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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面設法搞垮這家電車公司，終使其無法存在，無法開業。
到這個地步，人們能夠想象出上海将會是一幅什麼景象。
然而，這就是已故的張之洞主張采取的，用以防止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進入中國并帶來惡果的辦法。
上海納稅人能夠用來阻止電車運行的第三種方式，正如我曾說過的，是消極抵制，潔身自好。
但消極抵制和潔身自好不是一種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會弊端方面決不會有效。
而這就是偉大的俄國道德家托爾斯泰伯爵在給我的一封公開信中，勸告中華民族阻止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進入中國的方法，也就是要我們消極抵制，不理會歐洲的一切。
托爾斯泰伯爵所提議的這種對待社會罪惡的方法一點也不新鮮。
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過消極抵制。
當世界腐敗無道之時，佛教徒們就剃光腦袋進入寺廟，以此潔身自好。
結果社會隻能變得越來越糟，且最終連擠滿各種光頭和尚的寺廟也逃不脫被焚毀的命運。
因此，世界上的社會罪惡絕不能通過消極抵制來革除，因為消極抵制乃是一種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
馬修·阿諾德指出，“茹伯說得很妙：‘C’estlaforceetledroitquireglenttouteschosesdanslemonde；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強權和公理是世界的統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隻有依靠強權。
強權之所以需要，是因為公理未行，因為公理未行，所以強權那種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統治者。
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種具有内在認可、意志之自由趨同的東西。
我們不為公理作準備——那麼公理就離我們很遙遠，不備于我們——直到我們覺得看到了它、願意得到它時為止。
對于我們來說，公理能否戰勝強權，改變那種事物的存在秩序，成為世界合法的統治者，将取決于我們在時機已經成熟時，是否能見到公理和需要公理。
因此，對于其他人來說，試圖将其所醉心的新近發現的公理強加給我們，就仿佛是我們的公理一樣，并以他們的公理來強制取代我們的強權的那種做法，是一種暴行，應當反抗。
” 簡而言之，當我們認為某種制度不合理時，便去消極抵制它，而想不到這是一種不道德的暴行，這是不對的。
以這樣一種不道德的行為，絕不能改革某種制度，即便它真是一個罪惡的和不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個真誠相信電車是一種危險和讨厭的東西，是一種不道德的設施的納稅人，能夠用以阻止上海電車運行的第四種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電車，甚至可以保護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職生活中，他卻必須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質，以赢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
由于鄰裡居民對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參加納稅人會議，又由于所有納稅人對他的敬重，都願聽從他的意見，而對其他人的意見置若罔聞。
這時候，如果他能向納稅人說明——上海的有軌電車是一種危險的東西和傷風敗俗的設施，那麼，他将有機會使納稅人們心甘情願地将電車廢置。
這，我以為就是孔子制止某種社會或政治罪惡及其改革世界的辦法，即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因此，我認為，将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将此種文明中最優秀的東西，從現代歐洲各國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勢力中挽救出來的力量正在于此，并且這是惟一可靠的力量。
最後，我願意在此指出，迄今為止，不但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在反對現代歐洲文明勢力的過程中，對于中國文明所固有的這種惟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極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為一個中國人，直到今天才意識到，自己立身行事一無所成，正是由于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修己以敬”（orderone’sconversationaright），照孔子所說的，集中精力去過一種“笃恭”的生活。
的确，要說起來，如果不是這本牛津運動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張之洞）給予我20多年的庇護，我這條命恐怕早就丢了。
我很清楚，在這篇故事中談到這位老頭領時，我并非隻是一味褒揚。
我寫這篇故事的目的不是要臧否什麼人或什麼事。
我的目的，是要幫助人們如實地了解中國的現狀。
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我愛柏拉圖，但更愛真理）。
但在這篇故事結束之時，我願公開在這裡表達我對已故帝國總督張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20多年所給予我的保護。
有了這種保護，我不緻于在冷酷自私的中國上流社會降低自我去維持一種不穩定的生活。
此外，盡管我時常固執任性，他卻始終抱以寬容，很善意和禮貌地待我。
而且我還榮幸地學會了作為一個新兵，在他的領導下去為中國的文明事業而戰。
他是中國牛津運動中最優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後一位偉大的文人學士。
兩年前，當我在北京見到了他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徹底絕望了。
我盡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證最後勝利仍屬于我們，他搖了搖頭。
