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雪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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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
他家裡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
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
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裡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裡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并且時時還要向家裡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
到此，我才看出了他在學校裡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
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裡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裡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緻死的最大原因。
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
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
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卻是一位女兒。
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
我和他在他家裡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卻是在陳家費去的。
陳家的老頭兒，年紀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
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弦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隻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裡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
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裡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第一個大村莊。
他在史官屯小學裡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為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
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了。
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子大學。
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于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
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盡可以為你出力。
”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
他姓朱，名字叫“雅儒”。
我們學校裡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隻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宇。
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
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于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
所以我想他們家裡，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
那一大，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于，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為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并沒有惡意含着，他就歎了一日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将一個寒假過了過去。
開學之後，又是刻闆的生活，上課下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為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别去，回南邊的家裡來住了兩個月。
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
而我自家呢，說想于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
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并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曆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并已說他于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為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
惠英的貌并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
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為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于。
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
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裡。
她的家裡，灑掃得很于淨。
西面的一間廂房，是她的起坐室，一切帳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裡。
我和朱君于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裡。
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裡的幾天，他老在外頭。
我和朱君上她家裡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裡的雜事。
朱君對她，嚴謹沉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
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别的親熱的表示。
隻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
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去，上前面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裡坐着。
然而到了那廂房裡，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
他家裡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
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
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裡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裡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并且時時還要向家裡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
到此，我才看出了他在學校裡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
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裡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裡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緻死的最大原因。
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
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
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卻是一位女兒。
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
我和他在他家裡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卻是在陳家費去的。
陳家的老頭兒，年紀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
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弦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隻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裡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
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裡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第一個大村莊。
他在史官屯小學裡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為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
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了。
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子大學。
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于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
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盡可以為你出力。
”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
他姓朱，名字叫“雅儒”。
我們學校裡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隻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宇。
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
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于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
所以我想他們家裡，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
那一大，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于，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為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并沒有惡意含着，他就歎了一日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将一個寒假過了過去。
開學之後，又是刻闆的生活，上課下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為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别去，回南邊的家裡來住了兩個月。
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
而我自家呢，說想于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
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并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曆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并已說他于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為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
惠英的貌并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
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為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于。
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
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裡。
她的家裡，灑掃得很于淨。
西面的一間廂房，是她的起坐室，一切帳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裡。
我和朱君于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裡。
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裡的幾天，他老在外頭。
我和朱君上她家裡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裡的雜事。
朱君對她，嚴謹沉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
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别的親熱的表示。
隻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
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去，上前面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裡坐着。
然而到了那廂房裡，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