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生活的享受
關燈
小
中
大
一安卧眠床
我好像終将成為一個走方式的哲學家，但這也是無法的事，一般的哲學好似都屬于一種将簡單的事情弄成令人難懂的學科；但我的心目中則能想像到一種相反的哲學，即是将煩難的事情化成簡單的科學。
一般的哲學中雖用物質主義、人性主義、超凡主義、多元主義、什麼主義等類的冗長字眼，但我終以為這類學說未必能比我的哲學更精深。
人類的生活終不過包括吃飯、睡覺、朋友間的離合、接風、餞行、哭笑、每隔兩星期左右理一次發、植樹、澆花、伫望鄰人從他的屋頂掉下來等類的平凡事情。
大學哲學家用深奧的字句來描寫這類簡單的生活狀态，無非是一種掩概念的極端，缺乏和模糊的技巧而已。
所以，哲學實已漸漸趨近于使人類對于自己的事飾其情更加不懂。
哲學目前的成就僅是：愈加解說，愈加使人模糊。
安睡眠床藝術的重要性，能感覺的人至今甚少。
這是很令人驚異的。
我的意見以為：世上所有的重要發明，不論科學的或哲學的，其中十有九樁都是在科學家或哲學家，在清晨二點到五點之間，蜷卧于床上時所忽然得到的。
有些人在白天睡覺，有些人則在晚間睡覺。
這裡的所謂&ldquo睡覺&rdquo同時也做說謊解說（按英文中的Lying一字做安睡解，也做說謊解）。
我覺得凡是和我同意深信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樂事之一者都是誠實人，而不信者都是謊言人。
他們簡直是在白天說謊。
提倡道德者，幼稚園教師，讀伊索寓言者，即屬于這一類的人。
至于和我一般肯坦白承認安卧眠床藝術理應有意識地培植者，則盡是誠實的人，都是甯可閱讀不含道德教訓的故事如《愛麗斯奇遇》之類者。
安睡卧床，對身體和心靈，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在身體上，這是和外界隔絕而獨隐。
人在這個時候，是将其身體置放于最宜于休息、和平，以及沉思的姿勢。
安睡并易有一種适宜和舒服的感覺。
生活大藝術家孔子從來是&ldquo寝不屍&rdquo，既不要像僵屍一般的挺睡，而必須蜷腿側卧。
我也覺得蜷腿睡在床上，是人生最大樂事之一。
兩臂的安置也極關重要，須十分适宜，方能達到身體上的極度愉快，和心靈上的極度活潑。
我深信最适宜的姿勢不是平卧床上，而是睡在斜度約在三十度的軟大枕頭上，兩臂或一臂擱在頭的後面。
在這種姿勢當中，不論哪一個詩人即能寫出不朽的佳作，不論哪一個哲學家即能改革人類思想，不論哪一個科學家即有劃時代的新發明。
寂靜和沉思的價值，能感覺到的人很少，這是令人驚奇的。
安卧眠床藝術，其意義不單是令人在整天的勞苦工作之後，在和人相見談話，無意義地說了許多廢話之後，在哥哥姊姊遇事必要矯正以便保護你升到天堂，緻使你的神經極受刺激之後，得到身體上的休息。
并且還有更進一層的意義。
這藝術如果加以相當培植，可以成為一種心靈上的大掃除。
有許多生意人，公事台上安着三架電話機，片刻不停地一天忙到晚，還自己覺得非此不可，引以為慰；但他實在不知道倘若在半夜後或清晨間安睡在床上做一小時的沉思，反而可以賺進加倍的錢。
一個人即使睡到八點鐘方起身，那又有什麼關系？他如在洗臉刷牙之前，先在床上悠閑地吸幾支香煙，将這一天所要做的事情計劃一下，而不要匆忙地起身，則對他的益處将不能以倍數計算。
這時候他穿着寬大的睡衣，以最舒服的姿勢睡在床上，沒有緊狹的内衣，牽扳的背帶，窒息的硬領，也沒有很重的皮鞋束縛他，使他那白天勢必失去自由的足趾也得到了解放舒适，這時，他的生意頭腦方能真正運用。
因為一個人的頭腦，隻在他的足趾自由時，方是真正自由的。
隻在頭腦自由時，他方有真正做思想的可能。
在如此舒适的境地中，他即能思量昨天的成就和失敗，并将當日的事情分其輕重，決定進行。
一個商人不妨先預備好一切，到十點鐘時再走進公事房去。
這較勝于在九點鐘，或甚至在八點三刻時，即和奴隸頭目一般的趕到公事房，就像中國人的所謂無事忙。
但是在思想家、發明家、概念家，在床上一小時的安睡，其所助猶不止此。
一個著作家在這種姿勢中，能比他整天坐在寫事台前得到更多的論文或小說資料。
因為這時節，他完全不受電話、來客和日常小節的煩擾。
他好似從一片玻璃或一挂珠局鋅吹餃思涞納活，而現實世界的周圍即好似懸着一圈雲彩使它增添了一種神奇的美麗。
這時他所看見的，不是生硬的生活，而已變為一幅比生活更真實的畫像，如倪雲林或米芾的名畫一般。
睡在床上，所以有益于人的，理由大概如下：一個人睡在床上時，他的筋肉靜息，血液的流行較為平順有節，呼吸較為調勻，視覺聽覺和脈系神經也大概完全靜息，造成一種身體上的靜态，所以能使心思集中，不論于概念或于感覺都更為純粹。
就是在感覺方面，例如：嗅覺和聽覺，也是在這個時候最為銳敏。
所以好的音樂須卧而聽之。
李笠翁于他所著的《楊柳》篇中說：人們須在清晨未起身時，卧聽鳥的叫聲。
我們在清晨蘇醒後，睡在床上聽百鳥的鳴聲，這其實是何等美麗的境界啊！百鳥的鳴聲就是在城市中也大多可以聽到，不過我敢說，能夠感覺到的人很少罷了。
以下所述，即某天清晨我在上海寓所聽到而記下來的： 這天，我在一宵好夢之後，于五點鐘時醒來，即聽到一陣極為悅耳的聲音。
最初所聽見的是高低不一的廠家笛聲。
稍停是一陣遠遠的馬蹄&ldquo的的&rdquo聲，大概是幾個騎馬的印度巡捕在愚圓路上經過。
在寂靜中，我所享受的美的愉快更勝于勃拉姆斯的交響曲。
又過一陣，即來了一陣細碎鳥鳴聲。
可惜我對鳥類沒有什麼研究，所以不知道叫的是什麼鳥，但我的享受則相同。
同時，自然還有别的聲音。
有幾個外國青年，大概是在外面狂歡了一宵，這時回家敲後門。
一個清道夫在打掃隔壁的弄堂，掃帚的&ldquo刷刷&rdquo聲清晰可聞。
忽然之間，大概是一隻野鴨在天空一聲長唳，悠揚不絕。
六點廿五分左右，我聽見滬杭甬火車隆隆之聲自遠而來，到極司非而路車站停止。
隔壁房中有一兩個小孩的啼叫聲。
此後各處漸有人聲，一刻增多一刻，因而知道各處已在那裡漸漸上市了。
