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6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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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糊覺得好像個頭有些魁梧，穿的是條當時很時髦的那種肥肥大大的淺灰色呢褲子——因為我從他褲裆下鑽過，所以單單記住了褲子的特征。
這說來簡直是個笑話，一個我那麼敬仰、那麼想認識的人，而且也給了我認識機會，而我卻隻記住了他穿的一條褲子的顔色和樣子。
啊，人生就是這樣，陰差陽錯的，充滿遺憾。
人的一輩子總有遺憾，和你父親同在一屋而沒有認識他，這無疑是我今生今世的一大遺憾。
據你母親說，她和你父親是在一艘開赴法國的海輪上認識的，時間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春天，我記不大清楚了。
那時候，你父親已是個很出名的影星，三十來歲，你母親剛二十歲出頭，在美國留學。
當輪船到西班牙後，你父親先上岸，兩人于是分了手。
後來你父親回國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楊豐懋有着親密的往來，這無疑為你母親再見到他提供了上好條件。
我想，你舅舅楊豐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個重要人物。
但他們後來是什麼時候再見面的，什麼時候産生的愛情，什麼時候結的婚，這些情況我都不知曉。
我猜想，在你母親來南京前他們可能就結婚了，你母親所以到南京來工作，也許正是為了同丈夫并肩戰鬥吧。
據我所知，你母親以前在國民黨上海憲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們這兒來也正是憲兵司令楊家虎舉薦的。
我剛才說了，你舅舅任我為代老A，同時把決定"你"的生殺大權交給了我。
你知道，我是從來不贊成犧牲孩子的，現在既然權力到了我手上，我當然毫不猶豫地同意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
然而，我想不到，你母親，還有你舅舅，也一定沒想到，我的這個毫不猶豫的"決定"卻給我們帶來了無法估量、無法彌補的損失。
沒有人能否認，"洗澡堂會議"讓我們一下犧牲7名或者8名同志是個巨大的損失，然而為把你生下來我們的損失卻比"洗澡堂會議"的損失還要巨大，還要慘痛。
10我知道，我們沒有哪個人生來就是想做錯事的，是的，我們生來誰都不想做錯事，但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做錯事。
我們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卻不可以不做一件錯事。
我們每個人都時不時在做錯事，做錯事成了我們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如果一個人從來不做錯事（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這個人沒有生活，沒有成長，沒有一切。
事實上，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不存在的。
我這麼說的意思是說我們不要怕做錯事，有時候做錯事反而會把我們敲打得更加堅硬有力。
但我又要矛盾地強調，我們搞地下工作的決不能做錯事，我們工作的性質不允許我們做錯事，因為錯誤一到了我們手裡就變成了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個不合時宜的噴嚏也是個偌大的錯誤，也會斷送我們乃至成千上萬人的性命。
這就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們是人，不可能不做錯事，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做錯事，一做錯事就可能斷送我們隻有一次的性命。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從事的是世上最殘酷也是最神秘的職業，任何一個變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個正常的錯誤，都可能結束我們的生命。
這是沒辦法的，最好的辦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
我相信我們就是這樣的，我們也隻有這樣。
我說過，1948年的3、4月間，我們遇到了很多麻煩事，這個春天誰也想不到會這麼難過。
期間的一天，保密局全體人員在二樓小禮堂裡開我的上司呂展的追悼會（這老東西早該死!），中途我去上廁所，不一會兒就聽到你母親的腳步聲在我背後響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麼事要通知我。
我故意在廁所裡磨蹭着，等你母親入廁有一定時間後才放水沖廁，通告你母親：我要出來了。
果然，我剛到洗手間，你母親跟着也出來，和我并排站在那兒洗手，同時往我口袋裡塞了張紙條，告訴我說，鄭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氣，要她盡快把孩子處理掉，問我怎麼辦。
