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為什麼是“阿拉伯菲利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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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路途便是一天短似一天的行進。
每天越來越頻繁的不得已的沿途停駐。
那些髒破陳舊的咖啡小茅舍，是他們找到的容身之處，要躲避時不時澆注下來的傾盆大雨，也好讓福斯科爾有一陣短暫停歇。
就這樣，四天時間過去了，他們才到阿布村莊。
次日一早，也就是7月2日，福斯科爾騎在驢上，已經虛弱得跟不上駱駝行進的速度了。
于是到了下一個村莊拉阿德時，他們隻好将旅隊人馬兵分兩路。
趕駱駝的人帶上牲畜先走一步，他們則陪着病人慢慢地跟在後面行進。
深夜裡他們終于抵達巴克恩河谷。
此時，福斯科爾被膽結石折磨得幾近疼暈過去，任他意志力再怎麼堅定，這會子也在驢鞍上支撐不住了，險些要直直地栽下地來。
之前無論如何，每天他們起碼能走上6英裡的路程；而後到了7月3日，這一天完完整整走到黑，才不過行了3英裡路。
眼下他們總算是來到了&mdash&mdash自穆哈至薩那途中的最高山峰&mdash&mdash蘇馬拉山腳下的門西勒村。
也總算有一份幸運以慰風塵&mdash&mdash終于不再是那些破舊髒亂的咖啡小茅舍&mdash&mdash他們在門西勒找到了一家基礎設施齊全、相對來說足夠幹淨舒适的大型商隊旅館。
屋子裡是石磚地面，他們甚至能有一個單獨的房間與其他旅客隔開。
于是遠征隊當即決定接下來的一天就在這裡度過，希望福斯科爾能把他的精氣神兒恢複起來&mdash&mdash病人此刻終于不再抗議行程的推延了。
但是第二天一早，當尼布爾出去支起星盤打算測定此處的具體地理位置時，卻不幸再次與風寒撞了個正着，遂即發起熱來，就像他之前在日記裡提到的，一陣陣的&ldquo寒冷&rdquo，自他在拜特費吉赫的那次傷寒之後，就時不時地找上門來。
眼看福斯科爾的身體沒有絲毫好轉的迹象，他們一緻贊同繼續住在這個設備完善的大型商隊旅館裡，直到尼布爾和福斯科爾的身體有所恢複再說。
和上次一樣，虛弱疲敝的瑞典人對此沒有任何異議。
但是那些負責趕駱駝的腳夫就不以為然了，他們嚷嚷着，不光人要吃飯，還有那麼多動物呢，這荒山野嶺窮鄉僻壤的，上哪兒去弄來那麼多的糧食？連一天的都湊不出來。
他們信誓旦旦地向尼布爾提議，在蘇馬拉山的另一邊，還有一個更大的城鎮傑裡姆，大家應該到那兒去，因為從門西勒到傑裡姆，要比前一天從巴克恩河谷到門西勒走的路程還近呢。
考慮到蘇馬拉山處處是懸崖峭壁，幾乎無法通行，他們遂承諾自己會帶人回來把病重的福斯科爾馱運走，一定把他帶到山那邊去。
尼布爾說服自己信了，打算照他們說的走走試試，看看次日傍晚能不能抵達傑裡姆。
然而不幸的是，他到那時已經沒有必要再檢驗這些阿拉伯人的說辭了。
從門西勒到傑裡姆的路程，至少得有巴克恩河谷到門西勒路程的5倍。
因此，他們在舒适的大型商隊旅館裡隻是休息了一天時間，便在1763年7月5日再次出發了。
尼布爾和博朗芬一起，一大早就走了，日出之前的清晨比較涼爽，他們要在這段時間裡快馬加鞭地趕路。
克拉默和貝裡格倫則留下來，和福斯科爾一起等待馱運人員的到來&mdash&mdash那些阿拉伯人說好會回來帶走病号的。
遠征隊成員剛一分開，困難就接踵而至。
尼布爾和博朗芬往山上行進了一段之後，就非常懊悔自己選擇在這一天的大清早出發。
眼下他們正爬到半山腰的背陰地帶，空氣寒冷刺骨，身上穿的衣服又薄得可憐，而其餘那些厚衣服都留在了門西勒，和行李一起，都已打包、裝載到駱駝上了。
他們瑟瑟發抖，也隻得繼續向上跋涉。
尼布爾在日記裡寫到，他不光&ldquo寒冷&rdquo難耐，胃裡也跟着翻江倒海，每次都是還沒走多久就得停下來，靠着山岩一陣哇哇大吐。
不僅如此，由于他們之前從塔伊茲到門西勒的沿途一路都能找到充足水源，旅途中随身攜帶飲用水的習慣就在不知不覺間被他們慢慢摒棄了。
現在可好，在蘇馬拉山，他們連一滴水都找不到。
更不用說尼布爾每次嘔吐完了都沒有水漱口。
好容易才穿過那座山口，此時正午的陽光照射過來&mdash&mdash他們也終于走到山的向陽面兒了。
&ldquo我發誓我從來都沒有過這樣口渴的感覺。
&rdquo尼布爾都賭咒發誓了，他從來不是那種誇大其詞的人，可想而知他得渴到什麼地步吧。
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後來日頭都偏西了他們才抵達山腳下，恰好碰上一個在田裡勞作的農民，恰好農民帶了水&mdash&mdash他們這才讨到了一點生命之源。
翻山越嶺，最後終于抵達傑裡姆。
這一路上尼布爾的身體遭受種種煎熬，盡管如此，他們每經過一個村莊，尼布爾都會記得打聽當地的地名。
在他所繪制的也門地圖上，從門西勒經由蘇馬拉山延伸至傑裡姆的這段路程所涵蓋的地區中，總共出現了5處地理位置名稱。
等到他計量出他們所走過的路程時，之前所有的猜疑也就得到了證實&mdash&mdash實際路程真的要比阿拉伯人向他們描述的遠太多了。
那麼，其他人呢，現在怎麼樣了，走到哪裡了？尼布爾在傑裡姆城外來回踱着步子，一直看着山路那邊，眼下他是到這兒了，克拉默和貝裡格倫呢，還留在門西勒的商隊旅館裡嗎？尤其一想到病重的福斯科爾，他心裡就更是七上八下。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山路上仍舊空無一人，任何旅隊的影子都沒見着。
直到日薄西山之時，尼布爾才瞅見前方有一小團塵雲揚起。
千等萬盼，這一小隊人馬總算是到了。
尼布爾立即快步上前迎接他的朋友們，卻不料等待着他的境況竟是那般觸目驚心。
回到門西勒的商隊旅館。
他們的處境可以說是急轉直下。
那些趕駱駝的阿拉伯人說好了會回去馱運病人的，結果呢，福斯科爾、克拉默、貝裡格倫白等了他們一個上午。
直到正午時分，他們仨才徹底明白過來自己被放了鴿子&mdash&mdash這幫穆斯林或許覺得背運一個基督徒是降低身份有失尊嚴的事情。
反正不管怎樣，他們在門西勒無人問津已是不争的事實，不僅如此，糧食也供應不上，眼看着人和牲畜都要沒得吃了。
要是他們還想在太陽落山前趕到傑裡姆的話，就不能再等靠下去了，必須即刻起程。
但病人情況很不樂觀，福斯科爾内髒疼痛欲裂，此時再讓他坐到驢上騎行前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後，他們隻好把一匹駱駝上的行李全部挪走，再用繩子将他牢牢捆縛在駱駝背上。
眼下這是他們能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了。
就這樣出發了。
正午的陽光垂直照射下來，堅定不移地烤着這隊上山下山的人馬，仿佛他們跋涉的腳步越是艱難，它就越是毒辣。