我自己的屋中，仆人也一一起身，即聽見開窗和鐵鈎插上去的聲音、輕輕的咳嗽聲、輕輕的足聲、杯盤碗盞聲。
忽然又有一個小孩呼媽媽聲。
這些就是那天早晨我在上海寓所聽到的音樂會之協奏曲。
那年的春天，我所最愛聽的就是鹧鸪的鳴聲。
它們在互相叫喚之中共有四個音階。
（即do．mi：re-：-．ti）其中re的延長約三拍，在第三拍的中間突然中斷，接上一個低的ti音。
這種鳴聲，我在南方的山中時常聽到。
最有趣的是，每天清晨一隻雄鳥必先在我的寓所附近的樹上叫起來，随後雌鳥即在離開約百碼以外之處以鳴聲相答。
它們的鳴聲的快慢有時也若有參差，似乎是因于心境的變動。
有時則末一短音不叫出來。
那地方各種鳥鳴聲種類不一，但鹧鸪的鳴聲最動人。
各種鳥鳴聲悅耳異常，除以音樂比拟之外，實在不能用字句形容。
據我所能辨别者，其中有百靈鳥、喜鵲、啄木鳥和鴿子。
每天早晨，老鴉的叫聲最遲，理由大概是如李笠翁所說，因為别種鳥類多畏懼人類的獵槍和兒童的石子，所以它們必在清早人類尚未起身之前，即出來奏它們的音樂，以免被人類所打斷，而老鴉則并不畏懼，所以它們起身較遲。
二坐在椅中 我向來以喜歡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将要寫一段坐椅法的哲學。
朋友之中，喜歡躺在椅中者不止我一個，但不知如何單是我出名，至少在中國文藝界中是如此。
我認為在這現代世界中，我并不是惟一的好躺椅中者，而人之說我者，也有些言過其實。
這件事的經過是如此的：某年我發刊了一本《論語》雜志。
其中，我頗力辯所謂吸煙之害并無其事。
雜志當中雖沒有刊載卷煙廣告，但文字中很多稱贊尼古丁的美德的話，因此便傳了開去，說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隻是躺在椅中吸雪茄。
我雖屢次否認，并極力聲明我實在是中國最勤于做事者之一，但傳說之詞依然風行一時，甚至竟成為我是被人憎惡的有閑智識階級之一的證據。
兩年後，又因我刊行了一種注重通俗文章的雜志，于是更坐實我是一個懶鬼。
當時我因看不慣流行文章的體裁過于遲鈍，不忠實和虛誕，認為還是舊式私塾命十二三歲的孩子做&ldquo救國&rdquo和&ldquo恒心之德&rdquo等類題目的文章的遺毒，故而以為必須提倡一種坦白通俗的文體，方能解放中國文章，使之脫去陳腐的桎梏。
但我于不經意之間，将通俗文體寫成潇灑文體，于是共産主義派就拿這個作為攻擊我的目标，因而我便被認為是中國懶惰成家中最懶惰者之一，&ldquo在這國難時期中，更為殺不可赦。
&rdquo 我承認時常躺在朋友家客室裡的椅中。
但别人何嘗不如此。
如若沙發椅不是為了躺躺而設，則何必有沙發椅，如若二十世紀的男女都必須正襟危坐，則現代的客室中何必擺着那種沙發椅，而我們極應該坐在挺硬的紅木椅子上，身量較矮的婦女，并且須兩腳懸空的挂着。
其實躺在椅中這件事也有一種哲學。
古人和今人的坐法之不同，其起因即在于對恭敬的注重與否。
古人的坐，以态度恭敬為主，今人則以舒服為主。
兩者之間有一種哲理上的沖突。
因為依照古人的見解（五十年前尚是如此），舒服即罪惡，耽于舒服即趨于失敬。
這一點赫胥黎在他讨論《舒服》那篇文章裡已講得很明白。
赫氏所說西方的封建社會阻止了躺椅的産生，直到近時這句話和中國的情形正完全相同。
今日凡自認是在朋友之列的，坐在他的房中時，盡可把兩足高高的擱在他書桌上，而不必有所顧忌。
這是熟不拘禮，而并不是失敬。
不過這種行為，如在老輩面前，則當然是要被斥為不當的。
道德和建築與室内陳設之間，有一種我們尋常所意料不到的密切關系。
赫胥黎指出西方女人因為怕看見自己的肉體，所以不常洗澡，因而使現代式的白磁澡盆的發明遲延了數百年之久。
當我們認識儒教的公私行為都以恭敬為主時，我們就能了然舊式的中國木器為什麼制成那種樣子。
我們在紅木椅子上，隻有挺起背脊筆直地坐着，就因為這是社會所公認的惟一合式的坐法。
中國皇帝的寶座，坐時并不舒服。
如叫我去坐，就是五分鐘也是不願意的。
英王的寶座也是如此。
克利奧派得拉出外之時，總是斜躺在睡椅上，令人擡着行走。
她敢如此，就因為她沒有受過孔子的教訓。
這種樣子如被孔子看見，那當然也要像他對付原壤夷俟一般&ldquo以杖叩其胫&rdquo了。
在儒家的社會中不論男女都應該恭身正容，至少在正式場合中應該如此。
在這種時節，如有人将腿腳略為翹起，便立刻會被人視做村野失禮。
事實上，最恭敬的姿勢例如在谒見長官時，坐的時節應斜簽着身子，将臀部擱在椅子的邊沿上，才算知禮。
儒家古訓和中國建築之間也有密切的關系，但這裡姑不讨論下去。
我們應該感謝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派運動，它打破了古禮的傳統思想，方使舒服這件事不再被人認為罪惡。
另一方面，除了浪漫運動之外，又因對于人類心理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于是對于人生也産生了一種較為真切的态度。
這種态度的改變，使人們對戲劇不再視為淫猥，對莎士比亞不再視同化外，也使女人的浴衣、清潔的澡盆、舒服的躺椅和睡椅，得以出現。
并也使生活和文章有了一種較為真切，較為親熱的體裁。
在這種意義上，我的喜歡躺在椅中的習慣，和我的拟想将一種親熱自由潇灑的文體導入中國雜志界中的企圖之間，确有一種聯系存在着。
如若我們承認舒服并不是一種罪惡，則我們也須承認我們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服的姿勢坐在躺椅上，越是在對于這個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
簡括地說，客人能自己找尋舒服，實是在招待上協助主人，使他減少煩慮。
試看多少做主人者每為能否使客人舒服自在而耽憂啊！所以我坐時，每每将一支腳高擱在茶桌或就近的家具上面，以協助做主人者。
因而使其餘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機會抛棄他們的假裝出來的尊嚴态度。
