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盡管時局動蕩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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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的1月4日，一個風平浪靜的冬日上午，五個旅行裝束的男子，從哥本哈根的收費站出發，向着城外的港口錨地緩緩駛去。
仿佛是在向着太陽前進。
立于船頭回身望去，城市躺在一月淡薄的光線裡沉默不語。
這座小小的國際都會，那片環繞着伊格維[1]的嶄新成果&mdash&mdash阿馬林堡貴族宮殿[2]&mdash&mdash的優雅城區，就這樣漸漸遠去了。
而前方等着他們的，是那艘沐浴在冬陽裡的&ldquo格陵蘭号&rdquo海軍艦艇。
大船十分耀眼，船桅、風帆、繩索，遠遠就能望見；或許也有人注意到船身投下的那片黑色暗影，随即一絲隐隐的不安劃過心頭。
是的，他們将會登上這艘輪船，開啟漫長的遠航之旅，未來的數月時間，他們都得在旅途中度過了：輪船出發後要先往北行，到斯卡恩[3]附近，再往南行，進入地中海，穿行而過，前往君士坦丁堡。
而後從那裡繼續旅途，去往亞曆山大，繼而抵達開羅、蘇伊士[4]；随後便是遠行，南下穿過紅海，直到抵達阿拉伯半島南端，抵達那片生産乳香、沒藥、香脂的不可思議的土地。
那片土地是亞曆山大大帝都曾夢想征服的人間天堂；不過那裡也是從未有人涉足的地方，包括年輕有為的亞曆山大大帝&mdash&mdash或許他沒去那裡的原因恰恰就是從沒有人到過那裡。
那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稱為&ldquo阿拉伯菲利克斯&rdquo，即&ldquo阿拉伯福地&rdquo。
&ldquo阿拉伯菲利克斯&rdquo也好，&ldquo阿拉伯福地&rdquo也罷，它的名字對于此時擺渡船上的五個人來說，由于他們國籍不同，語言不同，表達方式自然也不一樣。
有人喜歡用拉丁語，有人則習慣用德語。
因為這支隊伍裡隻有兩個丹麥人，另外兩個是德國人，還有一個瑞典人。
他們都還年輕，其中年紀最大的也不過34歲，最小的才28歲。
此行一去，可以說，在未來好幾年的時間裡，他們都得互相陪伴，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在當下這個節骨眼兒上，這一行人彼此相識不過幾周而已。
雖說他們已經上了同一條船，同往一處，然而彼此之間卻極有可能無話可說。
沒錯，他們是奔着&ldquo阿拉伯福地&rdquo而去，不過此時并沒有誰的臉上洋溢着快樂與幸福。
誠然，陌生的遠方确實帶有強烈的吸引力，但也不排除有未知的險惡，如果他們是因為覺察到了這一點，而有打退堂鼓的心理，倒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這隻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我們也隻是推測罷了。
至于遠征隊為什麼會在剛剛出發後的這段時間内沉默不語（陰雲不散），或許還有更為嚴重的原因吧&mdash&mdash其實都用不着推測。
因為很不幸，那已是确切的事實。
種種緣由一言難盡，總之，團隊雖小，内部的沖突與紛争卻不小。
他們早在出發前就已經鬧得很難堪了。
不過對于此次遠征考察的消息，國家并沒有透露給新聞媒體。
直到一周以後，也就是1761年的1月12日，《哥本哈根郵報》（CopenhagenPost）的頭版才報道了這則新聞，宣布如下： 時局動蕩不安，陛下雖勤于朝政，日理萬機，但仍舊不忘促進知識與科學的進步，為他的子民謀求更輝煌的榮耀，陛下為此，殚精竭慮，就在不久前，他派遣了一支乘坐&ldquo格陵蘭号&rdquo軍艦出發的學者隊伍，他們将會穿越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再穿過埃及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之後他們會取道叙利亞，返回歐洲；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會全心緻力于新的考察、研究、探索、發現，以期學術成就上的新突破，同時，他們也會在那邊收集有價值的東方手稿及抄本，并将其與東部地區的标本及珍品等，一并寄回。
遠征隊包括以下成員：1.古典語言學家，弗裡德裡克·克裡斯蒂安·馮·黑文教授；2.自然科學家、植物學家，彼得·福斯科爾教授；3.數學家、天文學家，工兵上尉[5]卡斯滕·尼布爾；4.醫學家、自然科學家，克裡斯蒂安·卡爾·克拉默博士；5.畫家、雕刻家，格奧爾格·威廉·博朗芬先生。
這支隊伍會在東方考察數年時間，加之在擔此重任前，他們也經過了好些年的認真準備，因此，就讓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吧，他們的勤奮、才幹、毅力，加上上帝的保佑，一定會取得可喜的豐碩成果，會為我們帶回先進的知識，特别是對《聖經》教義更為精準的解讀與闡述。
就在萬衆期待之下，丹麥遠征隊向着阿拉伯半島出發了。
這支隊伍，不僅是丹麥曆史上向阿拉伯半島派遣的第一支大規模的遠征考察隊，同時也是世界曆史上向阿拉伯半島派出的第一支遠征考察隊。
于是丹麥遠征隊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
因為說到底，當時可是啟蒙時代啊，整個歐洲都在渴求知識，對這場大膽的事業自然是予以密切關注；來自整個歐洲大陸[6]的各個頂級大學的學者，都會給遠征隊成員寄去他們在這些未知領域的學術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期望對方能為其提供解答。
