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盡管時局動蕩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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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亞語和阿拉伯語。
至于馮·黑文說服伯恩斯托夫的理由，則是在羅馬他能學說阿拉伯語，能學習那些在格丁根大學學不到的語言知識。
但這一次，伯恩斯托夫心存顧慮。
他請教米凱利斯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德國教授則請外交部部長給他三周時間仔細考慮。
最後終于在1758年的夏天，伯恩斯托夫收到了回複：教授是反對的。
在聽取了不少阿拉伯專家的意見之後，米凱利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ldquo若單單是為了學習現代的阿拉伯語和叙利亞語，此次羅馬之行是沒有必要的。
&rdquo在最近這兩百年的時間裡，羅馬已經沒有人會說阿拉伯語。
即便能在那裡尋到一兩個，他們說的家鄉話也是叙利亞語，而不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語言。
馮·黑文之所以會去羅馬，應該是想在那裡研究真正的東方手稿及抄本，畢竟在别的地方找不到。
除此之外，米凱利斯也想不到其他可以解釋羅馬之行必要性的原因了。
毫無疑問，米凱利斯的回複産生了負面影響。
然而沒過多久，也就是在1758年的9月9日這一天，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凱利斯，他還是同意讓馮·黑文去羅馬了，并且給他漲了年津貼，這筆錢很充足，他這趟羅馬之行的開銷也包含在内。
至于他此行去羅馬的任務，便是&ldquo加強東方抄本讀寫能力方面的練習&rdquo。
馮·黑文最終達成了訴求，但他并不着急出發。
前往羅馬的行程是在1758年夏天就獲批了的，然而等到1759年的春天都已經來臨的時候，他卻還沒有邁出北德半步。
轉眼就入四月了，馮·黑文仍舊隻是賦閑在法蘭克福，這時，他突然收到伯恩斯托夫的一封信&mdash&mdash外交部部長想知道他這段時間都在幹什麼。
為了給自己洗白，馮·黑文把過去三年裡他所做過的與學術沾邊兒的事情都擺在台面上講了起來，還從中推诿道：至于那一類阿拉伯語抄本，但凡格丁根大學有的，他都找來閱讀了；此外，原本他還可以完成一篇關于先知那鴻[20]的評注，但遺憾的是健康狀況不允許，他隻得暫時把寫作放到一邊。
（不瞞閣下您，可歎城市罹難，戰亂不斷。
如我不逢其時，賤體抱恙，加之三年時間身不由己，輾轉苦思之餘，傾注心血，然所得成果仍是這般寥寥，令我甚是羞愧。
）（恕我直言，此間長久滞留于格丁根，并非我願，隻因協佐尊師米凱利斯，不得已而為之；未料歲月如梭，不覺間已延滞十月有餘。
如若不然，無論巴黎羅馬，黑文必是仰取俯拾，甚或滿載而歸矣。
是故心中如有塊壘，郁悶難當；然事已至此，我亦無言以綴。
）這些含混不清的暗示，似乎都在指向一點：馮·黑文和當初的恩人曾把他極為贊賞地推薦給伯恩斯托夫之間已經不和。
至于學生和老師之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憑此信有一點可以清楚斷定：馮·黑文已經把錢都花光了。
他隻得被迫在法蘭克福等上一陣子，等莫爾特克伯爵應承給他的彙款，也就是國王發放的下一筆津貼。
這封回信寫于1759年4月。
彼時馮·黑文千等萬盼的下一筆津貼已從哥本哈根寄出，可是此後收錢人卻杳無音信了。
伯恩斯托夫想再次與他取得聯系，但這回隻能是給米凱利斯去信。
然而米凱利斯也不知道眼下那個丹麥人究竟在什麼地方。
到了8月，教授向失望的伯恩斯托夫彙報，自己并沒有聯系上馮·黑文，用他的原話來說，即馮·黑文&ldquo去什麼地方之前總是忘記知會我一聲&rdquo。
看來這一回馮·黑文是忘光忘淨了。
一直持續到12月，米凱利斯仍未打聽到此人半點兒消息，他隻得沮喪地向伯恩斯托夫彙報：&ldquo有一件讓人擔憂的事，我必須得向閣下您坦白。
其實我已經很久都沒收到馮·黑文的來信了，包括意大利那邊也沒有消息。
之前他在法蘭克福和斯特拉斯堡時給我寫過信，但其中并沒有透露自己什麼時候出發或是要去往哪裡，因此我根本沒法寫信給他，從而便徹底失去了聯系。
或許最好的辦法，是向他在哥本哈根的親戚打聽一下他如今身在何處，如果他們也不知道的話，那就再去向彙給他津貼的人打聽打聽。
&rdquo 隻不過教授的提議晚了一步，來不及了。
至于為什麼來不及了，他其實心知肚明&mdash&mdash也是他甚為擔憂的原因。
眼看着1759年的冬天正在到來，其他成員在很久之前也都已選拔完畢，準備了這麼久，遠征考察隊可以出發了。
10月，按照原定計劃，前往德倫格巴爾的輪船已經從哥本哈根起程，但是遠征隊卻沒有一同出發。
因為領隊人，弗裡德裡克·克裡斯蒂安·馮·黑文，如同人間蒸發，在此之前消失得無影無蹤。
3 幸運的是，米凱利斯收到了福斯科爾的肯定回答&mdash&mdash也算他對馮·黑文事件的将功補過吧。
福斯科爾就是他在1759年初向伯恩斯托夫高度稱贊的那個瑞典科學家，他比馮·黑文要小5歲，也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不過兩人之間的共同點也就僅此而已，福斯科爾在其他各方面可以說是與那個好逸惡勞的丹麥人截然不同。
1732年，他出生于赫爾辛基[21]，大約在10歲那年就被烏普薩拉大學[22]破格錄取了，而後便在烏大專研神學。
