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我們的動物性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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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在看他們預先已知道哪一匹馬得錦标的跑馬比賽一樣，毫無趣味。
人類易生錯誤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跳浜跑馬比賽上的出冷門一樣的有興趣。
試想約翰生博士（Dr．Johnson）如果沒有他的固執偏見将成為怎樣一個人？如果我們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類，那麼我們非但不能變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将退化而成自動機器，而人類靈心也隻在記錄某一些沖動，像煤氣表那樣機械地記錄下來。
這便是不人道的行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讀者或許疑心我在故視罪惡為美德，竭力替人類的弱點辯護。
這是不對的。
如果我們一方面有了一個完全合理的靈心，而獲得了合理完美的行為，另一方面，卻會失去了人生的歡樂和色彩。
跟一個具着美德但是平凡模樣的丈夫或妻子同過一生，是再無聊也沒有的事。
我相信種種極其合理的人類所造成的社會，确是适于生存的，但我疑惑在這種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
我們固然要想盡種種方法去造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mdash&mdash可是我們卻不要一個太過于有秩序的社會。
我想世界上，也許螞蟻這種動物，是最合理的動物。
它們無疑地已經創立了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萬年。
如單以合理的行為方面而論，我想螞蟻應當占第一位，人類占第二位（但我還是懷疑我們是否有這個資格）。
螞蟻是一種耐勞的、健全的、好儲蓄的、肯節儉的動物。
它們的生活都受着社會的統制和自我的訓練，但是我們卻不然。
它們為了國家或社會，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時；它們隻知道義務而很少想到權利；它們有恒心、有秩序、有禮貌、有毅力，尤其有着更嚴明的紀律。
人類在紀律方面是拙劣的标本，拙劣到連做博物院裡的标本也夠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紀念堂去看看那些陳列在甬道上的偉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覺得在他們的一生中合理行為是最缺少的東西。
那個愛上克麗奧巴德（Cleopatra）的恺撒（JuliusCaesar）&mdash&mdash高貴的恺撒，他的行為因為太不合理了，幾乎為了一個女人而忘掉了帝國（安東尼Anthony卻是完全忘掉帝國的）。
那個摩西&mdash&mdash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乃山上銘刻的神聖石版敲碎，以這一點而論，他并不比那些叛棄上帝去崇拜金牛犢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
那個大衛王（KingDavid）&mdash&mdash有時殘暴，有時慷慨，有時虔誠，有時亵渎，有時敬拜上帝，有時犯罪，後來寫了詩篇來表示忏悔，重新敬拜上帝。
所羅門王（KingSolomon）&mdash&mdash他是智慧的象征，但對他的兒子卻一籌莫展。
&hellip&hellip孔子&mdash&mdash他回答一個賓客說，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剛走到門口時，他又在樓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确是在家。
耶稣&mdash&mdash在喀西馬尼流淚，在十字架上懷着疑心。
莎士比亞&mdash&mdash把&ldquo次好的床&rdquo遺贈給他的老婆。
密爾頓（Milton）&mdash&mdash因為不能和他十七歲的妻子共同生活，寫了一篇離婚的論文，後因受人攻擊，便在自由請願書（Areopagitica）一文裡替言論自由辯護。
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禮拜堂舉行婚禮時，他們那十九歲的兒子就站在旁邊看。
史威夫脫（JonahanSwift）和史黛拉（Stella）&hellip&hellip易蔔生（Ibsen）和巴達治（EmilieBar-dach）（他保持着合理的行為&mdash&mdash這對他是有益的。
）&hellip&hellip 統治這世界的是熱情，不是理智，這已是很明顯了。
所以使這些偉大人物都成為可愛者，使他們有人性者，實是他們的缺乏&ldquo理性&rdquo，而不是&ldquo合理性&rdquo。
