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本人性的詞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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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默爾·布羅德森範丁梁譯 據說,當卓有聲望的《新德國期刊》(NeuedeutscheHefte)之主編約阿希姆·君特(JoachimGünther)于1955年受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Verlag)之托,作為&ldquo真正的行家裡手&rdquo對剛剛出版的瓦爾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點評時,他對首先從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

    看來,他完全不想把這位作者與那位他曾經(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志帝國的雜志上!)用盛贊的語調誇獎過其《德意志人》[2]的德特勒夫·霍爾茲聯系起來。

     這則逸事不僅表明在德語區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難,而且也說明,人們極少想要把他的名字與&ldquo編纂性&rdquo的作品聯想在一起。

    當這樣的&ldquo選集&rdquo幾乎就不值一提時,在本雅明去世後對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們曾與之相應地、更确切地說也就是冷淡地對待他的&ldquo選集工作&rdquo[3]。

    關于本雅明本人賦予最高意義并且因此獻出不少精力的一個創作視角的透徹研究,屈指可數。

    而倘若隻有這一本選集的話,那麼全部的工作就都是專門獻給《德意志人》的。

    但他留下了一批絕對數量可觀的其他的短小和龐大的選集。

    隻有《德意志人》看來幾乎沒有被注意到&mdash&mdash這又再次與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點聯系在一起。

     《德意志人》在1945年後被多次出版。

    這些發行物&mdash&mdash從最早的《啟迪》(Illuminationen)一書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評注版(1972),再到插圖版&mdash&mdash卻提供了一幅令人沮喪的圖景。

    這幅圖景從書籍外面的封套開始,延伸越過扉頁,甚至涉及書的内容。

    至少,用&ldquo對來自資産階級世紀之信件的評注&rdquo[4]來給一本不斷重新閃現其現實意義的文集加上标題,是十分不幸的。

    因為這本選集并非簡單地把某一個逝去的時代編成目錄并加以解釋,而是表明了對當代的主題與問題的态度。

    本雅明也并未像衆多新版本的副标題所誘導的那樣,把選集視為一個整體,為其&ldquo作序&rdquo[5]或者對其加以&ldquo評論&rdquo[6]。

    相反,他沒有将詳盡闡釋的要求與之相連,而是對每封單獨的信件都用一段導言&mdash&mdash它以一兩個但不會更多的獨特視角來進一步闡明&mdash&mdash來理解。

    對于原來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數排字錯誤(甚至是文字遺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後那些《德意志人》的版本中。

    最後,正如一個上光照相紙制的&ldquo圖示&rdquo版[7]&mdash&mdash它對确實存在于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還一個勁兒地冷嘲熱諷&mdash&mdash那樣對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為這幅圖景補足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在剩餘的漫長時間中不允許任何對這部作品之複雜産生史和對其起源的真正審視。

    因為讀者首先逐漸&mdash&mdash分别在《文集》逐卷出版的節奏中&mdash&mdash接觸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時隻是通盤構思了的選集以及大量與其相關的記錄與材料。

    因為在第一個校勘評注完整版中,《德意志人》不是作為完整的文本資料被呈現出來的。

    似乎它不具有任何獨到之處,而是被打散成不同的部分(或者甚至被放逐至參考資料中):卷Ⅳ的随筆(1972)、卷Ⅱ的《文學與美學雜文》(1977)&mdash&mdash包含在其中的《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的〈詩藝之倒退〉》(&rdquoRückschrittederPoesie&ldquovonCarlGustavJochmann)與其說是一篇雜文,毋甯說是一部僞裝的選集[9],卷Ⅵ的《混合内容之殘篇》(1985)以及全版《附錄》(1989)。

    另一部與皮埃爾·克羅索斯基(PierreKlossowski)共同策劃的、應是用文獻資料展現從黑格爾、歌德、荷爾德林和比希納到馬克思、尼采、古斯塔夫·弗賴塔格(GustavFreytag)和戈特弗裡德·克勒爾(GottfriedKeller)這些偉大人物的&ldquo周遭環境&rdquo與&ldquo周圍親近之人&rdquo的文選(以及題為《1800~1900年親如手足的德國》[L'Allemagnefraternelle1800&mdash1900]的一個内容豐富的備忘錄[10]),在這套文集中甚至完全不見蹤影。