關于坐卧器具的舒服比較，我已發明了一個公式。
這公式可以用簡單字句表達如下：椅子越低，坐時越加舒服。
有許多人坐在朋友家的某種椅中覺得異常舒适，即因為這個理由。
當我尚未發明這個公式前，我每以為室内裝潢家對于一張椅子如何可以使坐者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其高度闊度和斜度之間大概必有一種數學的公式。
但自從我的公式發明之後，我即知道這事其實比較簡單。
我們如将中國紅木椅子的腳鋸去數寸，坐時即立刻可以較為舒服。
如再鋸去一些，則必更為舒服。
這種情形的合理結論當然是：最舒服的姿勢就是平躺在床上。
這豈不簡單嗎？ 從這個基本原則，我們即能演繹出一個附則，即我們倘因坐在一支太高而又不便将腳鋸去的椅子上而覺得不大舒服時，我們隻須在椅子的前面找一個擱腳的地方，以減少我們的腰部平線和着腳處的距離，這也即等于減低椅子的高度。
我所最常利用的一個極普通方法就是：将寫字台的屜鬥拉一支出來擱腳。
但這條附則應該怎樣聰明地實施，則須視各人的常識了。
别人說我一天之中倒有十六個小時醒着的時間是躺在椅中的。
為了化解這個誤會起見，我當說明我也能在寫字台或打字機前很耐心地坐上三個小時。
我所要使人明白的是：松弛我們的肌肉，不一定是一件罪惡。
但我并沒有說我們可以一天到晚松弛我們的肌肉，或如此辦法是最合衛生的姿勢。
我的原意并不如此，人類的生活終須由工作和遊息循環為用，即緊張和松弛相替為用。
男人的腦力和工作能力也如女人的身體一般，每月有一種循環式的變遷。
威廉詹姆斯說，腳踏車的鍊子如若繃得太緊，即有礙于轉動的順利。
人類的心力也正相同。
無論什麼事情終是個習慣問題，人體内具有一種調節的無窮能力。
日本人慣于盤腿坐在地上，我頗疑心如叫他們改坐椅上，他們即易于犯腿抽筋的毛病。
我們隻有藉着将工作時間中完全挺直的姿勢和工做完畢後躺在睡椅中的舒服姿勢循環變換，方能成就生活的最高智慧。
至于婦女方面，你坐着的時候如若眼前沒有擱腳的地方，則可把兩腿蜷擱在睡椅上。
你應知道這是一個最惹人愛的姿勢。
三談話 &ldquo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rdquo。
這是一位中國學者和他一個朋友談了一次話以後的一句贊語。
這句話中含有不少真理。
&ldquo一夕話&rdquo現在已成為一種口頭語，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談話，不論是已過的或期望的。
中國有兩三種著作，其書句即《一夕談》或《山中一夕談》。
書的性質和英文的《周末閑談》相似。
這種和朋友的一夕快談，是人生難得遇到的。
因為正如李笠翁所說，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談，而善談者則又罕是智者。
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發現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時又是善談者，則其愉快自不亞于一位天文家發現一顆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學家發現一種新植物了。
現在有許多人都以為圍爐聚談或坐桶聚談的談話藝術，已因今日事業生活的動率而喪失掉。
我以為動率對于這事确也有些關系。
不過談話藝術的毀滅，實開端于家庭改為沒有火爐的公寓，而由汽車的影響完成這樁毀滅工作。
這動率是完全不合的，因為談天這樁事隻在一群富有閑适精神的人當中，寫寫意意，心平氣和，幽默自然的時候方能辦得到。
因為&ldquo說話&rdquo和&ldquo談天&rdquo之間顯然有個分别，這兩個中國名詞已表示得很明白。
在談話的時候所說的話，天南地北，較為瑣屑，态度較為閑适，而沒有辦公事時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情形。
公事信和朋友之間通問信也有着相類的區别。
我們可以和任何人說話或談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談的。
所以我們如若得到一個能真正談天的朋友，則其愉快實不下于讀一本名著，再加上親耳聽見他的語音，親眼看見他的動作的樂趣。
這種快樂的談天，我們有時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當年的談話中，有時則在夜晚間火車的吸煙室中，或旅行時的旅舍中。
所談的話，狐鬼、神怪、獨裁、賣國，談言微中，料及未來，也是常事。
這種談天，過後可以使我們長在心頭，一世不忘。
當然夜間是最宜于談天的時候。
因為白天的談天總好似缺乏夜間那種魔力。
至于談天的地點我以為毫無關系。
在十八世紀式的&ldquo沙龍&rdquo（即書室）中，可以談關于文學或哲學的閑天，但在農家木桶的旁邊也何嘗不可以談。
或在風雨之夕的航船中，對河船上的燈光微映水波，而卧聽船夫閑談當地的一個女子怎樣被選去做皇後娘娘的故事。
這類談天之所以悅人者，實在于所得的樂趣因地點時間和談者而各不相同。
我們所以能牢記不忘，有時因為談天的時候是正在桂子飄香，秋月懸空的佳景下；有時因為是正在風雨之夕，一爐柴火之前；有時因為是正坐在一個高亭之上，遠眺河中船隻往來，而當中有一隻船忽因潮流過激而側翻的時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車站候車室中的時候。
這種眼前即景常和所談的天聯系一起，因而使我們永不能忘。
如若在室内的話，談者或是兩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陳微醉，老秦有些傷風鼻塞，都可以使這夕的談天增添趣味。
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圓，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