對于那個時代而言，一個如此年輕的孩子能夠進入大學學習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自然是引起了轟動（與質疑）。
盡管如此，僅三年時間過去，年少的福斯科爾就用筆杆子證明了自己的真才實學&mdash&mdash那時他已經能夠用希伯來語創作長篇文章。
但是，由于家中兄弟姊妹衆多（福斯科爾的父母育有三子七女），随着時間的推進，這位牧師父親的經濟能力很難支撐三個兒子都上大學。
于是在1744&mdash1750年的數年時光中，彼得·福斯科爾不得不留在家裡，接受僅有的&ldquo私塾&rdquo教育：來自父親的拉丁語、希臘語、哲學和神學。
但福斯科爾似乎并沒有因此荒廢時間而錯失良機。
1751年，他在通過考試之後，因&ldquo學識淵博、成績突出&rdquo被推薦為某獎學金的獲得者候選人，該獎學金會在他就讀于烏普薩拉大學的五年期間持續發放，包括他在國外任何一所大學深造的兩年。
後來福斯科爾便被授予了這項榮耀的資助；在烏大接下來的幾年裡，福斯科爾跟随著名的林内烏斯學習植物學，剛拜在尊師門下沒多久，他就對林内烏斯心生敬佩，甚至近乎偶像崇拜；再之後便迎來了他的國外求學之旅，1753年10月13日，他通過了注冊申請，正式進入格丁根大學學習。
他打算在這裡攻讀神學和哲學，以及米凱利斯教授的東方語言學（米凱利斯那時年僅36歲，但已經成為當時最知名的東方學者）。
作為一個無神論者，福斯科爾早就摒棄了進入教會服務以及就任聖職的想法。
而那時，正是他天生好争善辯的性格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借撰寫博士論文的機會，投入到對沃爾夫主義[23]的專題批判之中。
沃爾夫主義，一種哲學學說，在當時可謂享盡整個學術界&mdash&mdash自然也包括福斯科爾在格丁根大學的那些教授老師們&mdash&mdash的臣服與膜拜。
盡管他與他們之間存在觀點上的根本差異，福斯科爾的工作還是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賞識。
遂即不久，他就被授予了一項至高榮譽，并且成為當時得此榮譽的最年輕者：這位年僅24歲的博士被推選為德國國家科學院[24]的準院士。
因此，當福斯科爾在1756年秋天回到母校烏普薩拉大學時，他已經成為頂尖學術圈裡的精英人士。
就在回歸後的這段時間裡，他投身到了批駁工作中，以筆為武器，與德國和瑞典的那些批判他博士論文的學者展開了唇槍舌戰；而他所給出的回應，無不顯示那是來自一個敏銳聰慧而又冷酷無情的頂級辯才。
仿佛一夜之間，福斯科爾聲名鵲起；但與名聲幾乎同時到來的，是一個接一個迅速湧現的敵人。
這些敵人原本是笑語盈盈慈眉善目的支持者，隻因他兵鋒所指刀劍無情，令他們深覺自身被辱掠侵犯，于是轉身之間，就站在了他的對立面。
他有着天才級别的才華，隻此一點力挫群雄，是情理之中，原本無可非議；但又恰恰是因為他恃才傲物甚至放曠，不懂得收斂鋒芒，由是招緻猜忌，不被容納，反被視為大患，不可原宥。
等到幾年之後，随着另一篇充滿争議的論文橫空出世，福斯科爾也再一次暴露于睽睽衆目之下，腹背受敵&mdash&mdash烏普薩拉各個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将會群起而攻之。
所有覺得自己曾被福斯科爾蔑視過的人，都想趁此機會狠狠打擊他一番。
彼時對于這篇論文的函複便是報複手段之一：回函簡要說明了此文引起的反響，并駁回了他刊登發表這篇論文的要求。
就這篇新論文而言，彼得·福斯科爾在其中大膽地提出了一些觀點，比起任何對沃爾夫主義的純粹批判，這些觀點都要顯得更加異端。
因為他提到的都是平民百姓并不了解甚至是一無所知的事&mdash&mdash&ldquo禍患&rdquo之處恰在這裡&mdash&mdash仿佛能夠一語驚醒夢中人。
但他這麼做，卻在無形中給自己再一次樹了勁敵，而這些勁敵可不是格丁根大學和善可親的教授們，這一回的對手要危險多了&mdash&mdash他打到了國家權勢集團的營地。
至于那篇引起軒然大波的論文，是他用拉丁語和瑞典語創作而成，題目就叫作&ldquo論平民的自由&rdquo（ThoughtsonCivilLiberty）。
雖然他寫作這篇論文的時候，瑞典已經不再是君主專制的國家。
但在當時，任何新著作要發表，都必須先呈報給上面，經過國家政府的查看，即&ldquo帽派黨&rdquo的仔細審核。
換言之，國家檢查委員會對所有手稿實行的審查制度，意味着言論自由其實是處于高度密切的監管之下，這甚至要比瑞典國王享有獨斷權的時代更為封閉專制。
正是在這種制度之下，福斯科爾提出了捍衛平民自由的論點，并以此為中心，闡述了20條清楚明确的理論依據。
他首先聲明，對于一個人而言，除了生命本身，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寶貴。
而威脅公民自由的唯一危險因素，恰是來自國家中那些憑借官職、等級、金錢而擁有無上權力的人，因為他們會濫用手中權力，不惜犧牲他人利益，來為自己謀得好處。
甚至有些共和政體也是穿新鞋走老路，他們打着自由的名義，許政府官員以空頭支票，到最後大多數人還是淪為統治階級的奴隸。
因此，權力為國王一人所有，比掌握在人民手中更加危險可怕。
過去在查理十二世的統治之下，瑞典的子民、物資、金錢，統統被榨幹，然而百姓仍舊維持現狀，隻因這個英雄曾經保衛過祖國。
但最終他還是沒能守衛祖國，恰恰相反，他是那個一手将之毀滅的人。
可見，反抗這種獨權謀私的行為，就是一種自由，要公開聲讨任何與公共福祉背道而馳的事情。
因此，平民自由應當包含有限的政府權力，和無限的言論自由。
