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倫敦及英格蘭南部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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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傳播迅速&mdash&mdash瘟疫到達倫敦的時間&mdash&mdash新教堂墓地的開辟&mdash&mdash倫敦的死亡人數&mdash&mdash倫敦街道的狀況&mdash&mdash哈斯廷斯法院瘟疫期間遺囑的證據&mdash&mdash威斯敏斯特諸修道院的疫情&mdash&mdash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疫情&mdash&mdash赫特福德郡空缺聖職授予情況&mdash&mdash貝德福德郡、白金漢郡和伯克郡受災的證據&mdash&mdash《死後調查書》的特殊價值&mdash&mdash瘟疫後的莊園情形&mdash&mdash伯克郡空缺聖職任命情況&mdash&mdash坎特伯雷教區&mdash&mdash威廉·迪恩對羅切斯特教區疫情的記錄&mdash&mdash瘟疫後神父難覓&mdash&mdash溫切斯特教區的疫情&mdash&mdash伊登頓主教的訓令&mdash&mdash安普頓發生疫情的時間&mdash&mdash埋葬死者困難重重&mdash&mdash漢普郡空缺聖職授予情況&mdash&mdash薩裡郡空缺聖職授予情況&mdash&mdash薩塞克斯郡疫情資料缺乏
有那麼一段時間裡，格洛斯特人為避瘟疫，想方設法不與瘟疫肆虐的布裡斯托爾來往，但仍無濟于事。
一個地區傳染了另一個地區，一個鎮子傳染了另一個鎮子，一個村子傳染了另一個村子，很快整個英格蘭都陷入了同一種災難。
當時的一個英格蘭人寫道：&ldquo不管哪個城市，不管哪個鎮子，不管哪個村莊，甚至不管哪座房子，幾乎都是所有的人或大部分人死于瘟疫。
&rdquo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ldquo照料病人、埋葬死者的人手都不夠了。
&rdquo&hellip&hellip鑒于一些地方公墓不足，主教開辟了新的埋葬地點。
&ldquo那時，一誇特[1]小麥十二便士，一誇特大麥九便士，一誇特豆子八便士，一誇特燕麥六便士。
一頭大牛四十便士，一匹好馬六先令，原來一匹好馬要賣四十先令，一頭好牛賣兩先令，甚至十八便士。
即便價格如此，也是難覓買家。
瘟疫在英格蘭持續了兩年多。
&rdquo &ldquo蒙上帝的仁慈，瘟疫消失了。
這時，勞動力嚴重缺乏，沒人從事農業生産了。
因為缺乏勞動力，所以婦女甚至小孩都來耕地趕車了。
&rdquo[2] 瘟疫從一地傳到另一地的速度如此之快，已經幾乎不能确定其傳播的路徑了，好像英格蘭南部和西部的許多沿海城鎮都是瘟疫傳播的起點。
當時的一個人說，與其他港口經常聯系的倫敦，早在1348年9月29日便出現了疫情[3]。
而根據其他材料确定的時間，倫敦開始瘟疫的最晚時間是萬聖節（11月1日）。
倫敦及周邊地區的瘟疫持續到1349年的五旬節。
根據時人埃夫斯伯裡的羅伯特的說法，從2月2日到複活節這兩個月瘟疫最嚴重。
埃夫斯伯裡的羅伯特說，在這兩個月裡，&ldquo幾乎每天有兩百多人被埋進史密斯菲爾德的新公墓裡，超過了埋在城内其他公墓的人的數量。