目之所及，足之所及，别提什麼山野景色了，就連一棵綠樹，在陽光赤裸裸的照射下，給他們帶去的都是切膚般的灼燒疼痛。
天空不見一片雲彩，赤道近區的太陽就像會噴射火焰一樣，落在病人身上，灼燒着，繼而與他身體的疼痛一并燃燒起來，火勢熊熊，烈焰吞心。
直到太陽退隐在山屏後方，這條&ldquo苦難之路&rdquo[33]才算走完。
彼時傑裡姆城外，尼布爾奔向他們，不禁驚恐萬狀，他都要認不出眼前這個病入膏肓的朋友了：仿佛馱獸身上的一個漏灑至半的麻袋，彼得·福斯科爾橫躺着，被捆綁在駱駝背上，嘴裡持續不斷湧出嘔吐物，沿着牲畜沾滿塵土的肋腹緩緩流下。
他臉色發青，眼睛睜着&mdash&mdash意識還是清醒的&mdash&mdash似乎要說什麼，卻隻是睜着，連一句話都說不出。
痛苦之情難以名狀。
他們緩步走到傑裡姆的旅館。
眼下已經沒有房間可以單獨租給他們了，除了那間擁擠的公共房間&mdash&mdash也是人滿為患&mdash&mdash但也隻好就此先安頓下。
然而，他們這些異鄉人一進到那個房間裡，就引起了衆人好奇，沒過多久他們身邊就團團圍聚起一群人來，你推我搡的，俯視眺望着他們的行李物品，大呼小叫的，對他們評頭論足，對那些儀器設備指指點點，不知道都是些什麼古怪玩意兒，就向他們問東問西的。
但大家說的都是些俏皮話，無非是趁機拿他們打趣逗樂，房間裡（嘲）笑聲浪此起彼伏，好不嘈鬧。
尼布爾意識到，在這裡是别想有片刻安甯了，他們必須重新租一個房子。
于是他囑托克拉默和博朗芬照顧好福斯科爾，自己拖着疲憊的身子再次走進這座城鎮的暮色裡。
傑裡姆的規模比一個村子大不了多少，稀稀落落的房屋，但每一間都住滿了人。
尼布爾就這樣挨家挨戶地叩門問房，過了很久，天都黑了，他終于以一個高得離譜的價格租到了一間屋子&mdash&mdash福斯科爾總算有了一個可以安然宴息的去處。
可是等他回到旅館，又面臨着新的難題。
無論好說歹說，在場的穆斯林都無動于衷&mdash&mdash隻顧着看熱鬧&mdash&mdash沒有一個願意幫助他們把病人從旅館這兒運送到那個房子裡。
于是就在這些阿拉伯看客的圍繞下，博朗芬、克拉默、貝裡格倫，還有疲敝的尼布爾，共同把福斯科爾連帶行軍床一并擡出旅館，來到大街上。
當下這一小隊人馬周圍即刻聚集起嘈雜人群，他們隻得一邊厲聲呵斥着，一邊從人群中開辟出一條前進的小路。
總算是挪到了新住處的跟前兒，克拉默去開大門，不得不把幾個阿拉伯人搡到一邊去&mdash&mdash然而在當時那種意志消沉的光景下&mdash&mdash他的動作可能是氣急敗壞了點。
結果呢，那些個站着看事兒不腰疼的人被推惱了，當即就向他們扔起了石頭。
幾個歐洲人躲都躲不及，直到最後鑽進屋子裡，大門在身後關上，門闩緊緊拉死，他們這才松了口氣，免去可能會被亂石砸死的悲劇&mdash&mdash而門口扔石頭的聲音仍舊鬧哄哄地持續了好一會兒才平息下來。
福斯科爾終于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眼下他躺在這個昏黑的房間裡，頭頂上方的那根蠟燭安靜地燃燒着，他想試着舒展四肢，卻無奈疼痛與寒熱交迫，整個身子都在不住地顫抖。
在随後幾天裡，尼布爾一直在日記中勸服自己相信福斯科爾正在一點點好轉。
這個向來實事求是的男人幾乎都不敢正視眼前的現實處境了。
他的身體一直是病而未愈的虛弱狀态，現在博朗芬和貝裡格倫也開始抱怨自己常常覺得&ldquo寒冷&rdquo。
他們都沒有勇氣再走到這個敵意重重的城鎮中去。
尼布爾原本想去登門拜會那些有名望的人&mdash&mdash以收集當地的各種信息。
可是眼下他也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讓自己坐在福斯科爾病房裡的窗前，對着外面的風景畫畫。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好幾天後，他才敢讓自己試着去市場上轉轉。
去幹嘛？用他自己的話說，&ldquo是為了不讓自己繼續憂思萦懷&rdquo。
泥坯房子茅草屋，街上牛糞随處見，他就這樣一連好幾個鐘頭地在外面四處閑逛。
不過獨自走在街上時，他看起來和一個阿拉伯人無異，于是并沒有人覺察或留意到他的存在。
就這樣，他腳踩拖鞋，步履疲憊而沉重地向前走着，時而問問某些商品的價格；時而在平曠廣場上席地而坐的那些裁縫、修鞋匠、鐵匠等手藝人的貨攤前駐足觀看；也會在某個會做包皮環切手術的人的鋪子外面停留片刻，這類人通常也會給人治病，用放血療法，或是用他鏽迹斑斑的刀子割開患者臉上的皮膚，再在傷口上塗搽葫蘆巴籽粉。
這天是1763年7月10日。
随着夜幕緩緩降臨，尼布爾返回住處，彼時情況極為不妙，福斯科爾被再一次的發熱緊緊攥在手裡，看上去生不如死。
自從塔伊茲出發以來，他一直在和病魔抗争，無論是抵達門西勒前的長途跋涉，還是翻越蘇馬拉山的那段苦難之路，盡管他都苦苦撐了下來，但就在最近這5天的時間裡，他的意志，已經被徹底瓦解掉了。
眼下福斯科爾再也沒有任何心力去反抗了。
這天夜裡10點鐘左右，他陷入深度睡眠，自此不省人事。
待到第二天上午，剛過九點半，彼得·福斯科爾，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傑裡姆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時年31歲。
尼布爾畫的傑裡姆城素描，當時他就是坐在福斯科爾病故的那個房間窗前畫的這幅畫。
是日下午，尼布爾隻得向當地機關上報死訊。
他派遣由塔伊茲法官推薦給福斯科爾的那位仆人，去當地酋長和法官那裡請求幫助。
酋長對此事不理不睬，法官倒是推薦了一個阿拉伯人，他認為此人應該會賣給遠征隊一小塊地用以埋葬死者。
尼布爾着即前往購地。
然而買賣剛敲定沒多久，那厮卻不得已而反悔了。
原來是因為那塊地緊挨着一條水渠，而周圍農田的灌溉全靠這渠中之水，于是鄰居們就威脅這塊地的主人了，說，要是那個基督徒埋在這裡的話，一旦渠水出了什麼問題&mdash&mdash無論幹涸了或是腐壞了&mdash&mdash你都得負全部責任。
與此同時，酋長那邊也傳來口信，他要立即和遠征隊的一位成員面談。
尼布爾遂有備而去&mdash&mdash決心要秉承福斯科爾生前的風骨氣節&mdash&mdash面對強權一毛不拔。
那位酋長告訴他，依據當地律法，無論是一棵菩提樹還是一個猶太人，隻要是死在他的地盤上，那麼他便是死者的唯一合法繼承人。
尼布爾知道，由于博朗芬一直以來都勤勤懇懇地幫助福斯科爾繪制植物标本，後者出于感激之情已經把自己的所有财産都贈給了前者，因此，尼布爾冰冷地回答說，死者既不是一棵菩提樹，也不是一個猶太人，而是一個歐洲人，就算是穆哈的酋長在當初他們失去另一位同事的時候，也沒有作出這般聲明，還要繼承&mdash&mdash剝奪&mdash&mdash死者的财産。
酋長的兒子倒是十分圓滑，說是不要隻從字面意思來理解，他父親的話無非是說，在外來客亡于此地的情況之下，他作為這裡的統治者是應該得到一份厚重謝禮的。
