塞克斯的邊界；羅切斯特教區管轄肯特郡西部&mdash&mdash泰晤士河南岸從倫敦到希爾内斯的部分。
坎特伯雷教區因為自身的幾個因素，很容易染上瘟疫。
該教區兩個非常重要的港口&mdash&mdash多佛和桑威奇。
這兩個港口都與法蘭西來往頻繁。
另外，連接倫敦與海岸的主幹道穿過坎特伯雷市區。
在短短幾個月内，坎特伯雷主教區三次因死亡而失去大主教。
其中至少一次，很可能是兩次，因瘟疫而死亡。
坎特伯雷教區的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長和女修道院院長登記簿顯示，該教區有聖俸的聖職空缺一個接一個發生，連續不斷。
這裡有聖職的大部分人一定都死了[36]。
斯蒂芬·伯青頓[37]在其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傳記中寫道：&ldquo1348年聖誕節剛結束，人口大量死亡。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349年5月末。
經過這次瘟疫，隻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活了下來。
當時，因為教士缺乏，堂區教堂幾乎無人掌管。
有聖職的人因懼怕死亡，挂職而去，不知所蹤。
&rdquo[38] 坎特伯雷本地也有瘟疫流行的證據。
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院長在阿維尼翁染病去世了，但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發生了什麼，卻沒有資料留下來。
我們隻知道，托馬斯院長向教皇克雷芒六世請求為六名修士授予聖職，克雷芒六世予以特許。
瘟疫很可能奪去了該地許多聖職人員的生命。
因此，許多空缺聖職需要填補。
這次&ldquo有出生缺陷&rdquo的人也被任命了。
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在瘟疫期間去世的聖職人員隻有四名。
這裡相對來說對瘟疫免疫性更強，有人認為這要歸因于當地良好的水源，一百年來，該修道院都是從山上取水[39]。
不久，夏天到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新上任的院長在去阿維尼翁觐見教皇的途中，在坎特伯雷停下來休整。
該院長有兩名随行，其中一名在坎特伯雷染病去世。
同樣，坎特伯雷的&ldquo殉道者&rdquo聖托馬斯伊斯特布裡奇醫院先後任命了兩任院長，中間間隔非常短。
聖墓女修道院院長和聖格雷戈裡修道院院長都死了。
但我們隻能猜想一下，在這個令人焦慮不安的時期，教會中都發生了什麼，廣大教衆都發生了什麼。
1349年6月，瘟疫仍在桑威奇肆虐。
桑威奇原來的墓地屍滿為患。
代理主教奉命來到桑威奇。
他将亨廷頓伯爵捐贈的一塊土地祝聖為墓地[40]。
莊園裡的佃農在耕田，給他趕牲口的卻是化身為骷髅的瘟疫 坎特伯雷的&ldquo殉道者&rdquo聖托馬斯伊斯特布裡奇醫院 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此時瘟疫傳播的速度有多快，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被埋到墳墓。
在羅切斯特主教區北部，有個離法弗舍姆三英裡的地方叫奧斯普林奇。
1349年5月18日，奧斯普林奇的托馬斯·迪恩爵士去世。
他留下了四個女兒，五歲的貝妮迪克塔、四歲的瑪格麗特以及更小的瑪莎和瓊。
1349年7月8日，托馬斯·迪恩爵士的妻子瑪莎也去世了。
1349年8月3日星期一的《死後調查書》顯示，兩個最小的女兒也死了。
就這樣，一個六口之家，父親、母親和兩個孩子都因瘟疫去世[41]。
肯特郡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羅切斯特主教區這邊，疫情和該郡屬坎特伯雷主教區的部分一樣嚴重。
威廉·迪恩記錄了羅切斯特主教區的疫情。
瘟疫時期，威廉·迪恩是羅切斯特主教區的教士。
&ldquo聞所未聞的瘟疫今年在英格蘭肆虐。
羅切斯特主教小小的教堂裡就死了四名神父、五名侍從、十名仆人、七名年輕教士和六
&rdquo &ldquo次日，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的病情加重。
他自己上了床，就像一名真正的天主教徒一樣，他以一顆悔罪的心，做了真誠的忏悔，然後接受了終傅禮。
在悲傷與哀痛中，他堅持到了複活節中午。
&rdquo &ldquo因為當時瘟疫肆虐，空氣污濁不堪，修士們一天天死去&rdquo，所以修士們很快便把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埋葬了。