&rdquo[4] 1349年1月，議會本應在威斯敏斯特開會，但月初就休會了，因為正如愛德華三世所言：&ldquo緻人死亡的大瘟疫在倫敦及周邊突然爆發，形勢越來越兇險。
我擔心與會者有性命之虞。
&rdquo[5]城内用作墓地的教堂庭院很快就不夠用了，便新開了兩處墓地。
關于上文埃夫斯伯裡的羅伯特所提到的史密斯菲爾德的墓地，曆史學家約翰·斯托[6]有如下記錄：&ldquo1348年，愛德華三世在位期間的第一次大瘟疫開始了。
瘟疫勢頭兇猛。
教堂庭院的墓地空間有限，不足以埋葬城市及郊區因瘟疫而死的人。
一個叫約翰·科裡的教士從阿爾德蓋特的聖三一小修道院院長尼古拉那裡獲取了東史密斯菲爾德附近的一托夫特[7]土地以埋葬死者，條件是該墓地必須命名為&ldquo聖三一小修道院墓地&rdquo。
在虔誠市民的多方幫助下，該墓地圍起了一圈石頭牆。
威廉·埃爾辛的兒子羅伯特·埃爾辛捐贈五英鎊，倫敦主教拉爾夫·斯特拉特福德亦捐贈五英鎊。
此後，該墓地埋葬了無數屍體。
為了頌揚上帝的恩德，墓地還蓋了一座教堂。
&rdquo後來，愛德華三世在那裡建了一座西多會修道院供奉聖母瑪利亞[8]。
倫敦 約翰·斯托還提到了一處新建的墓地。
該墓地更加有名。
後來，查特豪斯修道院就建在了這裡。
約翰·斯托寫道：&ldquo教堂墓地埋不下那麼多死者了，人們不得不找其他地方來埋葬死者。
于是，倫敦主教拉爾夫·斯特拉特福德買了一塊地，稱之為&lsquo無人之地&rsquo，并用磚牆圍起，來埋葬死者。
很快，這裡建了一個小教堂。
該教堂現在（1598年）已經擴建，有了供人居住的房屋。
現在，這片墓地編成了美麗的花園，但仍用原來的名字&lsquo寬恕教堂墓地&rsquo。
&rdquo &ldquo後來，1349年，傳說中的瓦爾特·曼尼爵士[9]考慮到大瘟疫期間可能發生的危險，就買了&lsquo無人之地&rsquo附近13.25英畝土地。
這塊地位于一個叫斯皮特爾克拉夫特的地方，原屬于聖巴托洛缪修道院醫護所（所以稱為新教堂墓地）。
瓦爾特·曼尼爵士請上文提到的倫敦主教為該地祝聖[10]，以充墓地之用。
&rdquo 人們将死者裝上牛車 查特豪斯修道院 查特豪斯修道院内景 &ldquo當年，五萬多人埋在了這裡，這是我從愛德華三世特許狀中讀到的。
&rdquo &ldquo我還見過一處銘文。
銘文刻在該墓地的石頭十字架上，上面刻着&lsquoAnnoDomini1349.Regnante&hellip&hellip&rsquo翻譯過來便是&lsquo1349年，瘟疫肆虐，此處被祝聖為墓地。
本修道院的墓地内埋有五萬多具屍體，包括從當時到現在埋骨于此的人們。
願上帝能憐恤其靈魂。
阿門！&rsquo&rdquo[11] 盡管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五萬這個數字，也就是約翰·斯托所說的埋在這個墓地裡的人數，是誇張的估計。
但當時倫敦的衛生條件非常适合瘟疫的快速傳播。
狹窄肮髒的街道，低矮、沒有通風、沒有下水道的房子，還有當時一般的居住條件，都非常适合14世紀中葉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瘟疫的傳播。
讀一下愛德華三世下給市長及郡守的谕旨，就可以一瞥當時的街道狀況了。
該谕旨寫于1361年第二場瘟疫襲來之時，這場瘟疫的緻命程度可能一點也不亞于1349年的瘟疫。
國王的谕旨說：&ldquo宰殺牲畜後，腐臭之獸血充盈大街，死獸之腸抛進泰晤士河。
緻使倫敦空氣腐臭污濁，易生疫病。
如此肮髒污穢之行為，無休無止，則倫敦易疫病叢生、災禍不斷。
若整治不及，朕恐逢大災而無以應對。