尼布爾回道，作為遠征隊的财務負責人，若寫不出一張正當合理的收據憑證，他是無法支用任何一分錢的，由此他便要求酋長以書面形式告知&mdash&mdash究竟他想要多少錢。
眼下尼布爾已經把話說到這一步，酋長無言以對了，遂隻能就此作罷。
同時酋長還有些忐忑，他很清楚接下來遠征隊是要前往薩那的，他擔心此事會被上奏給伊瑪目。
尼布爾從酋長那裡出來之後，就徑直進城，最終他還是設法找到了一塊地，那地既不挨着灌溉水渠，也沒靠近耕地。
隻是上哪兒再找六人運送屍體入棺呢，尼布爾也犯難了。
他不光開出了非常高昂的價格，還保證道下葬的過程可以在半夜三更的時候進行，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會發現了。
即便如此，仍舊沒人應承。
直到第二天，他才好不容易找到六個衣衫褴褛的苦力&mdash&mdash隻有他們願意接這運屍下葬的活兒。
是夜淩晨三點，趁城中居民熟睡之際，這一行六人集合完畢，領走了福斯科爾的棺材。
由于害怕會被發現，他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幾乎是奪命穿過街道飛奔到墓地，十分倉皇匆忙地埋完了事&mdash&mdash棺材距離地表隻有一鏟子的深度。
經過了白天那一番的找尋與協商，尼布爾被折騰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的他彼時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來，因此，&ldquo葬禮儀式&rdquo舉行的時候，也就隻有博朗芬和克拉默在場了。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他們得知，福斯科爾的屍體在下葬的第二天晚上就被一些阿拉伯人給挖了出來。
這些阿拉伯人暗中留意到他是裝在棺材裡下葬的，遂覺得棺材裡定有某些價值連城的陪葬品。
于是這些盜墓者就破棺取屍，把纏好的裹屍布也解了開來。
最終卻一無所獲。
失望之餘他們連屍體都沒包&mdash&mdash更别說屍歸原棺了，直接扔在地上就一走了之了。
後來是一個猶太人把此事上報給酋長，酋長随即令他把屍體重新埋回去。
而這個猶太人争道，除非有報酬，否則不幹。
酋長說，這好辦，你隻管把屍體埋好，報酬嘛，那具棺材就歸你了。
3 想當初馮·黑文去世時，尼布爾在他的日記裡不無誇飾地寫了一份告别挽言，而這一回，則免去了那套華麗而違心的說辭，隻要實事求是地陳述便已足夠：&ldquo我們滿懷沉痛地哀悼福斯科爾先生：一直以來，他行成于思，業精于勤，時常外出跋涉，進行植物學的各種長途短途考察；他與每個地方的普通老百姓都能打成一片，也是在這種交流接觸的過程中，他把自己的阿拉伯語磨練得極為精湛&mdash&mdash從而成為我們團隊在阿拉伯語言文化方面最為出色的隊員。
所以對于我們來說，他的存在就像是領隊人一樣，常常是我們的典範與榜樣；與此同時，對于這場遠征，他可謂是全身全心地投入與付出。
他始終不懈地追求着，迫切希望實現我們這場遠征的成功。
平心而論，他仿佛是命中注定為阿拉伯遠征而生的男人。
即便是在我們的生活遇到諸多不便與艱辛的階段，他也鮮少有垂頭喪氣或暴躁動怒之時。
此外，他身上還有極為可貴的一點，那就是在遠征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他就能做到像一個當地人一樣去生活。
這一點對于遠征而言十分必要，如若不然，最為博學的人&mdash&mdash福斯科爾先生&mdash&mdash便不可能在征途中的各個地方都取得如此豐厚的研究成果。
&rdquo 尼布爾的這番話，不是對一位學者的紀念，而是對一位同事的深深緬懷。
眼下這場死亡危機給遠征隊帶來的損失十分嚴重：福斯科爾生前就是團隊的策劃人和組織中心，安排分配任務從不會為權謀私，他向來一視同仁。
細細品味尼布爾的這番緬懷，其實不難讀出他的擔憂，對于眼前，對于未來，沒有了福斯科爾的遠征隊，将要如何獨當重任？不過，尼布爾在憂患之中倒也看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本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遠征隊之所以落得眼下這一步，根源并非在傑裡姆停留的這幾天。
後來他也向自己的兒子講起過福斯科爾一生的功過是非，其中着重強調了這位死者在科學界所取得的成就：&ldquo福斯科爾是整個遠征隊裡最博學的，如果後來能活着返回歐洲，他或許就會成為整個歐洲最博學的人。
他勤勉，孜孜不倦，同時又吃苦耐勞，無畏無懼于任何艱難險阻。
他的缺點就是争強好勝，固執己見，以及骨子裡的或冷漠或激憤的性情。
&rdquo 至于尼布爾用寥寥幾句速寫而成的這幅人物肖像，倒是十分精準清晰。
性格成分裡，積極與消極的，還真是一半一半。
福斯科爾并不總是平易近人，他骨子裡冷漠，同時也自信自足。
他身上有很嚴苛的正義感，以至于他會對一些人産生太過尖銳的評判，比如對馮·黑文，後者時而弄虛作假，逃避責任，總是蒙混過關，令其難以忍受。
但是這種正義感同樣也會激發他，以真情實意，結交最純潔正直之人，而這些人一旦為他的真誠所打動，就會為他全力以赴，甘苦與共&mdash&mdash這一點确實是信而有證，福斯科爾與博朗芬之間就建立了深厚友誼。
其實福斯科爾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對他來說，真理永遠高于一切，為此他甚至不惜舍棄以人為本的處事原則（這也是世人覺其冷漠的一個原因）。
他固執己見，從不妥協讓步，不圓滑不通融，得罪人惹惱人也就是常有的事。
他也從不拐彎抹角，對于那些不贊同他的人，向來都是直抒己見，如果對方仍舊堅持，那他必會迎戰到底&mdash&mdash直到對方潰不成軍。
福斯科爾對他人要求苛刻，精益求精，永不止步，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如此。
再說他在科學界的聲望。
根據尼布爾的評價，福斯科爾跻身歐洲最出色的學者之列，對于這一說法，任何嚴肅學者，無論是與他同時代的還是後來時代的，都沒有否認。
他的博學多才表現在諸多領域，神學、哲學、語言學、經濟學，同樣還有化學、地理、動物學、植物學，且在以上所有領域中，他都取得了全新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他對植物和動物進行的描寫與說明，其精準，其細緻，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努力換來了豐厚回報，他所采集到的标本各種各類，不計其數，十分珍貴。
然而，見識廣博、洞悉真知，決心與毅力，如此種種混合到一起之後，卻也徒勞無功。
到頭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整個遠征期間，福斯科爾真正擔心的事情隻有一件，那便是其他人可能會竊取他的研究成果&mdash&mdash在他找到時機徹底完成之前。
