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筆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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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更廣闊的時空印證。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漢學界。

    那麼多高水平的專家學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們畢竟避過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有充裕的時間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國際學術标準,在科學性、宏觀性上遠超幹嘉學派的考據水平。

    但在十年前,國内學術界要了解他們的研究成果十分艱難,甚至直到今天,雖有一些專著流傳到大陸,仍然不易見到那些以散篇形式發表于專業雜志間的各項具體研究。

    海内外研究成果積累得比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總是利用前去講學的機會在那裡貪婪補課。

    記得前不久一位曾經多次撰文批評《山居筆記》&ldquo硬傷&rdquo的先生直接給我來信,說又發現我的一處論述在國内某大學編印的資料上找不到根據。

    我回信感謝他來信探讨之誠,并說明那項資料早已被海外學術界嚴密論證,詳細數據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庫房,答應下次去時複印一份送給他。

    香港中文大學在山上,我當時為了鑽研數據栖居一處設備簡單的集體宿舍叫曙光樓,因此有了&ldquo山居&rdquo的說法。

     現在回想起來,寫作這本書的最大困難,不在立論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證之煩,而在于要把深澀嶙峋的思考萃煉得平易可感,把玄奧細微的感觸釋放給更大的人群。

    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塊,用體溫焐化堅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費難言的艱辛,而艱辛的結果卻是不能讓人感受到艱辛。

     寫完這本書後,我又寫了一本人生随筆,然後進入文化考察的又一個新階段,即驅車數萬公裡逐一拜谒人類曆史上一切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

    一路曆盡危難,卻從未退縮,因為我在陌生的異國荒原上找到了返現中華文明的方位,時時校正着國内考察時的各種感悟。

    我把《山居筆記》的續篇,寫到了開羅的死城邊、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灣和南亞沙塵覆蓋的大炮下。

    在那裡纔明白,即便走遍中國也很難真正了解中國,因此經常與同行的夥伴們感歎:&ldquo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rdquo 除台灣爾雅版的繁體字版外,這本文彙版的簡體字版已印了三十五萬冊,我親自從讀者手裡買得的盜版本有十二種。

    經常看到有人在報刊上否認目前盜版的嚴重事實,批判反盜版是&ldquo炒作&rdquo,我便特地編撰了《盜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長河》精裝本卷首,其中選印了《山居筆記》的不同盜版本封面八種,使文化盜賊們無可抵賴。

    誰知這些年趁我遠行曆險,他們在國内鬧成一團,無非是想用诽謗遮蓋盜竊,連當年翻雲覆雨的黑影也拉出來了。

    對他們當然不能再用規勸的辦法,因此把本書初版的代序撤去,其它地方也有一些相應的改動。

    正該取笑他們沒有把手中的偷盜物細看一番:文明和邪惡不可混淆,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書的内容。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