&ldquo在當時衆多的死亡者中，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附屬小修道院有四十七名修士去世。
&rdquo[19] 同一個作者還寫道：&ldquo蒙上帝恩準，世間發生了這次帶走了許多人的瘟疫。
衆多死去的修道院院長中，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院長邁克爾·門特莫爾值得我們回憶。
當時，修道院附屬的尼古拉小修道院院長和副院長也去世了。
按照那些熟稔戒律的人的意見，修道院選舉聖典教授托馬斯·德裡斯伯為該小修道院院長。
&rdquo[20] 聖奧爾本斯修道院 被瘟疫纏身的修女 從聖奧爾本斯修道院院長的死亡日期1349年4月12日來看，當時正是赫特福德郡瘟疫最兇猛的時期。
但從該郡在倫敦主教區職位空缺的比例來看，瘟疫還應該在北部逗留，直到夏末。
索羅爾德·羅傑斯寫道：&ldquo瘟疫給赫特福德莊園帶來了巨大破壞。
足足用了三十年時間才挽回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租地擱置等損失。
&rdquo[21] 鄰近的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同樣受災嚴重。
盡管這些地方的編年史沒有專門提到瘟疫造成的破壞，但通過其他信息渠道可以了解這些情況。
1349年上半年，這三個郡人口死亡情況和英格蘭其他地區一樣嚴重。
一種叫《死後調查書》的文件顯示了英格蘭瘟疫後的狀況。
至少在理論上，整個英格蘭都屬于王室，土地的真正所有者都相當于國王的佃農，就像小農戶從大農戶那裡租用土地一樣。
土地所有者死後，國王要行使某些權力并獲得一定的權益。
國王會暫時扣押土地，國王的官員們會暫時持有這些土地，直到确認王室對土地繼承者應具有的權利為止。
為保證每個郡都做到這一點，國王任命了一名官員，即管理産業充公或轉歸的官員&mdash&mdash土地收還官。
其職責是在土地所有者死後，依照國王令狀召集受誓約約束的陪審團來調查并确認死者持有土地的面積及價值。
這些經宣誓裁決後的記錄就是《死後調查書》。
這些記錄至今仍存放在衡平法院[22]，盡管許多記錄已經丢失或不知所蹤。
1349年，這些記錄的數量大幅度增長。
1346年和1347年，這些調查記錄的平均數量少于一百二十份，1348年有一百三十份。
但1349年現存的就有三百一十一份，實際數字更高。
1349年，愛德華三世發給各地土地收還官的令狀都記錄在《原始令狀卷軸》中，根據這些材料統計得知，愛德華三世發布的有關調查死者地産的令狀有六百一十九份。
有時，好幾份令狀會一次性發給土地收還官，令其調查同一地方的多個死者[23]。
這些記錄提供的證據能證明有多少土地所有者因瘟疫而死。
但這些記錄的獨特價值在于其證明了瘟疫過後受調查地産價值[24]變化的情況。
影響地産價值的主要因素是有多少佃農租用土地、繳納租金。
尤其是同一地塊，一般都是這樣&mdash&mdash如果農莊及村社空蕩蕩的，就意味着地産的年均價值要相應減少。
因此，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這些例子可以作為疫情的證據。
白金漢郡有個斯萊登莊園，離伯克姆斯特德不遠。
1349年8月初，一個陪審團經宣誓後說，斯萊登莊園裡的磨坊一文不值了，因為&ldquo受瘟疫的影響&rdquo，磨坊主已經死去，再也沒有佃農來磨玉米了。
以前，從自由佃農[25]、農奴[26]和茅舍農[27]收的租金是每年十二英鎊，但現在陪審團宣布沒有佃農了，無人開墾莊園，莊園沒有價值了。
莊園裡有個叫約翰·羅賓斯的人以每年七先令的租金住着一個小農舍，耕種着一塊長條狀的土地。
顯然，這是該地塊唯一的價值了。
莊園裡另外一處地方，所有的佃農除了一個活下來外，其他的都死了。
第三處地方則沒有佃農活下來[28]。
赫特福德郡、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都是瘟疫的重災區 衡平法院内正在審案 1349年5月末，同樣的事情在貝德福德郡發生了。
斯圖靈頓莊園的一個織布機因閑置而不值一文，原因是&ldquo瘟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該織布機就白白閑置了，沒人用也沒人租&rdquo。
據描述，該莊園的田地無人耕種，樹木賣不出去，因為沒有人買[29]。
中世紀貴族莊園裡耕作的場景 1349年7月，伯克郡一處屬于休斯家族的莊園裡，佃農和莊園裡服勞役的人&ldquo死了&rdquo。
該莊園原來每年能有三十二先令的收益，現在死後調查書宣布該地已經毫無價值，因為&ldquo沒有人願意購買或租種那些死亡佃農的地&rdquo。
并且因為該地不能耕種，所以就沒有用了[30]。
克羅克漢姆莊園屬索爾茲伯裡伯爵威廉·蒙塔古[31]的妻子凱瑟琳·格蘭迪森所有，早在1349年4月23日，那些自由佃農和其他承租人都死了，原來這些人每年共付十三英鎊的租金，現在沒有人願意接手他們租的土地[32]。