     本雅明的第一部選集式的著作早在1925年就出版了,可是正如他稱呼其評論的《法蘭克福兒童歌謠集》(SammlungvonFrankfurterKinderreimen)[11]那樣,這部著作隻是&ldquo一個小物,一件瑣事&rdquo[12]。

    他将其理解為對備制&ldquo迄今為止完全未被研究過的&rdquo而且與現實密切相關的&ldquo文化史的一章&rdquo所做的貢獻。

    [13]同一時期,他忙于一部德國民間傳說選集的計劃,這部選集想要将&ldquo一個主題中當時最簡明扼要的文本通過與語言方式最重要的變體相聯系&rdquo而聚集起來,以便由此典範性地展示&ldquo懂得以怎樣不同且重要的方式勾勒民間傳說&rdquo。

    此外,針對這些故事之&ldquo意義的事實上強制性的暗示&rdquo,應該從這本圍繞特别&ldquo非傳統和冷僻主題&rdquo的選集獨特的&ldquo安排與簡潔&rdquo中凸顯出來。

    [14]同樣還是在1925年,本雅明被委托了一樁極其充滿聲望的任務:位于慕尼黑的不萊梅出版社(BremerPresse)委托他編輯一本威廉·馮·洪堡(WilhelmvonHumboldt)的論文選集。

    這冊書屬于一套叢書,大學生們應該憑借這套叢書在情緒和思想上對使用大部頭的完全版有所準備。

    [15]然而,出于至今無從解釋的理由,這本已經完成初稿的選集[16]後來沒有出版。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本雅明成功地出版了其他大多數更為短小的選集,其中包括《文化奇談》(Kulturkuriosa)[17]和《安東尼·維爾茨:一位被敲開頭腦之人的思想與面容》(AntoineWiertz:GedankenundGesichteeinesGeköpften,1929)[18]以及若幹《康德不為人知的逸事》(UnbekannteAnekdotenvonKant,1931)[19]。

    在本雅明看來,尤其是抓住維爾茨(Wiertz)同名三連畫《隐蔽》(DieVerborgenheit)之幾乎不知名的&ldquo文字說明&rdquo是完全合理的,因為這幅畫通過&ldquo出色的着裝&rdquo和&ldquo布局的力量&rdquo博得了好評。

    [20]與之相反,他認為,一些出自&ldquo失傳的文學年鑒、雜志等&rdquo的康德故事含有&ldquo對一種态度&rdquo的充滿價值的提示,&ldquo根據這種态度,康德學說于哲學上完全獲得成功并且被掌握之前,它首先作為一種全新的生存力量被感知到,人們不能擺脫這種力量&rdquo[21]。

     幾乎與《法蘭克福報》上的《書信》系列之完結同一時間,還有一本内容豐富的、與維利·哈斯(WillyHaas)共同負責的、題為《從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VomWeltbürgerzumGro&betabürger)的德國曆史文集作為本雅明被驅逐出德國前的最後一本選集出版。

    [22]依據編者們的看法,這不是一本涉及任何傳統的、通向&ldquo長滿各種鮮花之草地&rdquo的選集,而是一本将讀者置于一間&ldquo精神的武器大廳&rdquo中的選集:那間&ldquo戰鬥着的資産階級&rdquo的武器大廳。

    取振奮人心之效果而代之的對洞察力之促進是他們的目的,因此他們提供這種對&ldquo意見與經驗&rdquo加以澄清、加以證實或者也可能對其存疑的文本來代替文藝的、&ldquo可用的&rdquo文本。

    再者,讀者在這種将整體&ldquo就像在一幅字謎畫中那樣&rdquo壓縮進去的、&ldquo對資産階級之文化圖景速寫式的勾勒&rdquo中,發現&ldquo現實之&hellip&hellip足夠戲劇化且真實的特征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