中國人為他們祖先所寫的訃聞和傳記，大多是無趣味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堪一讀，因為他們已把他們祖先寫成變态的、完全僞善人。
&mdash&mdash他們對于我所著的《吾國與吾民》最大的批評是：我把中國人描寫得太有人性了，因為我把他們的長處和缺點都描寫出來。
他們（至少那些小官僚們）相信如果我能把中國寫成一個樂園，有儒家聖賢居住着，永遠過着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夠替祖國做更有力的宣傳！官僚們的愚蠢真是沒有辦法。
&mdash&mdash傳記之有魔力和傳記值得一讀，全在其表現偉大人物所具有和我們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傳記裡面每一個不合理的行為，都能顯示其更有真實性。
斯德抵齊（LyttouStrachey）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畫人物時能注意這一點。
英國人的健全靈心，可以做極佳的例證，英國人對于邏輯尚欠高明，但是他們的頭腦，卻有着很好的觸角去察覺危險，保全生命。
不過我在他們的民族行為上或他們的理性的曆史裡，還尋不出合于邏輯的東西。
他們的大學、憲法、英格蘭教會，都是雜湊成章的東西，因為它們都是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累積起來的。
不列颠帝國的力量就是在于英國人的腦筋欠高明，在于他們完全不能了解别人的意見，他們深信英國人的工作方法是惟一正當的方法，英國人的食品是惟一精美的食品。
英國人如一旦懂得了講道理，并失去了倔強的自信心時，不列颠帝國便會傾覆滅亡。
一個人如果對自己尚且懷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
我們全然不能了解英國人對他們國王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忠誠，和真實敬愛；但也就是他們剝奪了國王的言論自由，毫無顧忌地告訴他行為要謹慎，否則&ldquo滾你的蛋&rdquo&hellip&hellip英國在伊利莎白女皇時代需要海盜來保護帝國，他便居然能夠有着相當數目的海盜以應付當時的局勢，因而也就崇敬他們。
英國在每一時代都能在适當的時候，有着适當的同盟國，對付着相當的仇敵，從事适當的戰事，可是她總用着一個不适當的名稱。
英國人從不依邏輯去行事，而是靠着他們的觸角去行事的。
英國人有着紅潤的膚色，無疑地這是由于倫敦的霧和玩闆球戲的結果。
這麼一個健康的皮膚在他們思想上當然占着極重要的地位，換句話說，在他們摸索中過着一生的程序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英國人用他們健康的皮膚去思想，正如中國人用他們的偉大的肚腸去思想一樣。
這一回事，凡是中國人大多是承認的。
我們中國人以為我們确是用肚腸去思想的；我們說一個學者有學問便稱他為&ldquo滿腹思想&rdquo、&ldquo滿腹經綸&rdquo、&ldquo滿腹詩文&rdquo。
此外還有&ldquo滿腹&rdquo的&ldquo牢騷&rdquo、&ldquo憤怒&rdquo、&ldquo悔恨&rdquo、&ldquo郁悶&rdquo或&ldquo期望&rdquo等話。
中國的情人分别之後寫信時總說&ldquo愁腸百結&rdquo，或在别離的當兒說&ldquo肝腸寸斷&rdquo。
中國學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講詞的大意想好，而還沒寫上紙時，我們便說他們已打好了&ldquo腹稿&rdquo。
他們已經把他們要寫的東西在肚裡安排好了。
這一點是絕對科學化的，可以拿得出證據來。
尤其是在現代心理學家對于我們思想的情感性質，和構造更為明了的今日。
可是中國人并不要科學上的證據，他們隻要肚裡有數。
中國曲調的情感性質，全由唱曲者的橫隔膜下發出來：如果你不懂得這個，你就無法了解中國音樂及其濃厚的情感色彩。
我們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類無關的任何東西時，不應該否認人類靈心的偉大才能。
我對于科學的成就很樂觀，可是對善于批評的靈心在應付人類事件時，或對于人類達到一種超過情欲支配的甯靜和理解的境地時的發展，卻懷着較小的希望。
以我個人的意思，人類也許已經達到崇高的階段，但是從社會集團這方面說來，人類還受着原始時代的情欲所支配。
因之，在進化的過程中有時不免要開倒車，野蠻的本能有時要暴露出來，瘋狂的行為和集團的歇斯底裡有時也要産生出來。
我們既然了解了我們人類的弱點，所以更有理由可以詛罵那許許多多的壞蛋：即利用我們的弱點來煽動我們參加二次大戰的壞蛋；那個灌輸仇恨心理（我們之間的仇恨已經太多了）的人；那個稱頌自誇和自私（這二種東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個利用我們人類的頑固和種族觀念的人；那個在訓練青年時取消上帝第五誡的人；那個推崇殘殺和戰争（好像我們還不夠好戰似的）的人；那個煽動我們人類的情欲（好像我們還不夠像禽獸似的）的人。
這種壞蛋的靈心，無論人是怎樣的機巧，怎樣的聰明，終于是禽獸的靈心。
