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 騙局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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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經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買洋木，還怕少了他的價款？等木植運到天津，驗明貨樣，自然照價發款，內務府辦事的規制一向如此。
於是簽了約。
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國已有多年，但運氣不好，經商疊遇風險，在廣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債，能有這筆大生意，可以一蘇涸轍，所以格外遷就。
至於李光昭的來歷，他雖也懷疑，卻認為不緻遭受任何損失，因為他對中國的官場，極其瞭解，天津教案發生時，曾親歷其境，看透了中國人辦洋務，隻講保住虛面子，暗地裏多大的虧都肯吃的。
如今李光昭所簽的約，有「圓明園李監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約」字樣，果然屬實，則等貨到天津，一經驗收，不怕拿不到錢，倘或假冒，則可請求領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約。
他深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最會做官的，必不肯為了上十萬銀子，鬧出大清皇帝悔約的糾紛，貽笑列國，顏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個如意算盤。
他在廣州的時候，已經知道圓明園工程欲罷不能，而最困難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後萬壽期近，需求甚亟，隻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內務府的人不聽自己的話。
他預備這樣說：洋木總值是三十萬，自己答應過報效十萬銀子，扣除以外，應找二十萬兩。
付掉安奇的價款，起碼還能多十萬銀子。
拿這筆錢在吏部加捐一個「大花椽」，把沒有「部照」的候選知府，弄成個真的，等獎敘的旨意下來，再打點打點，搞個「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補的名堂，然後走路子指明分發到湖北，那就揚眉吐氣了。
兩個人各有打算，彼此湊合，簽下了一紙英文的合同。
安奇認為照商場的慣例，不付定金，合同無效，堅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塊錢都行。
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塊銀光閃亮的墨西哥鷹洋。
合同很簡單，口頭談得詳細。
安奇表示他在小呂宋有人替他辦貨，由香港打電報到加爾各答，再由倫敦轉到小呂宋，至多半個月工夫，貨色就可運到香港，然後一起隨船到天津，交貨領價。
這筆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場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內務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為打官司準備「京控」要找路子，都來拜託。
李光昭來者不拒，無不拍胸保證，一定幫忙。
於是有人為他惠客棧的帳，有人送「程儀」，真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之樂。
那知樂極生悲，就在洋木將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龍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撈救上船，已經一命嗚呼，債主聞訊齊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驚失色，趕到安奇的洋行裏去打聽，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償債務的經過，還想挽救，勸安奇的債主們，仍舊把洋木運到天津，照約行事，保證所得到的現款，比此刻瓜分木料來得劃算。
無奈合同的一方已經亡故，契約責任，自然歸於消滅，倘或出了糾紛，打官司不能傳安奇到案，必輸無疑。
所以任令李光昭說得舌敝唇焦，大家隻是搖頭不允。
這一下害得李光昭進退維谷，大為狼狽。
繞室徘徊了一夜，終於恍然大悟，「安奇死了，還有別人。
洋商不曾死絕，何妨照樣再來一次！」他欣喜地自語著，「對！就是這麼辦。
」 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個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設在福州，因而談妥了便到福州去簽約。
勃威利專門經營木材，在中國的業務，委託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這張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訂，勃威利連帶簽署負責。
合同中載明訂購洋木三船，共計三萬五千英尺，連運費在內，每尺銀圓一元五角五分，總計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內運到天津，立即驗收給價，每船每遲延一日，津貼泊船費用五十元。
至於定金，照安奇的成例，隻付了十塊鷹洋。
辦好手續，李光昭攜帶英文合約和木樣，坐海輪北上，一到天津，先稟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根據內務府奏準的原案，請求飭令天津海關，免稅放行，一面向內務府呈報，說是「親自航海，運來大木，將抵天津大沽，請派員點收」，同時附呈木樣。
至於木植數量價格，李光昭因為京中官員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曉得洋木價格，索性濫報，說第一船洋木共有五萬五千五百餘洋尺，總值三十萬兩。
正好，兩廣總督瑞麟，亦專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樣，擺在內務府內，看著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購買運解」，內務府的官員，拿李光昭的木樣，放在一起驗看，認為統通合用，分呈奏報皇帝「請旨」。
對廣東的處置，比較簡單，隻是說明情形，請旨飭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速購辦，解運進京。
關於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卻有些疑問，因為有懂洋木行情的，說洋尺比中國的「三元尺」來得小，而五萬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須三十萬銀子。
因此，內務府大臣決定請旨「飭下直督，就近派員，按李光昭所稟根件數目尺寸，驗收造冊咨送臣衙門，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圓明園工程處查收，再由臣等查驗，是否與所報相符，核實估計價值，奏明請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勵。