你看，你還沒出生就開始給我們找麻煩了。
我經過再三考慮，決定不理他。
這樣一來你母親無疑要冒犯鄭了。
其實，經過不長時間的明争暗鬥，鄭在保密局的勢力基本已名存實亡，盡管他抓住毛人鳳諸多把柄和秘密，但反蔣派畢竟勢單力薄，鄭縱然有千手黑材料也難不倒毛，鬥不過毛。
根據這情況
這說來簡直是個笑話，一個我那麼敬仰、那麼想認識的人，而且也給了我認識機會，而我卻隻記住了他穿的一條褲子的顔色和樣子。
啊，人生就是這樣，陰差陽錯的，充滿遺憾。
人的一輩子總有遺憾，和你父親同在一屋而沒有認識他，這無疑是我今生今世的一大遺憾。
據你母親說，她和你父親是在一艘開赴法國的海輪上認識的，時間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春天，我記不大清楚了。
那時候，你父親已是個很出名的影星，三十來歲，你母親剛二十歲出頭，在美國留學。
當輪船到西班牙後，你父親先上岸，兩人于是分了手。
後來你父親回國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楊豐懋有着親密的往來，這無疑為你母親再見到他提供了上好條件。
我想，你舅舅楊豐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個重要人物。
但他們後來是什麼時候再見面的，什麼時候産生的愛情，什麼時候結的婚，這些情況我都不知曉。
我猜想，在你母親來南京前他們可能就結婚了，你母親所以到南京來工作，也許正是為了同丈夫并肩戰鬥吧。
據我所知，你母親以前在國民黨上海憲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們這兒來也正是憲兵司令楊家虎舉薦的。
我剛才說了，你舅舅任我為代老A，同時把決定"你"的生殺大權交給了我。
你知道，我是從來不贊成犧牲孩子的，現在既然權力到了我手上，我當然毫不猶豫地同意你母親把孩子生下來。
然而，我想不到，你母親，還有你舅舅，也一定沒想到，我的這個毫不猶豫的"決定"卻給我們帶來了無法估量、無法彌補的損失。
沒有人能否認，"洗澡堂會議"讓我們一下犧牲7名或者8名同志是個巨大的損失，然而為把你生下來我們的損失卻比"洗澡堂會議"的損失還要巨大，還要慘痛。
10我知道，我們沒有哪個人生來就是想做錯事的，是的，我們生來誰都不想做錯事，但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做錯事。
我們可以一生不做好事，卻不可以不做一件錯事。
我們每個人都時不時在做錯事，做錯事成了我們生活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如果一個人從來不做錯事（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這個人沒有生活，沒有成長，沒有一切。
事實上，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不存在的。
我這麼說的意思是說我們不要怕做錯事，有時候做錯事反而會把我們敲打得更加堅硬有力。
但我又要矛盾地強調，我們搞地下工作的決不能做錯事，我們工作的性質不允許我們做錯事，因為錯誤一到了我們手裡就變成了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個不合時宜的噴嚏也是個偌大的錯誤，也會斷送我們乃至成千上萬人的性命。
這就是我們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們是人，不可能不做錯事，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做錯事，一做錯事就可能斷送我們隻有一次的性命。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從事的是世上最殘酷也是最神秘的職業，任何一個變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個正常的錯誤，都可能結束我們的生命。
這是沒辦法的，最好的辦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
我相信我們就是這樣的，我們也隻有這樣。
我說過，1948年的3、4月間，我們遇到了很多麻煩事，這個春天誰也想不到會這麼難過。
期間的一天，保密局全體人員在二樓小禮堂裡開我的上司呂展的追悼會（這老東西早該死!），中途我去上廁所，不一會兒就聽到你母親的腳步聲在我背後響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麼事要通知我。
我故意在廁所裡磨蹭着，等你母親入廁有一定時間後才放水沖廁，通告你母親：我要出來了。
果然，我剛到洗手間，你母親跟着也出來，和我并排站在那兒洗手，同時往我口袋裡塞了張紙條，告訴我說，鄭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氣，要她盡快把孩子處理掉，問我怎麼辦。
你看，你還沒出生就開始給我們找麻煩了。
我經過再三考慮，決定不理他。
這樣一來你母親無疑要冒犯鄭了。
其實，經過不長時間的明争暗鬥，鄭在保密局的勢力基本已名存實亡，盡管他抓住毛人鳳諸多把柄和秘密，但反蔣派畢竟勢單力薄，鄭縱然有千手黑材料也難不倒毛，鬥不過毛。
根據這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