經本屆議會批準，朕特頒敕令，自今日始，牛、豬及其他動物，須在斯特拉特福德或奈茨布裡奇屠宰，以防不虞。
&rdquo[12] 确有種種迹象顯示，倫敦城内死亡人數非常多[13]。
&ldquo哈斯廷斯法院&rdquo的遺囑數量異乎尋常的增長顯示出這一點。
瘟疫爆發前三年，該法院的遺囑的平均數量是二十二，1349年遺囑數量達到二百二十二。
遺囑本身也提供了進一步的信息，顯示出同一家庭的成員很快便一個接一個地進了墳墓。
比如，某人被指定為其父親的遺囑執行人，但遺囑認證還沒有拿到手，他自己的遺囑便同父親的遺囑一起提交到了法院[14]。
每月認證的遺囑數量可以顯示出什麼時間死人最多。
1349年5月共有一百二十一個遺囑認證，7月有五十一個，這兩個月的數量最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5月的數字之所以這麼大，是因為4月一份遺囑也沒有認證。
這種現象的産生，可能是因為受4月瘟疫的影響，一切工作陷入癱瘓。
王座法院複活節沒有開庭這一事實可為上述觀點之佐證。
威斯敏斯特疫情非常嚴重。
1349年3月10日，愛德華三世再次敕令議會休會，谕旨稱威斯敏斯特和倫敦的疫情較以往更加嚴重[15]。
1349年5月初，伯徹斯頓修道院院長去世。
與此同時，該修道院的二十七名修士一起被埋葬在修道院南面的墓地裡。
為了緩解修道院及周邊的急切的需求，該修道院出賣了一些珠寶及飾品，價值三百一十五英鎊十三先令八便士，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數字[16]。
人們把瘟疫想象成一個騎着怪獸的魔鬼。
魔鬼所過之處，人們紛紛倒斃 愛德華三世 同樣是在威斯敏斯特，聖雅各修道院醫院慘不忍睹。
&ldquo當時，除了一人外，院長、所有的教友及修女&rdquo都死了。
1349年5月，幸存下來的威廉·德韋斯頓被任命為院長。
1351年，他因工作不力被免。
但直到1353年，該醫院仍空無一人[17]。
托馬斯·沃爾辛厄姆在《曆任院長志》中記錄下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所發生的事情。
談到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時，他寫道：&ldquo那場帶走了一半人口的瘟疫蔓延到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
院長英年早逝，他是該院修士中第一個因瘟疫而死的人。
在濯足節[18]，他就感到身體有恙，但出于對節日的虔誠和對上帝的謙恭，他莊嚴地主持了大彌撒。
接着，用餐前他謙卑、恭敬地為窮人沐足。
餐後他為教友們沐足并吻足。
當天所有的儀式他都獨自完成，沒有找人
一個地區傳染了另一個地區，一個鎮子傳染了另一個鎮子，一個村子傳染了另一個村子，很快整個英格蘭都陷入了同一種災難。
當時的一個英格蘭人寫道：&ldquo不管哪個城市，不管哪個鎮子，不管哪個村莊，甚至不管哪座房子，幾乎都是所有的人或大部分人死于瘟疫。
&rdquo死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ldquo照料病人、埋葬死者的人手都不夠了。
&rdquo&hellip&hellip鑒于一些地方公墓不足，主教開辟了新的埋葬地點。
&ldquo那時，一誇特[1]小麥十二便士，一誇特大麥九便士，一誇特豆子八便士，一誇特燕麥六便士。
一頭大牛四十便士，一匹好馬六先令，原來一匹好馬要賣四十先令，一頭好牛賣兩先令，甚至十八便士。
即便價格如此，也是難覓買家。
