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 懦生的地位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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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體制的轉變。
現在看來，“獨尊儒術”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脫文化專制主義的指責。
但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文化體制變革的發生，卻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礎的，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應當看到，儒學在當時已經綜合了以往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較合乎國情的治國方法。
比如，儒學理論通過當時思想家的精心修補，有益于維護傳統的宗法關系和傳統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學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運用這一理想對統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約束。
儒家有關“仁政”的政治主張，客觀上有助于調整社會關系，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
而且，儒學以“天道”為基本，使政治理論神學化。
經過漢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應”理論，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義色彩。
這一理論可以有助于強化政治迷信，粉飾弊政，也可以利用來批判當政者，修正政治失誤。
還應當看到，儒學與其他主要學說相比，比較重視人的價值，比較注意肯定人的權利，滿足人的需求。
所謂“仁者愛人”的原則，是和文明進步的方向大體一緻的。
同時，儒學提倡“和”的精神，比較能夠貼近“人情”。
而儒學“中庸”的學說，比較适宜于農業民族的心理習慣。
黃老之學有些過于消極，法家學說則顯得過于激切。
就中國人傳統心理的節奏定式來說，儒學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認。
儒學在西漢時期得到發揮的“大一統”理論，也适應了加強君權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
“大一統”的原則對于我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
漢武帝時代實行“獨尊儒術”的重大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争的局面，對于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
但是，這一變革肯定了“以教為本”，否定了“以法為本”，強調文化教育是“為政之首”，主張“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從而為我們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也表現出不宜忽視的積極意義。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是興太學。
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
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于是出現。
《漢書·董仲舒傳》說，漢武帝創辦太學，是接受了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的獻策。
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
他建議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則可以使有志于學者以盡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學的創建，采用了公孫弘制訂的具體方案。
公孫弘拟議，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員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為正式的教職，将私學轉變為官學；第二，規定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賦稅；第四，博士弟子的選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選補，二是由地方官選補；第五，太學管理，一年要進行一次考試；第六，考試成績中上等的太學生可以任官，成績劣次，無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奮學習者，令其退學。
漢武帝批準了公孫弘拟定的辦學方案。
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隻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卻代表着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
太學生的數量，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漢宣帝時增加到二百人，漢元帝時增加到一千人，漢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漢平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一次就曾經興造校舍“萬區”。
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于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漢武帝時代，除了建立太學之外，還命令天下郡國都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國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統。
現在看來，“獨尊儒術”的政策似乎不能逃脫文化專制主義的指責。
但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文化體制變革的發生，卻是有一定的合理基礎的，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應當看到，儒學在當時已經綜合了以往諸家政治文化的有效成分，提出了一整套比較合乎國情的治國方法。
比如，儒學理論通過當時思想家的精心修補，有益于維護傳統的宗法關系和傳統的宗法制度。
此外，儒學崇尚“仁政”理想，并且可以運用這一理想對統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的約束。
儒家有關“仁政”的政治主張，客觀上有助于調整社會關系，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
而且，儒學以“天道”為基本，使政治理論神學化。
經過漢儒加工改造的“天人感應”理論，使政治管理具有神秘主義色彩。
這一理論可以有助于強化政治迷信，粉飾弊政，也可以利用來批判當政者，修正政治失誤。
還應當看到，儒學與其他主要學說相比，比較重視人的價值，比較注意肯定人的權利，滿足人的需求。
所謂“仁者愛人”的原則，是和文明進步的方向大體一緻的。
同時，儒學提倡“和”的精神，比較能夠貼近“人情”。
而儒學“中庸”的學說，比較适宜于農業民族的心理習慣。
黃老之學有些過于消極，法家學說則顯得過于激切。
就中國人傳統心理的節奏定式來說，儒學的合理性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承認。
儒學在西漢時期得到發揮的“大一統”理論，也适應了加強君權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
“大一統”的原則對于我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
漢武帝時代實行“獨尊儒術”的重大變革，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争的局面，對于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極作用。
但是，這一變革肯定了“以教為本”，否定了“以法為本”，強調文化教育是“為政之首”，主張“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從而為我們民族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的形成，也表現出不宜忽視的積極意義。
漢武帝時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舉措，是興太學。
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
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學于是出現。
《漢書·董仲舒傳》說，漢武帝創辦太學，是接受了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的獻策。
董仲舒指出，太學可以作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
他建議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這樣則可以使有志于學者以盡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學的創建，采用了公孫弘制訂的具體方案。
公孫弘拟議，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員制度，将博士私人收徒定為正式的教職，将私學轉變為官學；第二，規定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賦稅；第四，博士弟子的選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選補，二是由地方官選補；第五，太學管理，一年要進行一次考試；第六，考試成績中上等的太學生可以任官，成績劣次，無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奮學習者，令其退學。
漢武帝批準了公孫弘拟定的辦學方案。
漢武帝時期的太學，雖然規模很有限，隻有幾位經學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這一文化雛形，卻代表着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方向。
太學生的數量，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漢宣帝時增加到二百人，漢元帝時增加到一千人，漢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漢平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數千人，王莽時代進一步擴建太學，一次就曾經興造校舍“萬區”。
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于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漢武帝時代，除了建立太學之外，還命令天下郡國都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國家管理的地方教育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