智慧的優美精神被一隻禽獸或一個魔鬼絆纏着，這種情形我們現在才知道也是我們的動物遺傳性之一；或也可說：智慧的優雅精神拿着一條破舊的皮帶暫時把這個魔鬼縛住，使之馴服，不過這條皮帶随時有扭斷的可能，魔鬼也随時可以獲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萊頌贊上帝之聲或祈福之語）的頌贊聲中，偏淨天［Jnggernaut，印度神話中昆濕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理斯那（Krishna）的稱号］每年的紀念日，人民以巨車載其偶像遊行各處（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車輾死得升天國）的車子将毫無顧忌地在我們身上輾過去，暗示着我們是始終如何的近于野蠻，和我們的文明是多麼膚淺，于是世界将變成一個偉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爾人（Moors）将殺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殺摩爾人，黑種人将攻擊白種人，白種人将殺死黑種人，野鼠将由溝渠裡跑出來吃人類的屍身，鷹鳥将盤旋于一個豐盛的人肉宴席上&mdash&mdash這一切不過是要提醒我們，使我們知道動物間的關系罷了。
大自然是善于做這種實驗的。
精神分析學家在醫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時，常常使他們回憶過去的事情，使他們用客觀的眼光去觀察他們自己的生活。
所以人類如果對于他們的過去多多回憶一下，這對于他們自己的駕禦力也許會有更大的進步。
我們如果知道，我們有一個動物的遺傳性以及跟禽獸相差無幾，我們或許就會曉得怎樣去抑止那些禽獸般的行為。
我們有了這個動物遺性，使我們更容易在動物寓言和譏諷文章裡，如伊索寓言（Aesop?蒺sfables）、喬塞的《禽鳥國會》（ParliamentofFowles）、史威夫脫的《格裡弗遊記》（Swift?蒺sGulliver?蒺sT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鵝島》（AnatoleFrancesPenguinIsland）等裡邊看見我們的原形。
這些動物寓言在伊索時代固很合時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後四千年仍舊是很适合的。
我們有補救的方法嗎？那善于批評的靈心是太淺陋、太冷酷了，要用這個靈心來思考是不能得益處的，智理也沒多大用處；隻有那種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種溫暖的、朝氣的、情感的、直覺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來，才不至使我們重複退化到我們祖先的典型。
隻有去把我們的生命發展起來，和我們的本能調和着，我們才會得救。
我們為培植我們的感覺和情感，比諸教育我們的思想是更為重要的。
人類易生錯誤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跳浜跑馬比賽上的出冷門一樣的有興趣。
試想約翰生博士（Dr．Johnson）如果沒有他的固執偏見将成為怎樣一個人？如果我們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類，那麼我們非但不能變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将退化而成自動機器，而人類靈心也隻在記錄某一些沖動，像煤氣表那樣機械地記錄下來。
這便是不人道的行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讀者或許疑心我在故視罪惡為美德，竭力替人類的弱點辯護。
這是不對的。
如果我們一方面有了一個完全合理的靈心，而獲得了合理完美的行為，另一方面，卻會失去了人生的歡樂和色彩。
跟一個具着美德但是平凡模樣的丈夫或妻子同過一生，是再無聊也沒有的事。
我相信種種極其合理的人類所造成的社會，确是适于生存的，但我疑惑在這種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
我們固然要想盡種種方法去造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mdash&mdash可是我們卻不要一個太過于有秩序的社會。
我想世界上，也許螞蟻這種動物，是最合理的動物。
它們無疑地已經創立了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萬年。
如單以合理的行為方面而論，我想螞蟻應當占第一位，人類占第二位（但我還是懷疑我們是否有這個資格）。
螞蟻是一種耐勞的、健全的、好儲蓄的、肯節儉的動物。
它們的生活都受着社會的統制和自我的訓練，但是我們卻不然。
它們為了國家或社會，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時；它們隻知道義務而很少想到權利；它們有恒心、有秩序、有禮貌、有毅力，尤其有着更嚴明的紀律。
人類在紀律方面是拙劣的标本，拙劣到連做博物院裡的标本也夠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紀念堂去看看那些陳列在甬道上的偉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覺得在他們的一生中合理行為是最缺少的東西。
