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琳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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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琳之字顔琳，會稽山陰人。
祖父孔沈是晉朝的丞相掾。
父親孔貵，是光祿大夫。
孔琳之剛強正直，有志向有能力，喜一愛一讀書作文，通曉音樂，特别會寫草書和隸書。
本郡任命他當主簿，沒有應命，後來他被征用為本國的常侍。
桓玄輔佐晉朝官拜太尉，用孔琳之為西閣祭酒。
桓玄時朝廷議論，想廢除金錢，用谷子和布帛交換。
孔琳之論述此事說：“《洪範》中說的八大政事，把貨币放在吃飯後面，難道不是因為交易行為是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項嗎？如果不讓金銀為貨币，百姓把一精一力投在鑄錢上，那麼必定妨礙他們做其他事，所以禁止百姓造錢是對的。
今日農民隻管種谷物，手工業者隻管制造工具，士農工商各人隻管經營他們的事業。
又有哪個人用心于造錢呢？所以聖人制造無用的錢，而使有用的物質流通，既沒有一浪一費多餘費用，又減輕運輸的艱難。
這就是貨币表現為龜殼貝殼，曆朝曆代都沒有廢除的原因。
谷物布帛是寶貝，用來作為吃飯穿衣。
如果今天把其中一部分劃分出來作為貨币，那麼必定有很多損害。
而且谷物布匹在商販的手中損壞，在加減乘除中消耗。
這樣做的弊端，古人已說得很清楚。
所以鐘繇說：‘一奸一詐的百姓，争着用濕谷物來擡高價值，制造薄薄的布帛充作貨币。
’魏代曆朝用嚴刑懲治，但沒有效果。
所以司馬芝認為用錢不僅使國家富裕，也可以減少刑罰。
貨币之所以沒有采用完全由于戰亂長期存在，以至廢棄是有原因的，漢代末年便是這樣。
今日錢已使用，再廢除它，那麼百姓一下子便失去了他的錢财。
如今搜集天下的谷物，以滿足天下人的飲食需要，有的倉庫充足，有的隻是鬥把左右的儲存，自然是貧窮百姓依靠富人，達到這一步，完全依靠貨币。
一旦廢除貨币，那便是被抛棄的東西，有錢無糧的百姓都坐而待斃，這是廢除金錢馬上會産生的禍害。
況且今日用錢的地方不窮，用谷的地方也不富。
另外人民用錢已習慣了，改變它必然導緻混亂。
俗話說：‘獲利不超過一百倍，人們是不會改換他的職業的。
’況且錢比谷物用起來更方便，魏明帝時，廢除貨币用谷交換，三十年時間，因為不方便人民生活，于是朝中進行大讨論，深通政治經濟的大人物，無不認為應該再用錢，人民沒有反對意見，朝中沒有異議。
那個時代尚且舍棄谷物而用錢作為交換工具，足以說明用谷物交換的弊端，已被當年的人們深深認識。
世人或者認為魏朝不用錢很長時間，積累了很多錢，所以最後又用了錢，有利公家有利于國。
其實并非如此。
當年晉文公之所以後賞賜舅犯，而先賞獎成季的忠信才謀，就是因為他認為權謀雖然有利于一時，不如誠信有利于萬世。
魏國時一些名臣賢人在朝，君子并列，仔細謀劃天下，商讨有利有害的各種大事，決定經營國家的根本方法。
如果谷物确實比貨币方便，應該不隻追求一時的方便，而離開永遠有用的順利，這是顯而易見的。
這實際上是因為積累的弊端太多而想變革，改造舊的方式罷了。
晉孝武帝末年，天下安甯，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百姓樂業，自然谷物豐收，布帛充滿，幾乎家家豐衣足食，從這時的史實來看，錢也不妨礙人民的富裕。
近些年來戰亂不斷發生，饑荒交迫。
貧寒沒有解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明公既然拯救天下，撥亂反正，改革制度，崇尚根本的教化，重視增加農業投資，給人民因時制宜，順其自然，遊子蕩夫迷途知返，追逐末利的人自然止息，基本上達到了大家努力種田種地，曠野沒能多餘的土地了。
從這往前走，太平之日必然可以達到，更不用擔心衣服飲食了。
我認為拯救時代弊病，不需要廢去金錢。
” 桓玄又打算恢複肉刑。
孔琳之認為：“唐堯虞舜制定刑律，夏禹建立法制。
大概因為敦樸和刻薄的風俗不同，但是達到政治清平的方法一樣，寬容和嚴厲交替使用，不斷地改變政策适應時代。
《尚書》說：‘刑罰有的時代重，有的時代輕。
’說的是刑法随時代變化而變化。
三代時期，風俗淳樸，政事簡明，所以當時很少有人犯法；世紀末期，風俗巧僞而政事繁多，所以人們動不動便觸犯刑法。
如果三千條刑法在世紀末通用，必然導緻鞋價上漲的問題，這正是五帝法律不一樣，肉刑不可以全部恢複的原因。