如此，也是政府保障國家安定的最佳經略&mdash&mdash壓迫的統治隻會引發暴亂和武力。
讓普羅大衆用筆杆子去表達他們的不滿，而非用劍，不是更好嗎。
人若無法擁有自由，何談捍衛自由？ 這番言論，可謂字字如矢，句句中的。
但總而言之，實在太過犀利：此文一旦發表出來，被聲讨的權勢集團如何容得下？因此所有高等院校都拒絕了這篇論文的刊登要求，他們希望就此掐滅這個或許會引發一場&ldquo爆炸&rdquo的苗頭。
可福斯科爾何許人也，他的固執和自信，豈會允許自己因幾所大學行政管理人員的阻撓就輕言放棄。
自然不會。
收到這些回絕後，福斯科爾遂即向國家檢查委員&mdash&mdash也恰恰是他的敵方大本營&mdash&mdash提出抗議，投訴所有大學對其論文發表不予通過一事。
結果可想而知。
瑞典最高審查機構當即就肯定了那些行政部門的做法：這篇論文含有危險的思想觀念，不能予以刊登發表。
但福斯科爾也拒絕接受國家檢查委員會的決定，遂正式提交書面申訴，而對方卻未予置評地駁回了。
面對駁回，福斯科爾依然故我，又給上面寫了一封信，不過這次他主動表示文稿可作修改，隻要是國家檢查委員會認為不正确的地方，他都可以改。
然而這個提議也被拒了。
福斯科爾又寫了第三封信，懇請對方給自己一份詳細的說明，為什麼始終不給通過，到底是哪些内容他寫錯了，或者不該寫；并且重申道他可以改正那篇論文中出現的任何錯誤。
這封信照樣也被回絕了。
常言道，事不過三&mdash&mdash福斯科爾決定進行一場公開的戰鬥。
他跟一位印刷商簽了協議，以自費方式在瑞典出版了這份手稿：1759年11月23日，這篇《論平民的自由》首先在烏普薩拉大學&ldquo出版&rdquo，由薩維烏斯[25]初版印刷了500份。
等最後一份也印刷完畢，福斯科爾就親自将這整整一版的文稿全部裝訂成冊，并在這天下午分發給了烏普薩拉大學校園裡的學生們。
這時，隐形的武器開始真正對準這位隻想通過筆杆子來捍衛自己權利的年輕男子。
國家檢查委員會由此頒布法令，沒收這篇論文；同時下令給大學校長，把散出去的小冊子全部召回。
而作為大學校長的卡爾·馮·林内烏斯，這位深受福斯科爾愛戴的老師，将當時搜集到的79份論文複本，全部付之一炬。
福斯科爾當然對這次沒收行動表達出強烈抗議，緊接着，他就被傳喚審訊了。
在面詢過程中，他被要求放棄那番自由聲明，公開認錯，并被聲色俱厲地威脅道，倘若還不知悔改，那就等着接受法院的審判吧。
但福斯科爾拒絕了。
他不會放棄自己的主張，更不會公開認錯收回前言，哪怕是一個字，他都不會收回。
于是事态愈演愈烈，公共輿論都聚焦在這個固執的年輕學者身上，對此，國家檢查委員會開始不安起來，他們竭盡全力去平息這件事&mdash&mdash雖然能做的不過是給他一個警告。
福斯科爾也注意到了敵方的猶豫，遂而不但拒絕接受他們的警告，還在平安夜這晚，向瑞典國王提交了一封請願信。
在信裡，他向國王詳細講述了這篇被沒收的論文内容，并借此着重闡述了其中關于捍衛自由的幾點重要性。
但國王并不贊同福斯科爾所寫，不過為大局計，他還是得對此下達一條&ldquo嚴肅而必要的懲戒&rdquo命令。
要知道國王的決定是無可非議的。
在寫過一次，兩次，繼而多次都無果後，福斯科爾隻得讓這件事不了了之。
可是如今看來，很明顯這場戰鬥他打赢了。
因為就在此事過去幾個月後，1760年的瑞典議會大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旨在商讨&ldquo出版自由&rdquo（thefreedomofpress）的相關事宜；1766年，瑞典頒布《出版自由法》，書報審查制度廢除&mdash&mdash筆杆子最終戰勝了劍。
到那時，這個&ldquo出版自由&rdquo的捍衛者和得勝者，曾經的年輕鬥士，卻已經離開人世三年了。
在與瑞典當局漫長的鬥争過程中，有一件事對福斯科爾極為有利，即他是服務于丹麥國王的。
這種效勞的榮耀給他整個人帶去了一種權威光環，使人們覺得，甚至是不情願地承認：此人能得到另一位國王的賞識正是得益于他的先鋒思想和特立獨行。
1759年9月，正當鬥争進入白熱化狀态時，《瑞典水星報》（SwedishMercury）就刊登了下面這則嘉許通告： 彼得·福斯科爾博士以自然曆史學家的身份，接受丹麥國王陛下的邀請，加入由陛下出資建設的一支學術遠征隊，前往東印度群島、考察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及島嶼（包括叙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因此，除卻在遠征中享有的諸多福利，他還會被授予教授的職稱和榮譽。
毋庸置疑，這是教授自身價值體現的證明。
在自然曆史領域，福斯科爾教授學識淵博，尤其對曆史比較語言學和東方語言學專研頗深，因此，他将被奉以雙倍的遠征考察酬金。
1759年的春天，經過和父親以及林内烏斯的詳盡商讨之後，福斯科爾決定接受他原來的老師的邀請，加入這場丹麥遠征。
雖說父親與恩師雙重出謀劃策，但這二人的出發點根本不同。
林内烏斯是立即覺察到了罕有的可能性：要是他的忠實使徒真踏上這趟前往東方的長途旅程，那麼他就可借此擴展自己的&ldquo收藏博物館&rdquo；然而父親擔憂的卻是兒子在遠征途中的人身安全，他擔心危險重重令人防不勝防，遂建議無論如何，要向求賢若渴的米凱利斯表示出不情願來，以此，盡可能把參加這次遠征的酬金往上拔高。
後來，彼得·福斯科爾終于答應了，也确實提出了很高的條件。
從1759年1月1日起，直到遠征隊起程，他要求丹麥政府每年支付給他500裡格斯達勒；至于遠征期間，他也堅持要求享有相同數目的津貼，膳宿和裝備的所有花費一并在内；酬金之外，他要求授予自己教授職稱；另外強烈表示，遠征隊應當在去德倫格巴爾的途中考察南非&mdash&mdash一個被林内烏斯稱作&ldquo植物學家的天堂&rdquo的國家&mdash&mdash并準許他在那裡為自己的恩師收集植物和種子。