那個愛上克麗奧巴德（Cleopatra）的恺撒（JuliusCaesar）&mdash&mdash高貴的恺撒，他的行為因為太不合理了，幾乎為了一個女人而忘掉了帝國（安東尼Anthony卻是完全忘掉帝國的）。
那個摩西&mdash&mdash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乃山上銘刻的神聖石版敲碎，以這一點而論，他并不比那些叛棄上帝去崇拜金牛犢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
那個大衛王（KingDavid）&mdash&mdash有時殘暴，有時慷慨，有時虔誠，有時亵渎，有時敬拜上帝，有時犯罪，後來寫了詩篇來表示忏悔，重新敬拜上帝。
所羅門王（KingSolomon）&mdash&mdash他是智慧的象征，但對他的兒子卻一籌莫展。
&hellip&hellip孔子&mdash&mdash他回答一個賓客說，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剛走到門口時，他又在樓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确是在家。
耶稣&mdash&mdash在喀西馬尼流淚，在十字架上懷着疑心。
莎士比亞&mdash&mdash把&ldquo次好的床&rdquo遺贈給他的老婆。
密爾頓（Milton）&mdash&mdash因為不能和他十七歲的妻子共同生活，寫了一篇離婚的論文，後因受人攻擊，便在自由請願書（Areopagitica）一文裡替言論自由辯護。
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禮拜堂舉行婚禮時，他們那十九歲的兒子就站在旁邊看。
史威夫脫（JonahanSwift）和史黛拉（Stella）&hellip&hellip易蔔生（Ibsen）和巴達治（EmilieBar-dach）（他保持着合理的行為&mdash&mdash這對他是有益的。
）&hellip&hellip 統治這世界的是熱情，不是理智，這已是很明顯了。
所以使這些偉大人物都成為可愛者，使他們有人性者，實是他們的缺乏&ldquo理性&rdquo，而不是&ldquo合理性&rdquo。
中國人為他們祖先所寫的訃聞和傳記，大多是無趣味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堪一讀，因為他們已把他們祖先寫成變态的、完全僞善人。
&mdash&mdash他們對于我所著的《吾國與吾民》最大的批評是：我把中國人描寫得太有人性了，因為我把他們的長處和缺點都描寫出來。
他們（至少那些小官僚們）相信如果我能把中國寫成一個樂園，有儒家聖賢居住着，永遠過着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夠替祖國做更有力的宣傳！官僚們的愚蠢真是沒有辦法。
&mdash&mdash傳記之有魔力和傳記值得一讀，全在其表現偉大人物所具有和我們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傳記裡面每一個不合理的行為，都能顯示其更有真實性。
斯德抵齊（LyttouStrachey）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畫人物時能注意這一點。
英國人的健全靈心，可以做極佳的例證，英國人對于邏輯尚欠高明，但是他們的頭腦，卻有着很好的觸角去察覺危險，保全生命。
不過我在他們的民族行為上或他們的理性的曆史裡，還尋不出合于邏輯的東西。
他們的大學、憲法、英格蘭教會，都是雜湊成章的東西，因為它們都是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累積起來的。
不列颠帝國的力量就是在于英國人的腦筋欠高明，在于他們完全不能了解别人的意見，他們深信英國人的工作方法是惟一正當的方法，英國人的食品是惟一精美的食品。
英國人如一旦懂得了講道理，并失去了倔強的自信心時，不列颠帝國便會傾覆滅亡。
一個人如果對自己尚且懷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
我們全然不能了解英國人對他們國王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忠誠，和真實敬愛；但也就是他們剝奪了國王的言論自由，毫無顧忌地告訴他行為要謹慎，否則&ldquo滾你的蛋&rdquo&hellip&hellip英國在伊利莎白女皇時代需要海盜來保護帝國，他便居然能夠有着相當數目的海盜以應付當時的局勢，因而也就崇敬他們。
英國在每一時代都能在适當的時候，有着适當的同盟國，對付着相當的仇敵，從事适當的戰事，可是她總用着一個不适當的名稱。
英國人從不依邏輯去行事，而是靠着他們的觸角去行事的。
英國人有着紅潤的膚色，無疑地這是由于倫敦的霧和玩闆球戲的結果。
這麼一個健康的皮膚在他們思想上當然占着極重要的地位，換句話說，在他們摸索中過着一生的程序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英國人用他們健康的皮膚去思想，正如中國人用他們的偉大的肚腸去思想一樣。
這一回事，凡是中國人大多是承認的。
我們中國人以為我們确是用肚腸去思想的；我們說一個學者有學問便稱他為&ldquo滿腹思想&rdquo、&ldquo滿腹經綸&rdquo、&ldquo滿腹詩文&rdquo。
