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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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一生中卻沒有舒心的日月。
在他的幼年，家貧如洗，又常常遭土匪的綁票，三個兄弟先後被綁票過三次，每次都是變賣家産贖回，而年僅七歲的他，也竟在一個傍晚被人背走到幾百裡外。
賈家受盡了屈辱，發誓要供養出一個出頭的人，便一心要他讀書。
父親提起那段生活，總是感激着三個大伯，說他夜裡讀書，三個大伯從幾十裡外扛木頭回來，為了第二天再扛到二十裡外的集市上賣個好價，成半夜在院中用石槌砸木頭的大小截面，那種“咣咣”的響聲使他不敢懶散，硬是讀完了中學，成為賈家第一個有文化的人。
此後的四五十年間，他們兄弟四個親密無間，二十二口的大家庭一直生活到六十年代，後來雖然分家另住，誰家做一頓好吃的，必是叫齊别的兄弟。
我記得父親在鄰縣的中學任教時期，一直把三個堂兄帶在身邊上學，他轉到哪，就帶在哪兒，堂兄在學生宿舍裡搭合鋪，一個堂兄尿床，父親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塊睡，一夜幾次叫醒小便，但常常堂兄還是尿濕了床，害得父親這頭濕了睡那頭，那頭暖幹了睡這頭。
我那時和娘住在老家，每年裡去父親那兒一次，我的伯父就用籮筐一頭挑着我，一頭挑着糧食翻山越嶺走兩天，我至今記得我在搖搖晃晃的籮筐裡看夜空的星星，星星總是在移動，讓我無法數清。
當我參加了工作第一次領到了工資，三十九元錢先給父親寄去了十元，父親買了酒便請了三個伯父痛飲，聽母親說那一次父親是醉了。
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個城買了一根特大的鋁盒裝的雪茄，父親拆開了聞了聞，卻還要叫了三個伯父，點燃了一口一口輪流着吸。
大伯年齡大，已經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親應該照看着二伯和三伯先走，可誰也沒想到，料理父親喪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
在盛殓的那個中午，賈家大小一片哭聲，二伯和三伯老淚縱橫，癱坐在椅子上不得起來。
“文化革命”中，家鄉連遭三年大旱，生活極度拮據，父親卻被誣陷為曆史反革命關進了牛棚。
正月十五的下午，母親炒了家中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裡，伯父買了四包香煙，讓我給父親送去。
我太陽落山時趕到他任教的學校，父親已經遭人毆打過，造反派硬不讓見，我哭着求情，終于在院子裡拐角處見到了父親，他黑瘦得厲害，才問了家裡的一些情況，監管人就在一邊催時間了。
父親送我走過拐角，卻将缸子交給我，說：“肉你拿回去，我把煙留下就是了。
”我出了院子的栅欄門，門很高，我隻能隔着栅欄縫兒看父親，我永遠忘不 了父親呆呆站在那兒看我的神色。
後來，父親帶着一身傷殘被開除公職押送回家了，那是個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聽到消息撲回來，父親已躺在床上，一見我抱了我就說：“我害了我娃了！”放聲大哭。
父親是教了半輩子書的人，他膽小，又自尊，他受不了這種打擊，回家後半年内不願出門。
但家庭從政治上、經濟上一下子沉淪下來，我們常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自留地的包谷還是嫩的便掰了回來，包谷顆兒和穗兒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麥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鍋炒了上磨。
全家惟一的指望的是那頭豬，但豬總是長一身紅絨，眼裡出血似地盼它長大了，父親領着我們兄弟将豬拉到十五裡的鎮上去交售，但豬瘦不夠标準，收購站拒絕收。
聽說二十裡外的鄰縣一個鎮上标準低，我們決定重新去交，天不明起來，特意給豬喂了最好的食料，使豬肚撐得滾圓。
我們卻餓着，父親說：“今日把豬交了，自父子仨一定去飯館美美吃一頓！”這話極大地刺激了我和弟弟，赤腳冒雨将豬拉到了鎮上。
交售豬的隊排得很長，眼看着輪到我們了，收購員卻喊了一聲：“下班了！”關門去吃飯。
我們疊聲叫苦，沒有錢去吃飯，又不能離開，而豬卻開始排洩，先是一泡沒完沒了的尿，再是翹了尾巴要拉，弟弟急了，拿腳直踢豬屁股，但最後還是拉下來了，望着那老大的一堆豬糞，我們明白那是多少錢的分量啊。
罵豬，又罵收購員，最後就不罵了，因為我和弟弟已經毫無力氣了。
直等到下午上班，收購員過來在豬的脖子上捏捏，又在豬肚子上揣揣，頭不擡地說：“不夠等級！下一個———”父親首先急了，忙求着說：“按最低等級收了吧。
”收購員，翻着眼訓道：“白給我也不收哩！”已經去驗下一頭豬了。
父親在那裡站了好大一會兒，又過來蹲在豬旁邊，他再沒有說話，手抖着在口袋裡掏煙，但沒有掏出來，扭頭對我們說：“回吧。
