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盡管時局動蕩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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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度過人生的童年時光，仿佛是童話故事裡必須滿足的先決條件。
還不滿六個月時，他失去了媽媽，而後便由繼母撫養；等他長得再大一點，他就得習慣在農場裡工作了；後來又經曆了漫長的遊說，父親尼布爾才不情願地同意，把他送進學校；但後來父親也去世了，叔叔作為監護人便中止了供他上學這件&ldquo蠢事&rdquo&mdash&mdash然而這時的卡斯滕不過才剛學會閱讀。
由于他分得的遺産都不夠用來買下原先的那個農場，無奈之際他隻得留心有哪方面的教育培訓是自己能夠支付得起的。
至于以前那種學校教育，他必然與之無緣了，因為要學的東西太多，而花費又太大；這也是為什麼他後來選擇從事音樂，并寄希望于成為一名管風琴樂手。
他學習拉小提琴、吹長笛&mdash&mdash據說當時的腓特烈大帝也會在他的波茨坦王宮（無憂宮）裡演奏長笛。
然而好景不長，他叔叔認定這種形式的教育也是多餘的。
于是卡斯滕·尼布爾的&ldquo學業&rdquo再一次被迫中止了。
時間一晃而過，眼下他已經16歲了，性格有些内向，但身體強壯健康，雙手充滿力量。
青壯小夥子自然是要去工作的，何況他從小就在農場長大，打理農場再合适不過。
這不，他的監護人給他安排了一個好去處，就在阿爾滕布魯赫（Altenbruch）的沼澤濕地社區：和父親一樣，叔叔名下也有一個農場，尼布爾剛好可以在這裡&ldquo學以緻用&rdquo。
毫無疑問，這回和以往短暫的求學經曆不同&mdash&mdash他和叔叔一待就是四年。
四年之後，他已長大成人，終于可以安排自己的未來了。
細心的他留意到，由于缺少對沼澤濕地的精準測量，當地農民隻要在土地使用上出現了什麼分歧，都必須得大老遠地跑一趟，去漢堡那邊請專業人士前來幫忙。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沒有自己的地籍測繪員。
因此，在切實而冷靜的考慮過後，尼布爾決定承擔起這份職責。
他必須成為一名測繪員，此外别無他志。
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得先讓自己接受這方面的必要培訓才行。
由是，同樣在22歲這一年，馮·黑文早就獲得了神學和語言學的學位，福斯科爾也忙着準備有關沃爾夫主義的博士論文，而卡斯滕·尼布爾，才剛剛進入漢堡的一所學校，在某張長椅上坐下來，開始學習字母和九九乘法表。
多虧了父親留給他的那筆遺産，尼布爾才能支付得起必要的私教課程；隻用了一年時間，他就可以進入語法學校學習了&mdash&mdash盡管其中的研習課程非常有限。
1757年，也就是米凱利斯和伯恩斯托夫商量&ldquo阿拉伯項目&rdquo的第二年，尼布爾獲得了格丁根大學的入學資格，并且拜在克斯特納[30]教授門下學習數學。
克斯特納很快意識到他是一個悟性極高的學生，遂助他申請了獎學金，以支持他繼續學習接下來的包括天文學在内的相關課程，購買必要的天文儀器設備。
尼布爾完全沒想過會遇上這等幸運的事。
對于從小在沼澤地長大的鄉村小夥兒來說，大學世界簡直就是一個處處充滿快樂的知識殿堂。
數學和天文學的原理、定律及法則，讓他看到其中純粹而又清晰的真理，各種存在有條不紊，各種現象也可以被解釋，在這個空間裡，與之有關的一切都仿佛充滿了光。
尼布爾萬萬沒想到，如此難得的幸運竟然又一次與自己撞個滿懷：眼下他剛剛得知，自己的名字和丹麥正在計劃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遠征考察聯系在了一起。
許多年以後，當再一次和自己的孩子提起這一天時，尼布爾稱其為&ldquo改變人生走向的日子&rdquo。
以下便是他的兒子，準确地說，也就是那個喜歡高調頌揚的B.G.尼布爾[31]（BartholdGeorgNiebuhr）所做的記錄： 那是1758年夏天的一個午後。
克斯特納教授剛剛結束了一場國家科學院召開的會議。
此時此刻，他徑直走進了我父親的房間。
&ldquo要是讓你去參加一場阿拉伯的遠行怎麼樣？&rdquo他問道。