所以我們做這類簡單的樂趣，我想不至于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談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
兩者之間的體裁和資料都相仿佛。
如狐狸精、蒼蠅、英國人的古怪脾氣，東西方文化的異點，塞納河旁的書攤，成衣鋪中的色迷學徒，各國元首政治家和軍人的轶事，儲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極好極相宜的談天資料。
它之所以類似文章，即在體裁的通俗。
所談的題目盡可以嚴肅重大，如專國情形的慘苦混亂，或瘋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沒落，剝奪人民的自由，人類的尊嚴，甚至剝奪人類快樂的終點，或關涉真理和公平的大問題等等，均無不可。
不過意見的發表總是出之以一種偶然的、閑适的和親切的态度。
因為在文明的當中，不論我們對強奪我們的自由怎樣的惱恨，我們至多隻許用我們的舌頭和筆尖，以輕描淡寫的字句來表示我們的感想。
至于充分發揮真情感的激烈言論，自隻可以在少數幾個知己朋友之間，私下發洩一下子。
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談天，其必要條件是一間關上門的屋子，幾個知己的朋友，旁邊沒有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人，那時，我們方能悠閑地發表我們意見。
這種真正的談天之有異于政治上的交換意見，其對比情形正如一篇優美通俗的文章之有異于政治家的宣言。
這類政治家的宣言中雖表現着較為高尚的情感，例如：對于民主制度的意見，服務的願望，窮人的福利問題，精忠報國，崇高的理想主義，酷愛和平，保證維持國交，絕不貪圖權位金錢或名譽等等動人聽聞的說話，但其中終免不了帶着些令人遠而避之的氣息，正如我們畏避一個打扮過分，胭脂粉搽得太濃的妖娆女人一般。
反之，我們在聽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談天，或讀到一篇優美的通俗文章時，我們便如面對着一個在河邊洗滌衣服的姣豔少女，穿着極淡雅的布衣服，頭發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鈕子或者有一粒未曾鈕上，其天真爛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見而生愛。
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摹仿的動人姿态。
凡屬有趣的談天和優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這種天然的動人之處。
所以談天的适當方式應是親密的，毫無顧忌的。
在座的人談到出神時，都已忘卻身處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談言吐語，一舉一動都是任性為之。
而所談的，也是忽而東忽而西，想着便談，并無一定的題目。
我們隻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傾吐肺腑時，方能真正的談天。
而談時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無拘束，一個将兩腳高高的擱在桌上，一個坐在窗檻上，一個坐在地闆上，将睡椅上的墊子搬下來當褥子用。
因為我們必須在手足都安放在極舒服的地位，全部身體感受舒适時，我們的心地方能安閑舒适，此即前人所謂： 眼前一笑皆知己， 座上全無礙目人。
這些都是真正談天的必要條件。
我們談時不擇題目，想到便談，天南地北，愈去愈遠，既無秩序，也無定法，随意所之。
所以談到興盡之時，也就歡然而散。
這就是談天和空閑的聯系關系，也就是談天和散文之勃興的聯系關系。
因為我相信一個國家的真正優美散文是必須在談天一道已經發展成為一項藝術的地步方能産生。
這個情形在中國和希臘文的發展中最為顯明。
我以為孔子之後的數百年中，思想的活動，因而産生所謂&ldquo九家&rdquo的學說，其起源即因于當時有一群學者，平生惟以說話為事，所以即發展成一種文化的背景。
這種發展，除此之外，實說不出其他的理由。
當時列國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時。
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數千人，例如：齊國的孟嘗君，他家中養着珠履之客三千人。
其人數既如此衆多，則當時的你談我說，議論紛紛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
這類人的說話，在傳于後世的《列子》、《淮南子》、《戰國策》和《呂氏春秋》諸書中，可以得其大概。
《呂氏春秋》據說實是他的門下所著，而不過用他的名義（這和英國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時代的作家著了書用贊助他的人之名義發表的情形相似）。
這部書中已經發展了一種善處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處人生，不如不生活。
此外還有一群長于說辭的縱橫家，列國君王常利用他們到鄰國去下說辭，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勸說退兵解圍，或去說合聯盟。
而他們也大都能成功而返。
這群縱橫家或學者，都是長于口才，善于譬喻。
他們的言論很多記載于《戰國策》中。
