蠲戲齋詩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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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

    詳其來曆,通其旨意,以便教學。

    善讀者潛心以求之,庶幾繼軌《三百篇》而六藝之旨可以概見。

    以是為教,其必有感發興起者矣。

     《詩大序》及鄭康成《詩譜序》兩文,說詩之義盡之矣。

     音律亦須學,多讀自然見得。

    至于白話之漫無音節者,則終不能成立。

    西洋詩亦有抑揚高下音韻,而十四行詩格律謹嚴,亦豈漫無準則耶? 昨說一切法界皆入于詩,恐學人難會此旨,實則盈天地何莫非詩?詩通于政事,故可統《書》;以聲教感人,故可統《樂》;“迩之事父,遠之事君”,故可統《禮》;“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之效也,故可統《易》。

    子夏《詩序》:“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依風俗。

    ”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明人事之記,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二說不别,故可統《春秋》。

    “《詩》亡而後《春秋》作,則知《春秋》之用即《詩》之用,撥亂反正之心即移風易俗之心也。

    如是廣說,不可終窮。

    比及證悟,則皆剩語也。

    ” 昔人評鐘元常書,謂其“沉着痛快”。

    推而言之,作詩亦須沉着痛快,說話作事亦須沉着痛快。

    忠信笃敬,談何容易。

    笃實便是沉着,反之則是不誠。

     先儒謂《樂》亡而後樂教皆寓于詩。

    古人之詩皆可歌詠,被之管弦,即是樂教。

    故春秋之世,聘使往還,酬酢交際,皆有歌詩,後世酬唱即其遺風。

     詩不僅尚其辭而已,詩之外大有事在。

    今人詩所以不及古人者,隻是胸襟太小。

    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淺,古人所見者大,今人所見者小,故判然是兩個天地,不能相比。

    如果自己之所感與古人同其深遠,自己之所見與古人同其真切,則發而為詩,自然亦可上追古人,但卻非易事耳。

    詩教之義甚大,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語此。

    但學者若能常常體會此理,則胸中滓穢日去,清虛日來,久而久之,不知不覺間,氣質自然變化了。

    故詩可以陶冶性情。

     作詩是遊于藝的事,但必須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後可。

    詩人所見者大,則其所言者遠;其所積者深,則其所發者厚。

    不假安排,不事窮索,信手拈來,全是妙用。

    故曰:作詩須通身是手眼始得。

    有人問古德,獅子搏兔用全力,是個什麼力?答:不欺之力。

    此雖說禅,亦可論詩。

    不欺便是誠,不誠則無物。

    獅子搏兔是用全身氣力,故作詩須将整個學問運用在裡面,所謂通身是手眼是也。

    善為詩者,言近而指遠,稱名小而取類大。

    心量通乎天地,然後可以動天地;至情通于鬼神,然後可以感鬼神也。

     古者朝聘往來,賦詩見志,以微言相感。

    微者,隐也,不必明言,貴在暗示。

    實則一切言語屬于詩,真有至誠恻怛之懷,發之于言,自是感人。

    慈母之愛子,不學而能歌,赤子之于母,聞聲而相喻,幾以真情感通之故。

     大抵境則為史,智必詣玄,史以陳風俗,玄則極情性。

    原乎《莊》、《騷》,極于李杜,建安史骨,陶謝玄宗,杜則史而未玄,李則玄而不聖。

    挈八代之長,盡三唐之變,鹹不出此,兼之者上也。

    自有義學、禅學,而玄風彌暢,文采雖沒,而理卻幽深,主文谲谏,比興之道益廣,固詩之旨也。

    唐宋諸賢猶未能盡其緻,後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

    若夫擺脫凡近,直湊單微,随舉陳言,皆成新意,累句蕪音,自然廓落。

    但取自适而無近名,舍俗遊玄,絕求勝之心,則必有合矣。

    流變所極,未知其終。

    如今曰“背景”,猶之史也;亦曰“靈感”,猶之玄也。

    特言之尚粗,未臻于妙,而遽忘其朔,遂謂古不足法,斯則失之愚耳。

     夫樂律聲詩之變,何在而非世運升降之機乎。

    韶、武既亡,《雅》、《頌》(注)之音絕。

    屈宋以後之賦,漢魏以後之詩,其可傳者,猶有變風變雅之遺焉。

     (注)《詩經》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

    《詩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