&ldquo若有人報銷的話，為什麼不去？&rdquo父親如是回道。
他對家鄉無牽無挂，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這個世界。
&ldquo丹麥國王會負責所有開銷&rdquo，克斯特納随即将整個計劃都告訴了父親。
父親立即表态要加入遠征隊。
這項提議正中他心，遠征、考察、探險，這一類的事業，他的确渴望已久了。
但表态的同時，父親也說了兩點顧慮：盡管他内心懷有對科學和真知的最高崇敬，可他還是會懷疑自己，能否勝任這項工作，又能否在這樣一場遠征中真正起到一點作用。
克斯特納讓父親放心，他保證會有足夠時間讓父親做好充分準備，在準備過程中，除了目前正在學習的課程之外，父親還可以拜在邁耶教授[32]門下研習天文學。
由于父親非常勤奮，意志力也堅定，克斯特納自然對他深信不疑。
所以眼下父親唯一缺少的就是邁耶教授的支持，隻要後者同意指導他學習，那就什麼都好說。
于是當天晚上他就去拜訪了邁耶教授。
然而，後者并沒有像克斯特納一樣對此事表現出極大熱情，相反，他告誡父親，在任何毫無後路可退的抉擇面前，切勿草率決定，尤其是在自己根本不了解将會面對什麼樣的艱難險阻的時候。
不過話雖如此，邁耶還是答應了指導父親研習天文學的請求。
緊接着就在第二天，父親去向米凱利斯毛遂自薦。
米凱利斯不以為意，隻是将他的快速決定視為年輕人的一時沖動，并勸父親三思而後行，讓他等一周再來給出答複。
一周時間過去了，父親并沒有任何動搖，他十分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決心。
這一回，米凱利斯接受了。
伯恩斯托夫也批準了卡斯滕·尼布爾的請命，承諾給他充足的時間做遠征準備，并發放一年的補貼&mdash&mdash相當于馮·黑文在過去兩年中所享受的津貼。
自那時起，卡斯滕·尼布爾的生活重心便徹底轉移到了此次遠征的準備工作上：他繼續學習為輔助地理測量而必需的數學知識；努力拓展自己的曆史學知識；訓練自己在機械方面的實操能力，這樣一來，如果儀器出現問題，他自己也能修好；另外還有兩點，也是準備的重中之重，即跟随米凱利斯學習阿拉伯語，接受邁耶的天文學&ldquo一對一輔導&rdquo。
阿拉伯學起來的學習的确任重道遠。
尼布爾在複雜的語法面前失去了耐心，他覺得米凱利斯太容易拘泥于理論的細枝末節。
幾個月之後，他仍舊停在課本第一頁上毫無進展，就索性放棄了。
而另一方面，邁耶&mdash&mdash這位在學術界舉足輕重的數學家&mdash&mdash對他的教授，令他身心暢達；他們師徒二人，學得迫切，教得懇切，教學相長，好不熱烈。
邁耶發現了一種通過觀察解讀月相來确定經度的新方法；就像林内烏斯和福斯科爾之間的關系一樣，前者把後者參加阿拉伯遠征當作是為自己擴增植物标本收集的一個機會，邁耶也在尼布爾身上發現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機會，即可以将他的那些理論統統投入試驗。
尼布爾承諾，基于邁耶在那時尚未發表的月亮圖表，他會應用邁耶的方法，竭盡全力來完成經度的推算工作。
作為交換，邁耶也積極投入對尼布爾的儀器設備的詳細研究中。
他們一起設法弄到一台象限儀[33]，尼布爾想用它來測量太陽和其他恒星的地平緯度，還想用它來對地球進行角度測量。
為了盡可能地測量精準，邁耶甚至會親自動手來校準儀器。
我們可以想象他倆為這項工作俯身彎腰的樣子：尼布爾認真地觀看着，同時，邁耶相當謹慎地記下這台新象限儀所顯示的度數。
每當邁耶擦拭儀器時，光照在平滑的銅台上，映成一面小鏡子；他們眉頭緊皺，沉默不語，而這個時刻，往往充滿了無限崇敬，就如我們在首次邂逅&ldquo星盤&rdquo[34]這一概念時的反應。
星盤，往後我們還會經常遇到這個詞，因為卡斯滕·尼布爾将會用它測量阿拉伯菲利克斯。
由于馮·黑文的失蹤，尼布爾的這段準備時期比最初預估的要久一些。
直到1760年9月29日，也就是米迦勒節[35]這一天，他才離開格丁根，坐上開往哥本哈根的郵政車。
抵達後不久，他就被引薦給著名的彼得·福斯科爾。
在這位男士面前，他深知自愧不如，盡管對方隻是年長了一歲，卻已經取得如此多的成就。
相應地，他們會面時的氣氛也一點都不活躍。
福斯科爾先生看起來心事重重，與這位未來的同伴交流時也隻是心不在焉地回應着。
但和伯恩斯托夫坐在一處的時候，情況就好太多了。
這位外交部部長十分友好，會帶着慈父般的喜悅傾聽他。
當尼布爾情不自禁地給他展示自己的新星盤時，伯恩斯托夫便問道為什麼不把這個儀器所花費的賬單寄給他報銷。