他不想和任何人分享這份榮耀。
為此他發明了數字編号暗碼，并以縮寫的形式運用到他所有的文字描寫說明中，如此一來，這些暗碼就可以自成系統而難以被人識破。
坦白地說，他的擔憂并不是毫無根據的。
然而，哥本哈根卻不是那個真正截獲了他理想的敵人。
&ldquo萬一我沒有機會活着回去的話，那，我和科學也好，科學界與我也罷，其中損失之慘重，真是無以言表了。
&rdquo他在給林内烏斯的那封信裡似乎預見了這種可能性。
沒錯，死亡才是。
死亡截獲一切，不由分說。
當福斯科爾在1763年7月11日病終于傑裡姆之時，他的所有手稿及絕大部分的采集标本都還是原封未動的，由此可以估量一下還剩多少。
1761年他們待在君士坦丁堡期間，他曾留下并打包了一大批植物标本，以及&ldquo格陵蘭号&rdquo航行過程中他所采集到的海洋動物。
福斯科爾曾經十萬火急地要求立即将這些大木箱子寄發走，不然的話，酒精在當時那種溫熱的氣候下很容易就會揮發幹淨。
但是馮·加勒卻不急不忙。
等到這些辛辛苦苦采集來的成果終于被送到哥本哈根時，都是兩年以後的事了，而那時，絕大部分生物也都腐壞了。
随後到了埃及，福斯科爾也寄走了三大包植物，好多個箱子，裝有酒精封存的動物，昆蟲标本和大量鳥類标本。
這批委托運送的貨物抵達其目的地時也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因為運途中遇上的一些海盜偏偏對這些東西感興趣。
後來在蘇伊士，他也寄走了一箱自然曆史标本，而這個箱子壓根兒沒到終點，直接不知所蹤。
接着他們到了阿拉伯半島，他什麼都沒寄，所有家當和收集品都裝在了那些個大木箱子裡，後來經由伊斯梅爾·薩利赫代運到穆哈海關&mdash&mdash虧得有這個家夥的&ldquo幫忙&rdquo&mdash&mdash在那兒所遭到的破壞，正如我們先前所見，福斯科爾的很多收集都未能幸免。
于是再一次，高溫緻使酒精揮發，不少箱子裡的魚都腐爛了，結果就是不得不将這些爛魚投進紅海裡去。
然而，就算經曆了如此不幸，保留下來的起碼還有12箱，福斯科爾死後，這些箱子也都從穆哈被運到了孟買。
到孟買以後，它們又被送到加爾各答，那裡的一位丹麥商人會負責把它們帶到德倫格巴爾。
然而等到了德倫格巴爾時發現，運輸過程中那些箱子又遭到了嚴重損壞，大量包裹都進了鹽水，那些盛着标本的燒瓶也都碎了，酒精要麼揮發要麼失效了。
德倫格巴爾的那些傳教士隻得将以上這些統統扔掉，剩下的則由亞洲公司出錢，重新用更結實的箱子打包好後，裝載到一艘丹麥輪船上，駛往中國。
等到旅程全部結束以後，輪船将會返回哥本哈根。
1766年，也就是在福斯科爾去世整整三年以後，他生前的收集所剩下的最後一部分才得以抵達丹麥。
按理說，種子是最方便運寄的。
即便如此，出于某些原因，福斯科爾在這方面的工作強度仍舊是不亞于動物标本的采集。
福斯科爾不僅從君士坦丁堡、開羅、吉達、盧海耶都寄出了種子，而且還給這些種子非常仔細地編上号碼列了目錄，多達347種&mdash&mdash想必是到那時為止的數量上限，且無論後來他在也門發現的那些。
不管怎麼說，這都不是一筆小數目了。
然而事實上，福斯科爾寄出的種子數目&mdash&mdash是這個總和的6倍&mdash&mdash總計有2000多種，都是單獨寄出的大批量。
還記得福斯科爾當初的那個計劃吧，是的，他确實付諸實際行動了：他給歐洲所有極具影響力的高等院校都寄去了種子。
這個計劃最初還是他在馬賽逗留期間的一個設想，為的是能夠讓他有機會給林内烏斯分享自己調查研究的勞動成果。
福斯科爾從君士坦丁堡、開羅、吉達、盧海耶四地，向歐洲各地的植物學家寄出種子，分别有哥本哈根的厄德爾烏普薩拉的林内烏斯、倫敦的米勒、巴黎的朱西厄、萊頓的布爾曼、蒙特彼利埃的索瓦熱。
因此，他就要準備六份不同的種子集合，并且還得把所有條目都列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在給林内烏斯的信裡提到了自己準備的不容易：&ldquo确實是讓我的工作量加重了很多，但一想到這是在為科學而工作，我也甘願如此，不遺餘力。
&rdquo由于這些采集全都抵達了哥本哈根和烏普薩拉且沒有損毀，那麼想必其他城市的大學應該也都收到了。
除了以上提及的這些種子之外，還有福斯科爾在遠征過程中搜集編寫的那本大型植物标本集，從這本集子最初的文本内容來看，其中含有1300種不同植物。
最後，這本植物标本集也是毫無損毀地成功抵達了哥本哈根。
至于福斯科爾的手稿&mdash&mdash他們在他死後整理了七個大包裹&mdash&mdash将會随輪船從孟買送至哥本哈根，包括他的遠征日記、對各種動植物的詳盡描寫說明，以及諸多方面的論著。
其中，論著涉及穆斯林的風俗習慣、也門語言的發音法、哥普特教會、麻風病，還有也門的早期曆史。
另外，手稿還包括他所到過的那些國家地區的價格、貨物、貨币、計量單位等方面的記載；我們前面還提到過，早期福斯科爾曾在開羅寄出了論文專著，包括《開羅&mdash亞曆山大的植物群綜述》《埃及陸生生物繁殖能力研究》《埃及植物系統編目分類》。
第一篇是送到哥本哈根了，後兩篇據德國領事館的那位秘書特姆勒所言，則是&ldquo沒有收到&rdquo。
盡管一路上遭到損失毀壞的不計其數，福斯科爾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收集成果及手稿順利抵達了目的地。
既然如此，按理說這些辛苦所得此時應當處于安全保管中了吧？終于不必再遭損毀，終于可以被呈給權威機構進行詳盡的科學審查了吧？然而真相，卻是苦不堪言。
福斯科爾瀝盡心血換來的這些成果，無論在翻閱千山萬水的過程中遭受了多少毀損，都比不上它在哥本哈根的命途慘烈。
也許天公不作美吧，事件的起因還是那些動物标本&mdash&mdash最終抵達哥本哈根的少說也得有十個大木箱子。
這些箱子的收件人是彼澤·阿斯卡尼俄斯。
此人是自然曆史博物館的館長，也是弗裡德裡克五世在夏洛滕堡宮建設的&ldquo經濟自然曆史階梯室報告大廳&rdquo的一位教授。
阿斯卡尼俄斯是克拉岑·施泰因教授的密友，二者都是當初力挺克拉默的那一派，毫無疑問，記憶如昨般曆曆在目，彼時與福斯科爾之間因候選人而起的那場惡戰，這兩人自然是不會忘記的。
那麼，阿斯卡尼俄斯先生是否對這個機智的瑞典人仍舊心懷憎恨？或者僅僅是他這個人原本就這樣冷漠？緣由雖不明确，但是事實無可争辯：在接手了裝有死者的标本的這些箱子和包裹之後，他就置之不理了，既沒有打開，也沒上呈給任何的科學審查機制&mdash&mdash如此一來他也省卻了給數百個玻璃容器更換酒精的麻煩。
就這樣，好幾年過去了。
在烏普薩拉，林内烏斯開始焦躁不安了。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些标本的情況，于是他就詢問丹麥當時最有前景的動物學家，布呂尼奇。
随後在1765年年初，他收到一封回信：&ldquo關于那些豐富而寶貴的材料，目前情況尚不明确。
但我知道它們是福斯科爾先生的畢生心血。
