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點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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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雲:‘随人作計終後人。

    ’又雲:‘文章最忌随人後。

    ’誠至論也。

    ”具體接觸到作品時,如前集卷五十七載福州僧之學李義山詩,則斥為“所謂屋下架屋者,非不經人道語,不足貴也。

    ”如後集卷十六載天随子的《自遺》和《古意》,則譽為“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

     繼承詩話遺産,把古人作品,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與批判,對于發展新的創作來說,無疑地會起着借鑒作用。

    《叢話》對于前人作品,從一字的推敲,到一篇的經營,都比較具體地指出是楷模,還是病累。

    同時,對于作家的生活實踐,以及作品的素材積累,也都比較具體的道出了他們的寫作甘苦和學習方法。

    因之,《叢話》對于學詩來說,在過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宋末詩人兼文學理論批評家方回作《漁隐叢話考》寫道:“回幼好之,……晝夕窺觀,學詩實自此始。

    ”可見此書的影響。

     由于作者是封建士大夫,不能不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因之,不少看法是片面甚至錯誤的。

    對詩谶的無稽之談,作者引錄了别人的反對意見加以猛烈抨擊,又曆舉事實一再反駁詩谶之說的荒謬,但他卻又說:“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數,豈容前逃,烏得以谶言之,何不達理如此,乃庸俗之論也。

    ”(前集卷四十)以唯心的觀點批判唯心的觀點,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樣落入“庸俗”之論,書中收集了不少“鬼詩”,在《缁黃雜記》和《神仙雜記》裡,也有不少迷信事迹的靈異的記載,這和作者所持的唯心觀點,顯然是一脈相通的。

    其次,他強調詩歌創作是“光景常新”,隻要“日鍛月煉”,自能獨辟前人未到之蹊徑,同時卻又宣揚李、杜、蘇、黃“後無來者”,“人固無及”;前後的觀點,相互有矛盾。

    此外,一些評論也不無偏頗之處。

    他認為白居易“詩至于老妪解,烏得成詩”(前集卷八);對于聶夷中的作品,隻稱贊《詠田家詩》“數語最佳,其餘雖有諷刺,亦俚甚矣”(前集卷二十四)。

    顯而易見,作者是流露了輕視詩歌語言淺俗的态度。

    這些不正确的見解,反映在書中,不一而足,需要我們在吸取精華的同時,給予細緻地剔除。

     《苕溪漁隐叢話》通行的有清乾隆五年至六年(一七四○—一七四一)楊佑啟耘經樓依宋版重雕本,今即據為底本,校以北京圖書館藏殘宋本(即耘經樓所依本,殘存前集卷十五至四十五,卷一至十四配明鈔本),北京大學藏殘宋本(此另一宋本,殘存後集卷一至二、卷五至四十,共三十八卷。

    由于這兩種宋本,一殘存前集,一殘存後集,不相混雜,今都稱為宋本),及元翠岩精舍校定鼎新重刊本(殘存前集卷一至五十,今稱為元本),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徐梁鈔本(今稱為徐鈔本),及傅增湘校三種明鈔本(一,故宮博物院景陽宮藏明藍格鈔本,殘存前集卷六至三十五、卷四十一至五十五,後集卷六至三十五,共七十五卷,卷末有“按察司書吏唐天桂謄寫”一行,闆心有“石林書屋”四字;二,宋牧仲家藏明鈔殘本,殘存卷數不明,傅校于後集卷一、卷三十六、卷三十七曾出此本;三,徐梧生家藏明紅格鈔殘本,殘存卷數不明,傅校于前集卷五十六、卷五十八曾出此本。

    傅校于每卷末有時記用何本校,其校有一校二校乃至三校的,唯都用朱筆,無法識别,今統稱之為明鈔本),和傅增湘校兩種舊抄本(一,傅增湘藏本,存前集一至五卷;二,故宮博物院藏本,存前集卷五、卷三十六至四十一、卷五十至六十,共十八卷。

    傅增湘認為兩殘本似即一書,筆法頗類錢叔寶。

    今統稱為舊鈔本)。

    用各本對校,還有不能解決問題的,就用理校法處理,仍注明原來誤字,以資考訂。

     校點者廖德明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