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為什麼是“阿拉伯菲利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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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有位聖人在帖哈麥地區居住下來，接着就有人特意前來聽他講道，摩肩接踵，絡繹不絕，自此一個城鎮便在那片土地上漸漸發展起來。
于是才有了&ldquo拜特費吉赫&rdquo，這個地名是&ldquo智者之家&rdquo的意思，然而在1763年春天，沒有智者生活在拜特費吉赫。
如果有的話，那智者一定會向丹麥遠征隊成員們解釋，前往穆哈的這場旅途，真的是萬萬使不得。
拜特費吉赫與另外三座重要城市&mdash&mdash盧海耶、穆哈、薩那&mdash&mdash基本上處于等距關系。
盧海耶的話，遠征隊已經探索考察完畢，在此毋庸贅言。
眼下他們去意已決，要離開拜特費吉赫以探索新的地區，從而為兩位病患另辟一處好居所，于是他們就面臨着二選一的難題了。
要麼他們就向咖啡小山群進發，首都薩那就在其北；要麼就去海港城穆哈，這樣他們就得繼續深入帖哈麥沙漠的南部地區。
彼時正值4月末，也就是說，夏天的前奏才剛開始。
沙漠，的确是于不久前在春天的幾周時間内煥然一新了，然而用不了多長時間，它就會轉變成天地間的一個大烤爐，到那時，穆哈地區也将籠罩在熾熱潮濕的氣候裡，各種細菌繁衍生息，能喝的水都會被污染殆盡，空氣悶熱難耐，吹不到一絲微風，到那時，穆哈便會如同人間煉獄。
而薩那呢，恰恰是另一幅景象：首先那裡地勢高，山間氣息清澈新鮮，園子裡有蔬果不說，還有涼爽宜人的濃蔭，未受污染的水井。
其實，這兩處都在此次遠征必須考察的城市之列，但到目前為止，就他們在也門所受到的接待來看，就算沒有預先得到穆哈那邊提供的介紹信而徑直去首都，應該也沒什麼大問題。
況且對于那些提前寄放在穆哈海關處的大木箱子，眼下他們也沒有任何的緊急需要。
所以照一切分析來看，選擇應該指向的是直接前往薩那的路途，至于穆哈則可以等到氣候再一次秋高氣爽時再去，也不遲。
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遵循薩那當地的過夏習俗：其實和當今時代的人們也沒什麼不同，就是但凡有點閑錢能支付得起的，都願意搬到山裡去避暑過盛夏。
再說了，薩那比穆哈也遠不到哪裡去，主要是隊裡還有兩位久病虛弱的患者，根本經不起鞍馬勞頓大颠簸，所以得往高處山地走，那兒氣候适宜，自然能為他們倆身體健康的恢複提供良好環境，相反，再看穆哈的炎夏溽暑，簡直不是人體所能承受的，别說在那兒養身體了，能不能存活下去都是個問題。
顯然該做哪個決定不是明擺着嘛，實在沒什麼好猶豫的了。
然而，事實到底匪夷所思。
遠征隊的表現就好像根本沒有深入探讨過這個問題一樣。
真的很奇怪，他們之間難道是像過去那樣産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嗎？沒有理由如此，并且也找不到任何相關迹象。
但事關整支隊伍生死存亡的決定，他們就這樣全體無異議地通過了，仿佛一艘船上的全體海員隻不過開了個碰頭會議，便達成了一緻決定&mdash&mdash本着試試的念頭&mdash&mdash遂即拔開了船底的通海閥門。
沒錯，在拜特費吉赫的最後時間裡，整個丹麥遠征隊就和這艘拔了通海閥的船一樣。
1763年4月20日，他們離開了&ldquo智者之家&rdquo，就要穿越南部的沙漠地區，到穆哈避暑去。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會在白天騎驢行進。
一個是為了收集，不想錯過路上碰到的任何植物；另一個是為了給地圖采集數據。
而遠征隊其餘人員，則是騎駱駝走夜路行進，那二人的行李及儀器設備也是由他們負責帶着。
暑熱之狠，似要把人吞噬了去。
眼下，福斯科爾的華氏溫度計頻頻顯示100度。
幹旱、沙化，周身一切莫不如此。
滿眼看不到植物，也幾乎不見村莊，隻偶爾有一支駱駝商隊在小路上擦肩而過&mdash&mdash載着從海邊采集來的鹽貨，運到山區那邊交易。
到了晚上，他們隻能像以前一樣，找沿途的咖啡小茅舍過夜，就睡在泥地上。
尼布爾還是時時要與找上門來的風寒發熱作鬥争，每當他好不容易入睡了的時候，其他成員的抵達又會把他從夢裡給生生拽醒。
因為根據安排，由後到的幾個負責帶儀器，而他的星盤用驢子也不好馱帶，于是也交了出去。
等夜裡他們一到，他就得用星盤觀測星象了。
他要憑此計算出他們所在的位置，然後把數據添加到那張地圖上去。
1763年4月23日傍晚，眼看城門就要關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終于抵達穆哈。
精疲力竭。
正要騎進城門裡去的時候，門衛把他們攔了下來。
原因是嚴禁猶太人和基督徒在街道上騎驢行動。
尼布爾認為這條禁令就是一個不祥的預兆，&ldquo這是什麼糟糕常規&rdquo，他說道。
确實，自從他們離開開羅以來，這還是頭一回碰上。
二人一時無言以對，隻得拉着籠頭引驢前進，而這座古怪城市街道上人滿為患，他們穿行其中，緩慢而吃力，真是疲憊極了。
能怨誰呢。
不是計劃好接下來幾個月都要在這兒度過嗎。
還記得穆哈的巨賈之子吧，那位年輕的伊斯梅爾·薩利赫，會說一點荷蘭語，對歐洲人的各種情況了如指掌。
當時他們還在吉達，他去登門拜會，現在說來，那差不多是6個月以前的事了，他的彬彬有禮，他的曲意逢迎，徹徹底底赢得了他們的歡心，以至于他們主動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随同遠征隊一起登上那艘來自馬斯喀特的咖啡船，當然了，他的随船費用一律全免。
當他們決定在盧海耶登岸時，這位伊斯梅爾·薩利赫又出謀劃策了，也算是回報他們的好意吧，他說他可以幫忙照看他們那些大木箱子&mdash&mdash當然也包括福斯科爾收集到的植物标本&mdash&mdash把它們帶到穆哈的海關處。
于是他們便一百分信任地接受了他的提議，拱手轉交了自己最為寶貴的知識成果。
他們深信自己遇到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朋友，等他們抵達他的故鄉時，對方一定會奉上莫大幫助。
回到1763年4月23日傍晚。
當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在城門那兒被攔下時，他們其實知道有三位英國商人和一大批輪船從孟買而來，也是剛剛抵達這裡。
彼時他們确實是思前想後地糾結了一番。
到底要不要去找那幾個歐洲人來幫忙安排一下自己在城裡的住處呢？後來他們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們擔憂，自己一身灰頭土臉的東方裝束，如果讓人家誤以為是無業遊民流浪漢怎麼辦，就像尼布爾寫的，如果人家覺得不是&ldquo地道純正的歐洲人&rdquo呢？話雖如此，他們終究還是弄到了英國人的住址，并且他們發現這些紳士真的是非常富有，也非常熱情好客。
