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文昌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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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雖是道家之傳統，同時也是其孝道思想向民衆的日常意識靠攏的表現。
在觀念、典籍、官方文化中，以父權、父統為重，而在民衆的日常生活中，家庭一般是以親情作為感情紐帶的，在以父、母、子為基點而形成的三角結構中，母親是感情重心和穩定所系，在子女的教養上，父母之間有着分工，最普通的分工便是“嚴父慈母”現象。
父親代表社會來管教子女，征服其不合于社會的本性；而母親則主要從生活上撫育子女，關心其饑餓冷暖。
“養不教，父之過”的社會壓力迫使父親扳起面孔來對付子女，造成孩子的畏懼感，并由此生出感情上的隔閡，母親卻常常站在孩子的立場上給予私情慰藉，引起的是親密的感情。
這樣，一般家庭的孩子大都有着親母而疏父的傾向。
因此，《文昌孝經》之重母頌母是孝文化發展到宋元的通俗化、民間化的必然結果，是時代特色的體現。
孝道敬宗崇父，而在民間曆代的孝行實踐中，雖在觀念上并不太強調母之重要，然而，孝畢竟是出自于人類至誠内發之親情，由親情之自然引導，自然就使孝行之對象大多為母而非父，這是民衆實踐文化與官方觀念文化之不同處。
如成書于元代之《二十四孝》，在孩子孝順的對象中，單獨提到母親的13例，婆母1例，提及父母雙親的6例，單獨提到父親的4例。
可見，重母是孝道文化民間化的表現之一。
3.以神佑鬼懲為孝道維持手段的神學論證這是《文昌孝經》孝道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道教孝道觀制約民衆心理與行為的有力手段，是道教孝道觀對孝道文化及其傳播的主要貢獻，以此而加強了儒家孝道觀的社會影響力和制約力。
宋代，道教嬗變的一個重要趨向和特點就是封建倫理綱常和鬼神信仰糅合，炮制了一個新的枷鎖，賜給了世俗世界。
北宋末年先後出現的《太上感應篇》《陰骘文》及《文昌孝經》等都是屬于反映這種趨勢和特點的道教經典的勸善書。
道教向儒學靠攏，赢得了封建統治者的認可和器重；儒學借助了道教的幫忙，在說教的同時，手裡又多了一把鬼神報應的尚方寶劍。
這一儒、道（應該說還有佛）合流的結果之一，是使中國最終導緻了“士大夫道教”與“世俗道教”的分流。
在士大夫那裡，道教在向老、莊歸複，與禅宗合流，主張以清淨空寂，修心複性養命，以自我修煉、自我完善來尋得内心平衡與外在理想的實現。
而在民間世俗社會裡，道教則是用鬼神、因果報應等思想武器來督促人們遵循封建倫理規範，用迷狂的信仰來誘騙人們向往現世的成仙成道或來世的富貴安樂。
《太上感應篇》和它的姊妹篇《陰骘文》，其核心即《太上感應篇》的第一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随身”與《陰骘文》的第一句:“廣行陰骘，上格蒼穹，人能如我（指文昌帝君）存心，天必賜汝以福”。
道教告訴人們，上天不僅在冥冥中注視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它還有各種專門監視人善惡功過的下屬，如在人頭頂上的三台北鬥神君，在人身上的三屍神，在人家中的竈神等。
這些神祗窺伺着人的行為乃至思想，有功，則記上一筆，将來給你延年益壽，或是賜你大富大貴，或是賞你子孫；有過，則也記上一筆，将來損你的壽數，或讓你在人間受苦，或讓你在陰間下油鍋上刀山，或讓你來世做牛做馬，這就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且一絲不差，無論你把罪過隐藏得多幺巧妙，總是要受懲罰，這就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文昌孝經》作為道教之勸孝經典，也一樣是把孝道與神鬼獎懲聯系起來。
其“孝感章第六”篇幅最長，專門論述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神鬼獎懲的道理。
《文昌孝經》認為，隻要人們行孝道，九靈三精等天神就會保佑你吉祥喜慶；而三屍等惡鬼邪神，亦會化惡為善，你希望得到的東西，都會如願以償。
“不孝之子，百行莫贖；至孝之家，萬劫可消。
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殁，魔煞禍侵；孝子之門，鬼神佑之，福祿畀之。
”孝，可以使人逢兇化吉，免災得福。
隻要行孝，連四生六道中的餓鬼窮魂，都能得到超升；七十二福地裡，魂魄逍遙自在。
“抑知冥獄，首重子逆，開罪本慈，人自罪犯，多緻不孝，自罹冥法。
人盡能孝，多緻善行，地獄自空。
一節之孝，冥必登記，在在超生，誦是經者，各宜省悟。
”“人果孝親，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到仙班，萬事如意，子孫榮昌，世系綿延。
”行孝可得家庭和睦，天地和諧，行孝可以開啟智慧，列入仙品，科舉奪魁，垂芳萬世，早得桂苑仙界之福而不朽。
“孝子之所為，我當赍賜厚，千祥凝聚處，早把天香授，果是誠孝子，不求而自授，不孝不悌人，求攀終莫有，變孝妄行道，有必奪其有，悔逆猛從孝，無仍賜其有。
”總之一句話，行孝得福得神佑，不孝遭災鬼不容。