從這種自由而智巧的言論中即産生了幾位大哲學家，以：&ldquo為我主義&rdquo著名的楊朱，以&ldquo現實主義&rdq
一般的哲學中雖用物質主義、人性主義、超凡主義、多元主義、什麼主義等類的冗長字眼，但我終以為這類學說未必能比我的哲學更精深。
人類的生活終不過包括吃飯、睡覺、朋友間的離合、接風、餞行、哭笑、每隔兩星期左右理一次發、植樹、澆花、伫望鄰人從他的屋頂掉下來等類的平凡事情。
大學哲學家用深奧的字句來描寫這類簡單的生活狀态，無非是一種掩概念的極端，缺乏和模糊的技巧而已。
所以，哲學實已漸漸趨近于使人類對于自己的事飾其情更加不懂。
哲學目前的成就僅是：愈加解說，愈加使人模糊。
安睡眠床藝術的重要性，能感覺的人至今甚少。
這是很令人驚異的。
我的意見以為：世上所有的重要發明，不論科學的或哲學的，其中十有九樁都是在科學家或哲學家，在清晨二點到五點之間，蜷卧于床上時所忽然得到的。
有些人在白天睡覺，有些人則在晚間睡覺。
這裡的所謂&ldquo睡覺&rdquo同時也做說謊解說（按英文中的Lying一字做安睡解，也做說謊解）。
我覺得凡是和我同意深信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樂事之一者都是誠實人，而不信者都是謊言人。
他們簡直是在白天說謊。
提倡道德者，幼稚園教師，讀伊索寓言者，即屬于這一類的人。
至于和我一般肯坦白承認安卧眠床藝術理應有意識地培植者，則盡是誠實的人，都是甯可閱讀不含道德教訓的故事如《愛麗斯奇遇》之類者。
安睡卧床，對身體和心靈，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在身體上，這是和外界隔絕而獨隐。
人在這個時候，是将其身體置放于最宜于休息、和平，以及沉思的姿勢。
安睡并易有一種适宜和舒服的感覺。
生活大藝術家孔子從來是&ldquo寝不屍&rdquo，既不要像僵屍一般的挺睡，而必須蜷腿側卧。
我也覺得蜷腿睡在床上，是人生最大樂事之一。
兩臂的安置也極關重要，須十分适宜，方能達到身體上的極度愉快，和心靈上的極度活潑。
我深信最适宜的姿勢不是平卧床上，而是睡在斜度約在三十度的軟大枕頭上，兩臂或一臂擱在頭的後面。
在這種姿勢當中，不論哪一個詩人即能寫出不朽的佳作，不論哪一個哲學家即能改革人類思想，不論哪一個科學家即有劃時代的新發明。
寂靜和沉思的價值，能感覺到的人很少，這是令人驚奇的。
安卧眠床藝術，其意義不單是令人在整天的勞苦工作之後，在和人相見談話，無意義地說了許多廢話之後，在哥哥姊姊遇事必要矯正以便保護你升到天堂，緻使你的神經極受刺激之後，得到身體上的休息。
并且還有更進一層的意義。
這藝術如果加以相當培植，可以成為一種心靈上的大掃除。
有許多生意人，公事台上安着三架電話機，片刻不停地一天忙到晚，還自己覺得非此不可，引以為慰；但他實在不知道倘若在半夜後或清晨間安睡在床上做一小時的沉思，反而可以賺進加倍的錢。
一個人即使睡到八點鐘方起身，那又有什麼關系？他如在洗臉刷牙之前，先在床上悠閑地吸幾支香煙，将這一天所要做的事情計劃一下，而不要匆忙地起身，則對他的益處将不能以倍數計算。
這時候他穿着寬大的睡衣，以最舒服的姿勢睡在床上，沒有緊狹的内衣，牽扳的背帶，窒息的硬領，也沒有很重的皮鞋束縛他，使他那白天勢必失去自由的足趾也得到了解放舒适，這時，他的生意頭腦方能真正運用。
因為一個人的頭腦，隻在他的足趾自由時，方是真正自由的。
隻在頭腦自由時，他方有真正做思想的可能。
在如此舒适的境地中，他即能思量昨天的成就和失敗，并将當日的事情分其輕重，決定進行。
一個商人不妨先預備好一切，到十點鐘時再走進公事房去。
這較勝于在九點鐘，或甚至在八點三刻時，即和奴隸頭目一般的趕到公事房，就像中國人的所謂無事忙。
但是在思想家、發明家、概念家，在床上一小時的安睡，其所助猶不止此。
一個著作家在這種姿勢中，能比他整天坐在寫事台前得到更多的論文或小說資料。
因為這時節，他完全不受電話、來客和日常小節的煩擾。
他好似從一片玻璃或一挂珠局鋅吹餃思涞納活，而現實世界的周圍即好似懸着一圈雲彩使它增添了一種神奇的美麗。
這時他所看見的，不是生硬的生活，而已變為一幅比生活更真實的畫像，如倪雲林或米芾的名畫一般。
睡在床上，所以有益于人的，理由大概如下：一個人睡在床上時，他的筋肉靜息，血液的流行較為平順有節，呼吸較為調勻，視覺聽覺和脈系神經也大概完全靜息，造成一種身體上的靜态，所以能使心思集中，不論于概念或于感覺都更為純粹。
就是在感覺方面，例如：嗅覺和聽覺，也是在這個時候最為銳敏。
所以好的音樂須卧而聽之。
李笠翁于他所著的《楊柳》篇中說：人們須在清晨未起身時，卧聽鳥的叫聲。
我們在清晨蘇醒後，睡在床上聽百鳥的鳴聲，這其實是何等美麗的境界啊！百鳥的鳴聲就是在城市中也大多可以聽到，不過我敢說，能夠感覺到的人很少罷了。
以下所述，即某天清晨我在上海寓所聽到而記下來的： 這天，我在一宵好夢之後，于五點鐘時醒來，即聽到一陣極為悅耳的聲音。
最初所聽見的是高低不一的廠家笛聲。
稍停是一陣遠遠的馬蹄&ldquo的的&rdquo聲，大概是幾個騎馬的印度巡捕在愚圓路上經過。
在寂靜中，我所享受的美的愉快更勝于勃拉姆斯的交響曲。
又過一陣，即來了一陣細碎鳥鳴聲。
可惜我對鳥類沒有什麼研究，所以不知道叫的是什麼鳥，但我的享受則相同。
同時，自然還有别的聲音。
有幾個外國青年，大概是在外面狂歡了一宵，這時回家敲後門。
一個清道夫在打掃隔壁的弄堂，掃帚的&ldquo刷刷&rdquo聲清晰可聞。
忽然之間，大概是一隻野鴨在天空一聲長唳，悠揚不絕。
六點廿五分左右，我聽見滬杭甬火車隆隆之聲自遠而來，到極司非而路車站停止。
隔壁房中有一兩個小孩的啼叫聲。
此後各處漸有人聲，一刻增多一刻，因而知道各處已在那裡漸漸上市了。
我自己的屋中，仆人也一一起身，即聽見開窗和鐵鈎插上去的聲音、輕輕的咳嗽聲、輕輕的足聲、杯盤碗盞聲。
忽然又有一個小孩呼媽媽聲。
這些就是那天早晨我在上海寓所聽到的音樂會之協奏曲。
那年的春天，我所最愛聽的就是鹧鸪的鳴聲。
它們在互相叫喚之中共有四個音階。