隻是他們沒有去投靠人家。
因為他們要直奔伊斯梅爾·薩利赫家。
再見到他們倆時，這位年輕人真是&ldquo喜出望外&rdquo啊。
嘴裡忙不疊地道着，哎呀自己最好的朋友們終于來了，想念張嘴就來，倒弄得這兩人不大自在，都不知道接下去說什麼好了。
他着即給他們找好一處住所，安頓好後就邀請他們來家裡做客，喝酒劃拳。
作為虔誠的穆斯林當然是不能喝酒的，但他不想讓他們自斟自酌，所以就給他們找來了可以陪酒助興的&ldquo變節者&rdquo，一個印度的天主教徒。
此人一開喝，絕對是虔誠的酒鬼無疑了。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對這種陪酒方式感覺不妙，遂好言謝絕了對方的&ldquo再來一杯燒酒吧&rdquo。
而伊斯梅爾·薩利赫此時說話的語氣變得親密無間，他建議，你們把絡腮胡子剃了吧，也把歐洲裝束換回來。
總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這裡你們千萬不能表現出自己對阿拉伯人好像很了解，不然的話就隻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各種懷疑。
他們遂說起在這之後還要前往薩那的打算。
東道主一聽，先是大驚失色，随後轉為厭惡神情。
如果你們就打算隻身前往的話，則是萬萬不可；那些薩那土著粗蠻不堪，還處于未開化狀态；比較明智的選擇還是留在穆哈，不管怎麼說在這兒還有我保護着你們呢。
他們于是給他講起了，之前在帖哈麥時大家兵分幾路所完成的長途考察，以及他們在各方各面所受到的熱情接納和友善對待。
伊斯梅爾無論如何是沒有想到這些的，他的吃驚程度不亞于剛剛。
出于穆哈人維護穆哈的心理，他聲稱自己當然要比他們更了解薩那人，那裡的人，對待歐洲人，哼，用的可是仇恨的冷暴力。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語氣非常冰冷。
随後則話鋒一轉，說道，盡管如此，你們還是很幸運的，我父親在城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到那時在各方面他都可以幫襯你們。
就伊斯梅爾·薩利赫的這番說辭，福斯科爾和尼布爾也由衷信了，一點都沒懷疑其真實性。
他們還問到，明天他是否可以和他有權有勢的父親一起陪同他們前往海關去，好把那些寄存的從盧海耶發來的大木箱子給取走。
得到應許後，他們便向主人告辭了，離開他家時，那位負責陪酒的印度人也一同退了出來。
而後者就像打開了話匣子，登時變得滔滔不絕，他們一邊沿着街道往前走，一邊聽他大侃特侃，也許是酒後吐真言，印度人開始說起伊斯梅爾·薩利赫處于灰暗地帶的那一面&mdash&mdash他對外國友人的鐘愛以及他那個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父親。
這下可好，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心中不免疑團驚起，理想人物與現實人物根本無法重合。
到最後，等酒陪徹底講完後，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疑惑了。
他們終于知道自己徹底被耍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遠征隊其餘成員并行李及儀器設備也都到齊了。
眼下包括尼布爾和福斯科爾在内，他們一行人都到了海關。
然而除了看到穆哈的酋長親自把守在那兒之外，根本不見伊斯梅爾·薩利赫的身影，更别提他那位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父親了。
這時福斯科爾隻得向那位酋長求助。
他問道能否通融一下，先把他們從拜特費吉赫帶過來的這些物什給批準了，這裡面有廚房用具，還有他們的床，由于馮·黑文趕了一整夜路，加上持續的發熱折磨，現在已是氣若遊絲，必須立即休息。
然而這個請求遭到了否決。
海關工作人員表明，他們首先要檢查一下從盧海耶随船發來的那些大木箱子。
這其中有個箱子裝的是一些小瓶子，裡面盛着福斯科爾從紅海收集到的各種魚類。
于是福斯科爾急忙懇求他們不要開瓶檢查，因為裡面裝滿了高濃度的酒精，一旦打開倒出來，魚的味道會特别刺鼻難耐。
那些海關工作人員根本不聽，他們打開了瓶子，把魚兒都弄了出來，又在瓶子裡攪來攪去，想看看那些液體裡還藏了什麼别的東西沒有，最後索性把它們全都倒到了地上。
結果呢，酒精摻雜臭魚，整棟房子裡都是那個難聞的味道。
卡斯滕·尼布爾寫道：&ldquo可想而知那些阿拉伯人聞到之後的反應吧。
在他們的宗教禁忌裡，但凡是酒可都一律不沾的。
可想而知我們當時感覺有多羞愧吧。
在那位酋長面前，他的海關辦公處都被我們的東西給弄得污髒不說，還臭氣熏天。
&rdquo這種味道也加重了馮·黑文的難受和虛弱。
他們于是再一次請求能否先看床鋪，檢查完了好還給他們。
但又一次遭拒。
海關工作人員仍舊堅持要打開從盧海耶來的那些大木箱子。
這一回他們找出了那些軟體動物&mdash&mdash之前在打包時還沒怎麼晾幹曬透&mdash&mdash聞起來也是腐臭的味道。
一時間，周圍看熱鬧的人群壓低了憤怒的聲音交頭接耳。
海關工作人員也惱火起來：所有裝着軟體動物&mdash&mdash福斯科爾非常仔細用心地打包過&mdash&mdash的行李箱，都被扯了出來全部倒空，地闆上到處都是，他們手拿撬棍仔細地在其中撥弄翻找。
福斯科爾大聲呼求着，快别這樣做，這樣下去全都毀了。
但這點阻攔絲毫不起作用。
阿拉伯人沖他們說道，收集這種東西的人，肯定是腦子有問題、心智不健全，更别說還把這些東西寄到這裡來，不就是為了愚弄我們酋長大人和海關工作人員嗎。
圍觀人群頓時議論紛紛。
有一些人的看法更為奇怪，說這都是些極為珍貴稀有的生物，但是被歐洲人施蠱迷惑了它們的眼睛。
至于酋長本人，看起來像是性情溫和的那類人，到這一刻為止，尚且還未聽信那些無稽之談。
但是，緊接着工作人員就提溜出一些曲頸瓶來&mdash&mdash福斯科爾在這些燒瓶裡用酒精封存了一些小蛇。
這下子衆人都愕然了，驚得也顧不上讨論了。
過了一會兒，是一位工作人員打破了沉寂，他找到了合理解釋，他說，歐洲人來也門的動機現在已一目了然，他們就是要用這些毒蛇來毒死穆斯林。
為什麼，他們之中還有一人專門假扮成醫生？分明是要借此找到一個恰當合适的機會，好實施這個惡毒的計劃。
酋長一聽百姓的生命陷入了危險境地，便失去了所有耐心，嚴聲厲色地宣布道，以真主之名，再也不準這些外國人在這個城市裡繼續逗留，今夜之前就得離開。
不用說，看客當即一片嘩然。
這些歐洲人立刻就被逐出了海關，都沒能帶走一件東西，包括那些最基本的必需用品&mdash&mdash廚房一切用具并他們的床鋪&mdash&mdash統統都被扣留在裡面了。
在他們身後，海關大門就這樣緊緊閉上了。
與此同時，侍從貝裡格倫急急忙忙從遠處跑來。
大事不好了。
剛剛有一些阿拉伯人強行進入了伊斯梅爾·薩利赫為他們找的那座房子裡，把他們的鞍囊袋子都扔到了窗外，那裡面裝的是他們從拜特費吉赫帶來的書和儀器。