此外還有&ldquo滿腹&rdquo的&ldquo牢騷&rdquo、&ldquo憤怒&rdquo、&ldquo悔恨&rdquo、&ldquo郁悶&rdquo或&ldquo期望&rdquo等話。
中國的情人分别之後寫信時總說&ldquo愁腸百結&rdquo，或在别離的當兒說&ldquo肝腸寸斷&rdquo。
中國學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講詞的大意想好，而還沒寫上紙時，我們便說他們已打好了&ldquo腹稿&rdquo。
他們已經把他們要寫的東西在肚裡安排好了。
這一點是絕對科學化的，可以拿得出證據來。
尤其是在現代心理學家對于我們思想的情感性質，和構造更為明了的今日。
可是中國人并不要科學上的證據，他們隻要肚裡有數。
中國曲調的情感性質，全由唱曲者的橫隔膜下發出來：如果你不懂得這個，你就無法了解中國音樂及其濃厚的情感色彩。
我們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類無關的任何東西時，不應該否認人類靈心的偉大才能。
我對于科學的成就很樂觀，可是對善于批評的靈心在應付人類事件時，或對于人類達到一種超過情欲支配的甯靜和理解的境地時的發展，卻懷着較小的希望。
以我個人的意思，人類也許已經達到崇高的階段，但是從社會集團這方面說來，人類還受着原始時代的情欲所支配。
因之，在進化的過程中有時不免要開倒車，野蠻的本能有時要暴露出來，瘋狂的行為和集團的歇斯底裡有時也要産生出來。
我們既然了解了我們人類的弱點，所以更有理由可以詛罵那許許多多的壞蛋：即利用我們的弱點來煽動我們參加二次大戰的壞蛋；那個灌輸仇恨心理（我們之間的仇恨已經太多了）的人；那個稱頌自誇和自私（這二種東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個利用我們人類的頑固和種族觀念的人；那個在訓練青年時取消上帝第五誡的人；那個推崇殘殺和戰争（好像我們還不夠好戰似的）的人；那個煽動我們人類的情欲（好像我們還不夠像禽獸似的）的人。
這種壞蛋的靈心，無論人是怎樣的機巧，怎樣的聰明，終于是禽獸的靈心。
智慧的優美精神被一隻禽獸或一個魔鬼絆纏着，這種情形我們現在才知道也是我們的動物遺傳性之一；或也可說：智慧的優雅精神拿着一條破舊的皮帶暫時把這個魔鬼縛住，使之馴服，不過這條皮帶随時有扭斷的可能，魔鬼也随時可以獲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萊頌贊上帝之聲或祈福之語）的頌贊聲中，偏淨天［Jnggernaut，印度神話中昆濕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理斯那（Krishna）的稱号］每年的紀念日，人民以巨車載其偶像遊行各處（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車輾死得升天國）的車子将毫無顧忌地在我們身上輾過去，暗示着我們是始終如何的近于野蠻，和我們的文明是多麼膚淺，于是世界将變成一個偉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爾人（Moors）将殺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殺摩爾人，黑種人将攻擊白種人，白種人将殺死黑種人，野鼠将由溝渠裡跑出來吃人類的屍身，鷹鳥将盤旋于一個豐盛的人肉宴席上&mdash&mdash這一切不過是要提醒我們，使我們知道動物間的關系罷了。
大自然是善于做這種實驗的。
精神分析學家在醫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時，常常使他們回憶過去的事情，使他們用客觀的眼光去觀察他們自己的生活。
所以人類如果對于他們的過去多多回憶一下，這對于他們自己的駕禦力也許會有更大的進步。
我們如果知道，我們有一個動物的遺傳性以及跟禽獸相差無幾，我們或許就會曉得怎樣去抑止那些禽獸般的行為。
我們有了這個動物遺性，使我們更容易在動物寓言和譏諷文章裡，如伊索寓言（Aesop?蒺sfables）、喬塞的《禽鳥國會》（ParliamentofFowles）、史威夫脫的《格裡弗遊記》（Swift?蒺sGulliver?蒺sT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鵝島》（AnatoleFrancesPenguinIsland）等裡邊看見我們的原形。
這些動物寓言在伊索時代固很合時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後四千年仍舊是很适合的。
我們有補救的方法嗎？那善于批評的靈心是太淺陋、太冷酷了，要用這個靈心來思考是不能得益處的，智理也沒多大用處；隻有那種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種溫暖的、朝氣的、情感的、直覺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來，才不至使我們重複退化到我們祖先的典型。
隻有去把我們的生命發展起來，和我們的本能調和着，我們才會得救。
我們為培植我們的感覺和情感，比諸教育我們的思想是更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