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海上罷工運動
關燈
小
中
大
國工會複制來的工業組織。
就工業職能而言，工會保留了原有的特點。
澳大利亞的工人聯合起來維護權益的最早記錄是在1837年，悉尼的船主們集會讨論船員和勞動者提出的要求。
船員和勞動者們通常在裝配齊全的船上工作，他們要求将工資從每天三先令提高到每天四先令。
但他們的要求被船主們駁回了，因為這&ldquo不是由于水手或勞動力短缺，也不是由于目前的工資太低&rdquo，而是由于&ldquo人們集體施壓，以為隻要他們聯合起來，在最忙碌的季節提出要求，雇主就一定會滿足他們&rdquo。
淘金時代開始前，并沒有證據表明澳大利亞存在有組織的工會。
1850年，墨爾本有個梅森協會，但并不确定是不是一個工會組織。
1855年，悉尼和墨爾本都出現了石匠協會。
石匠們效仿新西蘭奧塔戈的石匠協會，采用一天八小時工作制。
這一制度與工會制度和憲章運動者的政治目标十分相似，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目标。
有工會組織的各個行業都采用了該制度。
1879年後，澳大利亞殖民地召開了幾次工人大會。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家們參加關于公衆利益的第一屆殖民地大會前，類似性質的工會大會已經召開過了。
工會大會的主要任務是讨論與工會相關的事宜，但也表現出一定的參政議政傾向。
1884年，工會大會通過決議，堅決支持議會成員酬勞制。
當時，一些殖民地并沒有通過議員酬勞制度。
工會大會支持該制度是因為，它能促進工人階級&ldquo選擇合适的、能夠傳達他們的訴求、懂得如何表達的工人代表&rdquo。
但選擇工人階級代表與組建一個工黨完全不同。
工會成員希望議會成員中有一定數量的工人階級，對開明自由的立法産生一定影響力。
直到1890年，工會才有了屬于自己的政治力量。
聯邦制建立時，工人階級已經成為政壇上最強大的競争者。
1890年是工人運動最關鍵的一年。
這一年發生了著名的海上罷工事件。
一位船長開除了一名鍋爐工，這名鍋爐工正好是水手工會的成員之一。
水手工會為此開展了罷工運動。
與此同時，船員協會要求加薪失敗後，發現貿易工會的方法更有效，于是，他們與墨爾本貿易管理委員會聯合。
對此，船主們堅決反對妥協，并要求船員協會在考慮加薪前放棄聯合。
但船員協會反對任何人幹涉他們的自由聯合，因此，船員舉行了罷工運動。
水手、鍋爐工和碼頭工人決定支持罷工運動，于是也參加了罷工。
整個船運行業瞬間陷入癱瘓。
罷工運動很快擴散到了其他領域。
工會成員認為雇主階層一心想打壓他們的保護傘&mdash&mdash工會。
因此，澳大利亞各地的工人掀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罷工運動。
每次到了剪羊毛的季節，剪羊毛者工會都會舉行罷工運動。
導火索主要是工會成員和聯合資本之間的矛盾。
工人隻願意通過工會進行協商，拒絕與非工會人員合作。
因此，雇主們隻能雇傭&ldquo自由勞動力&rdquo進行生産。
海上罷工運動持續了三個月，過程激烈而且苦澀。
最後結束時，工人們幾乎都耗盡了資産，工會瀕臨破産。
工人們的對手是一群富有的雇主。
正如工人代表說的那樣，他們一定要&ldquo打破壟斷貿易&rdquo。
但1890年的失敗改變了澳大利亞工會的特點，并最終改變了澳大利亞的政治模式。
現在，工會領袖開始宣揚政治攻擊的必要性，稱鬥争必須轉移到立法兩院中，通過議會來實現之前的目标。
當時，工黨成為擁有獨立目标的激進政治組織。
當工人代表們還不夠強大時，工黨會全力支持其他黨派，提出與這些黨派一緻的議案。
有時，工黨也會設法計算另外兩個黨派的票數，然後支持對自己有益的一方。
在建立聯邦制政府前，隻有昆士蘭殖民地建立了工黨政府。
1899年，下議院的工黨領袖安德魯·道森組建了一個部門，但隻維持了幾天。
1900年起，澳大利亞每個州都建立了工黨政府。
制造業的發展促進了工廠管理規範的制定。
如何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雇主和雇工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維多利亞州的工資調控局并不是用來平息罷工的，而是為了緩和&ldquo某些行業的緊張局面&rdquo，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保護性稅收政策的掩護下，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貿易逐漸興盛。