幾年前，這裡曾收到過他的采集成果，裡面的那些标本基本都是來自地中海及其周圍地區，也有一部分來自埃及本土。
當時我也看到了，心底裡頗為震撼，十分佩服，若沒有勤勉刻苦的付出，如何能有那麼壯觀的收獲量？如此豐碩的成
每天越來越頻繁的不得已的沿途停駐。
那些髒破陳舊的咖啡小茅舍，是他們找到的容身之處，要躲避時不時澆注下來的傾盆大雨，也好讓福斯科爾有一陣短暫停歇。
就這樣，四天時間過去了，他們才到阿布村莊。
次日一早，也就是7月2日，福斯科爾騎在驢上，已經虛弱得跟不上駱駝行進的速度了。
于是到了下一個村莊拉阿德時，他們隻好将旅隊人馬兵分兩路。
趕駱駝的人帶上牲畜先走一步，他們則陪着病人慢慢地跟在後面行進。
深夜裡他們終于抵達巴克恩河谷。
此時，福斯科爾被膽結石折磨得幾近疼暈過去，任他意志力再怎麼堅定，這會子也在驢鞍上支撐不住了，險些要直直地栽下地來。
之前無論如何，每天他們起碼能走上6英裡的路程；而後到了7月3日，這一天完完整整走到黑，才不過行了3英裡路。
眼下他們總算是來到了&mdash&mdash自穆哈至薩那途中的最高山峰&mdash&mdash蘇馬拉山腳下的門西勒村。
也總算有一份幸運以慰風塵&mdash&mdash終于不再是那些破舊髒亂的咖啡小茅舍&mdash&mdash他們在門西勒找到了一家基礎設施齊全、相對來說足夠幹淨舒适的大型商隊旅館。
屋子裡是石磚地面，他們甚至能有一個單獨的房間與其他旅客隔開。
于是遠征隊當即決定接下來的一天就在這裡度過，希望福斯科爾能把他的精氣神兒恢複起來&mdash&mdash病人此刻終于不再抗議行程的推延了。
但是第二天一早，當尼布爾出去支起星盤打算測定此處的具體地理位置時，卻不幸再次與風寒撞了個正着，遂即發起熱來，就像他之前在日記裡提到的，一陣陣的&ldquo寒冷&rdquo，自他在拜特費吉赫的那次傷寒之後，就時不時地找上門來。
眼看福斯科爾的身體沒有絲毫好轉的迹象，他們一緻贊同繼續住在這個設備完善的大型商隊旅館裡，直到尼布爾和福斯科爾的身體有所恢複再說。
和上次一樣，虛弱疲敝的瑞典人對此沒有任何異議。
但是那些負責趕駱駝的腳夫就不以為然了，他們嚷嚷着，不光人要吃飯，還有那麼多動物呢，這荒山野嶺窮鄉僻壤的，上哪兒去弄來那麼多的糧食？連一天的都湊不出來。
他們信誓旦旦地向尼布爾提議，在蘇馬拉山的另一邊，還有一個更大的城鎮傑裡姆，大家應該到那兒去，因為從門西勒到傑裡姆，要比前一天從巴克恩河谷到門西勒走的路程還近呢。
考慮到蘇馬拉山處處是懸崖峭壁，幾乎無法通行，他們遂承諾自己會帶人回來把病重的福斯科爾馱運走，一定把他帶到山那邊去。
尼布爾說服自己信了，打算照他們說的走走試試，看看次日傍晚能不能抵達傑裡姆。
然而不幸的是，他到那時已經沒有必要再檢驗這些阿拉伯人的說辭了。
從門西勒到傑裡姆的路程，至少得有巴克恩河谷到門西勒路程的5倍。
因此，他們在舒适的大型商隊旅館裡隻是休息了一天時間，便在1763年7月5日再次出發了。
尼布爾和博朗芬一起，一大早就走了，日出之前的清晨比較涼爽，他們要在這段時間裡快馬加鞭地趕路。
克拉默和貝裡格倫則留下來，和福斯科爾一起等待馱運人員的到來&mdash&mdash那些阿拉伯人說好會回來帶走病号的。
遠征隊成員剛一分開，困難就接踵而至。
尼布爾和博朗芬往山上行進了一段之後，就非常懊悔自己選擇在這一天的大清早出發。
眼下他們正爬到半山腰的背陰地帶，空氣寒冷刺骨，身上穿的衣服又薄得可憐，而其餘那些厚衣服都留在了門西勒，和行李一起，都已打包、裝載到駱駝上了。
他們瑟瑟發抖，也隻得繼續向上跋涉。
尼布爾在日記裡寫到，他不光&ldquo寒冷&rdquo難耐，胃裡也跟着翻江倒海，每次都是還沒走多久就得停下來，靠着山岩一陣哇哇大吐。
不僅如此，由于他們之前從塔伊茲到門西勒的沿途一路都能找到充足水源，旅途中随身攜帶飲用水的習慣就在不知不覺間被他們慢慢摒棄了。
現在可好，在蘇馬拉山，他們連一滴水都找不到。
更不用說尼布爾每次嘔吐完了都沒有水漱口。
好容易才穿過那座山口，此時正午的陽光照射過來&mdash&mdash他們也終于走到山的向陽面兒了。
&ldquo我發誓我從來都沒有過這樣口渴的感覺。
&rdquo尼布爾都賭咒發誓了，他從來不是那種誇大其詞的人，可想而知他得渴到什麼地步吧。
這種情況持續了很久，後來日頭都偏西了他們才抵達山腳下，恰好碰上一個在田裡勞作的農民，恰好農民帶了水&mdash&mdash他們這才讨到了一點生命之源。
翻山越嶺，最後終于抵達傑裡姆。
這一路上尼布爾的身體遭受種種煎熬，盡管如此，他們每經過一個村莊，尼布爾都會記得打聽當地的地名。
在他所繪制的也門地圖上，從門西勒經由蘇馬拉山延伸至傑裡姆的這段路程所涵蓋的地區中，總共出現了5處地理位置名稱。
等到他計量出他們所走過的路程時，之前所有的猜疑也就得到了證實&mdash&mdash實際路程真的要比阿拉伯人向他們描述的遠太多了。
那麼，其他人呢，現在怎麼樣了，走到哪裡了？尼布爾在傑裡姆城外來回踱着步子，一直看着山路那邊，眼下他是到這兒了，克拉默和貝裡格倫呢，還留在門西勒的商隊旅館裡嗎？尤其一想到病重的福斯科爾，他心裡就更是七上八下。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山路上仍舊空無一人，任何旅隊的影子都沒見着。
直到日薄西山之時，尼布爾才瞅見前方有一小團塵雲揚起。
千等萬盼，這一小隊人馬總算是到了。
尼布爾立即快步上前迎接他的朋友們，卻不料等待着他的境況竟是那般觸目驚心。
回到門西勒的商隊旅館。
他們的處境可以說是急轉直下。
那些趕駱駝的阿拉伯人說好了會回去馱運病人的，結果呢，福斯科爾、克拉默、貝裡格倫白等了他們一個上午。
直到正午時分，他們仨才徹底明白過來自己被放了鴿子&mdash&mdash這幫穆斯林或許覺得背運一個基督徒是降低身份有失尊嚴的事情。
反正不管怎樣，他們在門西勒無人問津已是不争的事實，不僅如此，糧食也供應不上，眼看着人和牲畜都要沒得吃了。
要是他們還想在太陽落山前趕到傑裡姆的話，就不能再等靠下去了，必須即刻起程。
但病人情況很不樂觀，福斯科爾内髒疼痛欲裂，此時再讓他坐到驢上騎行前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後，他們隻好把一匹駱駝上的行李全部挪走，再用繩子将他牢牢捆縛在駱駝背上。
眼下這是他們能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了。
就這樣出發了。
正午的陽光垂直照射下來，堅定不移地烤着這隊上山下山的人馬，仿佛他們跋涉的腳步越是艱難，它就越是毒辣。
目之所及，足之所及，别提什麼山野景色了，就連一棵綠樹，在陽光赤裸裸的照射下，給他們帶去的都是切膚般的灼燒疼痛。
天空不見一片雲彩，赤道近區的太陽就像會噴射火焰一樣，落在病人身上，灼燒着，繼而與他身體的疼痛一并燃燒起來，火勢熊熊，烈焰吞心。
直到太陽退隐在山屏後方，這條&ldquo苦難之路&rdquo[33]才算走完。