現在，那座房子也已經被封死了。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立即沖了回去&mdash&mdash把那些得以幸存的物什先保全下來再說。
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一切的幕後主使是誰了。
這些不速之客的探望拜訪，奉的都是伊斯梅爾·薩利赫的命令。
福斯科爾真的要氣瘋了，一怒之下就跑去他家裡了。
結果呢，百般問詢都無濟于事。
這位彬彬有禮的謙謙公子仿佛是遁地消失了一樣。
根本沒有人知道能在哪裡找到他。
而這些可憐的歐洲人呐，眼下是聚到一處了，正一起在這個城市裡&ldquo四處參觀&rdquo。
新住處，想要尋求一個新住處。
太難了，可以說毫無希望可言，所到之處，迎接他們的隻有辱罵聲。
整座城市都已經聽說在海關處所發生的事情了，沒有人會願意給他們房子住的，他們害怕會被毒死。
一小團人就這樣挨家挨戶地問了整整一天，且不說馮·黑文和尼布爾還飽受瘧疾的折磨。
經他們問求過的那些人們會跟到街上去，沖着他們的背影大聲地威脅恐吓，街上總有一群小男孩緊跟着他們，也是不停地嘲笑譏諷。
直到接近傍晚時分。
他們才遇到一個&ldquokadi&rdquo（法官），願意做他們的擔保人，幫他們勸說一戶阿拉伯人家租給他們一間屋子。
房子主人也清楚自己可以借此機會撈一把油水，遂向他們要的是2倍租金。
需要一次性交清四個月的預付費用，他說着，眼光向上斜睨過去，無不狡黠地等着對方的反應。
尼布爾就把錢如數放到了桌子上。
沒過多久，他們所遭遇的不幸便傳到了從孟買來的那些英國商人耳中。
後者遂即傳了信來，要請他們共進晚餐。
也是到了這時，尼布爾才看見一束溫暖光芒：&ldquo這是我們所受到的邀請中最為融洽适意的一次，再也沒有比這更愉悅的用餐了。
我們和英國人一起享用了一頓如此豐盛的晚宴，自從開羅出發這麼久以來，我們就沒有再見到過這樣溫厚淳良的同類，所以我們也是借着這個機會，找到了真正的、堅定不移的朋友。
&rdquo 第二天情況仍沒有絲毫好轉。
海關那邊扣留的物什他們也還是一件都要不回來。
眼下伊斯梅爾·薩利赫再一次現身了，這回他直接把話挑明，說，安撫酋長的唯一辦法就是給他送禮，且不能少于50達克特&mdash&mdash将近200克的銀子。
你們知道不，酋長大人是不接受基督徒的造訪的，不過，伊斯梅爾·薩利赫說道，我倒是可以做個順水人情，替你們把錢呈送上去。
此時遠征隊成員已經完全處于被動地位，明擺着隻能順應這個阿拉伯人了，但還是先把他給打發走了，說他的好意他們心領了，他們還是希望由自己親手把禮物送給酋長大人。
眼下遠征隊終于明白過來，整出鬧劇唱到最後還是錢的問題，但萬萬沒想到竟然是要這麼大的數目，真是獅子大開口。
等過了這一日，第二天照舊還是沒從海關要回任何一樣東西時，尼布爾便做了決定，想辦法弄到了酋長府邸的拜訪準許，咬咬牙帶上50達克特，硬着頭皮送錢去了。
如此心情沉重地帶着這麼一大筆錢到了那裡，差一點兒他就進去了。
然而就是在大門外，他得知酋長意外中槍，傷在腳上，才不久的事兒。
尼布爾遂即舒了一口氣，現在他終于有一個正當理由可以避免送錢了&mdash&mdash送出去這筆錢意味着遠征隊的财庫也就所剩無幾了：&ldquo我當時轉念一想，真希望酋長當下就需要我們的醫生拜訪看望，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可以挽救自己的處境，而免于送禮了。
&rdquo 但是尼布爾的希望落了空。
的确有人向酋長獻策，說可以派人去請那位丹麥醫生，然而酋長并沒有采納，因為他擔心自己會被歐洲人尋機報複，擔心自己會被下毒。
4月27日，他們獲準進入海關取回床鋪用品，但是褥墊已遭嚴重損毀，根本不能用了。
4月28日，他們什麼都沒拿到。
到了4月29日，他們也隻是獲準拿回一些無關緊要的瑣碎零用。
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了。
就算現在尼布爾認識到&mdash&mdash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mdash&mdash權當那50達克特是必須得扔掉的了，他也做不到親自去把這些錢交到酋長府邸裡去，去了估計都沒那個氣力帶自己回來，甚至就連乞求對方收下這筆錢的那種卑躬屈膝的态度，他都做不出來。
于是這個任務隻好交給福斯科爾去完成了。
要去親手送上這份禮，有那麼一瞬間，對于這個獨善其身的瑞典人來說，這的确是一個會令人刺痛的恥辱。
但福斯科爾畢竟是福斯科爾，他依舊要捍衛自己的權利與尊嚴&mdash&mdash這是他做事的原則，并且根據以往經驗，他知道如何将這種捍衛化為個人優勢，從而碾軋對方。
因此他的樣子有點心不在焉，隻是不耐煩地将這筆巨款從自己手上送交出去了，看起來就好像是很乏味的形式主義，不得不走個過場罷了；同時他還有點困惑：酋長收錢的時候咕哝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客套話作為收錢的借口，好像是有意等着福斯科爾來反駁自己似的。
福斯科爾呢，對此不置一詞，他甘願冷冰冰，甘願兀自詫異，甘願不形于色。
等到宴會結束之後，由于福斯科爾是可以用流利的阿拉伯語進行交流的，眼下這位阿拉伯人反倒變得彬彬有禮起來，特别殷勤好客的樣子，說自己很意外&mdash&mdash并反問&mdash&mdash福斯科爾他們怎麼不早點來探訪他。
福斯科爾則冷淡回應，似乎對這些溢美之言無動于衷，他随即轉換話題，提出了幾個一針見血的問題，令對方甚是難堪。
就算這個阿拉伯人沒有受其賄賂，此刻他也實在找不到理由&mdash&mdash為什麼他們的交談需要他屈尊俯就地恭維谄媚？酋長漸漸意識到，這次會面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格之間的交鋒，而屬于他的那份尊嚴與高貴，就像是皺縮了一般，越想越令他難受，最終内心悔之不疊，早知道自己要被迫接受這份擺在眼前的冰冷待遇，他甯可不要那50達克特。
但就在這時，福斯科爾起身告辭了，他先前的困惑已經有了答案，甚至可以說，他已經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回答。
至于酋長，眼下也隻能是心知肚明地接受了對方的謝禮，而好自為之吧。
在這之後，穆哈的風果真說變就變了。
第二天一早，遠征隊就收到了兩隻綿羊和一大袋稻米，都是酋長送的；海關那邊也把扣留的大木箱子原封未動地交給了他們；克拉默醫生也要去看酋長的傷腳了。
福斯科爾走在街上，遭到了某個不足道的阿拉伯人的辱罵，此人立即锒铛入獄&mdash&mdash隻能說自認倒黴吧，誰讓他沒跟上事态的發展呢。
此外，福斯科爾還得時刻提防着伊斯梅爾·薩利赫，以免他再把當前的好境況給攪黃了。
眼下，當遠征隊其他成員都處于不大活躍的狀态時，福斯科爾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忙碌。
顯然就連難以承受的高溫天氣都沒能阻擋他早出晚歸的步伐：協商談判，安排籌備，拟定協議。