如此，在整個18世紀剩下的幾十年裡，他們把這場遠征尊稱為&ldquo阿拉伯之行&rdquo（ArabianJourney），正如其名，它代表着一種高度尊重，因為遠征實現了諸多新發現的可能&mdash&mdash盡管它本身曆盡悲苦艱辛；在此一百年後，英國探險家提及&ldquo卡斯滕·尼布爾的遠征&rdquo（CarstenNiebuhr&rsquosexpedition）時，也會帶着最崇高的敬意。
而今天，在這場遠征結束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卻已全然忘懷。
1761年，是&ldquo格陵蘭号&rdquo從哥本哈根出發的時間，但卻并不是這項遠征事業的真正起點。
事實上，早在1756年的5月，當格丁根大學（GöttingenUniversity）的德國東方學專家約翰·大衛·米凱利斯，向丹麥外交部部長J.H.E.伯恩斯托夫[7]提出那個頗具首創性的建議時，這場遠行就已經萌芽了。
話說米凱利斯當時就像是被這個新奇的想法擊中了一般&mdash&mdash當然他後來也因此聞名于世。
他是這麼建議伯恩斯托夫的，丹麥每年不是都會派遣傳教士到德倫格巴爾[8]嗎？應當抓住這個機會，對一些傳教士加以培訓，讓他們去探索阿拉伯半島的南部地區。
彼時格丁根是漢諾威王朝[9]統治下的學術之都，由于血緣紐帶關系，漢諾威是和英格蘭聯在一起的，因此，就整個歐洲大陸而言，英國實證主義的腳跟，在這兒站得最穩。
米凱利斯教授是個自然神論者，也是實證主義者。
他摒棄了世人對《聖經》的舊有理念，并不認為書中的每句話都出于上帝的默示而神聖不可侵犯；相反，他隻是把經文視為普通文獻，認為它是處于獨立的曆史學與語言學的系統之中，從而能夠對此加以考證。
于是在研究過程中，他忽然想到，若能去到阿拉伯半島一探究竟，或許他在解析《聖經》語言文本時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就能迎刃而解了。
例如，可以對阿拉伯半島上生長着的那些動植物進行考察與識别，而後便能明确它們是否也在《聖經》裡出現過；可以對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環境展開研究，尤其是紅海的潮汐變化，這對以色列人逃離埃及那部分内容的理解極為關鍵。
最後，米凱利斯還設想，前往那裡的調研人員也可以研究阿拉伯人的日常習慣、風俗傳統，以及他們的建築樣式與風格。
總之，他的想法就是，阿拉伯人一直固守着古老傳統的傳承與沿襲，而如今像他們這般生活的民族，在這個地球上已經不多見了；因此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通過研究阿拉伯的文化形态來了解與之相似的那些古老的以色列人；并且僅就研究範疇而言，阿拉伯半島甚至要優于巴勒斯坦，因為後者在古今間隔的數世紀的時間裡受到了太多外來影響而已漸漸失去它的原有文化形态了。
米凱利斯在信中向伯恩斯托夫提議，如果丹麥真的打算把那些傳教士從德倫格巴爾派往阿拉伯半島，那就應該讓他們在出發前接受一次全面的初步培訓，至于培訓他們的人員，丹麥政府可以給格丁根大學的兩個學生發放三年的獎學金，讓這兩個學生得到充足培訓，再去哥本哈根，向那些被選定的傳教士言傳身教。
由此，米凱利斯繼續說道，他很想推薦兩個學生擔此重任，一個是來自挪威的斯特倫，另一個是來自丹麥的馮·黑文，他倆在他的語言學課上成績都十分突出。
教授的提議立即在漢諾威王室貴族的這位伯恩斯托夫心中産生了共鳴，後者回應道，此事關乎文藝與學術事業的興榮，意義重大。
對此，丹麥政府隻有一個要求，懇請米凱利斯為那兩位學生提交一份更為具體明确的旅行日程安排。
這一要求使米凱利斯調整了最初計劃，建議不妨就培訓一個學生&mdash&mdash省卻再次培訓傳教士的麻煩&mdash&mdash這個學生可以獨自承擔起前往阿拉伯半島的考察之旅。
米凱利斯坦言，這樣做可能會導緻更多開銷，但若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考慮，他又覺得此次花費與投入十分值得。
至于誰來挑起大梁，教授則從此次任命的候選人中推薦了得意門生斯特倫。
待到這一年剛剛邁進十月，伯恩斯托夫已給米凱利斯發去通知，國王弗裡德裡克五世已将此事提上議程，也接受了斯特倫的提名；另外，考慮到後者主要是一名語言學家，哥本哈根決定任命一名植物學家與之一同前往。
但故事後來并沒有順理成章，他倆誰都沒能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這還得從另一個候選人說起。
在整個過程中，丹麥的馮·黑文覺得自己被徹頭徹尾地無視了，内心甚覺屈辱。
當聽說了斯特倫的任命後，他先是立即寫信給伯恩斯托夫，說，其實斯特倫不堪大任，此人一想到自己要全力承擔這種性質的考察工作，内心便畏懼得很；與此同時，他覺得自己應該向部長閣下表明心迹，即若斯特倫無法戰勝自己對迢迢旅途的恐懼心理，而決定謝絕這份皇室任命，那麼他本人，馮·黑文，欣然前往，義不容辭；能夠承擔這樣一場遠征考察是他一直以來的渴望，他定會排除萬難，不辱使命。
這封信寫罷，馮·黑文便把說服的矛頭轉向了格丁根的那位校友。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可真是苦口婆心，那百般勸阻的模樣，就好像他是一個阿拉伯旅行方面的專家，對行途中的種種危險了若指掌似的。
反正不管怎麼說，斯特倫沒過多久便聯系到米凱利斯，請求他幫自己推掉這個重任；而馮·黑文則是如願以償，他自然很開心，幾近忘乎所以，以至于他對斯特倫描述的那些可怕的生死存亡艱難險惡，統統被抛諸腦後，仿佛它們都會瞬間消失掉一樣。
但，隻有命運本身&mdash&mdash留意了他說的每句話&mdash&mdash對此深思熟慮且銘記在心了。