漢文帝表現他的仁厚心腸，感概重新做人的道路未能打開，于是改變古代的法令，在當時被稱為刑法廢除的時代。
名義上是輕了，實際上刑法反而重了，反而更加傷害百姓。
所以
祖父孔沈是晉朝的丞相掾。
父親孔貵，是光祿大夫。
孔琳之剛強正直，有志向有能力，喜一愛一讀書作文，通曉音樂，特别會寫草書和隸書。
本郡任命他當主簿，沒有應命，後來他被征用為本國的常侍。
桓玄輔佐晉朝官拜太尉，用孔琳之為西閣祭酒。
桓玄時朝廷議論，想廢除金錢，用谷子和布帛交換。
孔琳之論述此事說：“《洪範》中說的八大政事，把貨币放在吃飯後面，難道不是因為交易行為是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項嗎？如果不讓金銀為貨币，百姓把一精一力投在鑄錢上，那麼必定妨礙他們做其他事，所以禁止百姓造錢是對的。
今日農民隻管種谷物，手工業者隻管制造工具，士農工商各人隻管經營他們的事業。
又有哪個人用心于造錢呢？所以聖人制造無用的錢，而使有用的物質流通，既沒有一浪一費多餘費用，又減輕運輸的艱難。
這就是貨币表現為龜殼貝殼，曆朝曆代都沒有廢除的原因。
谷物布帛是寶貝，用來作為吃飯穿衣。
如果今天把其中一部分劃分出來作為貨币，那麼必定有很多損害。
而且谷物布匹在商販的手中損壞，在加減乘除中消耗。
這樣做的弊端，古人已說得很清楚。
所以鐘繇說：‘一奸一詐的百姓，争着用濕谷物來擡高價值，制造薄薄的布帛充作貨币。
’魏代曆朝用嚴刑懲治，但沒有效果。
所以司馬芝認為用錢不僅使國家富裕，也可以減少刑罰。
貨币之所以沒有采用完全由于戰亂長期存在，以至廢棄是有原因的，漢代末年便是這樣。
今日錢已使用，再廢除它，那麼百姓一下子便失去了他的錢财。
如今搜集天下的谷物，以滿足天下人的飲食需要，有的倉庫充足，有的隻是鬥把左右的儲存，自然是貧窮百姓依靠富人，達到這一步，完全依靠貨币。
一旦廢除貨币，那便是被抛棄的東西，有錢無糧的百姓都坐而待斃，這是廢除金錢馬上會産生的禍害。
況且今日用錢的地方不窮，用谷的地方也不富。
另外人民用錢已習慣了，改變它必然導緻混亂。
俗話說：‘獲利不超過一百倍，人們是不會改換他的職業的。
’況且錢比谷物用起來更方便，魏明帝時，廢除貨币用谷交換，三十年時間，因為不方便人民生活，于是朝中進行大讨論，深通政治經濟的大人物，無不認為應該再用錢，人民沒有反對意見，朝中沒有異議。
那個時代尚且舍棄谷物而用錢作為交換工具，足以說明用谷物交換的弊端，已被當年的人們深深認識。
世人或者認為魏朝不用錢很長時間，積累了很多錢，所以最後又用了錢，有利公家有利于國。
其實并非如此。
當年晉文公之所以後賞賜舅犯，而先賞獎成季的忠信才謀，就是因為他認為權謀雖然有利于一時，不如誠信有利于萬世。
魏國時一些名臣賢人在朝，君子并列，仔細謀劃天下，商讨有利有害的各種大事，決定經營國家的根本方法。
如果谷物确實比貨币方便，應該不隻追求一時的方便，而離開永遠有用的順利，這是顯而易見的。
這實際上是因為積累的弊端太多而想變革，改造舊的方式罷了。
晉孝武帝末年，天下安甯，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百姓樂業，自然谷物豐收，布帛充滿，幾乎家家豐衣足食，從這時的史實來看，錢也不妨礙人民的富裕。
近些年來戰亂不斷發生，饑荒交迫。
貧寒沒有解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明公既然拯救天下，撥亂反正，改革制度，崇尚根本的教化，重視增加農業投資，給人民因時制宜，順其自然，遊子蕩夫迷途知返，追逐末利的人自然止息，基本上達到了大家努力種田種地，曠野沒能多餘的土地了。
從這往前走，太平之日必然可以達到，更不用擔心衣服飲食了。
我認為拯救時代弊病，不需要廢去金錢。
” 桓玄又打算恢複肉刑。
孔琳之認為：“唐堯虞舜制定刑律，夏禹建立法制。
大概因為敦樸和刻薄的風俗不同，但是達到政治清平的方法一樣，寬容和嚴厲交替使用，不斷地改變政策适應時代。
《
’說的是刑法随時代變化而變化。
三代時期，風俗淳樸，政事簡明，所以當時很少有人犯法；世紀末期，風俗巧僞而政事繁多，所以人們動不動便觸犯刑法。
如果三千條刑法在世紀末通用，必然導緻鞋價上漲的問題，這正是五帝法律不一樣，肉刑不可以全部恢複的原因。
漢文帝表現他的仁厚心腸，感概重新做人的道路未能打開，于是改變古代的法令，在當時被稱為刑法廢除的時代。
名義上是輕了，實際上刑法反而重了，反而更加傷害百姓。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