彼時傑裡姆城外，尼布爾奔向他們，不禁驚恐萬狀，他都要認不出眼前這個病入膏肓的朋友了：仿佛馱獸身上的一個漏灑至半的麻袋，彼得·福斯科爾橫躺着，被捆綁在駱駝背上，嘴裡持續不斷湧出嘔吐物，沿着牲畜沾滿塵土的肋腹緩緩流下。
他臉色發青，眼睛睜着&mdash&mdash意識還是清醒的&mdash&mdash似乎要說什麼，卻隻是睜着，連一句話都說不出。
痛苦之情難以名狀。
他們緩步走到傑裡姆的旅館。
眼下已經沒有房間可以單獨租給他們了，除了那間擁擠的公共房間&mdash&mdash也是人滿為患&mdash&mdash但也隻好就此先安頓下。
然而，他們這些異鄉人一進到那個房間裡，就引起了衆人好奇，沒過多久他們身邊就團團圍聚起一群人來，你推我搡的，俯視眺望着他們的行李物品，大呼小叫的，對他們評頭論足，對那些儀器設備指指點點，不知道都是些什麼古怪玩意兒，就向他們問東問西的。
但大家說的都是些俏皮話，無非是趁機拿他們打趣逗樂，房間裡（嘲）笑聲浪此起彼伏，好不嘈鬧。
尼布爾意識到，在這裡是别想有片刻安甯了，他們必須重新租一個房子。
于是他囑托克拉默和博朗芬照顧好福斯科爾，自己拖着疲憊的身子再次走進這座城鎮的暮色裡。
傑裡姆的規模比一個村子大不了多少，稀稀落落的房屋，但每一間都住滿了人。
尼布爾就這樣挨家挨戶地叩門問房，過了很久，天都黑了，他終于以一個高得離譜的價格租到了一間屋子&mdash&mdash福斯科爾總算有了一個可以安然宴息的去處。
可是等他回到旅館，又面臨着新的難題。
無論好說歹說，在場的穆斯林都無動于衷&mdash&mdash隻顧着看熱鬧&mdash&mdash沒有一個願意幫助他們把病人從旅館這兒運送到那個房子裡。
于是就在這些阿拉伯看客的圍繞下，博朗芬、克拉默、貝裡格倫，還有疲敝的尼布爾，共同把福斯科爾連帶行軍床一并擡出旅館，來到大街上。
當下這一小隊人馬周圍即刻聚集起嘈雜人群，他們隻得一邊厲聲呵斥着，一邊從人群中開辟出一條前進的小路。
總算是挪到了新住處的跟前兒，克拉默去開大門，不得不把幾個阿拉伯人搡到一邊去&mdash&mdash然而在當時那種意志消沉的光景下&mdash&mdash他的動作可能是氣急敗壞了點。
結果呢，那些個站着看事兒不腰疼的人被推惱了，當即就向他們扔起了石頭。
幾個歐洲人躲都躲不及，直到最後鑽進屋子裡，大門在身後關上，門闩緊緊拉死，他們這才松了口氣，免去可能會被亂石砸死的悲劇&mdash&mdash而門口扔石頭的聲音仍舊鬧哄哄地持續了好一會兒才平息下來。
福斯科爾終于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眼下他躺在這個昏黑的房間裡，頭頂上方的那根蠟燭安靜地燃燒着，他想試着舒展四肢，卻無奈疼痛與寒熱交迫，整個身子都在不住地顫抖。
在随後幾天裡，尼布爾一直在日記中勸服自己相信福斯科爾正在一點點好轉。
這個向來實事求是的男人幾乎都不敢正視眼前的現實處境了。
他的身體一直是病而未愈的虛弱狀态，現在博朗芬和貝裡格倫也開始抱怨自己常常覺得&ldquo寒冷&rdquo。
他們都沒有勇氣再走到這個敵意重重的城鎮中去。
尼布爾原本想去登門拜會那些有名望的人&mdash&mdash以收集當地的各種信息。
可是眼下他也不得不放棄這個念頭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讓自己坐在福斯科爾病房裡的窗前，對着外面的風景畫畫。
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好幾天後，他才敢讓自己試着去市場上轉轉。
去幹嘛？用他自己的話說，&ldquo是為了不讓自己繼續憂思萦懷&rdquo。
泥坯房子茅草屋，街上牛糞随處見，他就這樣一連好幾個鐘頭地在外面四處閑逛。
不過獨自走在街上時，他看起來和一個阿拉伯人無異，于是并沒有人覺察或留意到他的存在。
就這樣，他腳踩拖鞋，步履疲憊而沉重地向前走着，時而問問某些商品的價格；時而在平曠廣場上席地而坐的那些裁縫、修鞋匠、鐵匠等手藝人的貨攤前駐足觀看；也會在某個會做包皮環切手術的人的鋪子外面停留片刻，這類人通常也會給人治病，用放血療法，或是用他鏽迹斑斑的刀子割開患者臉上的皮膚，再在傷口上塗搽葫蘆巴籽粉。
這天是1763年7月10日。
随着夜幕緩緩降臨，尼布爾返回住處，彼時情況極為不妙，福斯科爾被再一次的發熱緊緊攥在手裡，看上去生不如死。
自從塔伊茲出發以來，他一直在和病魔抗争，無論是抵達門西勒前的長途跋涉，還是翻越蘇馬拉山的那段苦難之路，盡管他都苦苦撐了下來，但就在最近這5天的時間裡，他的意志，已經被徹底瓦解掉了。
眼下福斯科爾再也沒有任何心力去反抗了。
這天夜裡10點鐘左右，他陷入深度睡眠，自此不省人事。
待到第二天上午，剛過九點半，彼得·福斯科爾，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傑裡姆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時年31歲。
尼布爾畫的傑裡姆城素描，當時他就是坐在福斯科爾病故的那個房間窗前畫的這幅畫。
是日下午，尼布爾隻得向當地機關上報死訊。
他派遣由塔伊茲法官推薦給福斯科爾的那位仆人，去當地酋長和法官那裡請求幫助。
酋長對此事不理不睬，法官倒是推薦了一個阿拉伯人，他認為此人應該會賣給遠征隊一小塊地用以埋葬死者。
尼布爾着即前往購地。
然而買賣剛敲定沒多久，那厮卻不得已而反悔了。
原來是因為那塊地緊挨着一條水渠，而周圍農田的灌溉全靠這渠中之水，于是鄰居們就威脅這塊地的主人了，說，要是那個基督徒埋在這裡的話，一旦渠水出了什麼問題&mdash&mdash無論幹涸了或是腐壞了&mdash&mdash你都得負全部責任。
與此同時，酋長那邊也傳來口信，他要立即和遠征隊的一位成員面談。
尼布爾遂有備而去&mdash&mdash決心要秉承福斯科爾生前的風骨氣節&mdash&mdash面對強權一毛不拔。
那位酋長告訴他，依據當地律法，無論是一棵菩提樹還是一個猶太人，隻要是死在他的地盤上，那麼他便是死者的唯一合法繼承人。
尼布爾知道，由于博朗芬一直以來都勤勤懇懇地幫助福斯科爾繪制植物标本，後者出于感激之情已經把自己的所有财産都贈給了前者，因此，尼布爾冰冷地回答說，死者既不是一棵菩提樹，也不是一個猶太人，而是一個歐洲人，就算是穆哈的酋長在當初他們失去另一位同事的時候，也沒有作出這般聲明，還要繼承&mdash&mdash剝奪&mdash&mdash死者的财産。
酋長的兒子倒是十分圓滑，說是不要隻從字面意思來理解，他父親的話無非是說，在外來客亡于此地的情況之下，他作為這裡的統治者是應該得到一份厚重謝禮的。
尼布爾回道，作為遠征隊的财務負責人，若寫不出一張正當合理的收據憑證，他是無法支用任何一分錢的，由此他便要求酋長以書面形式告知&mdash&mdash究竟他想要多少錢。
眼下尼布爾已經把話說到這一步，酋長無言以對了，遂隻能就此作罷。
同時酋長還有些忐忑，他很清楚接下來遠征隊是要前往薩那的，他擔心此事會被上奏給伊瑪目。
尼布爾從酋長那裡出來之後，就徑直進城，最終他還是設法找到了一塊地，那地既不挨着灌溉水渠，也沒靠近耕地。