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裡，他俨然是當前處境裡的主人，而且是工作領導兩不誤，他的日常工作量比以往更大了。
于是再一次地，他的日記裡記滿了度量單位、計量單位、貨币單位的各種表格。
他研究這個城市與阿比西尼亞之間進行的金子與象牙的貿易，标記好沒藥、乳香、珍珠母的價格，他還發現阿拉伯人尤其對販賣鐵、鋼、槍筒炮管感興趣，&ldquo不過他們偏愛的不是圓形的，而是厚五邊形的&rdquo。
這段時間福斯科爾可以說是一個人做了五個人的工作。
而另一方面，這些日子對于尼布爾和馮·黑文來說卻頗為焦灼。
他們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
在尼布爾的記憶裡，他從未有過如此糟糕的處境。
5月18日，他勉強用法語拼湊了一封寫給伯恩斯托夫的信，信中是他有史以來第一次，于無奈之下請求丹麥外交部部長寬恕他&mdash&mdash由于染病在身&mdash&mdash未能完成并寄出自己負責的考察記錄。
眼下他把自己的&ldquo受寒&rdquo稱作&ldquo痢疾&rdquo。
相形之下，馮·黑文則是另一種光景了。
在穆哈他一封信都沒寫。
過去很多時候，這位丹麥教授給自己的玩忽職守編造的借口就是傷殘和得病。
然而，當發熱已經不再作為一個托詞，而是成為真正折磨他的痛苦時，當他終于與自己冷酷殘忍的不祥命運面對面站立時，他所做的，卻是沉默地接受了命運的裁決。
他寫的最後一封信就是在盧海耶時寫的那封，他在其中表達了自己的期望，他說自己想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待上兩年時間。
其實馮·黑文打算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停留的時間遠不止兩年。
所以他那封信仍舊是說謊了。
然而在穆哈的他卻連一封信都沒寫。
他的人生就這樣迅疾走到了彌留之際，對此，卡斯滕·尼布爾的記述如下： 由于在拜特費吉赫時就已經埋下了誘因的種子，眼下馮·黑文先生的身體狀況是一天糟過一天。
傍晚之後，他會覺得稍好一點，特别是當他可以到戶外呼吸一點涼爽的空氣時。
但在熾熱白晝的高溫籠罩下，他就十分熬不住了。
22日到23日的這天夜裡，他是在屋頂平台上露天而眠的，那上面空氣涼爽宜人，他身體能感覺舒服一些。
第二天晚上刮很大的風，他不敢再待在外面過夜，因為他還沒有習慣&mdash&mdash像阿拉伯人那樣&mdash&mdash把臉帶頭都蒙起來睡覺。
而後在24日到25日的這天夜裡，他就再一次冒險到屋頂平台上睡了。
結果第二天一大早&mdash&mdash想必是夜裡嚴重受寒&mdash&mdash他就病重了，嚴重到什麼地步了呢？自己都回不了床了，還是兩個仆人上去擡的他。
下來後，他的光景就越發暗了下去，呼吸越來越弱，才到這一天的八點鐘，脈搏就基本全無了。
我們遂切開了他的一條靜脈，這時他看上去似乎又回活了幾分。
在接下來的一個鐘頭裡他寫了遺書。
盡管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希望，我們相信他還會再好起來，然而到了晚八點，他就開始胡言亂語，不停說話，什麼都說，一會兒阿拉伯語，一會兒法語、意大利語、德語、丹麥語。
說完後他就墜入了深深的睡眠之中，更準确地說，是陷入昏厥，随後到了10點左右，他便撒手人寰了。
根據尼布爾的記述，雖說也門這裡沒有用棺材埋葬死者的風俗習慣，但遠征隊成員無論如何還是找來了一個木匠，做了隻大木箱，用來&ldquo盛放我們朋友的遺體&rdquo。
英國商人還給他們派去了6位海員幫忙，都是來自印度的天主教徒，他們在5月26日接近黃昏時分，把死者的遺體運送到歐洲人的教堂墓地&mdash&mdash就在市郊外的不遠處。
那三位英國人也與福斯科爾、博朗芬、克拉默，還有生病的尼布爾一起，前往墓地送棺。
至于葬禮，也是按照基督徒的儀式辦理的。
與此同時，卡斯滕·尼布爾在日記中也寫了一份訃告&mdash&mdash考慮到這些話是出于刊登公布的需要&mdash&mdash表達難免有誇大其詞的修飾與失真：&ldquo一直以來，馮·黑文先生緻力于東方文獻資料的專注研究，可謂是鑽堅研微，苦心孤詣。
在我們回歸之際，他将帶回包括東方學術領域在内的最為重要的研究發現&mdash&mdash這原本是無可非議的期待。
而今他已離去，所謂學術界之莫大損失矣。
&rdquo 穆哈 尼布爾繪制，&ldquo7&rdquo為馮·黑文的埋葬地所在。
多年以後，尼布爾在給兒子講述時則對此坦陳不諱了：&ldquo馮·黑文首先是一位不合格的語言學家，其次是他所選的工作，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工作。
他在整個遠征期間的唯一念頭就是回家，他最喜歡談論的話題就是他為自己規劃的舒适未來。
研究和考察所帶來的那種振奮與快樂，本可彌補旅途中的很多困難及貧乏，而他卻絲毫感受不到。
于是，我們從沒有人覺得是在放棄這場遠征，倒隻有他自己一直在打退堂鼓。
對他來說，美酒佳肴才是生活最值得追求享受的愉悅，而在阿拉伯半島，遠征隊所有成員都隻能吃單一的食物，喝變質了的飲用水，他一開始是沮喪，繼而失望，大失所望後便覺得走投無路，常常怨毒咒罵，甚至有時會遷怒于其他同事。
他生性好吃懶做，加之該地區又氣候炎熱，他就更有充足理由什麼事情都不做了。
不僅如此，他還總是盛氣淩人，表現出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樣子。
他總覺得自己是我們所有人裡最為優秀出色的成員，覺得自己是遠征隊當之無愧的領頭人，因此最讓他懊惱的就是他始終沒能掌握隊裡的經濟大權。
最後他所遺留下來的文件都是些毫無價值的紙張，真的是連一點點有價值的研究發現都沒有。
&rdquo[31] 就像克拉默博士的無能一樣，馮·黑文的失敗也是不争的事實。
丹麥遠征隊僅有的這兩個丹麥人&mdash&mdash真是本色出演&mdash&mdash诠釋了兩個毫無出息的角色，毫無疑問這便是丹麥沒有此二人的相關文字記載的主要原因了。
對于以上這些，我們的确一度認為是闆上釘釘的事兒，覺得事實就應該如此，然而，然而我們有沒有想過呢，這中間其實也存在情有可原的因素，是我們從前忽視了的未曾深究清楚的現實情況&mdash&mdash甚至連馮·黑文自己心裡都不是十分明白。
第一點要提的現實處境是，他孤身一人。
此一點，不論是從學者身份還是單單隻從人的角度來看，始終都是如此。
整個遠征隊如同一支專門由自然科學家組成的隊伍，而隻有他自己是一名人文學者。
這種截然反差很可能會加劇他與其他隊友之間的緊張關系（相比之下，什麼丹麥瑞典之類的國籍不同的問題倒真對人際關系沒什麼太大影響）。
于是在遠征生活中，他與他們可以說是根本就說不到一處去&mdash&mdash長此以往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會産生足夠的孤立與隔閡。
再者便是遠征路線，這一路上所有的規劃安排原則上都是滿足絕大多數成員的需要。
