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筆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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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曆時兩年有餘。
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投入那麼多時間纔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
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迹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确回答，隻得再去了一次。
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ldquo得失寸心知&rdquo。
在總體計劃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
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迹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
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迹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mdash&mdash 對于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觊觎和生死與共； 對于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複蘇； 對于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于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曆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于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于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于劃分； &hellip&hellip 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隻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
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長的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問題在十年前公開談論并不方便。
當時，哪怕是給清朝統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評價，把民間金融業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歸之于太平天國運動，或者在不設定&ldquo唯心主義&rdquo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維系社會管理和文明傳承的意義上稱贊科舉制度，都會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說打破時限大談&ldquo流放&rdquo、&ldquo小人&rdquo、&ldquo圍啄&rdquo這些很容易讓人産生現代聯想的命題了。
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當時敢于發表這些文章的《收獲》雜志。
至于我本人的勇氣，則來自十年浩劫間對民族苦難的切身感受和反複思考。
這種思考，開始于浩劫初期可憐父輩的牢獄骨灰，延續于浩劫中期軍墾農場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後期故鄉山屋的寂寞歲月，又回味于浩劫過後某些黑影的翻雲覆雨。
幸好一九七八年嚴冬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我也随之獲得了生存的尊嚴。
既然一切都來自于苦難，我問自己手中的筆：你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我隻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于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從考察和閱讀
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投入那麼多時間纔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
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迹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确回答，隻得再去了一次。
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ldquo得失寸心知&rdquo。
在總體計劃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
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着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迹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
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迹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mdash&mdash 對于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觊觎和生死與共； 對于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複蘇； 對于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于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曆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于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于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于劃分； &hellip&hellip 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隻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
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長的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問題在十年前公開談論并不方便。
當時，哪怕是給清朝統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評價，把民間金融業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歸之于
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當時敢于發表這些文章的《收獲》雜志。
至于我本人的勇氣，則來自十年浩劫間對民族苦難的切身感受和反複思考。
這種思考，開始于浩劫初期可憐父輩的牢獄骨灰，延續于浩劫中期軍墾農場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後期故鄉山屋的寂寞歲月，又回味于浩劫過後某些黑影的翻雲覆雨。
幸好一九七八年嚴冬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我也随之獲得了生存的尊嚴。
既然一切都來自于苦難，我問自己手中的筆：你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我隻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于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從考察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