其實米凱利斯選斯特倫參加遠征，既非貿然之舉，也無偏袒之意。
畢竟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二選一的時候他就跟馮·黑文解釋過，在阿拉伯半島的考察絕非易事，身體素質必須過硬，相比之下挪威人要更适合一些，但是丹麥人根本聽不進勸。
而現在呢，斯特倫已經退出，米凱利斯覺得自己很難再拒絕馮·黑文的請命，便向伯恩斯托夫推薦此人：&ldquo馮·黑文是我校學生，目前已取得碩士學位。
一開始他聽說機會給了斯特倫，心裡就有些不是滋味。
他告訴我，他心心念念能有這樣一場遠征考察，并為此準備了很久，幾年前他就開始選我的東方學課程，恰恰也是這個原因。
他日期夜盼着能承擔此次遠征考察，如此強烈的内心動力實為可貴，就是花錢、專門教導都不一定能培養得出的。
此外，他博學多識，對考察所必要的輔助知識領域也都相當熟悉，包括植物學。
&rdquo聽聽這赤誠之心，這出類拔萃，真是可敬可佩。
然誰曾想，這番薦詞到底還是讓教授打臉了。
在幾年之後，就在給伯恩斯托夫寫另一封信時，米凱利斯卻無法自圓其說了，他幾乎是逐字逐句地推翻了自己在推薦信中所說過的話。
然而到了那時再去澄清看清，卻已經來不及了。
作為加入這場遠征的條件，馮·黑文要求給他兩年的時間做初步研究，但在此期間丹麥政府每年必須給他提供500裡格斯達勒[10]的津貼。
一個月之後，也就是1756年11月2日，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凱利斯，馮·黑文已經通過了審議，現在已被正式任命。
馮·黑文随即投入了準備工作中，但他很快就被一些困難給鉗制了：遠征考察涉及的範圍極廣，他擔心自己一人應付不來。
1757年的春天，米凱利斯不得不去信伯恩斯托夫，說，馮·黑文之前沒有考慮到自己要掌握這次考察所必需的全部數學知識，因此為大局計得再添一名數學家，主要負責相關的地理研究。
如此設定的意圖，是讓新添的數學家給馮·黑文做助理。
也就是說，馮·黑文仍舊作為這次任命的第一負責人&mdash&mdash對此人享有命令權和指揮權。
馮·黑文之前提出的津貼問題，伯恩斯托夫也同意了，但為難的是，上哪裡去找一個适合遠征的數學家呢。
雖然米凱利斯推薦了一個名叫瑟德貝裡（Söderberg）的瑞典人，但這次舉薦被迫以失敗告終，因為那人參加了本國的一次革命，由于未能成功而慘遭流放；哥本哈根那邊似乎也尋不到合适人選；還有一個名叫伯爾青（Bölzing）的德國人，在慎重考慮過這項使命之後，還是選擇了放棄。
眼看着1758年的夏天已經來臨，彼時距離出發的日子也越來越近，數學家的事卻還是沒有眉目。
無奈之際，他們隻好選了格丁根大學的名學生來擔任這個助理。
此人非常年輕，可以說是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
至于這不見經傳的名字，便是卡斯滕·尼布爾。
剛剛完成了數學家的任命沒多久，伯恩斯托夫又被告知，起先選好的那個和馮·黑文同往的植物學家，也臨陣變卦了。
米凱利斯敦促他得盡快補上這個職缺。
可這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兒。
但事在人為。
1759年1月1日，這位德國教授給伯恩斯托夫發去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ldquo我終于找到了擔任&lsquo阿拉伯之行&rsquo植物學家的極合适人選，可以這麼說，此人其實超出了我的預期。
他是我先前的一個學生，名叫福斯科爾，出生于瑞典。
來上我的課程之前，他就已研習過阿拉伯語，在植物學方面也相當出色&mdash&mdash事實上他對整個自然曆史領域也是遊刃有餘&mdash&mdash根本不需要進行任何初步培訓。
若說此人的缺點，大概就是他秉持過分的懷疑主義，不過這一點也是&lsquo雙刃劍&rsquo，利用得當會使他更加适合這次考察。
&rdquo 再一次，教授的滿腔熱忱溢于言表，在薦詞中對自己的學生贊許有加&mdash&mdash隻不過日後他不需要再對這番話後悔不疊；而伯恩斯托夫也是立即回信給教授，說自己已經接受他的提議，并授權與他，和福斯科爾協商有關細節。
最初的方案，是培訓兩個學生，然後讓他們教授那些被選出前往考察的傳教士。
而最後取而代之的，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逐步形成的一個獨立自主的學術遠征考察隊。
丹麥國王之所以立時接受了這個方案，是時代的整體風潮使然&mdash&mdash支持文藝與科學事業正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
普魯士的弗裡德裡克大帝[11]就把他的閑暇時光花在無憂宮[12]裡：和伏爾泰進行哲學探讨，或者和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起演奏長笛。
丹麥自然對此有所耳聞：既然這個弗裡德裡克能如此消遣解悶，那另一個弗裡德裡克便可以此為典範，效而仿之，豈不美哉？倘若丹麥國王也願意犧牲個人閑暇，以傾心于這種哲學的或藝術的消遣方式，那麼如此一來，必能像腓特烈大帝一樣聞名遐迩。
不過作為國王的個人顧問，冷漠而精明的莫爾特克心裡很清楚，這麼做确實有點兒東施效颦，因為多數情況下，弗裡德裡克五世在娛樂消遣面前會把持不住自己，以至于末了回寝宮時總是&ldquo沉醉不知歸路&rdquo。
但即便如此，莫爾特克也覺得無傷大雅，他力谏陛下實行積極慷慨的文藝政策，因為他更清楚的一點是，他們可以從中赢得尊崇和聲望，憑此揚名于世并萬古流芳&mdash&mdash難道還不足夠嗎。
足夠。
這些人順勢而為，的确無可非議。
他們明白，眼下他們對文藝和科學事業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具有長遠利益的投資&mdash&mdash可以為自己赢取未來的聲望，亦可無懼年輪更疊歲月交接。