隻是上哪兒再找六人運送屍體入棺呢，尼布爾也犯難了。
他不光開出了非常高昂的價格，還保證道下葬的過程可以在半夜三更的時候進行，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會發現了。
即便如此，仍舊沒人應承。
直到第二天，他才好不容易找到六個衣衫褴褛的苦力&mdash&mdash隻有他們願意接這運屍下葬的活兒。
是夜淩晨三點，趁城中居民熟睡之際，這一行六人集合完畢，領走了福斯科爾的棺材。
由于害怕會被發現，他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幾乎是奪命穿過街道飛奔到墓地，十分倉皇匆忙地埋完了事&mdash&mdash棺材距離地表隻有一鏟子的深度。
經過了白天那一番的找尋與協商，尼布爾被折騰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的他彼時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來，因此，&ldquo葬禮儀式&rdquo舉行的時候，也就隻有博朗芬和克拉默在場了。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他們得知，福斯科爾的屍體在下葬的第二天晚上就被一些阿拉伯人給挖了出來。
這些阿拉伯人暗中留意到他是裝在棺材裡下葬的，遂覺得棺材裡定有某些價值連城的陪葬品。
于是這些盜墓者就破棺取屍，把纏好的裹屍布也解了開來。
最終卻一無所獲。
失望之餘他們連屍體都沒包&mdash&mdash更别說屍歸原棺了，直接扔在地上就一走了之了。
後來是一個猶太人把此事上報給酋長，酋長随即令他把屍體重新埋回去。
而這個猶太人争道，除非有報酬，否則不幹。
酋長說，這好辦，你隻管把屍體埋好，報酬嘛，那具棺材就歸你了。
3 想當初馮·黑文去世時，尼布爾在他的日記裡不無誇飾地寫了一份告别挽言，而這一回，則免去了那套華麗而違心的說辭，隻要實事求是地陳述便已足夠：&ldquo我們滿懷沉痛地哀悼福斯科爾先生：一直以來，他行成于思，業精于勤，時常外出跋涉，進行植物學的各種長途短途考察；他與每個地方的普通老百姓都能打成一片，也是在這種交流接觸的過程中，他把自己的阿拉伯語磨練得極為精湛&mdash&mdash從而成為我們團隊在阿拉伯語言文化方面最為出色的隊員。
所以對于我們來說，他的存在就像是領隊人一樣，常常是我們的典範與榜樣；與此同時，對于這場遠征，他可謂是全身全心地投入與付出。
他始終不懈地追求着，迫切希望實現我們這場遠征的成功。
平心而論，他仿佛是命中注定為阿拉伯遠征而生的男人。
即便是在我們的生活遇到諸多不便與艱辛的階段，他也鮮少有垂頭喪氣或暴躁動怒之時。
此外，他身上還有極為可貴的一點，那就是在遠征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他就能做到像一個當地人一樣去生活。
這一點對于遠征而言十分必要，如若不然，最為博學的人&mdash&mdash福斯科爾先生&mdash&mdash便不可能在征途中的各個地方都取得如此豐厚的研究成果。
&rdquo 尼布爾的這番話，不是對一位學者的紀念，而是對一位同事的深深緬懷。
眼下這場死亡危機給遠征隊帶來的損失十分嚴重：福斯科爾生前就是團隊的策劃人和組織中心，安排分配任務從不會為權謀私，他向來一視同仁。
細細品味尼布爾的這番緬懷，其實不難讀出他的擔憂，對于眼前，對于未來，沒有了福斯科爾的遠征隊，将要如何獨當重任？不過，尼布爾在憂患之中倒也看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本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遠征隊之所以落得眼下這一步，根源并非在傑裡姆停留的這幾天。
後來他也向自己的兒子講起過福斯科爾一生的功過是非，其中着重強調了這位死者在科學界所取得的成就：&ldquo福斯科爾是整個遠征隊裡最博學的，如果後來能活着返回歐洲，他或許就會成為整個歐洲最博學的人。
他勤勉，孜孜不倦，同時又吃苦耐勞，無畏無懼于任何艱難險阻。
他的缺點就是争強好勝，固執己見，以及骨子裡的或冷漠或激憤的性情。
&rdquo 至于尼布爾用寥寥幾句速寫而成的這幅人物肖像，倒是十分精準清晰。
性格成分裡，積極與消極的，還真是一半一半。
福斯科爾并不總是平易近人，他骨子裡冷漠，同時也自信自足。
他身上有很嚴苛的正義感，以至于他會對一些人産生太過尖銳的評判，比如對馮·黑文，後者時而弄虛作假，逃避責任，總是蒙混過關，令其難以忍受。
但是這種正義感同樣也會激發他，以真情實意，結交最純潔正直之人，而這些人一旦為他的真誠所打動，就會為他全力以赴，甘苦與共&mdash&mdash這一點确實是信而有證，福斯科爾與博朗芬之間就建立了深厚友誼。
其實福斯科爾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對他來說，真理永遠高于一切，為此他甚至不惜舍棄以人為本的處事原則（這也是世人覺其冷漠的一個原因）。
他固執己見，從不妥協讓步，不圓滑不通融，得罪人惹惱人也就是常有的事。
他也從不拐彎抹角，對于那些不贊同他的人，向來都是直抒己見，如果對方仍舊堅持，那他必會迎戰到底&mdash&mdash直到對方潰不成軍。
福斯科爾對他人要求苛刻，精益求精，永不止步，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如此。
再說他在科學界的聲望。
根據尼布爾的評價，福斯科爾跻身歐洲最出色的學者之列，對于這一說法，任何嚴肅學者，無論是與他同時代的還是後來時代的，都沒有否認。
他的博學多才表現在諸多領域，神學、哲學、語言學、經濟學，同樣還有化學、地理、動物學、植物學，且在以上所有領域中，他都取得了全新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他對植物和動物進行的描寫與說明，其精準，其細緻，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努力換來了豐厚回報，他所采集到的标本各種各類，不計其數，十分珍貴。
然而，見識廣博、洞悉真知，決心與毅力，如此種種混合到一起之後，卻也徒勞無功。
到頭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整個遠征期間，福斯科爾真正擔心的事情隻有一件，那便是其他人可能會竊取他的研究成果&mdash&mdash在他找到時機徹底完成之前。
他不想和任何人分享這份榮耀。
為此他發明了數字編号暗碼，并以縮寫的形式運用到他所有的文字描寫說明中，如此一來，這些暗碼就可以自成系統而難以被人識破。
坦白地說，他的擔憂并不是毫無根據的。
然而，哥本哈根卻不是那個真正截獲了他理想的敵人。
