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斯圖斯·李比希[1] 緻奧古斯特·馮·普拉滕伯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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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ustusvonLiebig，1803&mdash1873），德國化學家。
他創立了有機化學，被稱為&ldquo有機化學之父&rdquo；發現了氮對于植物營養的重要性，又被稱為&ldquo肥料工業之父&rdquo。
他曾長期在德國吉森大學任教，使這個小城成為了當時世界的化學中心（今天的吉森大學就以其名字命名）。
他的門生遍布世界各地。
他還創立了學生實驗室教學法，為近代化學實驗教育體制奠定了基礎。
[2]奧古斯特·馮·普拉滕伯爵（GrafAugustvonPlaten，1796&mdash1835），德國詩人，代表作有《阿拉伯抒情詩》（Ghaselen）、《新阿拉伯抒情詩》（NeueGhaselen）和《威尼斯十四行詩》（SonetteausVenedig）。
他與海因裡希·海涅之間的論戰，即普拉滕事件（Platen-Affäre），是德國文學史上最激烈的争論之一。
導言 在早期浪漫主義中，不僅僅存在一個思維關系上的密集網絡，而且結成了一個從自然科學家到詩人的私人關系上的密集網絡。
溫迪施曼[1]、裡特爾[2]和恩内莫澤爾[3]等互有聯系的傑出人物與布朗式刺激理論[4]、催眠術[5]和克拉尼式聲音圖案[6]等互有聯系的想法，連續不斷地保持着雙方隊伍中對自然哲學的興趣。
但是這個百年越是向後推移，這種關系就越是松散，直至最終在晚期浪漫主義李比希和普拉滕的友誼中找到最奇特的、最緊張的表現。
表明這一友誼之特征、使其完全與更早期之類似聯系相區别的，是其專有性，通過它，這一友誼&mdash&mdash與其他所有關系相脫離&mdash&mdash僅對準這兩位夥伴：一位是十九歲的化學系學生，另一位是年長九歲、同在埃爾蘭根大學緻力于他對東方學之興趣的人。
可是，共同的求學時間很短。
1822年春&mdash&mdash這一年讓他們兩人互相結識&mdash&mdash李比希不得不為了躲避對民衆領袖的迫害前往巴黎以策安全。
[7]這就是一場書信往來的開始，這場通信脆弱地憑借三個支柱&mdash&mdash即他們一同度過的三個月&mdash&mdash搖擺而顫抖着克服接下來幾年的深淵。
普拉滕作為通信人曾是十分難以相處的：看起來，當緻友人的十四行詩和阿拉伯抒情詩偶爾中斷這場書信往來時，普拉滕在某種程度上用不停地譴責、诋毀和威脅來掩蓋和換取它們。
因此這位友好的年幼者的迎合就更為動人，他如此深入地進入到了普拉滕的世界裡，預言他作為自然科學研究者（倘若他決定從事這一職業的話）會有一個比歌德更偉大的未來，或者像下面這封信那樣，用阿拉伯文在他的信上落款來令普拉滕高興。
這封信寫于李比希的生命發生決定性轉折前的兩個月，他本人在其著《應用于農學和生理學的化學》的題詞中回憶了這一轉折。
在獻給亞曆山大·馮·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8]的這篇題詞中他這樣寫道：&ldquo1823年7月28日的會議之末，當我正在忙于把儀器打包時，一群學會成員中的一位男子接近我并與我攀談。
帶着最和藹可親的友好，他想要從我這裡獲悉我研究的對象和所有我的工作與計劃。
由于沒有經驗和害羞，我不敢問是誰對我表示了善意，我們就分别了。
這次談話是我未來的基石，我獲得了對我的科學目标而言最強大和最慈愛的朋友與恩人。
&rdquo[9]李比希繼續忠于那些歲月，那時兩位偉大的德國人能夠在一個法國學會的房間裡互相締結友誼，尤其是在1870年，當時他在巴伐利亞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反對沙文主義。
[10]就是這樣，他在早年和晚年都代表着那樣一代學者，在他們身上哲理與詩意都尚未從眼界中消失殆盡，即使&mdash&mdash就像在下面這封信中那樣&mdash&mdash這兩者大多隻是在薄霧背後招手示意，如幽靈般而來。
巴黎，1823年5月16日 最親愛的朋友： 現在，你手裡肯定有我的上一封信，并且期待着這封信裡有我曾許諾要寄給你的畫。
此事沒有馬上做到并非我的錯，而是藝術家的過失，他至今尚未完成這幅畫。