他們希望能為自己成就這樣的功與名，以穿越日後漫長時間而不被磨滅。
這種渴望是發自内心的，他們渴望能被世人記得久一點，再久一點。
男人在這方面真是十足天真，他們想要功蓋天下，名垂青史，為人生獲得曆史意義，于他們而言，被人鐘愛和銘記是如此重要的事。
他們甚至要讓遠在兩百多年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仍舊記得：他們建造了阿馬林堡貴族宮殿；他們邀請德國詩人克洛蔔施托克[13]在丹麥完成他的史詩《彌賽亞》，并賞賜他豐厚的酬金；他們加入到與瑞典的競争中，隻因學識淵博的林内烏斯赢得了科學界的至高榮譽；他們邀請植物學家厄德爾[14]在哥本哈根設計一座植物園，支持出版那本造價高昂的《丹麥植物志》[15]；他們在夏洛滕堡[16]打造了一座自然曆史博物館，成立了皇家藝術學院[17]。
盡管面臨戰争的威脅和國家财政收入的困難，這些政要首腦仍要設法執行一個大膽而豐富的文化工程計劃，其中，最棒的想法之一便是&ldquo阿拉伯之行&rdquo：不僅僅是進行一些史無前例的嘗試，更重要的是在異國領域展開學術探究。
這一舉措同時滿足了那個時代最狂熱的兩種追求：對科學投入的極大興緻，和對外國尤其是東方地域燃起的高昂熱情&mdash&mdash這給整個18世紀後期的歐洲留下了深刻印記和深遠影響。
由于此次遠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實地考察收集資料，以期對《聖經》文本有更深刻的理解與剖析，因此執行這場行動的信念是不可動搖且毋庸置疑的。
伯恩斯托夫老謀深算，把整個計劃的籌備與開展交與格丁根大學的米凱利斯，自信這位興緻勃勃欣然領命的教授定能不負重托。
年輕的弗裡德裡克手上有這張王牌，縱使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也得甘拜下風。
2 馮·黑文、福斯科爾、尼布爾的任命完成，意味着伯恩斯托夫和米凱利斯已經為即将到來的遠征考察配備了核心力量：排在首位的是語言學家兼人類文化學家，次位的是植物學家兼動物學家，末位的則是數學家兼天文學家。
他們非常希望被選中的這三個人可以彼此欣賞相處融洽&mdash&mdash但這種期待到底還是落空了。
作為學者，他們的确可以組成一個整體；但作為人，他們彼此之間差異太大，組成一個所謂的整體後，反而在人性的烘托下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戲劇性。
三人中，最先被任命的是弗裡德裡克·克裡斯蒂安·馮·黑文，他也是年齡最長者。
1727年，馮·黑文出生于丹麥菲英島[18]南部的西斯凱甯厄教區，是一名牧師的兒子。
父親在他11歲那年就去世了，除此之外，他的童年生活不為人知。
母親名叫瑪麗·維蘭特，可能是哥本哈根著名的印刷商及出版人約胡姆·維蘭特的姐姐，約胡姆是靠發行輕松讀物發家緻富的，此人同時也為《丹麥日報》的發行奠定了基礎。
盡管丈夫去世得早，瑪麗還是設法繼續供兒子念書。
18歲那年，也就是1745年，馮·黑文離開歐登塞去上大學，僅三年的時間，他便通過了神學專業的考試，再兩年後則獲得了語言學碩士學位。
随後他專注于東方語言學的研究，作為入門，他應該是先接觸了希伯來語，而後搬到了格丁根&mdash&mdash為的就是去聽米凱利斯教授的課程。
馮·黑文接替斯特倫前往&ldquo阿拉伯之行&rdquo的任命時，正值29歲。
閱讀他在這個時期的往來信件&mdash&mdash都是用标準而優雅的法語寫就&mdash&mdash會覺得此人是一個在世間如魚得水的男子，天資聰穎且風華正茂。
學術研究對他而言，與其說是一項嚴肅的使命，不如說是滿足個人愉悅的消遣愛好。
他總是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好像什麼都了解，實則學識并不淵博；圓滑有餘而敏銳不足；打扮得倒是挺講究，看起來也風流倜傥，但若論及真正的風度，确是差得遠了。
馮·黑文用計使同僚斯特倫知難而退一事，讓我們對他的品行有了一個大緻判斷。
但他身上絕對也有過人之處，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不然的話，他怎麼能讓伯恩斯托夫和米凱利斯這等重要的人物妥協讓步呢。
盡管父親早逝，他還是沿着求學這條道路走了下去，且從未中斷，那麼可想而知，在1756年時，他身上應該還承擔着不少債務。
再結合他後來種種變本加厲的索錢行為來看，若不是因為債台高築，又能因為什麼？所以，說到底就是為了錢，錢才是他給米凱利斯施加壓力的真正動機&mdash&mdash畢竟身負諸如此類的債務&mdash&mdash而不是起先他口口聲聲說的&ldquo渴望排除萬難，不辱使命&rdquo。
可能最初他是存有一絲僥幸心理的，于是也沒有細加考慮這個瘋狂的遠征方案到最後究竟會不會成功實施&mdash&mdash他覺得不會。
但不管怎樣，對于馮·黑文來說，承擔阿拉伯菲利克斯項目所獲得的資金支持，顯然意味着一筆可觀收入。
他為加入這次考察所申請的附加條件，實際上是為自己保證了一個長久穩固的階段：他可以一邊做研究，為自己做好準備工作；同時每年還能從丹麥國王那裡領到一筆津貼。
這筆賬算得穩賺不賠。
起初，馮·黑文獲批了兩年的準備時間，這兩年中他每年都能拿到500裡格斯達勒，也就是現在的2500英鎊。
這筆錢的數目不小吧？然而，就是在沒有承擔任何特殊責任及義務的情況下，他還是成功拿到了兩倍不止的津貼。
馮·黑文剛被任命後沒多久，就開始設法停留不前，遷延觀望&mdash&mdash急促要求他們去找一個數學家來協助他；而後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他在米凱利斯的指導下研究阿拉伯語；但是到了1758年的春天時，他已經對這些研究感到厭倦，遂即心生一計，轉而叨擾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一再表明這次遠征得往後推遲。
