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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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

    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曆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

    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于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

    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

    否則,營營嗡嗡的所謂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

    但是,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又談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松一點,說起昨天剛到印度時的一些趣事。

     他回憶了坐出租汽車時與司機讨價還價的過程,為了防止被騙,不說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

    有一件事讓他真的生了氣。

    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着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必要,拒絕了。

    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隻得讓他擦。

    擦完,竟然索價三百五十盧比,其實這裡擦鞋十個盧比已經足夠。

    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面孔勸加藤先生出二百盧比…… 沒等加藤先生說完我就笑了,覺得人類之惡怎麼這樣相似。

    我說我有與你一樣的遭遇,有人向我潑污,又問我想不想讓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價的。

    所不同的是,他們潑污的工具是文章、書籍,而代價是允許他們盜版。

     加藤先生說:"你看,我對付不了那個擦鞋者,你對付不了那些盜版者,最簡單的是非曲直徹底颠倒,我們竟然毫無辦法。

    就從這樣的小事想開去,人類怎麼來有效地阻止邪惡?實在不能樂觀。

    " 我說:"請允許我繼續以小見大,借這些小事來看看世紀難題。

    我們以往的樂觀,是因為相信法律和輿論能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這件小事為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于輿論,你已看到,除了那兩個幫兇,别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

    如果别人來關心就更麻煩,還會把各自的觀念全帶進來,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

    這也就是說,在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法律、輿論和宗教等等都不解決問題。

    那麼引申到世紀難題,同樣遇到由誰來控制,由誰來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該怎麼辦等等比難題本身更難的課題。

    我的惆怅,即來自于此。

    " 但是我也有企盼。

    企盼二十一世紀有更多的國家把國民經濟和精神道德同時提高,成為對全世界進行理性制衡的中堅力量。

    我相信我的祖國,極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員。

     至于個人,在人類面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

    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裡,夜宿Surya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