」 這樣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筆運費，著落在李鴻章身上，不管他將來如何報銷，內務府可以不必花
於是簽了約。
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國已有多年，但運氣不好，經商疊遇風險，在廣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債，能有這筆大生意，可以一蘇涸轍，所以格外遷就。
至於李光昭的來歷，他雖也懷疑，卻認為不緻遭受任何損失，因為他對中國的官場，極其瞭解，天津教案發生時，曾親歷其境，看透了中國人辦洋務，隻講保住虛面子，暗地裏多大的虧都肯吃的。
如今李光昭所簽的約，有「圓明園李監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約」字樣，果然屬實，則等貨到天津，一經驗收，不怕拿不到錢，倘或假冒，則可請求領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約。
他深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最會做官的，必不肯為了上十萬銀子，鬧出大清皇帝悔約的糾紛，貽笑列國，顏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個如意算盤。
他在廣州的時候，已經知道圓明園工程欲罷不能，而最困難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後萬壽期近，需求甚亟，隻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內務府的人不聽自己的話。
他預備這樣說：洋木總值是三十萬，自己答應過報效十萬銀子，扣除以外，應找二十萬兩。
付掉安奇的價款，起碼還能多十萬銀子。
拿這筆錢在吏部加捐一個「大花椽」，把沒有「部照」的候選知府，弄成個真的，等獎敘的旨意下來，再打點打點，搞個「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補的名堂，然後走路子指明分發到湖北，那就揚眉吐氣了。
兩個人各有打算，彼此湊合，簽下了一紙英文的合同。
安奇認為照商場的慣例，不付定金，合同無效，堅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塊錢都行。
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塊銀光閃亮的墨西哥鷹洋。
合同很簡單，口頭談得詳細。
安奇表示他在小呂宋有人替他辦貨，由香港打電報到加爾各答，再由倫敦轉到小呂宋，至多半個月工夫，貨色就可運到香港，然後一起隨船到天津，交貨領價。
這筆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場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內務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為打官司準備「京控」要找路子，都來拜託。
李光昭來者不拒，無不拍胸保證，一定幫忙。
於是有人為他惠客棧的帳，有人送「程儀」，真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之樂。
那知樂極生悲，就在洋木將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龍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撈救上船，已經一命嗚呼，債主聞訊齊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驚失色，趕到安奇的洋行裏去打聽，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償債務的經過，還想挽救，勸安奇的債主們，仍舊把洋木運到天津，照約行事，保證所得到的現款，比此刻瓜分木料來得劃算。
無奈合同的一方已經亡故，契約責任，自然歸於消滅，倘或出了糾紛，打官司不能傳安奇到案，必輸無疑。
所以任令李光昭說得舌敝唇焦，大家隻是搖頭不允。
這一下害得李光昭進退維谷，大為狼狽。
繞室徘徊了一夜，終於恍然大悟，「安奇死了，還有別人。
洋商不曾死絕，何妨照樣再來一次！」他欣喜地自語著，「對！就是這麼辦。
」 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個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設在福州，因而談妥了便到福州去簽約。
勃威利專門經營木材，在中國的業務，委託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這張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訂，勃威利連帶簽署負責。
合同中載明訂購洋木三船，共計三萬五千英尺，連運費在內，每尺銀圓一元五角五分，總計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內運到天津，立即驗收給價，每船每遲延一日，津貼泊船費用五十元。
至於定金，照安奇的成例，隻付了十塊鷹洋。
辦好手續，李光昭攜帶英文合約和木樣，坐海輪北上，一到天津，先稟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根據內務府奏準的原案，請求飭令天津海關，免稅放行，一面向內務府呈報，說是「親自航海，運來大木，將抵天津大沽，請派員點收」，同時附呈木樣。
至於木植數量價格，李光昭因為京中官員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曉得洋木價格，索性濫報，說第一船洋木共有五萬五千五百餘洋尺，總值三十萬兩。
正好，兩廣總督瑞麟，亦專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樣，擺在內務府內，看著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購買運解」，內務府的官員，拿李光昭的木樣，放在一起驗看，認為統通合用，分呈奏報皇帝「請旨」。
對廣東的處置，比較簡單，隻是說明情形，請旨飭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速購辦，解運進京。
關於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卻有些疑問，因為有懂洋木行情的，說洋尺比中國的「三元尺」來得小，而五萬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須三十萬銀子。
因此，內務府大臣決定請旨「飭下直督，就近派員，按李光昭所稟根件數目尺寸，驗收造冊咨送臣衙門，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圓明園工程處查收，再由臣等查驗，是否與所報相符，核實估計價值，奏明請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勵。
」 這樣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筆運費，著落在李鴻章身上，不管他將來如何報銷，內務府可以不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