（即do．mi：re-：-．ti）其中re的延長約三拍，在第三拍的中間突然中斷，接上一個低的ti音。
這種鳴聲，我在南方的山中時常聽到。
最有趣的是，每天清晨一隻雄鳥必先在我的寓所附近的樹上叫起來，随後雌鳥即在離開約百碼以外之處以鳴聲相答。
它們的鳴聲的快慢有時也若有參差，似乎是因于心境的變動。
有時則末一短音不叫出來。
那地方各種鳥鳴聲種類不一，但鹧鸪的鳴聲最動人。
各種鳥鳴聲悅耳異常，除以音樂比拟之外，實在不能用字句形容。
據我所能辨别者，其中有百靈鳥、喜鵲、啄木鳥和鴿子。
每天早晨，老鴉的叫聲最遲，理由大概是如李笠翁所說，因為别種鳥類多畏懼人類的獵槍和兒童的石子，所以它們必在清早人類尚未起身之前，即出來奏它們的音樂，以免被人類所打斷，而老鴉則并不畏懼，所以它們起身較遲。
二坐在椅中 我向來以喜歡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将要寫一段坐椅法的哲學。
朋友之中，喜歡躺在椅中者不止我一個，但不知如何單是我出名，至少在中國文藝界中是如此。
我認為在這現代世界中，我并不是惟一的好躺椅中者，而人之說我者，也有些言過其實。
這件事的經過是如此的：某年我發刊了一本《論語》雜志。
其中，我頗力辯所謂吸煙之害并無其事。
雜志當中雖沒有刊載卷煙廣告，但文字中很多稱贊尼古丁的美德的話，因此便傳了開去，說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隻是躺在椅中吸雪茄。
我雖屢次否認，并極力聲明我實在是中國最勤于做事者之一，但傳說之詞依然風行一時，甚至竟成為我是被人憎惡的有閑智識階級之一的證據。
兩年後，又因我刊行了一種注重通俗文章的雜志，于是更坐實我是一個懶鬼。
當時我因看不慣流行文章的體裁過于遲鈍，不忠實和虛誕，認為還是舊式私塾命十二三歲的孩子做&ldquo救國&rdquo和&ldquo恒心之德&rdquo等類題目的文章的遺毒，故而以為必須提倡一種坦白通俗的文體，方能解放中國文章，使之脫去陳腐的桎梏。
但我于不經意之間，将通俗文體寫成潇灑文體，于是共産主義派就拿這個作為攻擊我的目标，因而我便被認為是中國懶惰成家中最懶惰者之一，&ldquo在這國難時期中，更為殺不可赦。
&rdquo 我承認時常躺在朋友家客室裡的椅中。
但别人何嘗不如此。
如若沙發椅不是為了躺躺而設，則何必有沙發椅，如若二十世紀的男女都必須正襟危坐，則現代的客室中何必擺着那種沙發椅，而我們極應該坐在挺硬的紅木椅子上，身量較矮的婦女，并且須兩腳懸空的挂着。
其實躺在椅中這件事也有一種哲學。
古人和今人的坐法之不同，其起因即在于對恭敬的注重與否。
古人的坐，以态度恭敬為主，今人則以舒服為主。
兩者之間有一種哲理上的沖突。
因為依照古人的見解（五十年前尚是如此），舒服即罪惡，耽于舒服即趨于失敬。
這一點赫胥黎在他讨論《舒服》那篇文章裡已講得很明白。
赫氏所說西方的封建社會阻止了躺椅的産生，直到近時這句話和中國的情形正完全相同。
今日凡自認是在朋友之列的，坐在他的房中時，盡可把兩足高高的擱在他書桌上，而不必有所顧忌。
這是熟不拘禮，而并不是失敬。
不過這種行為，如在老輩面前，則當然是要被斥為不當的。
道德和建築與室内陳設之間，有一種我們尋常所意料不到的密切關系。
赫胥黎指出西方女人因為怕看見自己的肉體，所以不常洗澡，因而使現代式的白磁澡盆的發明遲延了數百年之久。
當我們認識儒教的公私行為都以恭敬為主時，我們就能了然舊式的中國木器為什麼制成那種樣子。
我們在紅木椅子上，隻有挺起背脊筆直地坐着，就因為這是社會所公認的惟一合式的坐法。
中國皇帝的寶座，坐時并不舒服。
如叫我去坐，就是五分鐘也是不願意的。
英王的寶座也是如此。
克利奧派得拉出外之時，總是斜躺在睡椅上，令人擡着行走。
她敢如此，就因為她沒有受過孔子的教訓。
這種樣子如被孔子看見，那當然也要像他對付原壤夷俟一般&ldquo以杖叩其胫&rdquo了。
在儒家的社會中不論男女都應該恭身正容，至少在正式場合中應該如此。
在這種時節，如有人将腿腳略為翹起，便立刻會被人視做村野失禮。
事實上，最恭敬的姿勢例如在谒見長官時，坐的時節應斜簽着身子，将臀部擱在椅子的邊沿上，才算知禮。
儒家古訓和中國建築之間也有密切的關系，但這裡姑不讨論下去。
我們應該感謝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派運動，它打破了古禮的傳統思想，方使舒服這件事不再被人認為罪惡。
另一方面，除了浪漫運動之外，又因對于人類心理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于是對于人生也産生了一種較為真切的态度。
這種态度的改變，使人們對戲劇不再視為淫猥，對莎士比亞不再視同化外，也使女人的浴衣、清潔的澡盆、舒服的躺椅和睡椅，得以出現。
并也使生活和文章有了一種較為真切，較為親熱的體裁。
在這種意義上，我的喜歡躺在椅中的習慣，和我的拟想将一種親熱自由潇灑的文體導入中國雜志界中的企圖之間，确有一種聯系存在着。
如若我們承認舒服并不是一種罪惡，則我們也須承認我們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服的姿勢坐在躺椅上，越是在對于這個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
簡括地說，客人能自己找尋舒服，實是在招待上協助主人，使他減少煩慮。
試看多少做主人者每為能否使客人舒服自在而耽憂啊！所以我坐時，每每将一支腳高擱在茶桌或就近的家具上面，以協助做主人者。
因而使其餘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機會抛棄他們的假裝出來的尊嚴态度。
關于坐卧器具的舒服比較，我已發明了一個公式。
這公式可以用簡單字句表達如下：椅子越低，坐時越加舒服。
有許多人坐在朋友家的某種椅中覺得異常舒适，即因為這個理由。