也就是說，滿足的是自然科學的需要。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可以随處進行他們的研究調查，但馮·黑文呢？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與圖書館挂鈎的。
而無論是吉達、盧海耶，還是拜特費吉赫，這些城市都沒有圖書館。
除了聖凱瑟琳修道院之外，他們隻有在首都城市才能
有位聖人在帖哈麥地區居住下來，接着就有人特意前來聽他講道，摩肩接踵，絡繹不絕，自此一個城鎮便在那片土地上漸漸發展起來。
于是才有了&ldquo拜特費吉赫&rdquo，這個地名是&ldquo智者之家&rdquo的意思，然而在1763年春天，沒有智者生活在拜特費吉赫。
如果有的話，那智者一定會向丹麥遠征隊成員們解釋，前往穆哈的這場旅途，真的是萬萬使不得。
拜特費吉赫與另外三座重要城市&mdash&mdash盧海耶、穆哈、薩那&mdash&mdash基本上處于等距關系。
盧海耶的話，遠征隊已經探索考察完畢，在此毋庸贅言。
眼下他們去意已決，要離開拜特費吉赫以探索新的地區，從而為兩位病患另辟一處好居所，于是他們就面臨着二選一的難題了。
要麼他們就向咖啡小山群進發，首都薩那就在其北；要麼就去海港城穆哈，這樣他們就得繼續深入帖哈麥沙漠的南部地區。
彼時正值4月末，也就是說，夏天的前奏才剛開始。
沙漠，的确是于不久前在春天的幾周時間内煥然一新了，然而用不了多長時間，它就會轉變成天地間的一個大烤爐，到那時，穆哈地區也将籠罩在熾熱潮濕的氣候裡，各種細菌繁衍生息，能喝的水都會被污染殆盡，空氣悶熱難耐，吹不到一絲微風，到那時，穆哈便會如同人間煉獄。
而薩那呢，恰恰是另一幅景象：首先那裡地勢高，山間氣息清澈新鮮，園子裡有蔬果不說，還有涼爽宜人的濃蔭，未受污染的水井。
其實，這兩處都在此次遠征必須考察的城市之列，但到目前為止，就他們在也門所受到的接待來看，就算沒有預先得到穆哈那邊提供的介紹信而徑直去首都，應該也沒什麼大問題。
況且對于那些提前寄放在穆哈海關處的大木箱子，眼下他們也沒有任何的緊急需要。
所以照一切分析來看，選擇應該指向的是直接前往薩那的路途，至于穆哈則可以等到氣候再一次秋高氣爽時再去，也不遲。
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遵循薩那當地的過夏習俗：其實和當今時代的人們也沒什麼不同，就是但凡有點閑錢能支付得起的，都願意搬到山裡去避暑過盛夏。
再說了，薩那比穆哈也遠不到哪裡去，主要是隊裡還有兩位久病虛弱的患者，根本經不起鞍馬勞頓大颠簸，所以得往高處山地走，那兒氣候适宜，自然能為他們倆身體健康的恢複提供良好環境，相反，再看穆哈的炎夏溽暑，簡直不是人體所能承受的，别說在那兒養身體了，能不能存活下去都是個問題。
顯然該做哪個決定不是明擺着嘛，實在沒什麼好猶豫的了。
然而，事實到底匪夷所思。
遠征隊的表現就好像根本沒有深入探讨過這個問題一樣。
真的很奇怪，他們之間難道是像過去那樣産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嗎？沒有理由如此，并且也找不到任何相關迹象。
但事關整支隊伍生死存亡的決定，他們就這樣全體無異議地通過了，仿佛一艘船上的全體海員隻不過開了個碰頭會議，便達成了一緻決定&mdash&mdash本着試試的念頭&mdash&mdash遂即拔開了船底的通海閥門。
沒錯，在拜特費吉赫的最後時間裡，整個丹麥遠征隊就和這艘拔了通海閥的船一樣。
1763年4月20日，他們離開了&ldquo智者之家&rdquo，就要穿越南部的沙漠地區，到穆哈避暑去。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會在白天騎驢行進。
一個是為了收集，不想錯過路上碰到的任何植物；另一個是為了給地圖采集數據。
而遠征隊其餘人員，則是騎駱駝走夜路行進，那二人的行李及儀器設備也是由他們負責帶着。
暑熱之狠，似要把人吞噬了去。
眼下，福斯科爾的華氏溫度計頻頻顯示100度。
幹旱、沙化，周身一切莫不如此。
滿眼看不到植物，也幾乎不見村莊，隻偶爾有一支駱駝商隊在小路上擦肩而過&mdash&mdash載着從海邊采集來的鹽貨，運到山區那邊交易。
到了晚上，他們隻能像以前一樣，找沿途的咖啡小茅舍過夜，就睡在泥地上。
尼布爾還是時時要與找上門來的風寒發熱作鬥争，每當他好不容易入睡了的時候，其他成員的抵達又會把他從夢裡給生生拽醒。
因為根據安排，由後到的幾個負責帶儀器，而他的星盤用驢子也不好馱帶，于是也交了出去。
等夜裡他們一到，他就得用星盤觀測星象了。
他要憑此計算出他們所在的位置，然後把數據添加到那張地圖上去。
1763年4月23日傍晚，眼看城門就要關了，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終于抵達穆哈。
精疲力竭。
正要騎進城門裡去的時候，門衛把他們攔了下來。
原因是嚴禁猶太人和基督徒在街道上騎驢行動。
尼布爾認為這條禁令就是一個不祥的預兆，&ldquo這是什麼糟糕常規&rdquo，他說道。
确實，自從他們離開開羅以來，這還是頭一回碰上。
二人一時無言以對，隻得拉着籠頭引驢前進，而這座古怪城市街道上人滿為患，他們穿行其中，緩慢而吃力，真是疲憊極了。
能怨誰呢。
不是計劃好接下來幾個月都要在這兒度過嗎。
還記得穆哈的巨賈之子吧，那位年輕的伊斯梅爾·薩利赫，會說一點荷蘭語，對歐洲人的各種情況了如指掌。
當時他們還在吉達，他去登門拜會，現在說來，那差不多是6個月以前的事了，他的彬彬有禮，他的曲意逢迎，徹徹底底赢得了他們的歡心，以至于他們主動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随同遠征隊一起登上那艘來自馬斯喀特的咖啡船，當然了，他的随船費用一律全免。
當他們決定在盧海耶登岸時，這位伊斯梅爾·薩利赫又出謀劃策了，也算是回報他們的好意吧，他說他可以幫忙照看他們那些大木箱子&mdash&mdash當然也包括福斯科爾收集到的植物标本&mdash&mdash把它們帶到穆哈的海關處。
于是他們便一百分信任地接受了他的提議，拱手轉交了自己最為寶貴的知識成果。
他們深信自己遇到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朋友，等他們抵達他的故鄉時，對方一定會奉上莫大幫助。
回到1763年4月23日傍晚。
當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在城門那兒被攔下時，他們其實知道有三位英國商人和一大批輪船從孟買而來，也是剛剛抵達這裡。
彼時他們确實是思前想後地糾結了一番。
到底要不要去找那幾個歐洲人來幫忙安排一下自己在城裡的住處呢？後來他們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他們擔憂，自己一身灰頭土臉的東方裝束，如果讓人家誤以為是無業遊民流浪漢怎麼辦，就像尼布爾寫的，如果人家覺得不是&ldquo地道純正的歐洲人&rdquo呢？話雖如此，他們終究還是弄到了英國人的住址，并且他們發現這些紳士真的是非常富有，也非常熱情好客。
隻是他們沒有去投靠人家。
因為他們要直奔伊斯梅爾·薩利赫家。