此外還有一點是他十分堅持的，即遠征隊的所有成員都應處于同等級别。
話雖如此，福斯科爾的這個強烈要求其實并不是期望整個組織成員之間享有民主關系的意思，恰恰相反，他隻是借此表明個人态度：同處一隊，若有地位在他之上的領導者，他都不願意也不打算承認其權利。
最後一條是留作長遠計劃的，在這場遠征結束之後，他應當被賜予一筆終生撫恤金，同時他也有權使用這筆撫恤金&mdash&mdash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适宜他生活的國家&mdash&mdash豐衣足食安身立命。
關于這筆撫恤金的數目，他在給米凱利斯的信中寫道，&ldquo對我而言，無論在這方面給出什麼暗示，都是不合适的做法；但皇室的饋贈，自然要配得上國王的身份才合适&rdquo。
這是目前為止，米凱利斯最難向伯恩斯托夫開口的一次，要知道，就連消失了的馮·黑文都不曾敢要求這麼多。
在給丹麥外交部部長的信中，米凱利斯試圖對此輕描淡寫。
至于福斯科爾要求的那項權力&mdash&mdash用終生撫恤金在任何一個由他自己選擇的國家安身立命&mdash&mdash米凱利斯在信中寬慰地寫到，自然而然，這個國家是丹麥無疑了。
他之所以這麼說，也是想讓自己擺脫這份幹系，其實在剛收到福斯科爾的信時他就這麼想了。
因為後者在信中還是慣常生硬的傲慢語氣，單刀直入，咄咄逼人：&ldquo若涉及思想與言論的自由，那我是不會臣服于權力的束縛及控制的，畢竟這種情況我在瑞典遇到了，不能保證丹麥就沒有。
&rdquo如此一來，米凱利斯便憂心忡忡地将這封請願信寄向了哥本哈根，他覺得裡面提到的諸多要求肯定不會被通過。
沒過多久，伯恩斯托夫回信了。
丹麥國王很高興可以幫助福斯科爾先生在學術界裡立住腳跟，當然了，也會滿足他的要求。
由此，1759年的7月21日，丹麥外交部部長同意了福斯科爾提出的所有條件。
但因為馮·黑文的神秘失蹤，同年10月，遠征隊沒能跟随輪船一同出發前往德倫格巴爾；一直到了第二年福斯科爾才收到通知，命令他9月抵達哥本哈根。
待在瑞典首都的最後那段時間裡，福斯科爾做的最後一件事，是請人給自己畫了一幅肖像。
畫上男子看起來非常強健，志向高遠：眉眼之間透着傲氣，以淡漠的目光投向看着他的人；面部表情舒朗柔和卻又有所收斂&mdash&mdash絲毫看不出慈悲或迎合的迹象；隻是略微外凸的下唇暗示着，這外表的平靜掩蓋着他内裡危險而易急躁的性情。
他的毛皮大衣敞開着，右手插進口袋，使他的上半身輕微向後仰，給他帶來一種不動聲色的高貴氣質，但卻不是那個時期人物肖像畫上常有的那種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
福斯科爾的确胸有成竹，但他不狂妄自大。
畫上的男子堅定如鐵，精力充沛，他不是以各種卑劣狹隘的手段來延遲出發的那類人，他清楚自己的價值。
要麼就一無所得什麼都不做，要麼就是每年500裡格斯達勒的酬金，并全力以赴。
待那幅人物肖像畫完成，福斯科爾就告别了家人和朋友，動身離開了。
林内烏斯希望他能給自己寄回來一截正道花期的香脂樹枝，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得見此樹模樣，按照其特征做好分類編目。
他曾在《内梅西斯·迪維納》[26]一書中寫過，那一天他的愛徒來告别時，說話結結巴巴的，有幾分口吃。
林内烏斯覺得這是不祥之兆。
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他的另一個很有前途的使徒學生身上，那個年輕的彼爾·勞弗令[27]，當時也是在臨行前順道過來拜望恩師，說話也是磕磕巴巴的不順當。
和福斯科爾一樣，勞弗令也是一名植物學家，在前往南美庫馬納[28]的遠征考察途中，他身染瘧疾而在痛苦中死去。
1760年9月20日，彼得·福斯科爾作為最先抵達丹麥的遠征隊成員，受到了伯恩斯托夫&ldquo最莊重的&rdquo禮儀接待。
幾天之後，他被引見給隊裡另一位成員。
那是一名年輕的德國測繪員，恰在他抵達哥本哈根的那天從格丁根出發。
福斯科爾了解到，後者是以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的身份加入遠征隊的。
他叫卡斯滕·尼布爾，給人感覺非常謹慎小心，沉默寡言，總是一副羞怯的樣子。
顯然，福斯科爾的民主平等觀念并不包含對大學學曆的一視同仁，他仿佛降貴纡尊般地和尼布爾打了個招呼，态度專橫。
他早就聽說了這個&ldquo星辰瞭望者&rdquo的一些情況，并未覺得他有什麼過人之處。
據他所知，尼布爾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現在看來，他連碩士都不是。
他就是一個地籍測繪員。
僅此而已。
乏善可陳。
4 卡斯滕·尼布爾來自弗裡斯蘭省[29]的平原沼澤地帶。
1733年3月17日，他出生在海邊濕地的一個小農場裡。
父親和爺爺都是農場主，讀書識字對于那個家庭來說，毫無實際用處。
除了在禮拜天去聽牧師講道之外，其餘時間裡他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日複一日。
尼布爾一家雖然有自己的土地，但仍舊生活清貧，勉力生存：年久失修的屋外廁所、冬天裡彌漫不散的海上大霧、女人牙齒脫落、孩子感冒咳嗽，這些常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們從來沒好奇過阿拉伯菲利克斯那兒究竟有什麼；他們養的牲畜被拴在外面的沼澤地上，那些潮濕的奶牛悲哀地凝望着，仿佛在為他們遺憾，為什麼這戶人家既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