伯恩斯托夫就去說服國王，另外提供給馮·黑文一份津貼，好讓他去羅馬的馬龍派教會學院[19]學習
仿佛是在向着太陽前進。
立于船頭回身望去，城市躺在一月淡薄的光線裡沉默不語。
這座小小的國際都會，那片環繞着伊格維[1]的嶄新成果&mdash&mdash阿馬林堡貴族宮殿[2]&mdash&mdash的優雅城區，就這樣漸漸遠去了。
而前方等着他們的，是那艘沐浴在冬陽裡的&ldquo格陵蘭号&rdquo海軍艦艇。
大船十分耀眼，船桅、風帆、繩索，遠遠就能望見；或許也有人注意到船身投下的那片黑色暗影，随即一絲隐隐的不安劃過心頭。
是的，他們将會登上這艘輪船，開啟漫長的遠航之旅，未來的數月時間，他們都得在旅途中度過了：輪船出發後要先往北行，到斯卡恩[3]附近，再往南行，進入地中海，穿行而過，前往君士坦丁堡。
而後從那裡繼續旅途，去往亞曆山大，繼而抵達開羅、蘇伊士[4]；随後便是遠行，南下穿過紅海，直到抵達阿拉伯半島南端，抵達那片生産乳香、沒藥、香脂的不可思議的土地。
那片土地是亞曆山大大帝都曾夢想征服的人間天堂；不過那裡也是從未有人涉足的地方，包括年輕有為的亞曆山大大帝&mdash&mdash或許他沒去那裡的原因恰恰就是從沒有人到過那裡。
那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稱為&ldquo阿拉伯菲利克斯&rdquo，即&ldquo阿拉伯福地&rdquo。
&ldquo阿拉伯菲利克斯&rdquo也好，&ldquo阿拉伯福地&rdquo也罷，它的名字對于此時擺渡船上的五個人來說，由于他們國籍不同，語言不同，表達方式自然也不一樣。
有人喜歡用拉丁語，有人則習慣用德語。
因為這支隊伍裡隻有兩個丹麥人，另外兩個是德國人，還有一個瑞典人。
他們都還年輕，其中年紀最大的也不過34歲，最小的才28歲。
此行一去，可以說，在未來好幾年的時間裡，他們都得互相陪伴，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在當下這個節骨眼兒上，這一行人彼此相識不過幾周而已。
雖說他們已經上了同一條船，同往一處，然而彼此之間卻極有可能無話可說。
沒錯，他們是奔着&ldquo阿拉伯福地&rdquo而去，不過此時并沒有誰的臉上洋溢着快樂與幸福。
誠然，陌生的遠方确實帶有強烈的吸引力，但也不排除有未知的險惡，如果他們是因為覺察到了這一點，而有打退堂鼓的心理，倒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這隻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我們也隻是推測罷了。
至于遠征隊為什麼會在剛剛出發後的這段時間内沉默不語（陰雲不散），或許還有更為嚴重的原因吧&mdash&mdash其實都用不着推測。
因為很不幸，那已是确切的事實。
種種緣由一言難盡，總之，團隊雖小，内部的沖突與紛争卻不小。
他們早在出發前就已經鬧得很難堪了。
不過對于此次遠征考察的消息，國家并沒有透露給新聞媒體。
直到一周以後，也就是1761年的1月12日，《哥本哈根郵報》（CopenhagenPost）的頭版才報道了這則新聞，宣布如下： 時局動蕩不安，陛下雖勤于朝政，日理萬機，但仍舊不忘促進知識與科學的進步，為他的子民謀求更輝煌的榮耀，陛下為此，殚精竭慮，就在不久前，他派遣了一支乘坐&ldquo格陵蘭号&rdquo軍艦出發的學者隊伍，他們将會穿越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再穿過埃及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之後他們會取道叙利亞，返回歐洲；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會全心緻力于新的考察、研究、探索、發現，以期學術成就上的新突破，同時，他們也會在那邊收集有價值的東方手稿及抄本，并将其與東部地區的标本及珍品等，一并寄回。
遠征隊包括以下成員：1.古典語言學家，弗裡德裡克·克裡斯蒂安·馮·黑文教授；2.自然科學家、植物學家，彼得·福斯科爾教授；3.數學家、天文學家，工兵上尉[5]卡斯滕·尼布爾；4.醫學家、自然科學家，克裡斯蒂安·卡爾·克拉默博士；5.畫家、雕刻家，格奧爾格·威廉·博朗芬先生。
這支隊伍會在東方考察數年時間，加之在擔此重任前，他們也經過了好些年的認真準備，因此，就讓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吧，他們的勤奮、才幹、毅力，加上上帝的保佑，一定會取得可喜的豐碩成果，會為我們帶回先進的知識，特别是對《聖經》教義更為精準的解讀與闡述。
就在萬衆期待之下，丹麥遠征隊向着阿拉伯半島出發了。
這支隊伍，不僅是丹麥曆史上向阿拉伯半島派遣的第一支大規模的遠征考察隊，同時也是世界曆史上向阿拉伯半島派出的第一支遠征考察隊。
于是丹麥遠征隊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
因為說到底，當時可是啟蒙時代啊，整個歐洲都在渴求知識，對這場大膽的事業自然是予以密切關注；來自整個歐洲大陸[6]的各個頂級大學的學者，都會給遠征隊成員寄去他們在這些未知領域的學術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期望對方能為其提供解答。
如此，在整個18世紀剩下的幾十年裡，他們把這場遠征尊稱為&ldquo阿拉伯之行&rdquo（ArabianJourney），正如其名，它代表着一種高度尊重，因為遠征實現了諸多新發現的可能&mdash&mdash盡管它本身曆盡悲苦艱辛；在此一百年後，英國探險家提及&ldquo卡斯滕·尼布爾的遠征&rdquo（CarstenNiebuhr&rsquosexpedition）時，也會帶着最崇高的敬意。