當我尚未發明這個公式前，我每以為室内裝潢家對于一張椅子如何可以使坐者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其高度闊度和斜度之間大概必有一種數學的公式。
但自從我的公式發明之後，我即知道這事其實比較簡單。
我們如将中國紅木椅子的腳鋸去數寸，坐時即立刻可以較為舒服。
如再鋸去一些，則必更為舒服。
這種情形的合理結論當然是：最舒服的姿勢就是平躺在床上。
這豈不簡單嗎？ 從這個基本原則，我們即能演繹出一個附則，即我們倘因坐在一支太高而又不便将腳鋸去的椅子上而覺得不大舒服時，我們隻須在椅子的前面找一個擱腳的地方，以減少我們的腰部平線和着腳處的距離，這也即等于減低椅子的高度。
我所最常利用的一個極普通方法就是：将寫字台的屜鬥拉一支出來擱腳。
但這條附則應該怎樣聰明地實施，則須視各人的常識了。
别人說我一天之中倒有十六個小時醒着的時間是躺在椅中的。
為了化解這個誤會起見，我當說明我也能在寫字台或打字機前很耐心地坐上三個小時。
我所要使人明白的是：松弛我們的肌肉，不一定是一件罪惡。
但我并沒有說我們可以一天到晚松弛我們的肌肉，或如此辦法是最合衛生的姿勢。
我的原意并不如此，人類的生活終須由工作和遊息循環為用，即緊張和松弛相替為用。
男人的腦力和工作能力也如女人的身體一般，每月有一種循環式的變遷。
威廉詹姆斯說，腳踏車的鍊子如若繃得太緊，即有礙于轉動的順利。
人類的心力也正相同。
無論什麼事情終是個習慣問題，人體内具有一種調節的無窮能力。
日本人慣于盤腿坐在地上，我頗疑心如叫他們改坐椅上，他們即易于犯腿抽筋的毛病。
我們隻有藉着将工作時間中完全挺直的姿勢和工做完畢後躺在睡椅中的舒服姿勢循環變換，方能成就生活的最高智慧。
至于婦女方面，你坐着的時候如若眼前沒有擱腳的地方，則可把兩腿蜷擱在睡椅上。
你應知道這是一個最惹人愛的姿勢。
三談話 &ldquo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rdquo。
這是一位中國學者和他一個朋友談了一次話以後的一句贊語。
這句話中含有不少真理。
&ldquo一夕話&rdquo現在已成為一種口頭語，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談話，不論是已過的或期望的。
中國有兩三種著作，其書句即《一夕談》或《山中一夕談》。
書的性質和英文的《周末閑談》相似。
這種和朋友的一夕快談，是人生難得遇到的。
因為正如李笠翁所說，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談，而善談者則又罕是智者。
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發現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時又是善談者，則其愉快自不亞于一位天文家發現一顆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學家發現一種新植物了。
現在有許多人都以為圍爐聚談或坐桶聚談的談話藝術，已因今日事業生活的動率而喪失掉。
我以為動率對于這事确也有些關系。
不過談話藝術的毀滅，實開端于家庭改為沒有火爐的公寓，而由汽車的影響完成這樁毀滅工作。
這動率是完全不合的，因為談天這樁事隻在一群富有閑适精神的人當中，寫寫意意，心平氣和，幽默自然的時候方能辦得到。
因為&ldquo說話&rdquo和&ldquo談天&rdquo之間顯然有個分别，這兩個中國名詞已表示得很明白。
在談話的時候所說的話，天南地北，較為瑣屑，态度較為閑适，而沒有辦公事時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情形。
公事信和朋友之間通問信也有着相類的區别。
我們可以和任何人說話或談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談的。
所以我們如若得到一個能真正談天的朋友，則其愉快實不下于讀一本名著，再加上親耳聽見他的語音，親眼看見他的動作的樂趣。
這種快樂的談天，我們有時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當年的談話中，有時則在夜晚間火車的吸煙室中，或旅行時的旅舍中。
所談的話，狐鬼、神怪、獨裁、賣國，談言微中，料及未來，也是常事。
這種談天，過後可以使我們長在心頭，一世不忘。
當然夜間是最宜于談天的時候。
因為白天的談天總好似缺乏夜間那種魔力。
至于談天的地點我以為毫無關系。
在十八世紀式的&ldquo沙龍&rdquo（即書室）中，可以談關于文學或哲學的閑天，但在農家木桶的旁邊也何嘗不可以談。
或在風雨之夕的航船中，對河船上的燈光微映水波，而卧聽船夫閑談當地的一個女子怎樣被選去做皇後娘娘的故事。
這類談天之所以悅人者，實在于所得的樂趣因地點時間和談者而各不相同。
我們所以能牢記不忘，有時因為談天的時候是正在桂子飄香，秋月懸空的佳景下；有時因為是正在風雨之夕，一爐柴火之前；有時因為是正坐在一個高亭之上，遠眺河中船隻往來，而當中有一隻船忽因潮流過激而側翻的時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車站候車室中的時候。
這種眼前即景常和所談的天聯系一起，因而使我們永不能忘。
如若在室内的話，談者或是兩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陳微醉，老秦有些傷風鼻塞，都可以使這夕的談天增添趣味。
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圓，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