尼布爾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他目前正接受着丹麥國王賜予的補助金，所以他認為理所應當是自己來支付買星盤的錢。
當時的情景可想而知，伯恩斯托夫坐在一旁定定地看着他，手托着下巴聽他講着，若有所思地點頭稱是。
或許他也會在某一瞬間忽然聯想到，那些流入馮·黑文手中的無止境的旅行花費和津貼，還有滿足福斯科爾要求的所謂的教授薪資和終生撫恤金。
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告訴尼布爾，丹麥國王将會且理應支付儀器的相關花費，此外，伯恩斯托夫以個人名義提出，如果尼布爾先生願意擔任遠征隊的财務負責人一職，那麼他将會不勝欣喜。
他還提到了瑞典植物學家彼得·福斯科爾通過自己的提議而被委以&ldquo教授&rdquo之事，遂問及尼布爾是否有意擁有相同頭銜。
尼布爾反倒被這個提議驚住了，忙回答說他還沒拿到學士學位。
伯恩斯托夫則又問他是否願意擔任隊長一職。
尼布爾極難為情地婉拒了，說自己實在是太年輕了，他還鼓起勇氣向部長坦言，隻要能給他一個工兵上尉的頭銜，他就很滿足了。
&ldquo作為一名工兵上尉，如果能夠為大家提供精準的觀察與測量，我便會感到十分光榮；但作為教授或者隊長，如果大家知道我在高等數學的高深領域并沒有什麼鑽研成果，我會覺得很羞愧&rdquo，他這樣說道。
伯恩斯托夫沉默地看了他一會兒。
随即決定委任他為&ldquo工兵上尉&rdquo，這個職位和地籍測繪員差不多。
但尼布爾覺得恰如其分。
由是，卡斯滕·尼布爾得到了允許，繼續做一個無名之輩。
5 在尼布爾抵達哥本哈根後沒多久，又有兩位成員即将加入丹麥遠征隊。
阿斯卡涅斯[36]教授和厄德爾[37]教授共同拟寫了一份建議書，指出這個團隊理應增加一名插圖畫家，負責為收集的标本繪出逼真的素描圖像；此外，還需增加一名自然科學家，負責協助福斯科爾教授，同時擔當遠征隊的醫生一職。
對于第一個職位，新成立的藝術學院選出了一名畫家，名為格奧爾格·威廉·博朗芬。
此人也是一名雕刻家，時年32歲，來自德國南部的紐倫堡（Nuremberg），曾應召前往丹麥，為貴族克萊文費爾特制作家族曆史的雕刻版畫。
在哥本哈根，他拜在偉大的普賴斯勒[38]門下學習，後者的學生包括後來蜚聲藝壇的克萊門斯[39]。
與深受法國影響的克萊門斯相比，博朗芬繼承了那種更為粗犷，或者說有些粗糙的南德風格。
作為一名畫家，他幾乎稱不上出衆，但也并非沒有天分。
早在1754年，他就曾被皇家藝術學院授予一小枚黃金獎章，而五年之後，那幅他稱之為&ldquo摩西和燃燒的荊棘叢&rdquo（MosesandtheBurningBush）的版畫，則為他赢得了更大的榮譽與獎章。
當時博朗芬自然沒有想到，幾年之後，他會親身走遍那片地域。
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還是以顯赫人物的肖像畫為主，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丹麥王室的畫像》，描繪的是奧爾登堡王朝[40]的諸位國王在腓特烈堡[41]裡的執政畫像；以及相對來說繪作規模更大的，伊弗·羅森克蘭茨[42]的肖像畫。
到後來，他負責完成了A.G.莫爾特克[43]的肖像畫，這幅作品，被普遍認為是他最成功的一幅，也正是這幅畫像為他赢得了丹麥遠征隊的任命。
身為畫家和雕刻家的博朗芬，的确是一個非常稱職的手工匠人，雖然他身上沒有十分耀眼的光芒，但他做事勤勉認真，一絲不苟，為人心平氣和，安甯溫順。
他很少會有走極端的時候。
即便是展露嚴肅的那一面時，說話也不刺耳，總會帶着幽默愉快的語氣。
這也是性情使然。
所以相處沒多久，其他人就覺得他是個友好和善的夥伴，從不惹是生非。
雖說在極偶爾的情形下，這種愉快明朗的心境也會為思鄉的惆怅、憂郁，以及孤獨感所籠罩，但博朗芬自始至終都兢兢業業，無論被要求做什麼工作；他時常會持續多天不間斷地工作，這份勤勞是出于自覺，而不是被動。
因此，他也是遠征隊中唯一一個不會被牽扯到内部矛盾裡的人。
不過，矛盾的第一次轉化就發生在另一個和博朗芬同時被任命的人身上，也就是被選出擔任遠征隊醫生一職的那個人。
他叫克拉默，丹麥人，曾就讀于哥本哈根大學，跟随來自德國的克拉岑施泰因[44]教授學習自然曆史學和醫學。
相較于遠征隊的其他成員來說，我們對克裡斯蒂安·卡爾·克拉默的情況知之甚少。