對于一個貧窮而孤苦但終會獲得财富和聲望的小男孩來說，在這樣的環
至于馮·黑文說服伯恩斯托夫的理由，則是在羅馬他能學說阿拉伯語，能學習那些在格丁根大學學不到的語言知識。
但這一次，伯恩斯托夫心存顧慮。
他請教米凱利斯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德國教授則請外交部部長給他三周時間仔細考慮。
最後終于在1758年的夏天，伯恩斯托夫收到了回複：教授是反對的。
在聽取了不少阿拉伯專家的意見之後，米凱利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ldquo若單單是為了學習現代的阿拉伯語和叙利亞語，此次羅馬之行是沒有必要的。
&rdquo在最近這兩百年的時間裡，羅馬已經沒有人會說阿拉伯語。
即便能在那裡尋到一兩個，他們說的家鄉話也是叙利亞語，而不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語言。
馮·黑文之所以會去羅馬，應該是想在那裡研究真正的東方手稿及抄本，畢竟在别的地方找不到。
除此之外，米凱利斯也想不到其他可以解釋羅馬之行必要性的原因了。
毫無疑問，米凱利斯的回複産生了負面影響。
然而沒過多久，也就是在1758年的9月9日這一天，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凱利斯，他還是同意讓馮·黑文去羅馬了，并且給他漲了年津貼，這筆錢很充足，他這趟羅馬之行的開銷也包含在内。
至于他此行去羅馬的任務，便是&ldquo加強東方抄本讀寫能力方面的練習&rdquo。
馮·黑文最終達成了訴求，但他并不着急出發。
前往羅馬的行程是在1758年夏天就獲批了的，然而等到1759年的春天都已經來臨的時候，他卻還沒有邁出北德半步。
轉眼就入四月了，馮·黑文仍舊隻是賦閑在法蘭克福，這時，他突然收到伯恩斯托夫的一封信&mdash&mdash外交部部長想知道他這段時間都在幹什麼。
為了給自己洗白，馮·黑文把過去三年裡他所做過的與學術沾邊兒的事情都擺在台面上講了起來，還從中推诿道：至于那一類阿拉伯語抄本，但凡格丁根大學有的，他都找來閱讀了；此外，原本他還可以完成一篇關于先知那鴻[20]的評注，但遺憾的是健康狀況不允許，他隻得暫時把寫作放到一邊。
（不瞞閣下您，可歎城市罹難，戰亂不斷。
如我不逢其時，賤體抱恙，加之三年時間身不由己，輾轉苦思之餘，傾注心血，然所得成果仍是這般寥寥，令我甚是羞愧。
）（恕我直言，此間長久滞留于格丁根，并非我願，隻因協佐尊師米凱利斯，不得已而為之；未料歲月如梭，不覺間已延滞十月有餘。
如若不然，無論巴黎羅馬，黑文必是仰取俯拾，甚或滿載而歸矣。
是故心中如有塊壘，郁悶難當；然事已至此，我亦無言以綴。
）這些含混不清的暗示，似乎都在指向一點：馮·黑文和當初的恩人曾把他極為贊賞地推薦給伯恩斯托夫之間已經不和。
至于學生和老師之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憑此信有一點可以清楚斷定：馮·黑文已經把錢都花光了。
他隻得被迫在法蘭克福等上一陣子，等莫爾特克伯爵應承給他的彙款，也就是國王發放的下一筆津貼。
這封回信寫于1759年4月。
彼時馮·黑文千等萬盼的下一筆津貼已從哥本哈根寄出，可是此後收錢人卻杳無音信了。
伯恩斯托夫想再次與他取得聯系，但這回隻能是給米凱利斯去信。
然而米凱利斯也不知道眼下那個丹麥人究竟在什麼地方。
到了8月，教授向失望的伯恩斯托夫彙報，自己并沒有聯系上馮·黑文，用他的原話來說，即馮·黑文&ldquo去什麼地方之前總是忘記知會我一聲&rdquo。
看來這一回馮·黑文是忘光忘淨了。
一直持續到12月，米凱利斯仍未打聽到此人半點兒消息，他隻得沮喪地向伯恩斯托夫彙報：&ldquo有一件讓人擔憂的事，我必須得向閣下您坦白。
其實我已經很久都沒收到馮·黑文的來信了，包括意大利那邊也沒有消息。
之前他在法蘭克福和斯特拉斯堡時給我寫過信，但其中并沒有透露自己什麼時候出發或是要去往哪裡，因此我根本沒法寫信給他，從而便徹底失去了聯系。
或許最好的辦法，是向他在哥本哈根的親戚打聽一下他如今身在何處，如果他們也不知道的話，那就再去向彙給他津貼的人打聽打聽。
&rdquo 隻不過教授的提議晚了一步，來不及了。
至于為什麼來不及了，他其實心知肚明&mdash&mdash也是他甚為擔憂的原因。
眼看着1759年的冬天正在到來，其他成員在很久之前也都已選拔完畢，準備了這麼久，遠征考察隊可以出發了。
10月，按照原定計劃，前往德倫格巴爾的輪船已經從哥本哈根起程，但是遠征隊卻沒有一同出發。
因為領隊人，弗裡德裡克·克裡斯蒂安·馮·黑文，如同人間蒸發，在此之前消失得無影無蹤。
3 幸運的是，米凱利斯收到了福斯科爾的肯定回答&mdash&mdash也算他對馮·黑文事件的将功補過吧。
福斯科爾就是他在1759年初向伯恩斯托夫高度稱贊的那個瑞典科學家，他比馮·黑文要小5歲，也是一個牧師的兒子，不過兩人之間的共同點也就僅此而已，福斯科爾在其他各方面可以說是與那個好逸惡勞的丹麥人截然不同。
1732年，他出生于赫爾辛基[21]，大約在10歲那年就被烏普薩拉大學[22]破格錄取了，而後便在烏大專研神學。
對于那個時代而言，一個如此年輕的孩子能夠進入大學學習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自然是引起了轟動（與質疑）。