但由于市場份額有限，競争過于激烈，相關調查顯示，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工資報酬相對較低。
因此，1896年，在喬治·特納爵士手下負責監督工廠的大臣亞曆山大·皮科克向政府提議，建立工資調控局，用以規範行業收入指數。
工資調控局的成員包括雇主和雇員代表以及&ldquo行業專家陪審團&rdquo，并由一位與該行業沒有利益關系的主席主持相關事務。
工資調控局可以規定工資标準、勞動時間、計件工資率，并規定行業的行為規範。
這些規定都具有法律效力。
在&ldquo局勢緊張&rdquo的行業裡，工資調控局非常有用，因此被廣泛推行。
1939年，維多利亞地區有一百九十四個工資調控局。
調控局為二十五萬雇工制訂了工資标準和工作條件。
工資調控局還可以規定工資和勞動條件。
一些州一直采用仲裁法庭制度對工人進行規範管理。
工黨作為政治力量崛起後，也采取了這些管理辦法。
澳大利亞工黨合影 喬治·特納爵士（1851&mdash1916） 立憲政府成立後，澳大利亞的教育體制改革正式開始。
在這之前，澳大利亞也有一些學校，但并沒有真正的教育制度。
起初，學校的校長由刑滿釋放人員擔任。
在早期的悉尼報紙上，學校的廣告寫道：&ldquo優質教學，費用适中，外加古典課程學習。
&rdquo1844年，羅伯特·勞提出必須對教育體制進行改革。
當時，他管理的一個委員會報告稱，新南威爾士有超過一半的孩子沒有上學。
1848年，全國教育委員會的建立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亞的教育環境。
1867年，亨利·帕克斯提出的公共學校法案符合國家的需求，一直沿用到近幾年。
大力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确定更明确的培養目标，力求更完善的師資培養制度，是需要我們不斷努力的方向。
在那些艱難歲月中
就工業職能而言，工會保留了原有的特點。
澳大利亞的工人聯合起來維護權益的最早記錄是在1837年，悉尼的船主們集會讨論船員和勞動者提出的要求。
船員和勞動者們通常在裝配齊全的船上工作，他們要求将工資從每天三先令提高到每天四先令。
但他們的要求被船主們駁回了，因為這&ldquo不是由于水手或勞動力短缺，也不是由于目前的工資太低&rdquo，而是由于&ldquo人們集體施壓，以為隻要他們聯合起來，在最忙碌的季節提出要求，雇主就一定會滿足他們&rdquo。
淘金時代開始前，并沒有證據表明澳大利亞存在有組織的工會。
1850年，墨爾本有個梅森協會，但并不确定是不是一個工會組織。
1855年，悉尼和墨爾本都出現了石匠協會。
石匠們效仿新西蘭奧塔戈的石匠協會，采用一天八小時工作制。
這一制度與工會制度和憲章運動者的政治目标十分相似，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理想目标。
有工會組織的各個行業都采用了該制度。
1879年後，澳大利亞殖民地召開了幾次工人大會。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家們參加關于公衆利益的第一屆殖民地大會前，類似性質的工會大會已經召開過了。
工會大會的主要任務是讨論與工會相關的事宜，但也表現出一定的參政議政傾向。
1884年，工會大會通過決議，堅決支持議會成員酬勞制。
當時，一些殖民地并沒有通過議員酬勞制度。
工會大會支持該制度是因為，它能促進工人階級&ldquo選擇合适的、能夠傳達他們的訴求、懂得如何表達的工人代表&rdquo。
但選擇工人階級代表與組建一個工黨完全不同。
工會成員希望議會成員中有一定數量的工人階級，對開明自由的立法産生一定影響力。
直到1890年，工會才有了屬于自己的政治力量。
聯邦制建立時，工人階級已經成為政壇上最強大的競争者。
1890年是工人運動最關鍵的一年。
這一年發生了著名的海上罷工事件。
一位船長開除了一名鍋爐工，這名鍋爐工正好是水手工會的成員之一。
水手工會為此開展了罷工運動。