1732年1月19日，他出生于哥本哈根，母親是索菲·卡斯，父親約翰·克裡斯托弗·克拉默是勳爵張伯倫·馮·普勒森的管家，毫無疑問，父子二人皆得益于這層關系&mdash&mdash張伯倫時不時地能在宮中為這名年輕的醫學學生美言幾句。
隻不過克拉默直到滿21歲時才進入大學校園，七年之後，也就是1760年，他通過了醫學的畢業考試。
他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昆蟲的，聽起來很厲害，事實上卻是一部很乏味的作品，原創性很低，當時隻是為了确保自己能拿到為加入丹麥遠征隊而必須具備的那個頭銜，于慌忙倉促間趕制出來的。
1760年12月29日，克拉默被授予博士學位&mdash&mdash距離遠征隊從哥本哈根出發隻剩六天。
除卻這篇博士論文，他的作者身份也就僅限于1759年出版的一本書。
至于那本書的内容，我們則是一無所知，其實坦白講，即便那書就擺在面前，我們也不見得想了解其中到底寫了什麼。
做個不太恰當的比較吧，這種不感興趣的程度，就好比我們看到福斯科爾關于&ldquo出版自由&rdquo的作品時，那種很感興趣的程度。
因為光看它的題目就已經足夠了：《金絲雀及其護理》（CanariesandTheirCare）。
和博朗芬一樣，克拉默溫文爾雅，友善和氣。
但在他的專屬領域裡，他并沒有展現出什麼過人能力，在其他方面也是庸碌無為。
由于這些品質，或者更正确地說是他所缺乏的這些品質，讓他像一塊無足輕重的，也許忽然就遭遇山體滑坡的小石塊。
對于彼得·福斯科爾來說，他尤其不能接受克拉默的加入。
因為這個瑞典人從斯德哥爾摩離開時，還有一個老鄉與之一同前往哥本哈根。
老鄉名叫法爾克[45]，比他低一屆，也是林内烏斯的使徒之一，也被認為是前途光明的植物學家兼自然曆史學家。
在征詢過林内烏斯的意見之後，福斯科爾問法爾克是否願意前往哥本哈根，因為這樣他就可以盡力引薦他來擔任自己的助理，從而助其加入丹麥遠征隊。
而法爾克想的是，他不僅能憑借這個機會成為非常重要的個人助理，同時他也會是那個職位僅次于福斯科爾的人，這意味着由他來做那件事會更加方便&mdash&mdash把植物标本直接寄給熱切盼望的林内烏斯。
因此在抵達丹麥後不久，福斯科爾就向伯恩斯托夫提交了一封請願書。
伯恩斯托夫呢，其實在很早之前就已經表明自己的态度&mdash&mdash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以接受福斯科爾最過分的請求。
而這一回，福斯科爾提出了四項要求。
一是他想得到一份擔保：遠征隊将會在林内烏斯最喜歡的國家&mdash&mdash非洲大陸南端的好望角&mdash&mdash短暫停留；二是他想獲得一個許可：給林内烏斯寄種子、植物以及其他标本；三是他想開設一個賬戶：以報銷所有的特殊花費；四是他想要一名助理：即同樣來自瑞典的約翰·彼得·法爾克先生。
最末這條是有些放肆了，因為當時福斯科爾明明已經知道，他的助理已經選好了，就是那個丹麥人克裡斯蒂安·克拉默，但他還是送出了這封請願信。
然而，在他抵達哥本哈根四天之後，情形如何已一目了然。
當時他給林内烏斯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讓丹麥政府接受法爾克的重重困難。
&ldquo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rdquo，他寫道，&ldquo一方面我得注意言行，不能冒犯他們；另一方面，和一個不靠譜的人共事，還不能讓他拖累了我，反正不管怎麼說，兩下裡都不是容易事兒。
我會盡我所能為自己謀權得勢的。
&rdquo 其實我們已經看過福斯科爾是如何&ldquo為自己謀權得勢的&rdquo了：當初他筆戰群儒，将那篇博士論文的批評者們擊得潰不成軍；後來在&ldquo出版自由&rdquo論戰期間，他也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甯為玉碎不為瓦全。
在過去的兩回對抗中，他都捍衛了自己的權利；在過去的兩場戰鬥中，他都不得不做出選擇，要麼對他的反對者發起反攻，要麼投降認錯，接受他們的觀點。
而他在這兩種情況下的應對方針是一緻且明确的，那就是沖鋒陷陣，絕不退縮。
因此在當前他所面臨的情形下，福斯科爾仍舊清楚自己應是據理力争的一方：毫無疑問，法爾克比克拉默強太多了。
于是此時此刻，他依舊選擇了出擊進攻。
他提出的三項最重要的申請，都被伯恩斯托夫拒絕了。
