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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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是請大家聽聽怎麼樣，其實誰也沒聽。
不知道為什麼，這間房子裡的每一個人都有點臉紅，大概是因為這段文字實在不怎麼樣。
這間房子裡的每個人都有不尴不尬的毛病，隻有我例外。
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宇，用“喂”、“哎”、“嗨”代替。
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做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
因此我建議用代号，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紀小的叫做“F2”。
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贊成。
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
隻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着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
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拐杖了。
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闆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閑着，時時在轉。
我告訴F說，在公司裡做事，感覺還可以。
她說：事情似乎不該這麼好。
她聽說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
對于這一點我也有耳聞，并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面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制度。
對于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别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說，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麼。
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
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麼。
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隻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麼，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麼。
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麼不想做的事。
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裡有張床，周圍還拉了一圈簾子。
那張床是個有輪子的擔架床，加上簾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
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說：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
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床上拉了下來。
順便說一句，大家對這張床的态度十分可疑。
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開，仿佛遮上也不好。
這件事純屬古怪。
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确的比方：一個異性戀男人和同性戀男子上了床。
這是因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還得了獎，它将是我這輩子能做的最後一件有人味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當寫手，無異于受閹割。
有一天上班時，我看到我們樓層的保安員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覺就像在心窩上被人踹了一腳。
保安員的桌子放在樓梯口上，他們穿着金色的制服，經常在桌子後面坐着，偶爾也起來串房間。
有一天串到我們屋裡來，在門口和M1說話：你們屋有個新來的？是呀。
他不會找麻煩吧？M1稍稍提高了嗓門兒說：誰敢跟你們找麻煩？誰敢呢？這時候他的臉漲得像豬肝一樣。
保安員用手按住M1的肩頭說：你不冷靜……老同志了，不要這樣嘛。
而M1就沉住了氣說道：每回來了新人，我都是這樣。
說到這裡，他們兩個一齊朝我這裡轉過頭來。
我端坐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們。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怕。
說到了保安員，必須補充一句，他們中間有女的，而且為數相當不少，這種情況隻有在百貨商場那種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
在我們這裡，她們格外地喜歡串房間。
我們層有一個寬臉的小姑娘，長了一臉很可愛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帶口音，老愛往我們房間跑，并且管F1和F2叫大姐。
這兩位大姐就這樣和她寒暄：你值班嗎？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
聽到這樣的回答，F2的額頭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頭去。
後來她就到我對面坐下，和我搭讪道：大哥，聽說你會寫書——我也想寫書，你能不能教教我？對這一類的問題我是懶得答複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說道：你要寫什麼哪？她說：我可寫的事多着哪。
就在這時，我聽見有人猛烈地咳嗽起來了，擡頭一看，隻見F2一副要中風的樣子，朝門口比着手勢。
見了這個手勢，我就站了起來，說道：我要去上廁所——她當然不可能跟着我。
等我回來時，那女孩走了。
F2說：M5，你不錯。
我說：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她說道：不能。
我說不出口。
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發現G組的同事裡，隻有審稿像個真正的“被安置人員”，換言之，隻有他才像會犯思想錯誤的樣子。
這是因為我聽說過他。
衆所周知，在我們的社會裡，犯錯誤的人隻是極少數，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這間房子裡的每一個人都有點臉紅，大概是因為這段文字實在不怎麼樣。
這間房子裡的每個人都有不尴不尬的毛病，隻有我例外。
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宇，用“喂”、“哎”、“嗨”代替。
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做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
因此我建議用代号，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紀小的叫做“F2”。
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贊成。
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
隻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着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
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拐杖了。
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闆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閑着，時時在轉。
我告訴F說，在公司裡做事，感覺還可以。
她說：事情似乎不該這麼好。
她聽說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
對于這一點我也有耳聞，并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面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制度。
對于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别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說，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麼。
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
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麼。
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隻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麼，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麼。
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麼不想做的事。
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裡有張床，周圍還拉了一圈簾子。
那張床是個有輪子的擔架床，加上簾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
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說：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
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床上拉了下來。
順便說一句，大家對這張床的态度十分可疑。
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開，仿佛遮上也不好。
這件事純屬古怪。
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确的比方：一個異性戀男人和同性戀男子上了床。
這是因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還得了獎，它将是我這輩子能做的最後一件有人味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當寫手，無異于受閹割。
有一天上班時，我看到我們樓層的保安員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覺就像在心窩上被人踹了一腳。
保安員的桌子放在樓梯口上，他們穿着金色的制服，經常在桌子後面坐着，偶爾也起來串房間。
有一天串到我們屋裡來，在門口和M1說話：你們屋有個新來的？是呀。
他不會找麻煩吧？M1稍稍提高了嗓門兒說：誰敢跟你們找麻煩？誰敢呢？這時候他的臉漲得像豬肝一樣。
保安員用手按住M1的肩頭說：你不冷靜……老同志了，不要這樣嘛。
而M1就沉住了氣說道：每回來了新人，我都是這樣。
說到這裡，他們兩個一齊朝我這裡轉過頭來。
我端坐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們。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怕。
說到了保安員，必須補充一句，他們中間有女的，而且為數相當不少，這種情況隻有在百貨商場那種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
在我們這裡，她們格外地喜歡串房間。
我們層有一個寬臉的小姑娘，長了一臉很可愛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帶口音，老愛往我們房間跑，并且管F1和F2叫大姐。
這兩位大姐就這樣和她寒暄：你值班嗎？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
聽到這樣的回答，F2的額頭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頭去。
後來她就到我對面坐下，和我搭讪道：大哥，聽說你會寫書——我也想寫書，你能不能教教我？對這一類的問題我是懶得答複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說道：你要寫什麼哪？她說：我可寫的事多着哪。
就在這時，我聽見有人猛烈地咳嗽起來了，擡頭一看，隻見F2一副要中風的樣子，朝門口比着手勢。
見了這個手勢，我就站了起來，說道：我要去上廁所——她當然不可能跟着我。
等我回來時，那女孩走了。
F2說：M5，你不錯。
我說：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她說道：不能。
我說不出口。
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發現G組的同事裡，隻有審稿像個真正的“被安置人員”，換言之，隻有他才像會犯思想錯誤的樣子。
這是因為我聽說過他。
衆所周知，在我們的社會裡，犯錯誤的人隻是極少數，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