盡管如此，僅三年時間過去，年少的福斯科爾就用筆杆子證明了自己的真才實學&mdash&mdash那時他已經能夠用希伯來語創作長篇文章。
但是，由于家中兄弟姊妹衆多（福斯科爾的父母育有三子七女），随着時間的推進，這位牧師父親的經濟能力很難支撐三個兒子都上大學。
于是在1744&mdash1750年的數年時光中，彼得·福斯科爾不得不留在家裡，接受僅有的&ldquo私塾&rdquo教育：來自父親的拉丁語、希臘語、哲學和神學。
但福斯科爾似乎并沒有因此荒廢時間而錯失良機。
1751年，他在通過考試之後，因&ldquo學識淵博、成績突出&rdquo被推薦為某獎學金的獲得者候選人，該獎學金會在他就讀于烏普薩拉大學的五年期間持續發放，包括他在國外任何一所大學深造的兩年。
後來福斯科爾便被授予了這項榮耀的資助；在烏大接下來的幾年裡，福斯科爾跟随著名的林内烏斯學習植物學，剛拜在尊師門下沒多久，他就對林内烏斯心生敬佩，甚至近乎偶像崇拜；再之後便迎來了他的國外求學之旅，1753年10月13日，他通過了注冊申請，正式進入格丁根大學學習。
他打算在這裡攻讀神學和哲學，以及米凱利斯教授的東方語言學（米凱利斯那時年僅36歲，但已經成為當時最知名的東方學者）。
作為一個無神論者，福斯科爾早就摒棄了進入教會服務以及就任聖職的想法。
而那時，正是他天生好争善辯的性格促使他做了這個決定：借撰寫博士論文的機會，投入到對沃爾夫主義[23]的專題批判之中。
沃爾夫主義，一種哲學學說，在當時可謂享盡整個學術界&mdash&mdash自然也包括福斯科爾在格丁根大學的那些教授老師們&mdash&mdash的臣服與膜拜。
盡管他與他們之間存在觀點上的根本差異，福斯科爾的工作還是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賞識。
遂即不久，他就被授予了一項至高榮譽，并且成為當時得此榮譽的最年輕者：這位年僅24歲的博士被推選為德國國家科學院[24]的準院士。
因此，當福斯科爾在1756年秋天回到母校烏普薩拉大學時，他已經成為頂尖學術圈裡的精英人士。
就在回歸後的這段時間裡，他投身到了批駁工作中，以筆為武器，與德國和瑞典的那些批判他博士論文的學者展開了唇槍舌戰；而他所給出的回應，無不顯示那是來自一個敏銳聰慧而又冷酷無情的頂級辯才。
仿佛一夜之間，福斯科爾聲名鵲起；但與名聲幾乎同時到來的，是一個接一個迅速湧現的敵人。
這些敵人原本是笑語盈盈慈眉善目的支持者，隻因他兵鋒所指刀劍無情，令他們深覺自身被辱掠侵犯，于是轉身之間，就站在了他的對立面。
他有着天才級别的才華，隻此一點力挫群雄，是情理之中，原本無可非議；但又恰恰是因為他恃才傲物甚至放曠，不懂得收斂鋒芒，由是招緻猜忌，不被容納，反被視為大患，不可原宥。
等到幾年之後，随着另一篇充滿争議的論文橫空出世，福斯科爾也再一次暴露于睽睽衆目之下，腹背受敵&mdash&mdash烏普薩拉各個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将會群起而攻之。
所有覺得自己曾被福斯科爾蔑視過的人，都想趁此機會狠狠打擊他一番。
彼時對于這篇論文的函複便是報複手段之一：回函簡要說明了此文引起的反響，并駁回了他刊登發表這篇論文的要求。
就這篇新論文而言，彼得·福斯科爾在其中大膽地提出了一些觀點，比起任何對沃爾夫主義的純粹批判，這些觀點都要顯得更加異端。
因為他提到的都是平民百姓并不了解甚至是一無所知的事&mdash&mdash&ldquo禍患&rdquo之處恰在這裡&mdash&mdash仿佛能夠一語驚醒夢中人。
但他這麼做，卻在無形中給自己再一次樹了勁敵，而這些勁敵可不是格丁根大學和善可親的教授們，這一回的對手要危險多了&mdash&mdash他打到了國家權勢集團的營地。
至于那篇引起軒然大波的論文，是他用拉丁語和瑞典語創作而成，題目就叫作&ldquo論平民的自由&rdquo（ThoughtsonCivilLiberty）。
雖然他寫作這篇論文的時候，瑞典已經不再是君主專制的國家。
但在當時，任何新著作要發表，都必須先呈報給上面，經過國家政府的查看，即&ldquo帽派黨&rdquo的仔細審核。
換言之，國家檢查委員會對所有手稿實行的審查制度，意味着言論自由其實是處于高度密切的監管之下，這甚至要比瑞典國王享有獨斷權的時代更為封閉專制。
正是在這種制度之下，福斯科爾提出了捍衛平民自由的論點，并以此為中心，闡述了20條清楚明确的理論依據。
他首先聲明，對于一個人而言，除了生命本身，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寶貴。
而威脅公民自由的唯一危險因素，恰是來自國家中那些憑借官職、等級、金錢而擁有無上權力的人，因為他們會濫用手中權力，不惜犧牲他人利益，來為自己謀得好處。
甚至有些共和政體也是穿新鞋走老路，他們打着自由的名義，許政府官員以空頭支票，到最後大多數人還是淪為統治階級的奴隸。
因此，權力為國王一人所有，比掌握在人民手中更加危險可怕。
過去在查理十二世的統治之下，瑞典的子民、物資、金錢，統統被榨幹，然而百姓仍舊維持現狀，隻因這個英雄曾經保衛過祖國。
但最終他還是沒能守衛祖國，恰恰相反，他是那個一手将之毀滅的人。
可見，反抗這種獨權謀私的行為，就是一種自由，要公開聲讨任何與公共福祉背道而馳的事情。
因此，平民自由應當包含有限的政府權力，和無限的言論自由。
如此，也是政府保障國家安定的最佳經略&mdash&mdash壓迫的統治隻會引發暴亂和武力。
讓普羅大衆用筆杆子去表達他們的不滿，而非用劍，不是更好嗎。
人若無法擁有自由，何談捍衛自由？ 這番言論，可謂字字如矢，句句中的。
但總而言之，實在太過犀利：此文一旦發表出來，被聲讨的權勢集團如何容得下？因此所有高等院校都拒絕了這篇論文的刊登要求，他們希望就此掐滅這個或許會引發一場&ldquo爆炸&rdquo的苗頭。