米凱利斯當然也不贊同讓遠征隊在南非停留&mdash&mdash他可不想連累自己為此受責；再說了，這支遠征隊從一開始就是本着探索阿拉伯的計劃才被組建起來的&mdash&mdash又不是為了跑到林内烏斯的理想國去尋找什麼植物标本。
更何況這趟遠征是丹麥國王出資支持的，其間得到的任何成果，丹麥政府是絕對不允許他們寄往其他國家的，收貨地址有且隻有一個，必須是丹麥。
僅憑這一點，理由已是無可辯駁。
但對于負隅頑抗的福斯科爾來說，仍舊有可乘之機。
他決定還是要再用一點策略，來确保他的兩項請求都被滿足，因為他知道寬宏的伯恩斯托夫是非常容易打交道的人。
那麼到後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機會盡失呢？與其說是丹麥政府的強勢态度，不如說是禍起自身。
特别是法爾克一事的再次要求。
此時請願書已上呈給伯恩斯托夫一月有餘，克拉默将會随同遠征隊一起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已是闆上釘釘的事。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福斯科爾又給伯恩斯托夫去信一封，信中他再一次要求讓法爾克代替克拉默。
且看此信如何振振有詞：&ldquo哥本哈根雖然出于研究目的也成立了不少學術機構，但事實上這些機構都隻是剛剛投入運作而已；相比之下，烏普薩拉的自然曆史研究則居于領先地位，也就遠比哥本哈根的成熟；眼下我的同事便能夠證明這一點，他有一封林内烏斯先生的親筆推薦信，此人深受先生教導，學識淵博，堪當大任。
由是我就鬥膽說一句，請您接受我的懇求。
如果他能加入遠征隊，他能帶來的巨大成就便指日可期。
然若以一個在自然科學最重要的領域都亟須補課的人而取而代之的話，那麼，我又能指望從他那裡獲得什麼幫助呢。
&rdquo 如果說之前福斯科爾還剩一次可以說服伯恩斯托夫的機會，那麼現在的他，是真的已經用光用淨了。
再有任何輕舉妄動都不過是徒增自己的愚笨。
他隻用了四五行字，就清楚分明地告訴了剛剛答應任命他為教授，并讓他得到終生撫恤金的丹麥政府：相比于瑞典，丹麥在自然曆史領域的大學教育不過是業餘水平；并且，相比于瑞典的候選人，丹麥政府為自己的遠征隊選拔的人是無能之輩。
對于優先選擇法爾克一說，最初僅出于學術考慮，福斯科爾或許還有據理力争的餘地，但就目前而言，如果丹麥政府把他反對克拉默的行為看作一種民族優越感的展現，那他就隻能是迎風吐唾沫&mdash&mdash自作自受了。
果不其然，這封信迅速激起了抗議。
克拉岑施泰因教授早就有所耳聞，福斯科爾把他描述成一個鄉巴佬，說他連自然曆史标本的分類編錄工作都做不好，而且聽後者的意思，仿佛是世界上隻有林内烏斯一人清楚這些事該怎麼做。
而今白紙黑字，說自己的學生不及林内烏斯的學生。
他感覺自己被狠狠地羞辱了，遂即找到伯恩斯托夫抗議此事，他說福斯科爾這樣過分偏袒自己的老鄉，其根源在于他們瑞典人的民族歧視。
伯恩斯托夫認為他說得在理。
于是福斯科爾的請願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丹麥政府毫不猶豫地給克裡斯蒂安·卡爾·克拉默下達了任命。
這下挑起了恩怨。
福斯科爾一聽說這項任命，氣得直頓足，憤怒沖昏了頭腦，他當時就去找克拉岑施泰因理論了。
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兩人之間這次激烈會面的具體細節，但有幸的是，我們找到了克拉岑施泰因的個人陳述，就在一年之後他寫給林内烏斯的一封信裡。
雖然這些講述難免會有一邊倒的嫌疑，但總體來看和我們了解的福斯科爾的性情基本一緻，應該是很接近事實的： 他是一個人來的。
我很難違背自己的善良天性，所以還是格外友好地接待了他。
但他卻時時充滿敵意，動辄發怒。
剛一進門，他二話不說就開始譴責我，那麼多不堪入耳的詛咒、辱罵，劈頭蓋臉而來，讓我都忍不住覺得眼前這個人大概是發高燒了神志不清，不然怎會失控到這般地步。
我回答他，這些辱罵冒犯的話，他不應該直接沖着我來，就是要撒氣也應該對着阿斯卡尼俄斯，畢竟是他帶頭給克拉默任命的。
并且我也很不習慣這種對話方式。
但他還是不停地說說說。
後來我就失去了耐心，我對他說：&ldquo你怎麼可以到這裡來，就在我的家裡，羞辱我，何況我在這件事情上還是清白無辜的。
你憑什麼？&rdquo這時他說：&ldquo哼，克拉岑施泰因教授！要是我公開說你比林内烏斯差很多的話，你不應該覺得這是在冒犯你。
要知道能和林内烏斯相提并論，并不是件讓你羞愧的事。