瘟疫在英格蘭持續了兩年多。
&rdquo &ldquo蒙上帝的仁慈，瘟疫消失了。
這時，勞動力嚴重缺乏，沒人從事農業生産了。
因為缺乏勞動力，所以婦女甚至小孩都來耕地趕車了。
&rdquo[2] 瘟疫從一地傳到另一地的速度如此之快，已經幾乎不能确定其傳播的路徑了，好像英格蘭南部和西部的許多沿海城鎮都是瘟疫傳播的起點。
當時的一個人說，與其他港口經常聯系的倫敦，早在1348年9月29日便出現了疫情[3]。
而根據其他材料确定的時間，倫敦開始瘟疫的最晚時間是萬聖節（11月1日）。
倫敦及周邊地區的瘟疫持續到1349年的五旬節。
根據時人埃夫斯伯裡的羅伯特的說法，從2月2日到複活節這兩個月瘟疫最嚴重。
埃夫斯伯裡的羅伯特說，在這兩個月裡，&ldquo幾乎每天有兩百多人被埋進史密斯菲爾德的新公墓裡，超過了埋在城内其他公墓的人的數量。
&rdquo[4] 1349年1月，議會本應在威斯敏斯特開會，但月初就休會了，因為正如愛德華三世所言：&ldquo緻人死亡的大瘟疫在倫敦及周邊突然爆發，形勢越來越兇險。
我擔心與會者有性命之虞。
&rdquo[5]城内用作墓地的教堂庭院很快就不夠用了，便新開了兩處墓地。
關于上文埃夫斯伯裡的羅伯特所提到的史密斯菲爾德的墓地，曆史學家約翰·斯托[6]有如下記錄：&ldquo1348年，愛德華三世在位期間的第一次大瘟疫開始了。
瘟疫勢頭兇猛。
教堂庭院的墓地空間有限，不足以埋葬城市及郊區因瘟疫而死的人。
一個叫約翰·科裡的教士從阿爾德蓋特的聖三一小修道院院長尼古拉那裡獲取了東史密斯菲爾德附近的一托夫特[7]土地以埋葬死者，條件是該墓地必須命名為&ldquo聖三一小修道院墓地&rdquo。
在虔誠市民的多方幫助下，該墓地圍起了一圈石頭牆。
威廉·埃爾辛的兒子羅伯特·埃爾辛捐贈五英鎊，倫敦主教拉爾夫·斯特拉特福德亦捐贈五英鎊。
此後，該墓地埋葬了無數屍體。
為了頌揚上帝的恩德，墓地還蓋了一座教堂。
&rdquo後來，愛德華三世在那裡建了一座西多會修道院供奉聖母瑪利亞[8]。
倫敦 約翰·斯托還提到了一處新建的墓地。
該墓地更加有名。
後來，查特豪斯修道院就建在了這裡。
約翰·斯托寫道：&ldquo教堂墓地埋不下那麼多死者了，人們不得不找其他地方來埋葬死者。
于是，倫敦主教拉爾夫·斯特拉特福德買了一塊地，稱之為&lsquo無人之地&rsquo，并用磚牆圍起，來埋葬死者。
很快，這裡建了一個小教堂。
該教堂現在（1598年）已經擴建，有了供人居住的房屋。
現在，這片墓地編成了美麗的花園，但仍用原來的名字&lsquo寬恕教堂墓地&rsquo。
&rdquo &ldquo後來，1349年，傳說中的瓦爾特·曼尼爵士[9]考慮到大瘟疫期間可能發生的危險，就買了&lsquo無人之地&rsquo附近13.25英畝土地。
這塊地位于一個叫斯皮特爾克拉夫特的地方，原屬于聖巴托洛缪修道院醫護所（所以稱為新教堂墓地）。
瓦爾特·曼尼爵士請上文提到的倫敦主教為該地祝聖[10]，以充墓地之用。
&rdquo 人們将死者裝上牛車 查特豪斯修道院 查特豪斯修道院内景 &ldquo當年，五萬多人埋在了這裡，這是我從愛德華三世特許狀中讀到的。
&rdquo &ldquo我還見過一處銘文。
銘文刻在該墓地的石頭十字架上，上面刻着&lsquoAnnoDomini1349.Regnante&hellip&hellip&rsquo翻譯過來便是&lsquo1349年，瘟疫肆虐，此處被祝聖為墓地。
本修道院的墓地内埋有五萬多具屍體，包括從當時到現在埋骨于此的人們。
願上帝能憐恤其靈魂。