再見到他們倆時，這位年輕人真是&ldquo喜出望外&rdquo啊。
嘴裡忙不疊地道着，哎呀自己最好的朋友們終于來了，想念張嘴就來，倒弄得這兩人不大自在，都不知道接下去說什麼好了。
他着即給他們找好一處住所，安頓好後就邀請他們來家裡做客，喝酒劃拳。
作為虔誠的穆斯林當然是不能喝酒的，但他不想讓他們自斟自酌，所以就給他們找來了可以陪酒助興的&ldquo變節者&rdquo，一個印度的天主教徒。
此人一開喝，絕對是虔誠的酒鬼無疑了。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對這種陪酒方式感覺不妙，遂好言謝絕了對方的&ldquo再來一杯燒酒吧&rdquo。
而伊斯梅爾·薩利赫此時說話的語氣變得親密無間，他建議，你們把絡腮胡子剃了吧，也把歐洲裝束換回來。
總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這裡你們千萬不能表現出自己對阿拉伯人好像很了解，不然的話就隻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各種懷疑。
他們遂說起在這之後還要前往薩那的打算。
東道主一聽，先是大驚失色，随後轉為厭惡神情。
如果你們就打算隻身前往的話，則是萬萬不可；那些薩那土著粗蠻不堪，還處于未開化狀态；比較明智的選擇還是留在穆哈，不管怎麼說在這兒還有我保護着你們呢。
他們于是給他講起了，之前在帖哈麥時大家兵分幾路所完成的長途考察，以及他們在各方各面所受到的熱情接納和友善對待。
伊斯梅爾無論如何是沒有想到這些的，他的吃驚程度不亞于剛剛。
出于穆哈人維護穆哈的心理，他聲稱自己當然要比他們更了解薩那人，那裡的人，對待歐洲人，哼，用的可是仇恨的冷暴力。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語氣非常冰冷。
随後則話鋒一轉，說道，盡管如此，你們還是很幸運的，我父親在城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到那時在各方面他都可以幫襯你們。
就伊斯梅爾·薩利赫的這番說辭，福斯科爾和尼布爾也由衷信了，一點都沒懷疑其真實性。
他們還問到，明天他是否可以和他有權有勢的父親一起陪同他們前往海關去，好把那些寄存的從盧海耶發來的大木箱子給取走。
得到應許後，他們便向主人告辭了，離開他家時，那位負責陪酒的印度人也一同退了出來。
而後者就像打開了話匣子，登時變得滔滔不絕，他們一邊沿着街道往前走，一邊聽他大侃特侃，也許是酒後吐真言，印度人開始說起伊斯梅爾·薩利赫處于灰暗地帶的那一面&mdash&mdash他對外國友人的鐘愛以及他那個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父親。
這下可好，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心中不免疑團驚起，理想人物與現實人物根本無法重合。
到最後，等酒陪徹底講完後，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疑惑了。
他們終于知道自己徹底被耍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遠征隊其餘成員并行李及儀器設備也都到齊了。
眼下包括尼布爾和福斯科爾在内，他們一行人都到了海關。
然而除了看到穆哈的酋長親自把守在那兒之外，根本不見伊斯梅爾·薩利赫的身影，更别提他那位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父親了。
這時福斯科爾隻得向那位酋長求助。
他問道能否通融一下，先把他們從拜特費吉赫帶過來的這些物什給批準了，這裡面有廚房用具，還有他們的床，由于馮·黑文趕了一整夜路，加上持續的發熱折磨，現在已是氣若遊絲，必須立即休息。
然而這個請求遭到了否決。
海關工作人員表明，他們首先要檢查一下從盧海耶随船發來的那些大木箱子。
這其中有個箱子裝的是一些小瓶子，裡面盛着福斯科爾從紅海收集到的各種魚類。
于是福斯科爾急忙懇求他們不要開瓶檢查，因為裡面裝滿了高濃度的酒精，一旦打開倒出來，魚的味道會特别刺鼻難耐。
那些海關工作人員根本不聽，他們打開了瓶子，把魚兒都弄了出來，又在瓶子裡攪來攪去，想看看那些液體裡還藏了什麼别的東西沒有，最後索性把它們全都倒到了地上。
結果呢，酒精摻雜臭魚，整棟房子裡都是那個難聞的味道。
卡斯滕·尼布爾寫道：&ldquo可想而知那些阿拉伯人聞到之後的反應吧。
在他們的宗教禁忌裡，但凡是酒可都一律不沾的。
可想而知我們當時感覺有多羞愧吧。
在那位酋長面前，他的海關辦公處都被我們的東西給弄得污髒不說，還臭氣熏天。
&rdquo這種味道也加重了馮·黑文的難受和虛弱。
他們于是再一次請求能否先看床鋪，檢查完了好還給他們。
但又一次遭拒。
海關工作人員仍舊堅持要打開從盧海耶來的那些大木箱子。
這一回他們找出了那些軟體動物&mdash&mdash之前在打包時還沒怎麼晾幹曬透&mdash&mdash聞起來也是腐臭的味道。
一時間，周圍看熱鬧的人群壓低了憤怒的聲音交頭接耳。
海關工作人員也惱火起來：所有裝着軟體動物&mdash&mdash福斯科爾非常仔細用心地打包過&mdash&mdash的行李箱，都被扯了出來全部倒空，地闆上到處都是，他們手拿撬棍仔細地在其中撥弄翻找。
福斯科爾大聲呼求着，快别這樣做，這樣下去全都毀了。
但這點阻攔絲毫不起作用。
阿拉伯人沖他們說道，收集這種東西的人，肯定是腦子有問題、心智不健全，更别說還把這些東西寄到這裡來，不就是為了愚弄我們酋長大人和海關工作人員嗎。
圍觀人群頓時議論紛紛。
有一些人的看法更為奇怪，說這都是些極為珍貴稀有的生物，但是被歐洲人施蠱迷惑了它們的眼睛。
至于酋長本人，看起來像是性情溫和的那類人，到這一刻為止，尚且還未聽信那些無稽之談。
但是，緊接着工作人員就提溜出一些曲頸瓶來&mdash&mdash福斯科爾在這些燒瓶裡用酒精封存了一些小蛇。
這下子衆人都愕然了，驚得也顧不上讨論了。
過了一會兒，是一位工作人員打破了沉寂，他找到了合理解釋，他說，歐洲人來也門的動機現在已一目了然，他們就是要用這些毒蛇來毒死穆斯林。
為什麼，他們之中還有一人專門假扮成醫生？分明是要借此找到一個恰當合适的機會，好實施這個惡毒的計劃。
酋長一聽百姓的生命陷入了危險境地，便失去了所有耐心，嚴聲厲色地宣布道，以真主之名，再也不準這些外國人在這個城市裡繼續逗留，今夜之前就得離開。
不用說，看客當即一片嘩然。
這些歐洲人立刻就被逐出了海關，都沒能帶走一件東西，包括那些最基本的必需用品&mdash&mdash廚房一切用具并他們的床鋪&mdash&mdash統統都被扣留在裡面了。
在他們身後，海關大門就這樣緊緊閉上了。
與此同時，侍從貝裡格倫急急忙忙從遠處跑來。
大事不好了。
剛剛有一些阿拉伯人強行進入了伊斯梅爾·薩利赫為他們找的那座房子裡，把他們的鞍囊袋子都扔到了窗外，那裡面裝的是他們從拜特費吉赫帶來的書和儀器。
現在，那座房子也已經被封死了。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立即沖了回去&mdash&mdash把那些得以幸存的物什先保全下來再說。