&rdquo&ldquo恰恰相反&rdquo，我回答他，&ldquo在這兒，在哥本哈根大學裡，即便你羞辱了我，國外的林内烏斯也不會如你所願被捧到天上去在這兒，是我，不是林内烏斯，在教授自然曆史。
最起碼，我的學生不應為被灌輸這樣荒謬觀點：我不能勝任這門分支學科&mdash&mdash的教授工作。
就算在我心裡，我接受林内烏斯在我之上，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而至于你，我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你根本沒有資格對此作
還不滿六個月時，他失去了媽媽，而後便由繼母撫養；等他長得再大一點，他就得習慣在農場裡工作了；後來又經曆了漫長的遊說，父親尼布爾才不情願地同意，把他送進學校；但後來父親也去世了，叔叔作為監護人便中止了供他上學這件&ldquo蠢事&rdquo&mdash&mdash然而這時的卡斯滕不過才剛學會閱讀。
由于他分得的遺産都不夠用來買下原先的那個農場，無奈之際他隻得留心有哪方面的教育培訓是自己能夠支付得起的。
至于以前那種學校教育，他必然與之無緣了，因為要學的東西太多，而花費又太大；這也是為什麼他後來選擇從事音樂，并寄希望于成為一名管風琴樂手。
他學習拉小提琴、吹長笛&mdash&mdash據說當時的腓特烈大帝也會在他的波茨坦王宮（無憂宮）裡演奏長笛。
然而好景不長，他叔叔認定這種形式的教育也是多餘的。
于是卡斯滕·尼布爾的&ldquo學業&rdquo再一次被迫中止了。
時間一晃而過，眼下他已經16歲了，性格有些内向，但身體強壯健康，雙手充滿力量。
青壯小夥子自然是要去工作的，何況他從小就在農場長大，打理農場再合适不過。
這不，他的監護人給他安排了一個好去處，就在阿爾滕布魯赫（Altenbruch）的沼澤濕地社區：和父親一樣，叔叔名下也有一個農場，尼布爾剛好可以在這裡&ldquo學以緻用&rdquo。
毫無疑問，這回和以往短暫的求學經曆不同&mdash&mdash他和叔叔一待就是四年。
四年之後，他已長大成人，終于可以安排自己的未來了。
細心的他留意到，由于缺少對沼澤濕地的精準測量，當地農民隻要在土地使用上出現了什麼分歧，都必須得大老遠地跑一趟，去漢堡那邊請專業人士前來幫忙。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沒有自己的地籍測繪員。
因此，在切實而冷靜的考慮過後，尼布爾決定承擔起這份職責。
他必須成為一名測繪員，此外别無他志。
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得先讓自己接受這方面的必要培訓才行。
由是，同樣在22歲這一年，馮·黑文早就獲得了神學和語言學的學位，福斯科爾也忙着準備有關沃爾夫主義的博士論文，而卡斯滕·尼布爾，才剛剛進入漢堡的一所學校，在某張長椅上坐下來，開始學習字母和九九乘法表。
多虧了父親留給他的那筆遺産，尼布爾才能支付得起必要的私教課程；隻用了一年時間，他就可以進入語法學校學習了&mdash&mdash盡管其中的研習課程非常有限。
1757年，也就是米凱利斯和伯恩斯托夫商量&ldquo阿拉伯項目&rdquo的第二年，尼布爾獲得了格丁根大學的入學資格，并且拜在克斯特納[30]教授門下學習數學。
克斯特納很快意識到他是一個悟性極高的學生，遂助他申請了獎學金，以支持他繼續學習接下來的包括天文學在内的相關課程，購買必要的天文儀器設備。
尼布爾完全沒想過會遇上這等幸運的事。
對于從小在沼澤地長大的鄉村小夥兒來說，大學世界簡直就是一個處處充滿快樂的知識殿堂。
數學和天文學的原理、定律及法則，讓他看到其中純粹而又清晰的真理，各種存在有條不紊，各種現象也可以被解釋，在這個空間裡，與之有關的一切都仿佛充滿了光。
尼布爾萬萬沒想到，如此難得的幸運竟然又一次與自己撞個滿懷：眼下他剛剛得知，自己的名字和丹麥正在計劃的一場史無前例的遠征考察聯系在了一起。
許多年以後，當再一次和自己的孩子提起這一天時，尼布爾稱其為&ldquo改變人生走向的日子&rdquo。
以下便是他的兒子，準确地說，也就是那個喜歡高調頌揚的B.G.尼布爾[31]（BartholdGeorgNiebuhr）所做的記錄： 那是1758年夏天的一個午後。
克斯特納教授剛剛結束了一場國家科學院召開的會議。
此時此刻，他徑直走進了我父親的房間。
&ldquo要是讓你去參加一場阿拉伯的遠行怎麼樣？&rdquo他問道。
&ldquo若有人報銷的話，為什麼不去？&rdquo父親如是回道。