而今天，在這場遠征結束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卻已全然忘懷。
1761年，是&ldquo格陵蘭号&rdquo從哥本哈根出發的時間，但卻并不是這項遠征事業的真正起點。
事實上，早在1756年的5月，當格丁根大學（GöttingenUniversity）的德國東方學專家約翰·大衛·米凱利斯，向丹麥外交部部長J.H.E.伯恩斯托夫[7]提出那個頗具首創性的建議時，這場遠行就已經萌芽了。
話說米凱利斯當時就像是被這個新奇的想法擊中了一般&mdash&mdash當然他後來也因此聞名于世。
他是這麼建議伯恩斯托夫的，丹麥每年不是都會派遣傳教士到德倫格巴爾[8]嗎？應當抓住這個機會，對一些傳教士加以培訓，讓他們去探索阿拉伯半島的南部地區。
彼時格丁根是漢諾威王朝[9]統治下的學術之都，由于血緣紐帶關系，漢諾威是和英格蘭聯在一起的，因此，就整個歐洲大陸而言，英國實證主義的腳跟，在這兒站得最穩。
米凱利斯教授是個自然神論者，也是實證主義者。
他摒棄了世人對《聖經》的舊有理念，并不認為書中的每句話都出于上帝的默示而神聖不可侵犯；相反，他隻是把經文視為普通文獻，認為它是處于獨立的曆史學與語言學的系統之中，從而能夠對此加以考證。
于是在研究過程中，他忽然想到，若能去到阿拉伯半島一探究竟，或許他在解析《聖經》語言文本時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就能迎刃而解了。
例如，可以對阿拉伯半島上生長着的那些動植物進行考察與識别，而後便能明确它們是否也在《聖經》裡出現過；可以對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環境展開研究，尤其是紅海的潮汐變化，這對以色列人逃離埃及那部分内容的理解極為關鍵。
最後，米凱利斯還設想，前往那裡的調研人員也可以研究阿拉伯人的日常習慣、風俗傳統，以及他們的建築樣式與風格。
總之，他的想法就是，阿拉伯人一直固守着古老傳統的傳承與沿襲，而如今像他們這般生活的民族，在這個地球上已經不多見了；因此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通過研究阿拉伯的文化形态來了解與之相似的那些古老的以色列人；并且僅就研究範疇而言，阿拉伯半島甚至要優于巴勒斯坦，因為後者在古今間隔的數世紀的時間裡受到了太多外來影響而已漸漸失去它的原有文化形态了。
米凱利斯在信中向伯恩斯托夫提議，如果丹麥真的打算把那些傳教士從德倫格巴爾派往阿拉伯半島，那就應該讓他們在出發前接受一次全面的初步培訓，至于培訓他們的人員，丹麥政府可以給格丁根大學的兩個學生發放三年的獎學金，讓這兩個學生得到充足培訓，再去哥本哈根，向那些被選定的傳教士言傳身教。
由此，米凱利斯繼續說道，他很想推薦兩個學生擔此重任，一個是來自挪威的斯特倫，另一個是來自丹麥的馮·黑文，他倆在他的語言學課上成績都十分突出。
教授的提議立即在漢諾威王室貴族的這位伯恩斯托夫心中産生了共鳴，後者回應道，此事關乎文藝與學術事業的興榮，意義重大。
對此，丹麥政府隻有一個要求，懇請米凱利斯為那兩位學生提交一份更為具體明确的旅行日程安排。
這一要求使米凱利斯調整了最初計劃，建議不妨就培訓一個學生&mdash&mdash省卻再次培訓傳教士的麻煩&mdash&mdash這個學生可以獨自承擔起前往阿拉伯半島的考察之旅。
米凱利斯坦言，這樣做可能會導緻更多開銷，但若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考慮，他又覺得此次花費與投入十分值得。
至于誰來挑起大梁，教授則從此次任命的候選人中推薦了得意門生斯特倫。
待到這一年剛剛邁進十月，伯恩斯托夫已給米凱利斯發去通知，國王弗裡德裡克五世已将此事提上議程，也接受了斯特倫的提名；另外，考慮到後者主要是一名語言學家，哥本哈根決定任命一名植物學家與之一同前往。
但故事後來并沒有順理成章，他倆誰都沒能抵達阿拉伯菲利克斯，這還得從另一個候選人說起。
在整個過程中，丹麥的馮·黑文覺得自己被徹頭徹尾地無視了，内心甚覺屈辱。
當聽說了斯特倫的任命後，他先是立即寫信給伯恩斯托夫，說，其實斯特倫不堪大任，此人一想到自己要全力承擔這種性質的考察工作，内心便畏懼得很；與此同時，他覺得自己應該向部長閣下表明心迹，即若斯特倫無法戰勝自己對迢迢旅途的恐懼心理，而決定謝絕這份皇室任命，那麼他本人，馮·黑文，欣然前往，義不容辭；能夠承擔這樣一場遠征考察是他一直以來的渴望，他定會排除萬難，不辱使命。
這封信寫罷，馮·黑文便把說服的矛頭轉向了格丁根的那位校友。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可真是苦口婆心，那百般勸阻的模樣，就好像他是一個阿拉伯旅行方面的專家，對行途中的種種危險了若指掌似的。
反正不管怎麼說，斯特倫沒過多久便聯系到米凱利斯，請求他幫自己推掉這個重任；而馮·黑文則是如願以償，他自然很開心，幾近忘乎所以，以至于他對斯特倫描述的那些可怕的生死存亡艱難險惡，統統被抛諸腦後，仿佛它們都會瞬間消失掉一樣。
但，隻有命運本身&mdash&mdash留意了他說的每句話&mdash&mdash對此深思熟慮且銘記在心了。
其實米凱利斯選斯特倫參加遠征，既非貿然之舉，也無偏袒之意。
畢竟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二選一的時候他就跟馮·黑文解釋過，在阿拉伯半島的考察絕非易事，身體素質必須過硬，相比之下挪威人要更适合一些，但是丹麥人根本聽不進勸。