我希望能夠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揮下返回戰場，但現在戰局還未明了，我們的頭領卻死去了，AveatqueVale！（告别了！）
到這個地步，人們能夠想象出上海将會是一幅什麼景象。
然而，這就是已故的張之洞主張采取的，用以防止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進入中國并帶來惡果的辦法。
上海納稅人能夠用來阻止電車運行的第三種方式，正如我曾說過的，是消極抵制，潔身自好。
但消極抵制和潔身自好不是一種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會弊端方面決不會有效。
而這就是偉大的俄國道德家托爾斯泰伯爵在給我的一封公開信中，勸告中華民族阻止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進入中國的方法，也就是要我們消極抵制，不理會歐洲的一切。
托爾斯泰伯爵所提議的這種對待社會罪惡的方法一點也不新鮮。
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過消極抵制。
當世界腐敗無道之時，佛教徒們就剃光腦袋進入寺廟，以此潔身自好。
結果社會隻能變得越來越糟，且最終連擠滿各種光頭和尚的寺廟也逃不脫被焚毀的命運。
因此，世界上的社會罪惡絕不能通過消極抵制來革除，因為消極抵制乃是一種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
馬修·阿諾德指出，“茹伯說得很妙：‘C’estlaforceetledroitquireglenttouteschosesdanslemonde；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強權和公理是世界的統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隻有依靠強權。
強權之所以需要，是因為公理未行，因為公理未行，所以強權那種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統治者。
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種具有内在認可、意志之自由趨同的東西。
我們不為公理作準備——那麼公理就離我們很遙遠，不備于我們——直到我們覺得看到了它、願意得到它時為止。
對于我們來說，公理能否戰勝強權，改變那種事物的存在秩序，成為世界合法的統治者，将取決于我們在時機已經成熟時，是否能見到公理和需要公理。
因此，對于其他人來說，試圖将其所醉心的新近發現的公理強加給我們，就仿佛是我們的公理一樣，并以他們的公理來強制取代我們的強權的那種做法，是一種暴行，應當反抗。
” 簡而言之，當我們認為某種制度不合理時，便去消極抵制它，而想不到這是一種不道德的暴行，這是不對的。
以這樣一種不道德的行為，絕不能改革某種制度，即便它真是一個罪惡的和不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個真誠相信電車是一種危險和讨厭的東西，是一種不道德的設施的納稅人，能夠用以阻止上海電車運行的第四種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電車，甚至可以保護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職生活中，他卻必須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質，以赢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
由于鄰裡居民對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參加納稅人會議，又由于所有納稅人對他的敬重，都願聽從他的意見，而對其他人的意見置若罔聞。
這時候，如果他能向納稅人說明——上海的有軌電車是一種危險的東西和傷風敗俗的設施，那麼，他将有機會使納稅人們心甘情願地将電車廢置。
這，我以為就是孔子制止某種社會或政治罪惡及其改革世界的辦法，即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因此，我認為，将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将此種文明中最優秀的東西，從現代歐洲各國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勢力中挽救出來的力量正在于此，并且這是惟一可靠的力量。
最後，我願意在此指出，迄今為止，不但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在反對現代歐洲文明勢力的過程中，對于中國文明所固有的這種惟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極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為一個中國人，直到今天才意識到，自己立身行事一無所成，正是由于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也就是，“修己以敬”（orderone’sconversationaright），照孔子所說的，集中精力去過一種“笃恭”的生活。
的确，要說起來，如果不是這本牛津運動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張之洞）給予我20多年的庇護，我這條命恐怕早就丢了。
我很清楚，在這篇故事中談到這位老頭領時，我并非隻是一味褒揚。
我寫這篇故事的目的不是要臧否什麼人或什麼事。
我的目的，是要幫助人們如實地了解中國的現狀。
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我愛柏拉圖，但更愛真理）。
但在這篇故事結束之時，我願公開在這裡表達我對已故帝國總督張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20多年所給予我的保護。
有了這種保護，我不緻于在冷酷自私的中國上流社會降低自我去維持一種不穩定的生活。
此外，盡管我時常固執任性，他卻始終抱以寬容，很善意和禮貌地待我。
而且我還榮幸地學會了作為一個新兵，在他的領導下去為中國的文明事業而戰。
他是中國牛津運動中最優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後一位偉大的文人學士。
兩年前，當我在北京見到了他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徹底絕望了。
我盡力安慰他，并向他保證最後勝利仍屬于我們，他搖了搖頭。
我希望能夠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揮下返回戰場，但現在戰局還未明了，我們的頭領卻死去了，AveatqueVale！（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