他對家鄉無牽無挂，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這個世界。
&ldquo丹麥國王會負責所有開銷&rdquo，克斯特納随即将整個計劃都告訴了父親。
父親立即表态要加入遠征隊。
這項提議正中他心，遠征、考察、探險，這一類的事業，他的确渴望已久了。
但表态的同時，父親也說了兩點顧慮：盡管他内心懷有對科學和真知的最高崇敬，可他還是會懷疑自己，能否勝任這項工作，又能否在這樣一場遠征中真正起到一點作用。
克斯特納讓父親放心，他保證會有足夠時間讓父親做好充分準備，在準備過程中，除了目前正在學習的課程之外，父親還可以拜在邁耶教授[32]門下研習天文學。
由于父親非常勤奮，意志力也堅定，克斯特納自然對他深信不疑。
所以眼下父親唯一缺少的就是邁耶教授的支持，隻要後者同意指導他學習，那就什麼都好說。
于是當天晚上他就去拜訪了邁耶教授。
然而，後者并沒有像克斯特納一樣對此事表現出極大熱情，相反，他告誡父親，在任何毫無後路可退的抉擇面前，切勿草率決定，尤其是在自己根本不了解将會面對什麼樣的艱難險阻的時候。
不過話雖如此，邁耶還是答應了指導父親研習天文學的請求。
緊接着就在第二天，父親去向米凱利斯毛遂自薦。
米凱利斯不以為意，隻是将他的快速決定視為年輕人的一時沖動，并勸父親三思而後行，讓他等一周再來給出答複。
一周時間過去了，父親并沒有任何動搖，他十分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決心。
這一回，米凱利斯接受了。
伯恩斯托夫也批準了卡斯滕·尼布爾的請命，承諾給他充足的時間做遠征準備，并發放一年的補貼&mdash&mdash相當于馮·黑文在過去兩年中所享受的津貼。
自那時起，卡斯滕·尼布爾的生活重心便徹底轉移到了此次遠征的準備工作上：他繼續學習為輔助地理測量而必需的數學知識；努力拓展自己的曆史學知識；訓練自己在機械方面的實操能力，這樣一來，如果儀器出現問題，他自己也能修好；另外還有兩點，也是準備的重中之重，即跟随米凱利斯學習阿拉伯語，接受邁耶的天文學&ldquo一對一輔導&rdquo。
阿拉伯學起來的學習的确任重道遠。
尼布爾在複雜的語法面前失去了耐心，他覺得米凱利斯太容易拘泥于理論的細枝末節。
幾個月之後，他仍舊停在課本第一頁上毫無進展，就索性放棄了。
而另一方面，邁耶&mdash&mdash這位在學術界舉足輕重的數學家&mdash&mdash對他的教授，令他身心暢達；他們師徒二人，學得迫切，教得懇切，教學相長，好不熱烈。
邁耶發現了一種通過觀察解讀月相來确定經度的新方法；就像林内烏斯和福斯科爾之間的關系一樣，前者把後者參加阿拉伯遠征當作是為自己擴增植物标本收集的一個機會，邁耶也在尼布爾身上發現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機會，即可以将他的那些理論統統投入試驗。
尼布爾承諾，基于邁耶在那時尚未發表的月亮圖表，他會應用邁耶的方法，竭盡全力來完成經度的推算工作。
作為交換，邁耶也積極投入對尼布爾的儀器設備的詳細研究中。
他們一起設法弄到一台象限儀[33]，尼布爾想用它來測量太陽和其他恒星的地平緯度，還想用它來對地球進行角度測量。
為了盡可能地測量精準，邁耶甚至會親自動手來校準儀器。
我們可以想象他倆為這項工作俯身彎腰的樣子：尼布爾認真地觀看着，同時，邁耶相當謹慎地記下這台新象限儀所顯示的度數。
每當邁耶擦拭儀器時，光照在平滑的銅台上，映成一面小鏡子；他們眉頭緊皺，沉默不語，而這個時刻，往往充滿了無限崇敬，就如我們在首次邂逅&ldquo星盤&rdquo[34]這一概念時的反應。
星盤，往後我們還會經常遇到這個詞，因為卡斯滕·尼布爾将會用它測量阿拉伯菲利克斯。
由于馮·黑文的失蹤，尼布爾的這段準備時期比最初預估的要久一些。
直到1760年9月29日，也就是米迦勒節[35]這一天，他才離開格丁根，坐上開往哥本哈根的郵政車。
抵達後不久，他就被引薦給著名的彼得·福斯科爾。
在這位男士面前，他深知自愧不如，盡管對方隻是年長了一歲，卻已經取得如此多的成就。
相應地，他們會面時的氣氛也一點都不活躍。
福斯科爾先生看起來心事重重，與這位未來的同伴交流時也隻是心不在焉地回應着。
但和伯恩斯托夫坐在一處的時候，情況就好太多了。
這位外交部部長十分友好，會帶着慈父般的喜悅傾聽他。
當尼布爾情不自禁地給他展示自己的新星盤時，伯恩斯托夫便問道為什麼不把這個儀器所花費的賬單寄給他報銷。