而現在呢，斯特倫已經退出，米凱利斯覺得自己很難再拒絕馮·黑文的請命，便向伯恩斯托夫推薦此人：&ldquo馮·黑文是我校學生，目前已取得碩士學位。
一開始他聽說機會給了斯特倫，心裡就有些不是滋味。
他告訴我，他心心念念能有這樣一場遠征考察，并為此準備了很久，幾年前他就開始選我的東方學課程，恰恰也是這個原因。
他日期夜盼着能承擔此次遠征考察，如此強烈的内心動力實為可貴，就是花錢、專門教導都不一定能培養得出的。
此外，他博學多識，對考察所必要的輔助知識領域也都相當熟悉，包括植物學。
&rdquo聽聽這赤誠之心，這出類拔萃，真是可敬可佩。
然誰曾想，這番薦詞到底還是讓教授打臉了。
在幾年之後，就在給伯恩斯托夫寫另一封信時，米凱利斯卻無法自圓其說了，他幾乎是逐字逐句地推翻了自己在推薦信中所說過的話。
然而到了那時再去澄清看清，卻已經來不及了。
作為加入這場遠征的條件，馮·黑文要求給他兩年的時間做初步研究，但在此期間丹麥政府每年必須給他提供500裡格斯達勒[10]的津貼。
一個月之後，也就是1756年11月2日，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凱利斯，馮·黑文已經通過了審議，現在已被正式任命。
馮·黑文随即投入了準備工作中，但他很快就被一些困難給鉗制了：遠征考察涉及的範圍極廣，他擔心自己一人應付不來。
1757年的春天，米凱利斯不得不去信伯恩斯托夫，說，馮·黑文之前沒有考慮到自己要掌握這次考察所必需的全部數學知識，因此為大局計得再添一名數學家，主要負責相關的地理研究。
如此設定的意圖，是讓新添的數學家給馮·黑文做助理。
也就是說，馮·黑文仍舊作為這次任命的第一負責人&mdash&mdash對此人享有命令權和指揮權。
馮·黑文之前提出的津貼問題，伯恩斯托夫也同意了，但為難的是，上哪裡去找一個适合遠征的數學家呢。
雖然米凱利斯推薦了一個名叫瑟德貝裡（Söderberg）的瑞典人，但這次舉薦被迫以失敗告終，因為那人參加了本國的一次革命，由于未能成功而慘遭流放；哥本哈根那邊似乎也尋不到合适人選；還有一個名叫伯爾青（Bölzing）的德國人，在慎重考慮過這項使命之後，還是選擇了放棄。
眼看着1758年的夏天已經來臨，彼時距離出發的日子也越來越近，數學家的事卻還是沒有眉目。
無奈之際，他們隻好選了格丁根大學的名學生來擔任這個助理。
此人非常年輕，可以說是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
至于這不見經傳的名字，便是卡斯滕·尼布爾。
剛剛完成了數學家的任命沒多久，伯恩斯托夫又被告知，起先選好的那個和馮·黑文同往的植物學家，也臨陣變卦了。
米凱利斯敦促他得盡快補上這個職缺。
可這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兒。
但事在人為。
1759年1月1日，這位德國教授給伯恩斯托夫發去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ldquo我終于找到了擔任&lsquo阿拉伯之行&rsquo植物學家的極合适人選，可以這麼說，此人其實超出了我的預期。
他是我先前的一個學生，名叫福斯科爾，出生于瑞典。
來上我的課程之前，他就已研習過阿拉伯語，在植物學方面也相當出色&mdash&mdash事實上他對整個自然曆史領域也是遊刃有餘&mdash&mdash根本不需要進行任何初步培訓。
若說此人的缺點，大概就是他秉持過分的懷疑主義，不過這一點也是&lsquo雙刃劍&rsquo，利用得當會使他更加适合這次考察。
&rdquo 再一次，教授的滿腔熱忱溢于言表，在薦詞中對自己的學生贊許有加&mdash&mdash隻不過日後他不需要再對這番話後悔不疊；而伯恩斯托夫也是立即回信給教授，說自己已經接受他的提議，并授權與他，和福斯科爾協商有關細節。
最初的方案，是培訓兩個學生，然後讓他們教授那些被選出前往考察的傳教士。
而最後取而代之的，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逐步形成的一個獨立自主的學術遠征考察隊。
丹麥國王之所以立時接受了這個方案，是時代的整體風潮使然&mdash&mdash支持文藝與科學事業正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
普魯士的弗裡德裡克大帝[11]就把他的閑暇時光花在無憂宮[12]裡：和伏爾泰進行哲學探讨，或者和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起演奏長笛。
丹麥自然對此有所耳聞：既然這個弗裡德裡克能如此消遣解悶，那另一個弗裡德裡克便可以此為典範，效而仿之，豈不美哉？倘若丹麥國王也願意犧牲個人閑暇，以傾心于這種哲學的或藝術的消遣方式，那麼如此一來，必能像腓特烈大帝一樣聞名遐迩。
不過作為國王的個人顧問，冷漠而精明的莫爾特克心裡很清楚，這麼做确實有點兒東施效颦，因為多數情況下，弗裡德裡克五世在娛樂消遣面前會把持不住自己，以至于末了回寝宮時總是&ldquo沉醉不知歸路&rdquo。
但即便如此，莫爾特克也覺得無傷大雅，他力谏陛下實行積極慷慨的文藝政策，因為他更清楚的一點是，他們可以從中赢得尊崇和聲望，憑此揚名于世并萬古流芳&mdash&mdash難道還不足夠嗎。
足夠。
這些人順勢而為，的确無可非議。
他們明白，眼下他們對文藝和科學事業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具有長遠利益的投資&mdash&mdash可以為自己赢取未來的聲望，亦可無懼年輪更疊歲月交接。
他們希望能為自己成就這樣的功與名，以穿越日後漫長時間而不被磨滅。
這種渴望是發自内心的，他們渴望能被世人記得久一點，再久一點。
男人在這方面真是十足天真，他們想要功蓋天下，名垂青史，為人生獲得曆史意義，于他們而言，被人鐘愛和銘記是如此重要的事。
