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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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中國社會生活開始大面積地解凍了。
廣大的國土之上，到處都能聽見冰層的斷裂聲。
冬天總不會是永遠的。
嚴寒一旦開始消退，萬物就會破土而出。
好啊，春天來了！大地将再一次煥發出活力和生機。
但是前行的人們還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滿了泥濘…… 陽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莊稼人出牛動農之前生産責任制的浪潮大規模地席卷了整個黃土高原。
面對這種形勢，社會上盡管仍然有“國将不國”的歎息聲，但沒有人再能阻擋這個大趨勢的發展了。
毫無疑問，這是繼土改和合作化以後，中國近代曆史上農村所經曆的又一次巨大的變革，它的深遠意義目前還不能全部估價。
富有戲劇性的是，二十多年前，中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是将分散的個體勞動聚合成了大集體的生産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卻正好相反。
生活往往就是這樣。
大合大分，這都是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産物。
說不定若幹年後，中國農村将會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體——不過，那時的形勢不會也不應該等同于以往了。
人類正是這樣不斷地在否定之否定中發展的。
當然，短短幾十年中，如此規模的社會大集散，也許隻有中國才具備這種宏大氣魄。
在黃原地區，盡管地委書記苗凱和人稱“蘇斯洛夫”的副書記高鳳閣，對生産責任制采取了“頂門杠”式的做法，但門還是沒能頂住。
被高鳳閣說成是田福軍的“路線”看來明顯占了上風。
在去年夏收後的工作基礎上，眼下生産責任制已在全區各縣所有的農村展開。
當然，今年已經比去年走得更遠——幾乎絕大部分農村都包産到戶了。
田福軍知道，這不是他個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針和農民的迫切願望直接交流才造成了這種勢不可擋的局面……過罷春節不久，小小的雙水村就亂成了一窩蜂。
對生産責任制抱反感情緒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幹脆來了個“徹底革命”，宣布全村實行“單幹”，誰願怎幹就怎幹！這态度實際上也是一種不滿情緒的發洩——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時的混亂。
“去他媽的，亂吧！”田福堂在心裡說。
他甚至有一種快感。
混亂首先從金家灣二隊那裡開始了。
二隊的人成份複雜，加之去年夏收後沒實行生産責任組，現在看見一隊的人已經見了好處他們心癢癢；如今既然田福堂讓大家“單幹”，這下可不能再落到了一隊後面了。
于是說分就分，把承包責任制弄得象土改時分地主的财物一樣，完全失去了章法。
在分土地的時候，盡管是憑運氣抓紙蛋，但由于等次分得不細，紙蛋抓完後還沒到地裡丈量，許多人就在二隊的公窯裡吵開了架；其中有幾個竟然大打出手。
在飼養院分牲口和生産資料的時候，情況就更混亂了。
人們按照抓紙蛋的結果紛紛擠在棚圈裡拉牲口。
運氣好的在笑，運氣不好的在叫、在咒罵；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顧體面地放開聲嚎了起來。
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搶，就奪，接着就吵，就罵，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繩也要剁成幾段麻繩頭，一人拿走一段。
一旦失去了原則和正确的引導，農民的自私性就強烈地表現了出來。
他們不惜将一件完好的東西變成廢物，也要砸爛，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一塊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連集體的手扶拖拉機都大卸八大塊，象分豬肉一樣一人一塊扛走了——據說拖拉機上的鋼好，罷了拿到石圪節或米家鎮打造成镢頭…… 二隊東西分眼紅的人，眼看沒個分上的了，竟然跑到公路上去分路邊他們隊地段上的樹木。
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金俊山經常扮演“救火隊”的角色。
他看此情，急得去找二隊長金俊武，對他說：“咱們金家灣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公路邊上的樹怎敢分嘛！那是國家的财産！你是個精明人，今兒個怎麼這麼糊塗？不信你看吧，樹一旦分開，社員幾天就連根刨了！金家灣半村人恐怕都得讓公安局用法繩捆了去！” 金俊武眼角裡糊着眼屎，無可奈何地對金俊山說：“我現在也沒辦法了。
一聽要單幹，隊裡的人誰還再把我放在眼裡呢？社員一哇聲要做的事，一個人怎能擋住？再說，就是我不同意這樣做，大家說田福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老幾？你管了我們十幾年，現在爬遠吧！” 俊武說的也是實情。
金俊山看沒辦法了，就到學校去找兒子金成，讓他騎自行車去石圪節公社找個領導來——雙水村的局勢一旦失去控制，金俊山的辦法就是找公社領導來解決——這倒也不失為良策。
但小學教師金成嗫嚅着對父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