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版《資治通鑒》txt·漢紀二十 起昭陽作噩，盡屠維單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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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極。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一靡一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一精一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随類而至。
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一靡一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5皇上問給事中匡衡，詢問地震日食等天地變化的緣故，衡匡上書說：“陛下親自身一體力行，為國家開辟太平道路，憐憫愚昧的官吏人民，誤觸法網，連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是國家之福！不過，據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後，作一奸一犯科的人并沒有減少，今作一奸一犯科的行為并沒有停止。
今天剛剛釋放出獄，明日卻又犯法，重新坐牢，這是由于疏導他們的工作沒有抓住重點。
現在的社會風氣，貪圖錢财，輕視道義，喜一愛一追逐聲色犬馬，把豪華奢侈當作目标，親族的關系日漸淡薄，而婚姻的關系卻十分密切，苟且結合，用身家來博取财富；萬變不離這種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數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認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闊斧，改變社會風氣。
朝廷對于國家，就像築牆時所用的模版。
朝廷官員如果怒目相對，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争鬥的禍患；在上一位的人如果專權弄事，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一位的人如果互相傷害，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殺機；在上一位的如果有貪圖錢财的大臣，那麼下面就會有偷盜搶竊的人民；這是因為牆版是牆的根本。
治理國家的人，最應該謹慎的，是提倡什麼。
禮教的推行，用不着逐家拜訪，也用不着見人就去勸說；隻要賢能的人在位，能幹的人盡忠職守，朝廷尊重禮儀，文武官員相敬互讓，道德的行為，從内心發展到體外，從最近的人開始，然後人民才知道誰作為榜樣，努力效法，不知不覺中，善行日益增加。
《詩經》說：‘商王朝首都的風俗禮儀高貴大方，是天下人的标準，誰都要模仿。
’而今，在漢王朝首都長安，天子親自推行聖王朝的教化，可是社會風氣跟遠方并沒有差異，各郡、各封國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學習什麼，最後卻學會了奢侈荒一婬一；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養社會風氣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最先着手。
我曾經聽說，天上跟人間的分際，一精一氣互相激蕩，善惡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動時，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陰變化，則靜的東西會動（指地震），太陽變化則光明會被掩蓋（指日食），水災旱災，類似的災禍會接踵而至。
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隻有憐憫天下人民，節省龐大開支，建立國家制度，接近忠良，疏遠一奸一佞，提倡大仁大義，矯正敗壞的風俗習慣，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發揚光大，美好的聲譽，傳播到國境之外，然後廣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禮儀謙讓的美德，可以複興。
”劉奭欣賞匡衡的意見，升匡衡當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
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
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
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并起，一奸一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荀悅評論說：對于囚犯的赦免，隻是一種權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範。
漢朝的興盛，恰在秦王朝戰亂之後，幾乎每個人都身負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辦理，挨家逐戶，都應誅殺。
所以劉邦約法三章，頒發大赦命令，洗刷社會上的罪惡污穢，使人民從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當時局勢，不得不如此。
可是到了後世，大家承襲了這個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經失去時代意義。
在惠帝、文帝時，根本沒有大赦。
在孝景帝之時，發生七國之亂，人心浮動，一奸一詐百出，到了武敵末年，賦稅沉重，差役頻繁，盜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劉據事件，巫蠱大禍，天下驚惶，人民生活困難，無依無靠。
等到劉秀上台，平息災難，用來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當。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诏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
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右将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讨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于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
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
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
”丞相、禦史、兩将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
”奉世曰：“不可。
天下被饑馑，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
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
羌人乘利，諸種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于四萬，非财币所能解也。
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固争之，不能得。
有诏，益二千人。
于是遣奉世将萬二千人騎，以将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
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
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
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馀人。
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将軍以助之。
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并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馀皆走出塞。
兵未決間，漢複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将軍，未進，聞羌破而還。
诏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一靡一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一精一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随類而至。
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一靡一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5皇上問給事中匡衡，詢問地震日食等天地變化的緣故，衡匡上書說：“陛下親自身一體力行，為國家開辟太平道路，憐憫愚昧的官吏人民，誤觸法網，連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是國家之福！不過，據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後，作一奸一犯科的人并沒有減少，今作一奸一犯科的行為并沒有停止。
今天剛剛釋放出獄，明日卻又犯法，重新坐牢，這是由于疏導他們的工作沒有抓住重點。
現在的社會風氣，貪圖錢财，輕視道義，喜一愛一追逐聲色犬馬，把豪華奢侈當作目标，親族的關系日漸淡薄，而婚姻的關系卻十分密切，苟且結合，用身家來博取财富；萬變不離這種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數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認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闊斧，改變社會風氣。
朝廷對于國家，就像築牆時所用的模版。
朝廷官員如果怒目相對，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争鬥的禍患；在上一位的人如果專權弄事，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一位的人如果互相傷害，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産生殺機；在上一位的如果有貪圖錢财的大臣，那麼下面就會有偷盜搶竊的人民；這是因為牆版是牆的根本。
治理國家的人，最應該謹慎的，是提倡什麼。
禮教的推行，用不着逐家拜訪，也用不着見人就去勸說；隻要賢能的人在位，能幹的人盡忠職守，朝廷尊重禮儀，文武官員相敬互讓，道德的行為，從内心發展到體外，從最近的人開始，然後人民才知道誰作為榜樣，努力效法，不知不覺中，善行日益增加。
《詩經》說：‘商王朝首都的風俗禮儀高貴大方，是天下人的标準，誰都要模仿。
’而今，在漢王朝首都長安，天子親自推行聖王朝的教化，可是社會風氣跟遠方并沒有差異，各郡、各封國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學習什麼，最後卻學會了奢侈荒一婬一；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養社會風氣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最先着手。
我曾經聽說，天上跟人間的分際，一精一氣互相激蕩，善惡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動時，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陰變化，則靜的東西會動（指地震），太陽變化則光明會被掩蓋（指日食），水災旱災，類似的災禍會接踵而至。
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隻有憐憫天下人民，節省龐大開支，建立國家制度，接近忠良，疏遠一奸一佞，提倡大仁大義，矯正敗壞的風俗習慣，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發揚光大，美好的聲譽，傳播到國境之外，然後廣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禮儀謙讓的美德，可以複興。
”劉奭欣賞匡衡的意見，升匡衡當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
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
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
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并起，一奸一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荀悅評論說：對于囚犯的赦免，隻是一種權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範。
漢朝的興盛，恰在秦王朝戰亂之後，幾乎每個人都身負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辦理，挨家逐戶，都應誅殺。
所以劉邦約法三章，頒發大赦命令，洗刷社會上的罪惡污穢，使人民從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當時局勢，不得不如此。
可是到了後世，大家承襲了這個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經失去時代意義。
在惠帝、文帝時，根本沒有大赦。
在孝景帝之時，發生七國之亂，人心浮動，一奸一詐百出，到了武敵末年，賦稅沉重，差役頻繁，盜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劉據事件，巫蠱大禍，天下驚惶，人民生活困難，無依無靠。
等到劉秀上台，平息災難，用來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當。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诏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
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右将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讨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于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
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
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
”丞相、禦史、兩将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
”奉世曰：“不可。
天下被饑馑，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
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
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
羌人乘利，諸種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于四萬，非财币所能解也。
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固争之，不能得。
有诏，益二千人。
于是遣奉世将萬二千人騎，以将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
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
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
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馀人。
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将軍以助之。
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并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馀皆走出塞。
兵未決間，漢複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将軍，未進，聞羌破而還。
诏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