可福斯科爾何許人也，他的固執和自信，豈會允許自己因幾所大學行政管理人員的阻撓就輕言放棄。
自然不會。
收到這些回絕後，福斯科爾遂即向國家檢查委員&mdash&mdash也恰恰是他的敵方大本營&mdash&mdash提出抗議，投訴所有大學對其論文發表不予通過一事。
結果可想而知。
瑞典最高審查機構當即就肯定了那些行政部門的做法：這篇論文含有危險的思想觀念，不能予以刊登發表。
但福斯科爾也拒絕接受國家檢查委員會的決定，遂正式提交書面申訴，而對方卻未予置評地駁回了。
面對駁回，福斯科爾依然故我，又給上面寫了一封信，不過這次他主動表示文稿可作修改，隻要是國家檢查委員會認為不正确的地方，他都可以改。
然而這個提議也被拒了。
福斯科爾又寫了第三封信，懇請對方給自己一份詳細的說明，為什麼始終不給通過，到底是哪些内容他寫錯了，或者不該寫；并且重申道他可以改正那篇論文中出現的任何錯誤。
這封信照樣也被回絕了。
常言道，事不過三&mdash&mdash福斯科爾決定進行一場公開的戰鬥。
他跟一位印刷商簽了協議，以自費方式在瑞典出版了這份手稿：1759年11月23日，這篇《論平民的自由》首先在烏普薩拉大學&ldquo出版&rdquo，由薩維烏斯[25]初版印刷了500份。
等最後一份也印刷完畢，福斯科爾就親自将這整整一版的文稿全部裝訂成冊，并在這天下午分發給了烏普薩拉大學校園裡的學生們。
這時，隐形的武器開始真正對準這位隻想通過筆杆子來捍衛自己權利的年輕男子。
國家檢查委員會由此頒布法令，沒收這篇論文；同時下令給大學校長，把散出去的小冊子全部召回。
而作為大學校長的卡爾·馮·林内烏斯，這位深受福斯科爾愛戴的老師，将當時搜集到的79份論文複本，全部付之一炬。
福斯科爾當然對這次沒收行動表達出強烈抗議，緊接着，他就被傳喚審訊了。
在面詢過程中，他被要求放棄那番自由聲明，公開認錯，并被聲色俱厲地威脅道，倘若還不知悔改，那就等着接受法院的審判吧。
但福斯科爾拒絕了。
他不會放棄自己的主張，更不會公開認錯收回前言，哪怕是一個字，他都不會收回。
于是事态愈演愈烈，公共輿論都聚焦在這個固執的年輕學者身上，對此，國家檢查委員會開始不安起來，他們竭盡全力去平息這件事&mdash&mdash雖然能做的不過是給他一個警告。
福斯科爾也注意到了敵方的猶豫，遂而不但拒絕接受他們的警告，還在平安夜這晚，向瑞典國王提交了一封請願信。
在信裡，他向國王詳細講述了這篇被沒收的論文内容，并借此着重闡述了其中關于捍衛自由的幾點重要性。
但國王并不贊同福斯科爾所寫，不過為大局計，他還是得對此下達一條&ldquo嚴肅而必要的懲戒&rdquo命令。
要知道國王的決定是無可非議的。
在寫過一次，兩次，繼而多次都無果後，福斯科爾隻得讓這件事不了了之。
可是如今看來，很明顯這場戰鬥他打赢了。
因為就在此事過去幾個月後，1760年的瑞典議會大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旨在商讨&ldquo出版自由&rdquo（thefreedomofpress）的相關事宜；1766年，瑞典頒布《出版自由法》，書報審查制度廢除&mdash&mdash筆杆子最終戰勝了劍。
到那時，這個&ldquo出版自由&rdquo的捍衛者和得勝者，曾經的年輕鬥士，卻已經離開人世三年了。
在與瑞典當局漫長的鬥争過程中，有一件事對福斯科爾極為有利，即他是服務于丹麥國王的。
這種效勞的榮耀給他整個人帶去了一種權威光環，使人們覺得，甚至是不情願地承認：此人能得到另一位國王的賞識正是得益于他的先鋒思想和特立獨行。
1759年9月，正當鬥争進入白熱化狀态時，《瑞典水星報》（SwedishMercury）就刊登了下面這則嘉許通告： 彼得·福斯科爾博士以自然曆史學家的身份，接受丹麥國王陛下的邀請，加入由陛下出資建設的一支學術遠征隊，前往東印度群島、考察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及島嶼（包括叙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因此，除卻在遠征中享有的諸多福利，他還會被授予教授的職稱和榮譽。
毋庸置疑，這是教授自身價值體現的證明。
在自然曆史領域，福斯科爾教授學識淵博，尤其對曆史比較語言學和東方語言學專研頗深，因此，他将被奉以雙倍的遠征考察酬金。
1759年的春天，經過和父親以及林内烏斯的詳盡商讨之後，福斯科爾決定接受他原來的老師的邀請，加入這場丹麥遠征。
雖說父親與恩師雙重出謀劃策，但這二人的出發點根本不同。
林内烏斯是立即覺察到了罕有的可能性：要是他的忠實使徒真踏上這趟前往東方的長途旅程，那麼他就可借此擴展自己的&ldquo收藏博物館&rdquo；然而父親擔憂的卻是兒子在遠征途中的人身安全，他擔心危險重重令人防不勝防，遂建議無論如何，要向求賢若渴的米凱利斯表示出不情願來，以此，盡可能把參加這次遠征的酬金往上拔高。
後來，彼得·福斯科爾終于答應了，也确實提出了很高的條件。
從1759年1月1日起，直到遠征隊起程，他要求丹麥政府每年支付給他500裡格斯達勒；至于遠征期間，他也堅持要求享有相同數目的津貼，膳宿和裝備的所有花費一并在内；酬金之外，他要求授予自己教授職稱；另外強烈表示，遠征隊應當在去德倫格巴爾的途中考察南非&mdash&mdash一個被林内烏斯稱作&ldquo植物學家的天堂&rdquo的國家&mdash&mdash并準許他在那裡為自己的恩師收集植物和種子。
此外還有一點是他十分堅持的，即遠征隊的所有成員都應處于同等級别。
話雖如此，福斯科爾的這個強烈要求其實并不是期望整個組織成員之間享有民主關系的意思，恰恰相反，他隻是借此表明個人态度：同處一隊，若有地位在他之上的領導者，他都不願意也不打算承認其權利。
