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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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陝西出現了一批中青年作家，紛紛沖出了潼關。
文壇曆來是競争之地，翻翻覆覆，沉沉浮浮。
在這幾年裡，陝西的作家質量如何，發展和前景又如何，省内國内評說不一。
我以為，除過“洛陽紙貴”的北京外，論單打，比不上天津、上海、四川、江西、貴州、甯夏、河南，論團體，又比不上湖南、山西、南京。
究其原因，是不是有三？ 一、地域差别 陝西為周至明十三個王朝建都之地。
北有黃河，中有渭河，南有漢江，山川河流結聚精光靈氣，以此産生過輝煌的漢唐文化，但過則不及，盛唐之後，一種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滋生繁衍，以此浸蝕于民風世俗，故唐後各朝政治、經濟、軍事皆趨于萎靡，自然文化藝術也不可幸免（從這個角度來講，漢代文化的力和氣度比雍容華貴的盛唐文化更令人推崇和向往）。
都城東遷和北移之後，這裡漸漸歸于偏僻。
當置身在碑林博物館的那些六駿石雕面前，不禁會得出古人崇仰志在千裡的良駿，今人卻隻看重負載忍勞的秦川孺牛，便喟然長歎。
曆史衍進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是信息的社會，而陝西地處西北，為東潼關、南武關、西散關、北鎖關所限，性格由開放型變為封閉型，自然是趕不到時代潮流的前頭。
二、生活差别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
這是最古老而又最時髦的口号。
每一個作家沒有不遵循的，尤其是陝西的作家。
陝西的作家不乏有寫工寫兵、寫知識分子為終生題材的，但絕大部分是寫農村。
縱觀這些作家的出身、經曆，本身就是農民，或家庭成員就是農民。
對于農村生活之熟悉，大大超越外地作家。
但是産生的作品卻落後于人，這恐怕是如何生活的問題了。
正因為如第一條所指，有了地域的差别，使一些作家感到了緊迫和慌恐，而放棄了自己生活的根據地，淪于文學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訓又使一些作家退守于原地的圈子裡。
寫農村而目注于一村一鎮，寫農民混同于農民，便又導緻了就事論事的桎梏裡。
出身于農民可以是農民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農民，也即農民意識的作家。
三、素養差别 陝西作家的成分，正是由于大都出身農民，或從農民躍身為農村基層幹部、區縣文化館幹部。
這有先天性的長處，亦同時有了先天性的不足。
很多年來，似乎有一種觀點，認為作家不是大學可以培養的，這話有其道理，但若以此走入極端，輕視藝術素養的專門訓練則又誤人誤事。
國人文化水準的提高，城鄉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學不再僅僅是普及性的了。
藝術來源于生活，生活卻決不等于藝術。
寫什麼的問題固然十分重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同樣要十分重視。
因而，陝西的作家初發勢猛，過後勁則不足，往往在突破之時陷于困境。
如若上面三點能成立，我們應該按“面對着永恒或沒有永恒的局面”的說法，我便要具體針對王蓬的創作再發一點妄論。
陝西為三塊地形組成，北是陝北黃土高原，中是關中八百裡秦川，南是陝南群山衆嶺。
大凡文學藝術的産生和形成，雖是時代、社會的産物，其風格、流源又必受地理環境所影響。
陝北，山原為黃土堆積，大塊結構，起伏連綿，給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覺。
這一點，單從山川河流所緻而産生的風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來看，陝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緩悠遠。
相反，陝南山嶺拔地而起，灣灣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陰晴之變化，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委婉幻變。
而關中呢，一馬平川，褐黃凝重，地間劃一的渭河，亘于天邊的地平線，其産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
于是，勢必産生了以路遙為代表的陝北作家特色，以陳忠實為代表的關中作家特色，以王蓬為代表的陝南作家特色。
這三位作家之所以其特色顯著于文壇，這種地理文賦需要深入研究。
是不是可以說，陝西的作家不能形成統一流派，是有這個原因的？這也是不是陝西作家陣容不整齊的一個表面現象？曆來的文壇，作家在做人上應團結親愛，是好友，在事業上應争先恐後，是情敵。
而陝西的作家最具備這種條件。
論其優秀作家，自古中外隻能比較其特色，而不能判之高下，隻能劃為愛與不愛，不能妄斷其良劣。
但目前陝西的作家，皆處于未成熟階段，極需要解決的則是不能自己局限自己。