所以我們做這類簡單的樂趣，我想不至于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談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
兩者之間的體裁和資料都相仿佛。
如狐狸精、蒼蠅、英國人的古怪脾氣，東西方文化的異點，塞納河旁的書攤，成衣鋪中的色迷學徒，各國元首政治家和軍人的轶事，儲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極好極相宜的談天資料。
它之所以類似文章，即在體裁的通俗。
所談的題目盡可以嚴肅重大，如專國情形的慘苦混亂，或瘋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沒落，剝奪人民的自由，人類的尊嚴，甚至剝奪人類快樂的終點，或關涉真理和公平的大問題等等，均無不可。
不過意見的發表總是出之以一種偶然的、閑适的和親切的态度。
因為在文明的當中，不論我們對強奪我們的自由怎樣的惱恨，我們至多隻許用我們的舌頭和筆尖，以輕描淡寫的字句來表示我們的感想。
至于充分發揮真情感的激烈言論，自隻可以在少數幾個知己朋友之間，私下發洩一下子。
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談天，其必要條件是一間關上門的屋子，幾個知己的朋友，旁邊沒有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人，那時，我們方能悠閑地發表我們意見。
這種真正的談天之有異于政治上的交換意見，其對比情形正如一篇優美通俗的文章之有異于政治家的宣言。
這類政治家的宣言中雖表現着較為高尚的情感，例如：對于民主制度的意見，服務的願望，窮人的福利問題，精忠報國，崇高的理想主義，酷愛和平，保證維持國交，絕不貪圖權位金錢或名譽等等動人聽聞的說話，但其中終免不了帶着些令人遠而避之的氣息，正如我們畏避一個打扮過分，胭脂粉搽得太濃的妖娆女人一般。
反之，我們在聽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談天，或讀到一篇優美的通俗文章時，我們便如面對着一個在河邊洗滌衣服的姣豔少女，穿着極淡雅的布衣服，頭發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鈕子或者有一粒未曾鈕上，其天真爛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見而生愛。
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摹仿的動人姿态。
凡屬有趣的談天和優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這種天然的動人之處。
所以談天的适當方式應是親密的，毫無顧忌的。
在座的人談到出神時，都已忘卻身處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談言吐語，一舉一動都是任性為之。
而所談的，也是忽而東忽而西，想着便談，并無一定的題目。
我們隻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傾吐肺腑時，方能真正的談天。
而談時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無拘束，一個将兩腳高高的擱在桌上，一個坐在窗檻上，一個坐在地闆上，将睡椅上的墊子搬下來當褥子用。
因為我們必須在手足都安放在極舒服的地位，全部身體感受舒适時，我們的心地方能安閑舒适，此即前人所謂： 眼前一笑皆知己， 座上全無礙目人。
這些都是真正談天的必要條件。
我們談時不擇題目，想到便談，天南地北，愈去愈遠，既無秩序，也無定法，随意所之。
所以談到興盡之時，也就歡然而散。
這就是談天和空閑的聯系關系，也就是談天和散文之勃興的聯系關系。
因為我相信一個國家的真正優美散文是必須在談天一道已經發展成為一項藝術的地步方能産生。
這個情形在中國和希臘文的發展中最為顯明。
我以為孔子之後的數百年中，思想的活動，因而産生所謂&ldquo九家&rdquo的學說，其起源即因于當時有一群學者，平生惟以說話為事，所以即發展成一種文化的背景。
這種發展，除此之外，實說不出其他的理由。
當時列國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時。
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數千人，例如：齊國的孟嘗君，他家中養着珠履之客三千人。
其人數既如此衆多，則當時的你談我說，議論紛紛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
這類人的說話，在傳于後世的《列子》、《淮南子》、《戰國策》和《呂氏春秋》諸書中，可以得其大概。
《呂氏春秋》據說實是他的門下所著，而不過用他的名義（這和英國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時代的作家著了書用贊助他的人之名義發表的情形相似）。
這部書中已經發展了一種善處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處人生，不如不生活。
此外還有一群長于說辭的縱橫家，列國君王常利用他們到鄰國去下說辭，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勸說退兵解圍，或去說合聯盟。
而他們也大都能成功而返。
這群縱橫家或學者，都是長于口才，善于譬喻。
他們的言論很多記載于《戰國策》中。
從這種自由而智巧的言論中即産生了幾位大哲學家，以：&ldquo為我主義&rdquo著名的楊朱，以&ldquo現實主義&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