他們甚至要讓遠在兩百多年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仍舊記得：他們建造了阿馬林堡貴族宮殿；他們邀請德國詩人克洛蔔施托克[13]在丹麥完成他的史詩《彌賽亞》，并賞賜他豐厚的酬金；他們加入到與瑞典的競争中，隻因學識淵博的林内烏斯赢得了科學界的至高榮譽；他們邀請植物學家厄德爾[14]在哥本哈根設計一座植物園，支持出版那本造價高昂的《丹麥植物志》[15]；他們在夏洛滕堡[16]打造了一座自然曆史博物館，成立了皇家藝術學院[17]。
盡管面臨戰争的威脅和國家财政收入的困難，這些政要首腦仍要設法執行一個大膽而豐富的文化工程計劃，其中，最棒的想法之一便是&ldquo阿拉伯之行&rdquo：不僅僅是進行一些史無前例的嘗試，更重要的是在異國領域展開學術探究。
這一舉措同時滿足了那個時代最狂熱的兩種追求：對科學投入的極大興緻，和對外國尤其是東方地域燃起的高昂熱情&mdash&mdash這給整個18世紀後期的歐洲留下了深刻印記和深遠影響。
由于此次遠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實地考察收集資料，以期對《聖經》文本有更深刻的理解與剖析，因此執行這場行動的信念是不可動搖且毋庸置疑的。
伯恩斯托夫老謀深算，把整個計劃的籌備與開展交與格丁根大學的米凱利斯，自信這位興緻勃勃欣然領命的教授定能不負重托。
年輕的弗裡德裡克手上有這張王牌，縱使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也得甘拜下風。
2 馮·黑文、福斯科爾、尼布爾的任命完成，意味着伯恩斯托夫和米凱利斯已經為即将到來的遠征考察配備了核心力量：排在首位的是語言學家兼人類文化學家，次位的是植物學家兼動物學家，末位的則是數學家兼天文學家。
他們非常希望被選中的這三個人可以彼此欣賞相處融洽&mdash&mdash但這種期待到底還是落空了。
作為學者，他們的确可以組成一個整體；但作為人，他們彼此之間差異太大，組成一個所謂的整體後，反而在人性的烘托下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戲劇性。
三人中，最先被任命的是弗裡德裡克·克裡斯蒂安·馮·黑文，他也是年齡最長者。
1727年，馮·黑文出生于丹麥菲英島[18]南部的西斯凱甯厄教區，是一名牧師的兒子。
父親在他11歲那年就去世了，除此之外，他的童年生活不為人知。
母親名叫瑪麗·維蘭特，可能是哥本哈根著名的印刷商及出版人約胡姆·維蘭特的姐姐，約胡姆是靠發行輕松讀物發家緻富的，此人同時也為《丹麥日報》的發行奠定了基礎。
盡管丈夫去世得早，瑪麗還是設法繼續供兒子念書。
18歲那年，也就是1745年，馮·黑文離開歐登塞去上大學，僅三年的時間，他便通過了神學專業的考試，再兩年後則獲得了語言學碩士學位。
随後他專注于東方語言學的研究，作為入門，他應該是先接觸了希伯來語，而後搬到了格丁根&mdash&mdash為的就是去聽米凱利斯教授的課程。
馮·黑文接替斯特倫前往&ldquo阿拉伯之行&rdquo的任命時，正值29歲。
閱讀他在這個時期的往來信件&mdash&mdash都是用标準而優雅的法語寫就&mdash&mdash會覺得此人是一個在世間如魚得水的男子，天資聰穎且風華正茂。
學術研究對他而言，與其說是一項嚴肅的使命，不如說是滿足個人愉悅的消遣愛好。
他總是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好像什麼都了解，實則學識并不淵博；圓滑有餘而敏銳不足；打扮得倒是挺講究，看起來也風流倜傥，但若論及真正的風度，确是差得遠了。
馮·黑文用計使同僚斯特倫知難而退一事，讓我們對他的品行有了一個大緻判斷。
但他身上絕對也有過人之處，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不然的話，他怎麼能讓伯恩斯托夫和米凱利斯這等重要的人物妥協讓步呢。
盡管父親早逝，他還是沿着求學這條道路走了下去，且從未中斷，那麼可想而知，在1756年時，他身上應該還承擔着不少債務。
再結合他後來種種變本加厲的索錢行為來看，若不是因為債台高築，又能因為什麼？所以，說到底就是為了錢，錢才是他給米凱利斯施加壓力的真正動機&mdash&mdash畢竟身負諸如此類的債務&mdash&mdash而不是起先他口口聲聲說的&ldquo渴望排除萬難，不辱使命&rdquo。
可能最初他是存有一絲僥幸心理的，于是也沒有細加考慮這個瘋狂的遠征方案到最後究竟會不會成功實施&mdash&mdash他覺得不會。
但不管怎樣，對于馮·黑文來說，承擔阿拉伯菲利克斯項目所獲得的資金支持，顯然意味着一筆可觀收入。
他為加入這次考察所申請的附加條件，實際上是為自己保證了一個長久穩固的階段：他可以一邊做研究，為自己做好準備工作；同時每年還能從丹麥國王那裡領到一筆津貼。
這筆賬算得穩賺不賠。
起初，馮·黑文獲批了兩年的準備時間，這兩年中他每年都能拿到500裡格斯達勒，也就是現在的2500英鎊。
這筆錢的數目不小吧？然而，就是在沒有承擔任何特殊責任及義務的情況下，他還是成功拿到了兩倍不止的津貼。
馮·黑文剛被任命後沒多久，就開始設法停留不前，遷延觀望&mdash&mdash急促要求他們去找一個數學家來協助他；而後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他在米凱利斯的指導下研究阿拉伯語；但是到了1758年的春天時，他已經對這些研究感到厭倦，遂即心生一計，轉而叨擾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一再表明這次遠征得往後推遲。
伯恩斯托夫就去說服國王，另外提供給馮·黑文一份津貼，好讓他去羅馬的馬龍派教會學院[19]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