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 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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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淮南子》一書，可以作為漢初思想的總結。
其中《原道》篇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
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應當作到如《淮南子·覽冥》中說到的“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說到的“上無苛令，官無煩治”。
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某種角度看，卻透露出一種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
秦法嚴酷。
漢文帝對秦代刑罰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這樣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這些内容：（1）秦法規定，大多數罪人都沒有确定的刑期，服勞役者往往終生不能解脫。
漢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節的輕重，規定不同的服役期限。
罪人服役期滿，則當免為庶人。
（2）秦法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者甚至處死，輕者則沒入為官奴婢。
這一制度，稱作“收孥相坐律令”。
漢文帝明令宣布廢除這一法令。
（3）秦法規定，對罪人按照罪行輕重，分别行施黥、劓、刖、宮四種殘酷的肉刑。
漢文帝诏令廢除黥、劓、刖三種肉刑，改以笞刑代替。
漢景帝時代，又進一步減輕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後兩項内容雖然實際上并沒有得以完全落實，但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的許多官員都大體能夠執法寬厚，斷獄從輕，于是獄事比較清明，刑罰比較簡省，一般民衆所受到的壓迫可能較秦代有所減輕。
漢文帝劉恒在位期間崇尚節儉，執行“與民休息”。
（圖選自清刻本《曆代古人像贊》）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次，漢文帝出行，途經中渭橋，有路邊行人突然沖犯其車馬。
漢文帝要求嚴厲懲處，但是主持司法的廷尉張釋之卻主張應當嚴格按照刑法規定，治以罰金之罪。
漢文帝大怒，以為懲罰過輕。
張釋之則堅持說，所謂“法”，是天子與天下人共同面對的制度，自然應當共同遵守。
現在法律條文規定如此，而處罰卻要依據陛下個人的情感傾向無端加重，這樣，必然會使法律在民衆心目中的确定性和嚴肅性受到損害。
事後，漢文帝承認張釋之的意見是正确的。
這個故事，說明當時一些重要的執法官員能夠以公正為原則，而漢文帝以天下之尊，在盛怒之下也能夠虛心接受不同的意見。
在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對邊地少數民族也盡量避免戰争，努力維護和平相安的關系。
在呂後專權的時代，有關部門提出嚴格控制關市，在鐵器等先進生産工具的流通方面對南越國實行封鎖。
南越王趙佗于是憤怒，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對抗的态度，自立為南越武帝，又發兵北上，進攻漢王朝南邊的長沙國。
在呂後發軍擊南越以後，南越與漢王朝正式進入交戰狀态。
因為氣候條件的不适應，漢軍不能越過南嶺，兩軍事實上在南嶺一線相持了一年之久，呂後去世方才罷兵，于是出現了所謂“（趙）佗得以益驕”的局面。
漢文帝即位，對于呂後時代的政策多所否定，為趙佗在真定（今河北石家莊）的家族墓地置守邑，歲時祭祀，又尊官厚賜，優遇趙佗的親屬。
漢文帝又派陸賈為使者出使南越，賜書緻意，文辭頗為誠摯。
趙佗為這篇言辭懇切，情感親和的外交文書所打動，緻書謝罪，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表示願意長為藩臣，奉貢職，并宣布廢去帝制。
于是，自陸賈還報，一直到漢景帝時代，南越稱臣遣使入朝。
雖然據說在國内仍然暗自沿用舊的稱号，但是使臣入見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之禮。
漢文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與匈奴訂立和親之約。
此後雖然匈奴屢次背約侵犯北邊地
其中《原道》篇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
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應當作到如《淮南子·覽冥》中說到的“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說到的“上無苛令，官無煩治”。
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某種角度看，卻透露出一種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
秦法嚴酷。
漢文帝對秦代刑罰制度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這樣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這些内容：（1）秦法規定，大多數罪人都沒有确定的刑期，服勞役者往往終生不能解脫。
漢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節的輕重，規定不同的服役期限。
罪人服役期滿，則當免為庶人。
（2）秦法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者甚至處死，輕者則沒入為官奴婢。
這一制度，稱作“收孥相坐律令”。
漢文帝明令宣布廢除這一法令。
（3）秦法規定，對罪人按照罪行輕重，分别行施黥、劓、刖、宮四種殘酷的肉刑。
漢文帝诏令廢除黥、劓、刖三種肉刑，改以笞刑代替。
漢景帝時代，又進一步減輕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後兩項内容雖然實際上并沒有得以完全落實，但是漢文帝和漢景帝統治時期的許多官員都大體能夠執法寬厚，斷獄從輕，于是獄事比較清明，刑罰比較簡省，一般民衆所受到的壓迫可能較秦代有所減輕。
漢文帝劉恒在位期間崇尚節儉，執行“與民休息”。
（圖選自清刻本《曆代古人像贊》）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次，漢文帝出行，途經中渭橋，有路邊行人突然沖犯其車馬。
漢文帝要求嚴厲懲處，但是主持司法的廷尉張釋之卻主張應當嚴格按照刑法規定，治以罰金之罪。
漢文帝大怒，以為懲罰過輕。
張釋之則堅持說，所謂“法”，是天子與天下人共同面對的制度，自然應當共同遵守。
現在法律條文規定如此，而處罰卻要依據陛下個人的情感傾向無端加重，這樣，必然會使法律在民衆心目中的确定性和嚴肅性受到損害。
事後，漢文帝承認張釋之的意見是正确的。
這個故事，說明當時一些重要的執法官員能夠以公正為原則，而漢文帝以天下之尊，在盛怒之下也能夠虛心接受不同的意見。
在漢文帝、漢景帝時代，對邊地少數民族也盡量避免戰争，努力維護和平相安的關系。
在呂後專權的時代，有關部門提出嚴格控制關市，在鐵器等先進生産工具的流通方面對南越國實行封鎖。
南越王趙佗于是憤怒，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對抗的态度，自立為南越武帝，又發兵北上，進攻漢王朝南邊的長沙國。
在呂後發軍擊南越以後，南越與漢王朝正式進入交戰狀态。
因為氣候條件的不适應，漢軍不能越過南嶺，兩軍事實上在南嶺一線相持了一年之久，呂後去世方才罷兵，于是出現了所謂“（趙）佗得以益驕”的局面。
漢文帝即位，對于呂後時代的政策多所否定，為趙佗在真定（今河北石家莊）的家族墓地置守邑，歲時祭祀，又尊官厚賜，優遇趙佗的親屬。
漢文帝又派陸賈為使者出使南越，賜書緻意，文辭頗為誠摯。
趙佗為這篇言辭懇切，情感親和的外交文書所打動，緻書謝罪，自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表示願意長為藩臣，奉貢職，并宣布廢去帝制。
于是，自陸賈還報，一直到漢景帝時代，南越稱臣遣使入朝。
雖然據說在國内仍然暗自沿用舊的稱号，但是使臣入見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之禮。
漢文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與匈奴訂立和親之約。
此後雖然匈奴屢次背約侵犯北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