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南非戰争與澳新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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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間有一條真誠的情感紐帶。
亨利·帕克斯曾生動地描述道：&ldquo那條玫瑰色的親緣線将我們連在了一起。
&rdquo這不僅是一句修辭性的表述，還是澳大利亞人的信仰。
澳大利亞人都是英國人的後裔，幾乎沒有受任何外國文化的影響。
在澳大利亞的曆史和民族情感中，這一事實沒有被給予充分認可。
前文曾指出制定聯邦憲法的參與者都來自英國本土。
此外，還有一個意義非凡的相關事實是，從責任制政府成立起，殖民地政府或聯邦政府的每一屆領導人都有一個英國名字，殖民地所有法官和官員的名字也都源自英國。
責任制政府成立三十年後，英國政府突然意識到一些殖民地已經開始實行自治。
令很多人驚訝的是，實行自治的殖民地并沒有成為獨立共和國，而且如果英國與殖民地的代表們商議一下，可能還會産生對雙方都有利的結果。
英國政治家的演講中逐漸出現一種新思想。
喬治·戈申爵士認為&ldquo政治家的才能在殖民辦公室很難得到發揮&rdquo，是時候認真考慮英國與各殖民地的關系了。
1887年第一次殖民會議的召開标志着一個新紀元的到來。
喬治·戈申爵士（1831&mdash1907） 然而，如果沒有1887年舉行的維多利亞女王金禧年登基紀念慶典，以及各殖民地代表應邀參加慶典活動，那麼後來的殖民會議能否召開還是一個未知數。
正是在這一場合下，英國政治家們意識到各殖民地已經成長為成熟的政治團體，為殖民會議的召開埋下了伏筆。
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代表之一阿爾弗雷德·迪肯在會議第一天說：&ldquo英國一般不會邀請殖民地參加這類會議，但澳大利亞各殖民地對這類邀請非常歡迎。
&rdquo雖然隻是一次單純的協商式的會晤，但也産生了一些積極效果。
更重要的是，英國大臣們認識到了一個事實，即對待來自遙遠殖民地、說着一口流利英語的人，一定不能像從前那樣敷衍。
1897年，第二次殖民會議召開。
當時的殖民秘書長是一位認真嚴謹、很有遠見的政治家，他認為這類會議應該定期舉行，而不是借助金禧紀念慶典或登基慶典。
第一次殖民會議與第二次會議之間相隔近十年。
因此，1902年，約瑟夫·張伯倫組織召開了第三次殖民會議。
當時的澳大利亞已經開始實行聯邦制。
澳大利亞聯邦總理埃德蒙·巴頓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
1907年，第四次殖民會議召開，阿爾弗雷德·迪肯總理作為澳大利亞代表出席了會議。
1914年，第五次殖民會議召開，安德魯·費希爾作為澳大利亞代表參會。
此外，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英國召開了幾次特别會議，譬如1909年關于英國國防的會議和1916年關于歐洲戰争的會議。
在這些會議以及後來的許多會議中，殖民地與英國協商了關于共同利益的問題。
各方政治家在平等基礎上，讨論應不應該以委托的形式共建一個更強大的帝國。
這些會議完全驅散了曾經的疑慮和官場的懶散風氣，也澄清了許多的謠言，如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脫離英國的統治等說法。
政治家們的一些建設性意見促進了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緊密團結。
責任制政府成立以來，澳大利亞與英國之間的溝通樞紐主要是殖民總督。
聯邦政府成立後，總督仍然擁有一定權力。
澳大利亞各殖民地遵循的是加拿大的管理模式，即在國内選擇地方上的總督。
然而，1931年，J.H.斯卡林總理領導的聯邦政府任命了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人擔任總督一職。
這個人就是艾薩克·艾薩克斯。
在英國皇室任命總督的過程中，英國受到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引導。
1936年，艾薩克·艾薩克斯總督退休後，亞曆山大·霍爾&mdash魯思文繼任總督。
當時，澳大利亞還沒有任命本地人擔任總督的慣例。