立足于自己的地域，而知其長處優勝，曉其短處不足，兼收并蓄。
也正于此，我覺得研究王蓬的創作，就更有其意義了。
王蓬原籍西安。
也便是說，他在關
文壇曆來是競争之地，翻翻覆覆，沉沉浮浮。
在這幾年裡，陝西的作家質量如何，發展和前景又如何，省内國内評說不一。
我以為，除過“洛陽紙貴”的北京外，論單打，比不上天津、上海、四川、江西、貴州、甯夏、河南，論團體，又比不上湖南、山西、南京。
究其原因，是不是有三？ 一、地域差别 陝西為周至明十三個王朝建都之地。
北有黃河，中有渭河，南有漢江，山川河流結聚精光靈氣，以此産生過輝煌的漢唐文化，但過則不及，盛唐之後，一種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滋生繁衍，以此浸蝕于民風世俗，故唐後各朝政治、經濟、軍事皆趨于萎靡，自然文化藝術也不可幸免（從這個角度來講，漢代文化的力和氣度比雍容華貴的盛唐文化更令人推崇和向往）。
都城東遷和北移之後，這裡漸漸歸于偏僻。
當置身在碑林博物館的那些六駿石雕面前，不禁會得出古人崇仰志在千裡的良駿，今人卻隻看重負載忍勞的秦川孺牛，便喟然長歎。
曆史衍進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是信息的社會，而陝西地處西北，為東潼關、南武關、西散關、北鎖關所限，性格由開放型變為封閉型，自然是趕不到時代潮流的前頭。
二、生活差别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
這是最古老而又最時髦的口号。
每一個作家沒有不遵循的，尤其是陝西的作家。
陝西的作家不乏有寫工寫兵、寫知識分子為終生題材的，但絕大部分是寫農村。
縱觀這些作家的出身、經曆，本身就是農民，或家庭成員就是農民。
對于農村生活之熟悉，大大超越外地作家。
但是産生的作品卻落後于人，這恐怕是如何生活的問題了。
正因為如第一條所指，有了地域的差别，使一些作家感到了緊迫和慌恐，而放棄了自己生活的根據地，淪于文學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訓又使一些作家退守于原地的圈子裡。
寫農村而目注于一村一鎮，寫農民混同于農民，便又導緻了就事論事的桎梏裡。
出身于農民可以是農民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農民，也即農民意識的作家。
三、素養差别 陝西作家的成分，正是由于大都出身農民，或從農民躍身為農村基層幹部、區縣文化館幹部。
這有先天性的長處，亦同時有了先天性的不足。
很多年來，似乎有一種觀點，認為作家不是大學可以培養的，這話有其道理，但若以此走入極端，輕視藝術素養的專門訓練則又誤人誤事。
國人文化水準的提高，城鄉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學不再僅僅是普及性的了。
藝術來源于生活，生活卻決不等于藝術。
寫什麼的問題固然十分重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同樣要十分重視。
因而，陝西的作家初發勢猛，過後勁則不足，往往在突破之時陷于困境。
如若上面三點能成立，我們應該按“面對着永恒或沒有永恒的局面”的說法，我便要具體針對王蓬的創作再發一點妄論。
陝西為三塊地形組成，北是陝北黃土高原，中是關中八百裡秦川，南是陝南群山衆嶺。
大凡文學藝術的産生和形成，雖是時代、社會的産物，其風格、流源又必受地理環境所影響。
陝北，山原為黃土堆積，大塊結構，起伏連綿，給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覺。
這一點，單從山川河流所緻而産生的風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來看，陝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緩悠遠。
相反，陝南山嶺拔地而起，灣灣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陰晴之變化，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委婉幻變。
而關中呢，一馬平川，褐黃凝重，地間劃一的渭河，亘于天邊的地平線，其産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
于是，勢必産生了以路遙為代表的陝北作家特色，以陳忠實為代表的關中作家特色，以王蓬為代表的陝南作家特色。
這三位作家之所以其特色顯著于文壇，這種地理文賦需要深入研究。
是不是可以說，陝西的作家不能形成統一流派，是有這個原因的？這也是不是陝西作家陣容不整齊的一個表面現象？曆來的文壇，作家在做人上應團結親愛，是好友，在事業上應争先恐後，是情敵。
而陝西的作家最具備這種條件。
論其優秀作家，自古中外隻能比較其特色，而不能判之高下，隻能劃為愛與不愛，不能妄斷其良劣。
但目前陝西的作家，皆處于未成熟階段，極需要解決的則是不能自己局限自己。
立足于自己的地域，而知其長處優勝，曉其短處不足，兼收并蓄。
也正于此，我覺得研究王蓬的創作，就更有其意義了。
王蓬原籍西安。
也便是說，他在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