最後一條是留作長遠計劃的，在這場遠征結束之後，他應當被賜予一筆終生撫恤金，同時他也有權使用這筆撫恤金&mdash&mdash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适宜他生活的國家&mdash&mdash豐衣足食安身立命。
關于這筆撫恤金的數目，他在給米凱利斯的信中寫道，&ldquo對我而言，無論在這方面給出什麼暗示，都是不合适的做法；但皇室的饋贈，自然要配得上國王的身份才合适&rdquo。
這是目前為止，米凱利斯最難向伯恩斯托夫開口的一次，要知道，就連消失了的馮·黑文都不曾敢要求這麼多。
在給丹麥外交部部長的信中，米凱利斯試圖對此輕描淡寫。
至于福斯科爾要求的那項權力&mdash&mdash用終生撫恤金在任何一個由他自己選擇的國家安身立命&mdash&mdash米凱利斯在信中寬慰地寫到，自然而然，這個國家是丹麥無疑了。
他之所以這麼說，也是想讓自己擺脫這份幹系，其實在剛收到福斯科爾的信時他就這麼想了。
因為後者在信中還是慣常生硬的傲慢語氣，單刀直入，咄咄逼人：&ldquo若涉及思想與言論的自由，那我是不會臣服于權力的束縛及控制的，畢竟這種情況我在瑞典遇到了，不能保證丹麥就沒有。
&rdquo如此一來，米凱利斯便憂心忡忡地将這封請願信寄向了哥本哈根，他覺得裡面提到的諸多要求肯定不會被通過。
沒過多久，伯恩斯托夫回信了。
丹麥國王很高興可以幫助福斯科爾先生在學術界裡立住腳跟，當然了，也會滿足他的要求。
由此，1759年的7月21日，丹麥外交部部長同意了福斯科爾提出的所有條件。
但因為馮·黑文的神秘失蹤，同年10月，遠征隊沒能跟随輪船一同出發前往德倫格巴爾；一直到了第二年福斯科爾才收到通知，命令他9月抵達哥本哈根。
待在瑞典首都的最後那段時間裡，福斯科爾做的最後一件事，是請人給自己畫了一幅肖像。
畫上男子看起來非常強健，志向高遠：眉眼之間透着傲氣，以淡漠的目光投向看着他的人；面部表情舒朗柔和卻又有所收斂&mdash&mdash絲毫看不出慈悲或迎合的迹象；隻是略微外凸的下唇暗示着，這外表的平靜掩蓋着他内裡危險而易急躁的性情。
他的毛皮大衣敞開着，右手插進口袋，使他的上半身輕微向後仰，給他帶來一種不動聲色的高貴氣質，但卻不是那個時期人物肖像畫上常有的那種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
福斯科爾的确胸有成竹，但他不狂妄自大。
畫上的男子堅定如鐵，精力充沛，他不是以各種卑劣狹隘的手段來延遲出發的那類人，他清楚自己的價值。
要麼就一無所得什麼都不做，要麼就是每年500裡格斯達勒的酬金，并全力以赴。
待那幅人物肖像畫完成，福斯科爾就告别了家人和朋友，動身離開了。
林内烏斯希望他能給自己寄回來一截正道花期的香脂樹枝，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得見此樹模樣，按照其特征做好分類編目。
他曾在《内梅西斯·迪維納》[26]一書中寫過，那一天他的愛徒來告别時，說話結結巴巴的，有幾分口吃。
林内烏斯覺得這是不祥之兆。
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他的另一個很有前途的使徒學生身上，那個年輕的彼爾·勞弗令[27]，當時也是在臨行前順道過來拜望恩師，說話也是磕磕巴巴的不順當。
和福斯科爾一樣，勞弗令也是一名植物學家，在前往南美庫馬納[28]的遠征考察途中，他身染瘧疾而在痛苦中死去。
1760年9月20日，彼得·福斯科爾作為最先抵達丹麥的遠征隊成員，受到了伯恩斯托夫&ldquo最莊重的&rdquo禮儀接待。
幾天之後，他被引見給隊裡另一位成員。
那是一名年輕的德國測繪員，恰在他抵達哥本哈根的那天從格丁根出發。
福斯科爾了解到，後者是以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的身份加入遠征隊的。
他叫卡斯滕·尼布爾，給人感覺非常謹慎小心，沉默寡言，總是一副羞怯的樣子。
顯然，福斯科爾的民主平等觀念并不包含對大學學曆的一視同仁，他仿佛降貴纡尊般地和尼布爾打了個招呼，态度專橫。
他早就聽說了這個&ldquo星辰瞭望者&rdquo的一些情況，并未覺得他有什麼過人之處。
據他所知，尼布爾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現在看來，他連碩士都不是。
他就是一個地籍測繪員。
僅此而已。
乏善可陳。
4 卡斯滕·尼布爾來自弗裡斯蘭省[29]的平原沼澤地帶。
1733年3月17日，他出生在海邊濕地的一個小農場裡。
父親和爺爺都是農場主，讀書識字對于那個家庭來說，毫無實際用處。
除了在禮拜天去聽牧師講道之外，其餘時間裡他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日複一日。
尼布爾一家雖然有自己的土地，但仍舊生活清貧，勉力生存：年久失修的屋外廁所、冬天裡彌漫不散的海上大霧、女人牙齒脫落、孩子感冒咳嗽，這些常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們從來沒好奇過阿拉伯菲利克斯那兒究竟有什麼；他們養的牲畜被拴在外面的沼澤地上，那些潮濕的奶牛悲哀地凝望着，仿佛在為他們遺憾，為什麼這戶人家既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
對于一個貧窮而孤苦但終會獲得财富和聲望的小男孩來說，在這樣的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