1939年，英國本來已經宣布任命肯特公爵為下一任總督，但由于戰争爆發，肯特公爵沒有到任。
1942年8月，肯特公爵在執行公務時不幸遇難，乘坐的飛機在蘇格蘭境内的一座山上撞毀。
然而，任命皇室成員擔任澳大利亞總督的原則
亨利·帕克斯曾生動地描述道：&ldquo那條玫瑰色的親緣線将我們連在了一起。
&rdquo這不僅是一句修辭性的表述，還是澳大利亞人的信仰。
澳大利亞人都是英國人的後裔，幾乎沒有受任何外國文化的影響。
在澳大利亞的曆史和民族情感中，這一事實沒有被給予充分認可。
前文曾指出制定聯邦憲法的參與者都來自英國本土。
此外，還有一個意義非凡的相關事實是，從責任制政府成立起，殖民地政府或聯邦政府的每一屆領導人都有一個英國名字，殖民地所有法官和官員的名字也都源自英國。
責任制政府成立三十年後，英國政府突然意識到一些殖民地已經開始實行自治。
令很多人驚訝的是，實行自治的殖民地并沒有成為獨立共和國，而且如果英國與殖民地的代表們商議一下，可能還會産生對雙方都有利的結果。
英國政治家的演講中逐漸出現一種新思想。
喬治·戈申爵士認為&ldquo政治家的才能在殖民辦公室很難得到發揮&rdquo，是時候認真考慮英國與各殖民地的關系了。
1887年第一次殖民會議的召開标志着一個新紀元的到來。
喬治·戈申爵士（1831&mdash1907） 然而，如果沒有1887年舉行的維多利亞女王金禧年登基紀念慶典，以及各殖民地代表應邀參加慶典活動，那麼後來的殖民會議能否召開還是一個未知數。
正是在這一場合下，英國政治家們意識到各殖民地已經成長為成熟的政治團體，為殖民會議的召開埋下了伏筆。
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代表之一阿爾弗雷德·迪肯在會議第一天說：&ldquo英國一般不會邀請殖民地參加這類會議，但澳大利亞各殖民地對這類邀請非常歡迎。
&rdquo雖然隻是一次單純的協商式的會晤，但也産生了一些積極效果。
更重要的是，英國大臣們認識到了一個事實，即對待來自遙遠殖民地、說着一口流利英語的人，一定不能像從前那樣敷衍。
1897年，第二次殖民會議召開。
當時的殖民秘書長是一位認真嚴謹、很有遠見的政治家，他認為這類會議應該定期舉行，而不是借助金禧紀念慶典或登基慶典。
第一次殖民會議與第二次會議之間相隔近十年。
因此，1902年，約瑟夫·張伯倫組織召開了第三次殖民會議。
當時的澳大利亞已經開始實行聯邦制。
澳大利亞聯邦總理埃德蒙·巴頓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
1907年，第四次殖民會議召開，阿爾弗雷德·迪肯總理作為澳大利亞代表出席了會議。
1914年，第五次殖民會議召開，安德魯·費希爾作為澳大利亞代表參會。
此外，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英國召開了幾次特别會議，譬如1909年關于英國國防的會議和1916年關于歐洲戰争的會議。
在這些會議以及後來的許多會議中，殖民地與英國協商了關于共同利益的問題。
各方政治家在平等基礎上，讨論應不應該以委托的形式共建一個更強大的帝國。
這些會議完全驅散了曾經的疑慮和官場的懶散風氣，也澄清了許多的謠言，如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脫離英國的統治等說法。
政治家們的一些建設性意見促進了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緊密團結。
責任制政府成立以來，澳大利亞與英國之間的溝通樞紐主要是殖民總督。
聯邦政府成立後，總督仍然擁有一定權力。
澳大利亞各殖民地遵循的是加拿大的管理模式，即在國内選擇地方上的總督。
然而，1931年，J.H.斯卡林總理領導的聯邦政府任命了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人擔任總督一職。
這個人就是艾薩克·艾薩克斯。
在英國皇室任命總督的過程中，英國受到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引導。
1936年，艾薩克·艾薩克斯總督退休後，亞曆山大·霍爾&mdash魯思文繼任總督。
當時，澳大利亞還沒有任命本地人擔任總督的慣例。
1939年，英國本來已經宣布任命肯特公爵為下一任總督，但由于戰争爆發，肯特公爵沒有到任。
1942年8月，肯特公爵在執行公務時不幸遇難，乘坐的飛機在蘇格蘭境内的一座山上撞毀。
然而，任命皇室成員擔任澳大利亞總督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