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一切的幕後主使是誰了。
這些不速之客的探望拜訪，奉的都是伊斯梅爾·薩利赫的命令。
福斯科爾真的要氣瘋了，一怒之下就跑去他家裡了。
結果呢，百般問詢都無濟于事。
這位彬彬有禮的謙謙公子仿佛是遁地消失了一樣。
根本沒有人知道能在哪裡找到他。
而這些可憐的歐洲人呐，眼下是聚到一處了，正一起在這個城市裡&ldquo四處參觀&rdquo。
新住處，想要尋求一個新住處。
太難了，可以說毫無希望可言，所到之處，迎接他們的隻有辱罵聲。
整座城市都已經聽說在海關處所發生的事情了，沒有人會願意給他們房子住的，他們害怕會被毒死。
一小團人就這樣挨家挨戶地問了整整一天，且不說馮·黑文和尼布爾還飽受瘧疾的折磨。
經他們問求過的那些人們會跟到街上去，沖着他們的背影大聲地威脅恐吓，街上總有一群小男孩緊跟着他們，也是不停地嘲笑譏諷。
直到接近傍晚時分。
他們才遇到一個&ldquokadi&rdquo（法官），願意做他們的擔保人，幫他們勸說一戶阿拉伯人家租給他們一間屋子。
房子主人也清楚自己可以借此機會撈一把油水，遂向他們要的是2倍租金。
需要一次性交清四個月的預付費用，他說着，眼光向上斜睨過去，無不狡黠地等着對方的反應。
尼布爾就把錢如數放到了桌子上。
沒過多久，他們所遭遇的不幸便傳到了從孟買來的那些英國商人耳中。
後者遂即傳了信來，要請他們共進晚餐。
也是到了這時，尼布爾才看見一束溫暖光芒：&ldquo這是我們所受到的邀請中最為融洽适意的一次，再也沒有比這更愉悅的用餐了。
我們和英國人一起享用了一頓如此豐盛的晚宴，自從開羅出發這麼久以來，我們就沒有再見到過這樣溫厚淳良的同類，所以我們也是借着這個機會，找到了真正的、堅定不移的朋友。
&rdquo 第二天情況仍沒有絲毫好轉。
海關那邊扣留的物什他們也還是一件都要不回來。
眼下伊斯梅爾·薩利赫再一次現身了，這回他直接把話挑明，說，安撫酋長的唯一辦法就是給他送禮，且不能少于50達克特&mdash&mdash将近200克的銀子。
你們知道不，酋長大人是不接受基督徒的造訪的，不過，伊斯梅爾·薩利赫說道，我倒是可以做個順水人情，替你們把錢呈送上去。
此時遠征隊成員已經完全處于被動地位，明擺着隻能順應這個阿拉伯人了，但還是先把他給打發走了，說他的好意他們心領了，他們還是希望由自己親手把禮物送給酋長大人。
眼下遠征隊終于明白過來，整出鬧劇唱到最後還是錢的問題，但萬萬沒想到竟然是要這麼大的數目，真是獅子大開口。
等過了這一日，第二天照舊還是沒從海關要回任何一樣東西時，尼布爾便做了決定，想辦法弄到了酋長府邸的拜訪準許，咬咬牙帶上50達克特，硬着頭皮送錢去了。
如此心情沉重地帶着這麼一大筆錢到了那裡，差一點兒他就進去了。
然而就是在大門外，他得知酋長意外中槍，傷在腳上，才不久的事兒。
尼布爾遂即舒了一口氣，現在他終于有一個正當理由可以避免送錢了&mdash&mdash送出去這筆錢意味着遠征隊的财庫也就所剩無幾了：&ldquo我當時轉念一想，真希望酋長當下就需要我們的醫生拜訪看望，這樣一來我們也就可以挽救自己的處境，而免于送禮了。
&rdquo 但是尼布爾的希望落了空。
的确有人向酋長獻策，說可以派人去請那位丹麥醫生，然而酋長并沒有采納，因為他擔心自己會被歐洲人尋機報複，擔心自己會被下毒。
4月27日，他們獲準進入海關取回床鋪用品，但是褥墊已遭嚴重損毀，根本不能用了。
4月28日，他們什麼都沒拿到。
到了4月29日，他們也隻是獲準拿回一些無關緊要的瑣碎零用。
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了。
就算現在尼布爾認識到&mdash&mdash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mdash&mdash權當那50達克特是必須得扔掉的了，他也做不到親自去把這些錢交到酋長府邸裡去，去了估計都沒那個氣力帶自己回來，甚至就連乞求對方收下這筆錢的那種卑躬屈膝的态度，他都做不出來。
于是這個任務隻好交給福斯科爾去完成了。
要去親手送上這份禮，有那麼一瞬間，對于這個獨善其身的瑞典人來說，這的确是一個會令人刺痛的恥辱。
但福斯科爾畢竟是福斯科爾，他依舊要捍衛自己的權利與尊嚴&mdash&mdash這是他做事的原則，并且根據以往經驗，他知道如何将這種捍衛化為個人優勢，從而碾軋對方。
因此他的樣子有點心不在焉，隻是不耐煩地将這筆巨款從自己手上送交出去了，看起來就好像是很乏味的形式主義，不得不走個過場罷了；同時他還有點困惑：酋長收錢的時候咕哝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客套話作為收錢的借口，好像是有意等着福斯科爾來反駁自己似的。
福斯科爾呢，對此不置一詞，他甘願冷冰冰，甘願兀自詫異，甘願不形于色。
等到宴會結束之後，由于福斯科爾是可以用流利的阿拉伯語進行交流的，眼下這位阿拉伯人反倒變得彬彬有禮起來，特别殷勤好客的樣子，說自己很意外&mdash&mdash并反問&mdash&mdash福斯科爾他們怎麼不早點來探訪他。
福斯科爾則冷淡回應，似乎對這些溢美之言無動于衷，他随即轉換話題，提出了幾個一針見血的問題，令對方甚是難堪。
就算這個阿拉伯人沒有受其賄賂，此刻他也實在找不到理由&mdash&mdash為什麼他們的交談需要他屈尊俯就地恭維谄媚？酋長漸漸意識到，這次會面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格之間的交鋒，而屬于他的那份尊嚴與高貴，就像是皺縮了一般，越想越令他難受，最終内心悔之不疊，早知道自己要被迫接受這份擺在眼前的冰冷待遇，他甯可不要那50達克特。
但就在這時，福斯科爾起身告辭了，他先前的困惑已經有了答案，甚至可以說，他已經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回答。
至于酋長，眼下也隻能是心知肚明地接受了對方的謝禮，而好自為之吧。
在這之後，穆哈的風果真說變就變了。
第二天一早，遠征隊就收到了兩隻綿羊和一大袋稻米，都是酋長送的；海關那邊也把扣留的大木箱子原封未動地交給了他們；克拉默醫生也要去看酋長的傷腳了。
福斯科爾走在街上，遭到了某個不足道的阿拉伯人的辱罵，此人立即锒铛入獄&mdash&mdash隻能說自認倒黴吧，誰讓他沒跟上事态的發展呢。
此外，福斯科爾還得時刻提防着伊斯梅爾·薩利赫，以免他再把當前的好境況給攪黃了。
眼下，當遠征隊其他成員都處于不大活躍的狀态時，福斯科爾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忙碌。
顯然就連難以承受的高溫天氣都沒能阻擋他早出晚歸的步伐：協商談判，安排籌備，拟定協議。
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裡，他俨然是當前處境裡的主人，而且是工作領導兩不誤，他的日常工作量比以往更大了。
于是再一次地，他的日記裡記滿了度量單位、計量單位、貨币單位的各種表格。