在其他地方，法庭沒有收入，土地沒有承租人，磨坊沒人用，因為人都死光了。
房子什麼的都租不出去。
各地的租金要麼減少，要麼為零，因為租地租農舍的人全部或部分死掉了[33]。
白金漢郡的空缺聖職數顯示，1349年享聖俸的聖職數量總計一百八十個[34]。
發生空缺的職位有八十三個，占該郡享聖俸的聖職數的近二分之一。
通過職位任命的日期可以看出，該郡疫情最嚴重的時段很可能是1349年6月到9月[35]。
倫敦的一側是肯特郡，坎特伯雷教區和羅切斯特教區分管該郡。
坎特伯雷大主教管轄肯特郡東南部，該部分有長長的海岸線從梅德韋延伸到薩塞克斯的邊界；羅切斯特教區管轄肯特郡西部&mdash&mdash泰晤士河南岸從倫敦到希爾内斯的部分。
坎特伯雷教區因為自身的幾個因素，很容易染上瘟疫。
該教區兩個非常重要的港口&mdash&mdash多佛和桑威奇。
這兩個港口都與法蘭西來往頻繁。
另外，連接倫敦與海岸的主幹道穿過坎特伯雷市區。
在短短幾個月内，坎特伯雷主教區三次因死亡而失去大主教。
其中至少一次，很可能是兩次，因瘟疫而死亡。
坎特伯雷教區的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長和女修道院院長登記簿顯示，該教區有聖俸的聖職空缺一個接一個發生，連續不斷。
這裡有聖職的大部分人一定都死了[36]。
斯蒂芬·伯青頓[37]在其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傳記中寫道：&ldquo1348年聖誕節剛結束，人口大量死亡。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349年5月末。
經過這次瘟疫，隻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活了下來。
當時，因為教士缺乏，堂區教堂幾乎無人掌管。
有聖職的人因懼怕死亡，挂職而去，不知所蹤。
&rdquo[38] 坎特伯雷本地也有瘟疫流行的證據。
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院長在阿維尼翁染病去世了，但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發生了什麼，卻沒有資料留下來。
我們隻知道，托馬斯院長向教皇克雷芒六世請求為六名修士授予聖職，克雷芒六世予以特許。
瘟疫很可能奪去了該地許多聖職人員的生命。
因此，許多空缺聖職需要填補。
這次&ldquo有出生缺陷&rdquo的人也被任命了。
克賴斯特徹奇小修道院在瘟疫期間去世的聖職人員隻有四名。
這裡相對來說對瘟疫免疫性更強，有人認為這要歸因于當地良好的水源，一百年來，該修道院都是從山上取水[39]。
不久，夏天到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新上任的院長在去阿維尼翁觐見教皇的途中，在坎特伯雷停下來休整。
該院長有兩名随行，其中一名在坎特伯雷染病去世。
同樣，坎特伯雷的&ldquo殉道者&rdquo聖托馬斯伊斯特布裡奇醫院先後任命了兩任院長，中間間隔非常短。
聖墓女修道院院長和聖格雷戈裡修道院院長都死了。
但我們隻能猜想一下，在這個令人焦慮不安的時期，教會中都發生了什麼，廣大教衆都發生了什麼。
1349年6月，瘟疫仍在桑威奇肆虐。
桑威奇原來的墓地屍滿為患。
代理主教奉命來到桑威奇。
他将亨廷頓伯爵捐贈的一塊土地祝聖為墓地[40]。
莊園裡的佃農在耕田，給他趕牲口的卻是化身為骷髅的瘟疫 坎特伯雷的&ldquo殉道者&rdquo聖托馬斯伊斯特布裡奇醫院 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此時瘟疫傳播的速度有多快，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被埋到墳墓。
在羅切斯特主教區北部，有個離法弗舍姆三英裡的地方叫奧斯普林奇。
1349年5月18日，奧斯普林奇的托馬斯·迪恩爵士去世。
他留下了四個女兒，五歲的貝妮迪克塔、四歲的瑪格麗特以及更小的瑪莎和瓊。
1349年7月8日，托馬斯·迪恩爵士的妻子瑪莎也去世了。
1349年8月3日星期一的《死後調查書》顯示，兩個最小的女兒也死了。
就這樣，一個六口之家，父親、母親和兩個孩子都因瘟疫去世[41]。
肯特郡的另一部分，也就是羅切斯特主教區這邊，疫情和該郡屬坎特伯雷主教區的部分一樣嚴重。
威廉·迪恩記錄了羅切斯特主教區的疫情。
瘟疫時期，威廉·迪恩是羅切斯特主教區的教士。
&ldquo聞所未聞的瘟疫今年在英格蘭肆虐。
羅切斯特主教小小的教堂裡就死了四名神父、五名侍從、十名仆人、七名年輕教士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