&ldquo萬一我沒有機會活着回去的話，那，我和科學也好，科學界與我也罷，其中損失之慘重，真是無以言表了。
&rdquo他在給林内烏斯的那封信裡似乎預見了這種可能性。
沒錯，死亡才是。
死亡截獲一切，不由分說。
當福斯科爾在1763年7月11日病終于傑裡姆之時，他的所有手稿及絕大部分的采集标本都還是原封未動的，由此可以估量一下還剩多少。
1761年他們待在君士坦丁堡期間，他曾留下并打包了一大批植物标本，以及&ldquo格陵蘭号&rdquo航行過程中他所采集到的海洋動物。
福斯科爾曾經十萬火急地要求立即将這些大木箱子寄發走，不然的話，酒精在當時那種溫熱的氣候下很容易就會揮發幹淨。
但是馮·加勒卻不急不忙。
等到這些辛辛苦苦采集來的成果終于被送到哥本哈根時，都是兩年以後的事了，而那時，絕大部分生物也都腐壞了。
随後到了埃及，福斯科爾也寄走了三大包植物，好多個箱子，裝有酒精封存的動物，昆蟲标本和大量鳥類标本。
這批委托運送的貨物抵達其目的地時也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因為運途中遇上的一些海盜偏偏對這些東西感興趣。
後來在蘇伊士，他也寄走了一箱自然曆史标本，而這個箱子壓根兒沒到終點，直接不知所蹤。
接着他們到了阿拉伯半島，他什麼都沒寄，所有家當和收集品都裝在了那些個大木箱子裡，後來經由伊斯梅爾·薩利赫代運到穆哈海關&mdash&mdash虧得有這個家夥的&ldquo幫忙&rdquo&mdash&mdash在那兒所遭到的破壞，正如我們先前所見，福斯科爾的很多收集都未能幸免。
于是再一次，高溫緻使酒精揮發，不少箱子裡的魚都腐爛了，結果就是不得不将這些爛魚投進紅海裡去。
然而，就算經曆了如此不幸，保留下來的起碼還有12箱，福斯科爾死後，這些箱子也都從穆哈被運到了孟買。
到孟買以後，它們又被送到加爾各答，那裡的一位丹麥商人會負責把它們帶到德倫格巴爾。
然而等到了德倫格巴爾時發現，運輸過程中那些箱子又遭到了嚴重損壞，大量包裹都進了鹽水，那些盛着标本的燒瓶也都碎了，酒精要麼揮發要麼失效了。
德倫格巴爾的那些傳教士隻得将以上這些統統扔掉，剩下的則由亞洲公司出錢，重新用更結實的箱子打包好後，裝載到一艘丹麥輪船上，駛往中國。
等到旅程全部結束以後，輪船将會返回哥本哈根。
1766年，也就是在福斯科爾去世整整三年以後，他生前的收集所剩下的最後一部分才得以抵達丹麥。
按理說，種子是最方便運寄的。
即便如此，出于某些原因，福斯科爾在這方面的工作強度仍舊是不亞于動物标本的采集。
福斯科爾不僅從君士坦丁堡、開羅、吉達、盧海耶都寄出了種子，而且還給這些種子非常仔細地編上号碼列了目錄，多達347種&mdash&mdash想必是到那時為止的數量上限，且無論後來他在也門發現的那些。
不管怎麼說，這都不是一筆小數目了。
然而事實上，福斯科爾寄出的種子數目&mdash&mdash是這個總和的6倍&mdash&mdash總計有2000多種，都是單獨寄出的大批量。
還記得福斯科爾當初的那個計劃吧，是的，他确實付諸實際行動了：他給歐洲所有極具影響力的高等院校都寄去了種子。
這個計劃最初還是他在馬賽逗留期間的一個設想，為的是能夠讓他有機會給林内烏斯分享自己調查研究的勞動成果。
福斯科爾從君士坦丁堡、開羅、吉達、盧海耶四地，向歐洲各地的植物學家寄出種子，分别有哥本哈根的厄德爾烏普薩拉的林内烏斯、倫敦的米勒、巴黎的朱西厄、萊頓的布爾曼、蒙特彼利埃的索瓦熱。
因此，他就要準備六份不同的種子集合，并且還得把所有條目都列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在給林内烏斯的信裡提到了自己準備的不容易：&ldquo确實是讓我的工作量加重了很多，但一想到這是在為科學而工作，我也甘願如此，不遺餘力。
&rdquo由于這些采集全都抵達了哥本哈根和烏普薩拉且沒有損毀，那麼想必其他城市的大學應該也都收到了。
除了以上提及的這些種子之外，還有福斯科爾在遠征過程中搜集編寫的那本大型植物标本集，從這本集子最初的文本内容來看，其中含有1300種不同植物。
最後，這本植物标本集也是毫無損毀地成功抵達了哥本哈根。
至于福斯科爾的手稿&mdash&mdash他們在他死後整理了七個大包裹&mdash&mdash将會随輪船從孟買送至哥本哈根，包括他的遠征日記、對各種動植物的詳盡描寫說明，以及諸多方面的論著。
其中，論著涉及穆斯林的風俗習慣、也門語言的發音法、哥普特教會、麻風病，還有也門的早期曆史。
另外，手稿還包括他所到過的那些國家地區的價格、貨物、貨币、計量單位等方面的記載；我們前面還提到過，早期福斯科爾曾在開羅寄出了論文專著，包括《開羅&mdash亞曆山大的植物群綜述》《埃及陸生生物繁殖能力研究》《埃及植物系統編目分類》。
第一篇是送到哥本哈根了，後兩篇據德國領事館的那位秘書特姆勒所言，則是&ldquo沒有收到&rdquo。
盡管一路上遭到損失毀壞的不計其數，福斯科爾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收集成果及手稿順利抵達了目的地。
既然如此，按理說這些辛苦所得此時應當處于安全保管中了吧？終于不必再遭損毀，終于可以被呈給權威機構進行詳盡的科學審查了吧？然而真相，卻是苦不堪言。
福斯科爾瀝盡心血換來的這些成果，無論在翻閱千山萬水的過程中遭受了多少毀損，都比不上它在哥本哈根的命途慘烈。
也許天公不作美吧，事件的起因還是那些動物标本&mdash&mdash最終抵達哥本哈根的少說也得有十個大木箱子。
這些箱子的收件人是彼澤·阿斯卡尼俄斯。
此人是自然曆史博物館的館長，也是弗裡德裡克五世在夏洛滕堡宮建設的&ldquo經濟自然曆史階梯室報告大廳&rdquo的一位教授。
阿斯卡尼俄斯是克拉岑·施泰因教授的密友，二者都是當初力挺克拉默的那一派，毫無疑問，記憶如昨般曆曆在目，彼時與福斯科爾之間因候選人而起的那場惡戰，這兩人自然是不會忘記的。
那麼，阿斯卡尼俄斯先生是否對這個機智的瑞典人仍舊心懷憎恨？或者僅僅是他這個人原本就這樣冷漠？緣由雖不明确，但是事實無可争辯：在接手了裝有死者的标本的這些箱子和包裹之後，他就置之不理了，既沒有打開，也沒上呈給任何的科學審查機制&mdash&mdash如此一來他也省卻了給數百個玻璃容器更換酒精的麻煩。
就這樣，好幾年過去了。
在烏普薩拉，林内烏斯開始焦躁不安了。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些标本的情況，于是他就詢問丹麥當時最有前景的動物學家，布呂尼奇。
随後在1765年年初，他收到一封回信：&ldquo關于那些豐富而寶貴的材料，目前情況尚不明确。
但我知道它們是福斯科爾先生的畢生心血。
幾年前，這裡曾收到過他的采集成果，裡面的那些标本基本都是來自地中海及其周圍地區，也有一部分來自埃及本土。
當時我也看到了，心底裡頗為震撼，十分佩服，若沒有勤勉刻苦的付出，如何能有那麼壯觀的收獲量？如此豐碩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