他研究這個城市與阿比西尼亞之間進行的金子與象牙的貿易，标記好沒藥、乳香、珍珠母的價格，他還發現阿拉伯人尤其對販賣鐵、鋼、槍筒炮管感興趣，&ldquo不過他們偏愛的不是圓形的，而是厚五邊形的&rdquo。
這段時間福斯科爾可以說是一個人做了五個人的工作。
而另一方面，這些日子對于尼布爾和馮·黑文來說卻頗為焦灼。
他們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
在尼布爾的記憶裡，他從未有過如此糟糕的處境。
5月18日，他勉強用法語拼湊了一封寫給伯恩斯托夫的信，信中是他有史以來第一次，于無奈之下請求丹麥外交部部長寬恕他&mdash&mdash由于染病在身&mdash&mdash未能完成并寄出自己負責的考察記錄。
眼下他把自己的&ldquo受寒&rdquo稱作&ldquo痢疾&rdquo。
相形之下，馮·黑文則是另一種光景了。
在穆哈他一封信都沒寫。
過去很多時候，這位丹麥教授給自己的玩忽職守編造的借口就是傷殘和得病。
然而，當發熱已經不再作為一個托詞，而是成為真正折磨他的痛苦時，當他終于與自己冷酷殘忍的不祥命運面對面站立時，他所做的，卻是沉默地接受了命運的裁決。
他寫的最後一封信就是在盧海耶時寫的那封，他在其中表達了自己的期望，他說自己想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待上兩年時間。
其實馮·黑文打算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停留的時間遠不止兩年。
所以他那封信仍舊是說謊了。
然而在穆哈的他卻連一封信都沒寫。
他的人生就這樣迅疾走到了彌留之際，對此，卡斯滕·尼布爾的記述如下： 由于在拜特費吉赫時就已經埋下了誘因的種子，眼下馮·黑文先生的身體狀況是一天糟過一天。
傍晚之後，他會覺得稍好一點，特别是當他可以到戶外呼吸一點涼爽的空氣時。
但在熾熱白晝的高溫籠罩下，他就十分熬不住了。
22日到23日的這天夜裡，他是在屋頂平台上露天而眠的，那上面空氣涼爽宜人，他身體能感覺舒服一些。
第二天晚上刮很大的風，他不敢再待在外面過夜，因為他還沒有習慣&mdash&mdash像阿拉伯人那樣&mdash&mdash把臉帶頭都蒙起來睡覺。
而後在24日到25日的這天夜裡，他就再一次冒險到屋頂平台上睡了。
結果第二天一大早&mdash&mdash想必是夜裡嚴重受寒&mdash&mdash他就病重了，嚴重到什麼地步了呢？自己都回不了床了，還是兩個仆人上去擡的他。
下來後，他的光景就越發暗了下去，呼吸越來越弱，才到這一天的八點鐘，脈搏就基本全無了。
我們遂切開了他的一條靜脈，這時他看上去似乎又回活了幾分。
在接下來的一個鐘頭裡他寫了遺書。
盡管我們始終沒有放棄希望，我們相信他還會再好起來，然而到了晚八點，他就開始胡言亂語，不停說話，什麼都說，一會兒阿拉伯語，一會兒法語、意大利語、德語、丹麥語。
說完後他就墜入了深深的睡眠之中，更準确地說，是陷入昏厥，随後到了10點左右，他便撒手人寰了。
根據尼布爾的記述，雖說也門這裡沒有用棺材埋葬死者的風俗習慣，但遠征隊成員無論如何還是找來了一個木匠，做了隻大木箱，用來&ldquo盛放我們朋友的遺體&rdquo。
英國商人還給他們派去了6位海員幫忙，都是來自印度的天主教徒，他們在5月26日接近黃昏時分，把死者的遺體運送到歐洲人的教堂墓地&mdash&mdash就在市郊外的不遠處。
那三位英國人也與福斯科爾、博朗芬、克拉默，還有生病的尼布爾一起，前往墓地送棺。
至于葬禮，也是按照基督徒的儀式辦理的。
與此同時，卡斯滕·尼布爾在日記中也寫了一份訃告&mdash&mdash考慮到這些話是出于刊登公布的需要&mdash&mdash表達難免有誇大其詞的修飾與失真：&ldquo一直以來，馮·黑文先生緻力于東方文獻資料的專注研究，可謂是鑽堅研微，苦心孤詣。
在我們回歸之際，他将帶回包括東方學術領域在内的最為重要的研究發現&mdash&mdash這原本是無可非議的期待。
而今他已離去，所謂學術界之莫大損失矣。
&rdquo 穆哈 尼布爾繪制，&ldquo7&rdquo為馮·黑文的埋葬地所在。
多年以後，尼布爾在給兒子講述時則對此坦陳不諱了：&ldquo馮·黑文首先是一位不合格的語言學家，其次是他所選的工作，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工作。
他在整個遠征期間的唯一念頭就是回家，他最喜歡談論的話題就是他為自己規劃的舒适未來。
研究和考察所帶來的那種振奮與快樂，本可彌補旅途中的很多困難及貧乏，而他卻絲毫感受不到。
于是，我們從沒有人覺得是在放棄這場遠征，倒隻有他自己一直在打退堂鼓。
對他來說，美酒佳肴才是生活最值得追求享受的愉悅，而在阿拉伯半島，遠征隊所有成員都隻能吃單一的食物，喝變質了的飲用水，他一開始是沮喪，繼而失望，大失所望後便覺得走投無路，常常怨毒咒罵，甚至有時會遷怒于其他同事。
他生性好吃懶做，加之該地區又氣候炎熱，他就更有充足理由什麼事情都不做了。
不僅如此，他還總是盛氣淩人，表現出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樣子。
他總覺得自己是我們所有人裡最為優秀出色的成員，覺得自己是遠征隊當之無愧的領頭人，因此最讓他懊惱的就是他始終沒能掌握隊裡的經濟大權。
最後他所遺留下來的文件都是些毫無價值的紙張，真的是連一點點有價值的研究發現都沒有。
&rdquo[31] 就像克拉默博士的無能一樣，馮·黑文的失敗也是不争的事實。
丹麥遠征隊僅有的這兩個丹麥人&mdash&mdash真是本色出演&mdash&mdash诠釋了兩個毫無出息的角色，毫無疑問這便是丹麥沒有此二人的相關文字記載的主要原因了。
對于以上這些，我們的确一度認為是闆上釘釘的事兒，覺得事實就應該如此，然而，然而我們有沒有想過呢，這中間其實也存在情有可原的因素，是我們從前忽視了的未曾深究清楚的現實情況&mdash&mdash甚至連馮·黑文自己心裡都不是十分明白。
第一點要提的現實處境是，他孤身一人。
此一點，不論是從學者身份還是單單隻從人的角度來看，始終都是如此。
整個遠征隊如同一支專門由自然科學家組成的隊伍，而隻有他自己是一名人文學者。
這種截然反差很可能會加劇他與其他隊友之間的緊張關系（相比之下，什麼丹麥瑞典之類的國籍不同的問題倒真對人際關系沒什麼太大影響）。
于是在遠征生活中，他與他們可以說是根本就說不到一處去&mdash&mdash長此以往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會産生足夠的孤立與隔閡。
再者便是遠征路線，這一路上所有的規劃安排原則上都是滿足絕大多數成員的需要。
也就是說，滿足的是自然科學的需要。
福斯科爾和尼布爾可以随處進行他們的研究調查，但馮·黑文呢？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與圖書館挂鈎的。
而無論是吉達、盧海耶，還是拜特費吉赫，這些城市都沒有圖書館。
除了聖凱瑟琳修道院之外，他們隻有在首都城市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