阿門！&rsquo&rdquo[11] 盡管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五萬這個數字，也就是約翰·斯托所說的埋在這個墓地裡的人數，是誇張的估計。
但當時倫敦的衛生條件非常适合瘟疫的快速傳播。
狹窄肮髒的街道，低矮、沒有通風、沒有下水道的房子，還有當時一般的居住條件，都非常适合14世紀中葉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瘟疫的傳播。
讀一下愛德華三世下給市長及郡守的谕旨，就可以一瞥當時的街道狀況了。
該谕旨寫于1361年第二場瘟疫襲來之時，這場瘟疫的緻命程度可能一點也不亞于1349年的瘟疫。
國王的谕旨說：&ldquo宰殺牲畜後，腐臭之獸血充盈大街，死獸之腸抛進泰晤士河。
緻使倫敦空氣腐臭污濁，易生疫病。
如此肮髒污穢之行為，無休無止，則倫敦易疫病叢生、災禍不斷。
若整治不及，朕恐逢大災而無以應對。
經本屆議會批準，朕特頒敕令，自今日始，牛、豬及其他動物，須在斯特拉特福德或奈茨布裡奇屠宰，以防不虞。
&rdquo[12] 确有種種迹象顯示，倫敦城内死亡人數非常多[13]。
&ldquo哈斯廷斯法院&rdquo的遺囑數量異乎尋常的增長顯示出這一點。
瘟疫爆發前三年，該法院的遺囑的平均數量是二十二，1349年遺囑數量達到二百二十二。
遺囑本身也提供了進一步的信息，顯示出同一家庭的成員很快便一個接一個地進了墳墓。
比如，某人被指定為其父親的遺囑執行人，但遺囑認證還沒有拿到手，他自己的遺囑便同父親的遺囑一起提交到了法院[14]。
每月認證的遺囑數量可以顯示出什麼時間死人最多。
1349年5月共有一百二十一個遺囑認證，7月有五十一個，這兩個月的數量最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5月的數字之所以這麼大，是因為4月一份遺囑也沒有認證。
這種現象的産生，可能是因為受4月瘟疫的影響，一切工作陷入癱瘓。
王座法院複活節沒有開庭這一事實可為上述觀點之佐證。
威斯敏斯特疫情非常嚴重。
1349年3月10日，愛德華三世再次敕令議會休會，谕旨稱威斯敏斯特和倫敦的疫情較以往更加嚴重[15]。
1349年5月初，伯徹斯頓修道院院長去世。
與此同時，該修道院的二十七名修士一起被埋葬在修道院南面的墓地裡。
為了緩解修道院及周邊的急切的需求，該修道院出賣了一些珠寶及飾品，價值三百一十五英鎊十三先令八便士，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數字[16]。
人們把瘟疫想象成一個騎着怪獸的魔鬼。
魔鬼所過之處，人們紛紛倒斃 愛德華三世 同樣是在威斯敏斯特，聖雅各修道院醫院慘不忍睹。
&ldquo當時，除了一人外，院長、所有的教友及修女&rdquo都死了。
1349年5月，幸存下來的威廉·德韋斯頓被任命為院長。
1351年，他因工作不力被免。
但直到1353年，該醫院仍空無一人[17]。
托馬斯·沃爾辛厄姆在《曆任院長志》中記錄下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所發生的事情。
談到邁克爾·門特莫爾院長時，他寫道：&ldquo那場帶走了一半人口的瘟疫蔓延到了聖奧爾本斯修道院。
院長英年早逝，他是該院修士中第一個因瘟疫而死的人。
在濯足節[18]，他就感到身體有恙，但出于對節日的虔誠和對上帝的謙恭，他莊嚴地主持了大彌撒。
接着，用餐前他謙卑、恭敬地為窮人沐足。
餐後他為教友們沐足并吻足。
當天所有的儀式他都獨自完成，沒有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