可是，這該妨礙我與你稍微聊一聊嗎？ 天氣、溫度和其他外部突發事件對思維并且因此也對書信寫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一件确鑿無疑的事。
盡管具有強硬的自我，人類還是受到這種影響。
我們與濕度計的内核有共同的特點，它必須
他創立了有機化學，被稱為&ldquo有機化學之父&rdquo；發現了氮對于植物營養的重要性，又被稱為&ldquo肥料工業之父&rdquo。
他曾長期在德國吉森大學任教，使這個小城成為了當時世界的化學中心（今天的吉森大學就以其名字命名）。
他的門生遍布世界各地。
他還創立了學生實驗室教學法，為近代化學實驗教育體制奠定了基礎。
[2]奧古斯特·馮·普拉滕伯爵（GrafAugustvonPlaten，1796&mdash1835），德國詩人，代表作有《阿拉伯抒情詩》（Ghaselen）、《新阿拉伯抒情詩》（NeueGhaselen）和《威尼斯十四行詩》（SonetteausVenedig）。
他與海因裡希·海涅之間的論戰，即普拉滕事件（Platen-Affäre），是德國文學史上最激烈的争論之一。
導言 在早期浪漫主義中，不僅僅存在一個思維關系上的密集網絡，而且結成了一個從自然科學家到詩人的私人關系上的密集網絡。
溫迪施曼[1]、裡特爾[2]和恩内莫澤爾[3]等互有聯系的傑出人物與布朗式刺激理論[4]、催眠術[5]和克拉尼式聲音圖案[6]等互有聯系的想法，連續不斷地保持着雙方隊伍中對自然哲學的興趣。
但是這個百年越是向後推移，這種關系就越是松散，直至最終在晚期浪漫主義李比希和普拉滕的友誼中找到最奇特的、最緊張的表現。
表明這一友誼之特征、使其完全與更早期之類似聯系相區别的，是其專有性，通過它，這一友誼&mdash&mdash與其他所有關系相脫離&mdash&mdash僅對準這兩位夥伴：一位是十九歲的化學系學生，另一位是年長九歲、同在埃爾蘭根大學緻力于他對東方學之興趣的人。
可是，共同的求學時間很短。
1822年春&mdash&mdash這一年讓他們兩人互相結識&mdash&mdash李比希不得不為了躲避對民衆領袖的迫害前往巴黎以策安全。
[7]這就是一場書信往來的開始，這場通信脆弱地憑借三個支柱&mdash&mdash即他們一同度過的三個月&mdash&mdash搖擺而顫抖着克服接下來幾年的深淵。
普拉滕作為通信人曾是十分難以相處的：看起來，當緻友人的十四行詩和阿拉伯抒情詩偶爾中斷這場書信往來時，普拉滕在某種程度上用不停地譴責、诋毀和威脅來掩蓋和換取它們。
因此這位友好的年幼者的迎合就更為動人，他如此深入地進入到了普拉滕的世界裡，預言他作為自然科學研究者（倘若他決定從事這一職業的話）會有一個比歌德更偉大的未來，或者像下面這封信那樣，用阿拉伯文在他的信上落款來令普拉滕高興。
這封信寫于李比希的生命發生決定性轉折前的兩個月，他本人在其著《應用于農學和生理學的化學》的題詞中回憶了這一轉折。
在獻給亞曆山大·馮·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8]的這篇題詞中他這樣寫道：&ldquo1823年7月28日的會議之末，當我正在忙于把儀器打包時，一群學會成員中的一位男子接近我并與我攀談。
帶着最和藹可親的友好，他想要從我這裡獲悉我研究的對象和所有我的工作與計劃。
由于沒有經驗和害羞，我不敢問是誰對我表示了善意，我們就分别了。
這次談話是我未來的基石，我獲得了對我的科學目标而言最強大和最慈愛的朋友與恩人。
&rdquo[9]李比希繼續忠于那些歲月，那時兩位偉大的德國人能夠在一個法國學會的房間裡互相締結友誼，尤其是在1870年，當時他在巴伐利亞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反對沙文主義。
[10]就是這樣，他在早年和晚年都代表着那樣一代學者，在他們身上哲理與詩意都尚未從眼界中消失殆盡，即使&mdash&mdash就像在下面這封信中那樣&mdash&mdash這兩者大多隻是在薄霧背後招手示意，如幽靈般而來。
巴黎，1823年5月16日 最親愛的朋友： 現在，你手裡肯定有我的上一封信，并且期待着這封信裡有我曾許諾要寄給你的畫。
此事沒有馬上做到并非我的錯，而是藝術家的過失，他至今尚未完成這幅畫。
可是，這該妨礙我與你稍微聊一聊嗎？ 天氣、溫度和其他外部突發事件對思維并且因此也對書信寫作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一件确鑿無疑的事。
盡管具有強硬的自我，人類還是受到這種影響。
我們與濕度計的内核有共同的特點，它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