總括以上分析，《文昌孝經》作為宋代後期道教之勸孝經典，其思想内容雖有道教之特色，但主要是對儒家孝道的認同，其本質在于是儒家之孝道與道教之神佑鬼懲的維持手段的結合，另外也兼具通俗化、民間化的時代特色，在宋元以後儒、釋、道諸家之勸孝書中，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對中國傳統孝道文化的傳播及其民衆的孝道實踐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觀念、典籍、官方文化中，以父權、父統為重，而在民衆的日常生活中，家庭一般是以親情作為感情紐帶的，在以父、母、子為基點而形成的三角結構中，母親是感情重心和穩定所系，在子女的教養上，父母之間有着分工，最普通的分工便是“嚴父慈母”現象。
父親代表社會來管教子女，征服其不合于社會的本性；而母親則主要從生活上撫育子女，關心其饑餓冷暖。
“養不教，父之過”的社會壓力迫使父親扳起面孔來對付子女，造成孩子的畏懼感，并由此生出感情上的隔閡，母親卻常常站在孩子的立場上給予私情慰藉，引起的是親密的感情。
這樣，一般家庭的孩子大都有着親母而疏父的傾向。
因此，《文昌孝經》之重母頌母是孝文化發展到宋元的通俗化、民間化的必然結果，是時代特色的體現。
孝道敬宗崇父，而在民間曆代的孝行實踐中，雖在觀念上并不太強調母之重要，然而，孝畢竟是出自于人類至誠内發之親情，由親情之自然引導，自然就使孝行之對象大多為母而非父，這是民衆實踐文化與官方觀念文化之不同處。
如成書于元代之《二十四孝》，在孩子孝順的對象中，單獨提到母親的13例，婆母1例，提及父母雙親的6例，單獨提到父親的4例。
可見，重母是孝道文化民間化的表現之一。
3.以神佑鬼懲為孝道維持手段的神學論證這是《文昌孝經》孝道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道教孝道觀制約民衆心理與行為的有力手段，是道教孝道觀對孝道文化及其傳播的主要貢獻，以此而加強了儒家孝道觀的社會影響力和制約力。
宋代，道教嬗變的一個重要趨向和特點就是封建倫理綱常和鬼神信仰糅合，炮制了一個新的枷鎖，賜給了世俗世界。
北宋末年先後出現的《太上感應篇》《陰骘文》及《文昌孝經》等都是屬于反映這種趨勢和特點的道教經典的勸善書。
道教向儒學靠攏，赢得了封建統治者的認可和器重；儒學借助了道教的幫忙，在說教的同時，手裡又多了一把鬼神報應的尚方寶劍。
這一儒、道（應該說還有佛）合流的結果之一，是使中國最終導緻了“士大夫道教”與“世俗道教”的分流。
在士大夫那裡，道教在向老、莊歸複，與禅宗合流，主張以清淨空寂，修心複性養命，以自我修煉、自我完善來尋得内心平衡與外在理想的實現。
而在民間世俗社會裡，道教則是用鬼神、因果報應等思想武器來督促人們遵循封建倫理規範，用迷狂的信仰來誘騙人們向往現世的成仙成道或來世的富貴安樂。
《太上感應篇》和它的姊妹篇《陰骘文》，其核心即《太上感應篇》的第一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随身”與《陰骘文》的第一句:“廣行陰骘，上格蒼穹，人能如我（指文昌帝君）存心，天必賜汝以福”。
道教告訴人們，上天不僅在冥冥中注視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它還有各種專門監視人善惡功過的下屬，如在人頭頂上的三台北鬥神君，在人身上的三屍神，在人家中的竈神等。
這些神祗窺伺着人的行為乃至思想，有功，則記上一筆，将來給你延年益壽，或是賜你大富大貴，或是賞你子孫；有過，則也記上一筆，将來損你的壽數，或讓你在人間受苦，或讓你在陰間下油鍋上刀山，或讓你來世做牛做馬，這就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且一絲不差，無論你把罪過隐藏得多幺巧妙，總是要受懲罰，這就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文昌孝經》作為道教之勸孝經典，也一樣是把孝道與神鬼獎懲聯系起來。
其“孝感章第六”篇幅最長，專門論述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神鬼獎懲的道理。
《文昌孝經》認為，隻要人們行孝道，九靈三精等天神就會保佑你吉祥喜慶；而三屍等惡鬼邪神，亦會化惡為善，你希望得到的東西，都會如願以償。
“不孝之子，百行莫贖；至孝之家，萬劫可消。
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殁，魔煞禍侵；孝子之門，鬼神佑之，福祿畀之。
”孝，可以使人逢兇化吉，免災得福。
隻要行孝，連四生六道中的餓鬼窮魂，都能得到超升；七十二福地裡，魂魄逍遙自在。
“抑知冥獄，首重子逆，開罪本慈，人自罪犯，多緻不孝，自罹冥法。
人盡能孝，多緻善行，地獄自空。
一節之孝，冥必登記，在在超生，誦是經者，各宜省悟。
”“人果孝親，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到仙班，萬事如意，子孫榮昌，世系綿延。
”行孝可得家庭和睦，天地和諧，行孝可以開啟智慧，列入仙品，科舉奪魁，垂芳萬世，早得桂苑仙界之福而不朽。
“孝子之所為，我當赍賜厚，千祥凝聚處，早把天香授，果是誠孝子，不求而自授，不孝不悌人，求攀終莫有，變孝妄行道，有必奪其有，悔逆猛從孝，無仍賜其有。
”總之一句話，行孝得福得神佑，不孝遭災鬼不容。
總括以上分析，《文昌孝經》作為宋代後期道教之勸孝經典，其思想内容雖有道教之特色，但主要是對儒家孝道的認同，其本質在于是儒家之孝道與道教之神佑鬼懲的維持手段的結合，另外也兼具通俗化、民間化的時代特色，在宋元以後儒、釋、道諸家之勸孝書中，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對中國傳統孝道文化的傳播及其民衆的孝道實踐産生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