與此同時，船員協會要求加薪失敗後，發現貿易工會的方法更有效，于是，他們與墨爾本貿易管理委員會聯合。
對此，船主們堅決反對妥協，并要求船員協會在考慮加薪前放棄聯合。
但船員協會反對任何人幹涉他們的自由聯合，因此，船員舉行了罷工運動。
水手、鍋爐工和碼頭工人決定支持罷工運動，于是也參加了罷工。
整個船運行業瞬間陷入癱瘓。
罷工運動很快擴散到了其他領域。
工會成員認為雇主階層一心想打壓他們的保護傘&mdash&mdash工會。
因此，澳大利亞各地的工人掀起了一場席卷全國的罷工運動。
每次到了剪羊毛的季節，剪羊毛者工會都會舉行罷工運動。
導火索主要是工會成員和聯合資本之間的矛盾。
工人隻願意通過工會進行協商，拒絕與非工會人員合作。
因此，雇主們隻能雇傭&ldquo自由勞動力&rdquo進行生産。
海上罷工運動持續了三個月，過程激烈而且苦澀。
最後結束時，工人們幾乎都耗盡了資産，工會瀕臨破産。
工人們的對手是一群富有的雇主。
正如工人代表說的那樣，他們一定要&ldquo打破壟斷貿易&rdquo。
但1890年的失敗改變了澳大利亞工會的特點，并最終改變了澳大利亞的政治模式。
現在，工會領袖開始宣揚政治攻擊的必要性，稱鬥争必須轉移到立法兩院中，通過議會來實現之前的目标。
當時，工黨成為擁有獨立目标的激進政治組織。
當工人代表們還不夠強大時，工黨會全力支持其他黨派，提出與這些黨派一緻的議案。
有時，工黨也會設法計算另外兩個黨派的票數，然後支持對自己有益的一方。
在建立聯邦制政府前，隻有昆士蘭殖民地建立了工黨政府。
1899年，下議院的工黨領袖安德魯·道森組建了一個部門，但隻維持了幾天。
1900年起，澳大利亞每個州都建立了工黨政府。
制造業的發展促進了工廠管理規範的制定。
如何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雇主和雇工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維多利亞州的工資調控局并不是用來平息罷工的，而是為了緩和&ldquo某些行業的緊張局面&rdquo，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保護性稅收政策的掩護下，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貿易逐漸興盛。
但由于市場份額有限，競争過于激烈，相關調查顯示，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工資報酬相對較低。
因此，1896年，在喬治·特納爵士手下負責監督工廠的大臣亞曆山大·皮科克向政府提議，建立工資調控局，用以規範行業收入指數。
工資調控局的成員包括雇主和雇員代表以及&ldquo行業專家陪審團&rdquo，并由一位與該行業沒有利益關系的主席主持相關事務。
工資調控局可以規定工資标準、勞動時間、計件工資率，并規定行業的行為規範。
這些規定都具有法律效力。
在&ldquo局勢緊張&rdquo的行業裡，工資調控局非常有用，因此被廣泛推行。
1939年，維多利亞地區有一百九十四個工資調控局。
調控局為二十五萬雇工制訂了工資标準和工作條件。
工資調控局還可以規定工資和勞動條件。
一些州一直采用仲裁法庭制度對工人進行規範管理。
工黨作為政治力量崛起後，也采取了這些管理辦法。
澳大利亞工黨合影 喬治·特納爵士（1851&mdash1916） 立憲政府成立後，澳大利亞的教育體制改革正式開始。
在這之前，澳大利亞也有一些學校，但并沒有真正的教育制度。
起初，學校的校長由刑滿釋放人員擔任。
在早期的悉尼報紙上，學校的廣告寫道：&ldquo優質教學，費用适中，外加古典課程學習。
&rdquo1844年，羅伯特·勞提出必須對教育體制進行改革。
當時，他管理的一個委員會報告稱，新南威爾士有超過一半的孩子沒有上學。
1848年，全國教育委員會的建立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亞的教育環境。
1867年，亨利·帕克斯提出的公共學校法案符合國家的需求，一直沿用到近幾年。
大力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确定更明确的培養目标，力求更完善的師資培養制度，是需要我們不斷努力的方向。
在那些艱難歲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