”父子仨默默地拉豬回來，一路上再沒有說肚子饑的話。
在那苦難的兩年裡，父親
在他的幼年，家貧如洗，又常常遭土匪的綁票，三個兄弟先後被綁票過三次，每次都是變賣家産贖回，而年僅七歲的他，也竟在一個傍晚被人背走到幾百裡外。
賈家受盡了屈辱，發誓要供養出一個出頭的人，便一心要他讀書。
父親提起那段生活，總是感激着三個大伯，說他夜裡讀書，三個大伯從幾十裡外扛木頭回來，為了第二天再扛到二十裡外的集市上賣個好價，成半夜在院中用石槌砸木頭的大小截面，那種“咣咣”的響聲使他不敢懶散，硬是讀完了中學，成為賈家第一個有文化的人。
此後的四五十年間，他們兄弟四個親密無間，二十二口的大家庭一直生活到六十年代，後來雖然分家另住，誰家做一頓好吃的，必是叫齊别的兄弟。
我記得父親在鄰縣的中學任教時期，一直把三個堂兄帶在身邊上學，他轉到哪，就帶在哪兒，堂兄在學生宿舍裡搭合鋪，一個堂兄尿床，父親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塊睡，一夜幾次叫醒小便，但常常堂兄還是尿濕了床，害得父親這頭濕了睡那頭，那頭暖幹了睡這頭。
我那時和娘住在老家，每年裡去父親那兒一次，我的伯父就用籮筐一頭挑着我，一頭挑着糧食翻山越嶺走兩天，我至今記得我在搖搖晃晃的籮筐裡看夜空的星星，星星總是在移動，讓我無法數清。
當我參加了工作第一次領到了工資，三十九元錢先給父親寄去了十元，父親買了酒便請了三個伯父痛飲，聽母親說那一次父親是醉了。
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個城買了一根特大的鋁盒裝的雪茄，父親拆開了聞了聞，卻還要叫了三個伯父，點燃了一口一口輪流着吸。
大伯年齡大，已經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親應該照看着二伯和三伯先走，可誰也沒想到，料理父親喪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
在盛殓的那個中午，賈家大小一片哭聲，二伯和三伯老淚縱橫，癱坐在椅子上不得起來。
“文化革命”中，家鄉連遭三年大旱，生活極度拮據，父親卻被誣陷為曆史反革命關進了牛棚。
正月十五的下午，母親炒了家中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裡，伯父買了四包香煙，讓我給父親送去。
我太陽落山時趕到他任教的學校，父親已經遭人毆打過，造反派硬不讓見，我哭着求情，終于在院子裡拐角處見到了父親，他黑瘦得厲害，才問了家裡的一些情況，監管人就在一邊催時間了。
父親送我走過拐角，卻将缸子交給我，說：“肉你拿回去，我把煙留下就是了。
”我出了院子的栅欄門，門很高，我隻能隔着栅欄縫兒看父親，我永遠忘不 了父親呆呆站在那兒看我的神色。
後來，父親帶着一身傷殘被開除公職押送回家了，那是個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聽到消息撲回來，父親已躺在床上，一見我抱了我就說：“我害了我娃了！”放聲大哭。
父親是教了半輩子書的人，他膽小，又自尊，他受不了這種打擊，回家後半年内不願出門。
但家庭從政治上、經濟上一下子沉淪下來，我們常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自留地的包谷還是嫩的便掰了回來，包谷顆兒和穗兒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麥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鍋炒了上磨。
全家惟一的指望的是那頭豬，但豬總是長一身紅絨，眼裡出血似地盼它長大了，父親領着我們兄弟将豬拉到十五裡的鎮上去交售，但豬瘦不夠标準，收購站拒絕收。
聽說二十裡外的鄰縣一個鎮上标準低，我們決定重新去交，天不明起來，特意給豬喂了最好的食料，使豬肚撐得滾圓。
我們卻餓着，父親說：“今日把豬交了，自父子仨一定去飯館美美吃一頓！”這話極大地刺激了我和弟弟，赤腳冒雨将豬拉到了鎮上。
交售豬的隊排得很長，眼看着輪到我們了，收購員卻喊了一聲：“下班了！”關門去吃飯。
我們疊聲叫苦，沒有錢去吃飯，又不能離開，而豬卻開始排洩，先是一泡沒完沒了的尿，再是翹了尾巴要拉，弟弟急了，拿腳直踢豬屁股，但最後還是拉下來了，望着那老大的一堆豬糞，我們明白那是多少錢的分量啊。
罵豬，又罵收購員，最後就不罵了，因為我和弟弟已經毫無力氣了。
直等到下午上班，收購員過來在豬的脖子上捏捏，又在豬肚子上揣揣，頭不擡地說：“不夠等級！下一個———”父親首先急了，忙求着說：“按最低等級收了吧。
”收購員，翻着眼訓道：“白給我也不收哩！”已經去驗下一頭豬了。
父親在那裡站了好大一會兒，又過來蹲在豬旁邊，他再沒有說話，手抖着在口袋裡掏煙，但沒有掏出來，扭頭對我們說：“回吧。
”父子仨默默地拉豬回來，一路上再沒有說肚子饑的話。
在那苦難的兩年裡，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