尼布爾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他目前正接受着丹麥國王賜予的補助金，所以他認為理所應當是自己來支付買星盤的錢。
當時的情景可想而知，伯恩斯托夫坐在一旁定定地看着他，手托着下巴聽他講着，若有所思地點頭稱是。
或許他也會在某一瞬間忽然聯想到，那些流入馮·黑文手中的無止境的旅行花費和津貼，還有滿足福斯科爾要求的所謂的教授薪資和終生撫恤金。
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告訴尼布爾，丹麥國王将會且理應支付儀器的相關花費，此外，伯恩斯托夫以個人名義提出，如果尼布爾先生願意擔任遠征隊的财務負責人一職，那麼他将會不勝欣喜。
他還提到了瑞典植物學家彼得·福斯科爾通過自己的提議而被委以&ldquo教授&rdquo之事，遂問及尼布爾是否有意擁有相同頭銜。
尼布爾反倒被這個提議驚住了，忙回答說他還沒拿到學士學位。
伯恩斯托夫則又問他是否願意擔任隊長一職。
尼布爾極難為情地婉拒了，說自己實在是太年輕了，他還鼓起勇氣向部長坦言，隻要能給他一個工兵上尉的頭銜，他就很滿足了。
&ldquo作為一名工兵上尉，如果能夠為大家提供精準的觀察與測量，我便會感到十分光榮；但作為教授或者隊長，如果大家知道我在高等數學的高深領域并沒有什麼鑽研成果，我會覺得很羞愧&rdquo，他這樣說道。
伯恩斯托夫沉默地看了他一會兒。
随即決定委任他為&ldquo工兵上尉&rdquo，這個職位和地籍測繪員差不多。
但尼布爾覺得恰如其分。
由是，卡斯滕·尼布爾得到了允許，繼續做一個無名之輩。
5 在尼布爾抵達哥本哈根後沒多久，又有兩位成員即将加入丹麥遠征隊。
阿斯卡涅斯[36]教授和厄德爾[37]教授共同拟寫了一份建議書，指出這個團隊理應增加一名插圖畫家，負責為收集的标本繪出逼真的素描圖像；此外，還需增加一名自然科學家，負責協助福斯科爾教授，同時擔當遠征隊的醫生一職。
對于第一個職位，新成立的藝術學院選出了一名畫家，名為格奧爾格·威廉·博朗芬。
此人也是一名雕刻家，時年32歲，來自德國南部的紐倫堡（Nuremberg），曾應召前往丹麥，為貴族克萊文費爾特制作家族曆史的雕刻版畫。
在哥本哈根，他拜在偉大的普賴斯勒[38]門下學習，後者的學生包括後來蜚聲藝壇的克萊門斯[39]。
與深受法國影響的克萊門斯相比，博朗芬繼承了那種更為粗犷，或者說有些粗糙的南德風格。
作為一名畫家，他幾乎稱不上出衆，但也并非沒有天分。
早在1754年，他就曾被皇家藝術學院授予一小枚黃金獎章，而五年之後，那幅他稱之為&ldquo摩西和燃燒的荊棘叢&rdquo（MosesandtheBurningBush）的版畫，則為他赢得了更大的榮譽與獎章。
當時博朗芬自然沒有想到，幾年之後，他會親身走遍那片地域。
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還是以顯赫人物的肖像畫為主，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丹麥王室的畫像》，描繪的是奧爾登堡王朝[40]的諸位國王在腓特烈堡[41]裡的執政畫像；以及相對來說繪作規模更大的，伊弗·羅森克蘭茨[42]的肖像畫。
到後來，他負責完成了A.G.莫爾特克[43]的肖像畫，這幅作品，被普遍認為是他最成功的一幅，也正是這幅畫像為他赢得了丹麥遠征隊的任命。
身為畫家和雕刻家的博朗芬，的确是一個非常稱職的手工匠人，雖然他身上沒有十分耀眼的光芒，但他做事勤勉認真，一絲不苟，為人心平氣和，安甯溫順。
他很少會有走極端的時候。
即便是展露嚴肅的那一面時，說話也不刺耳，總會帶着幽默愉快的語氣。
這也是性情使然。
所以相處沒多久，其他人就覺得他是個友好和善的夥伴，從不惹是生非。
雖說在極偶爾的情形下，這種愉快明朗的心境也會為思鄉的惆怅、憂郁，以及孤獨感所籠罩，但博朗芬自始至終都兢兢業業，無論被要求做什麼工作；他時常會持續多天不間斷地工作，這份勤勞是出于自覺，而不是被動。
因此，他也是遠征隊中唯一一個不會被牽扯到内部矛盾裡的人。
不過，矛盾的第一次轉化就發生在另一個和博朗芬同時被任命的人身上，也就是被選出擔任遠征隊醫生一職的那個人。
他叫克拉默，丹麥人，曾就讀于哥本哈根大學，跟随來自德國的克拉岑施泰因[44]教授學習自然曆史學和醫學。
相較于遠征隊的其他成員來說，我們對克裡斯蒂安·卡爾·克拉默的情況知之甚少。
1732年1月19日，他出生于哥本哈根，母親是索菲·卡斯，父親約翰·克裡斯托弗·克拉默是勳爵張伯倫·馮·普勒森的管家，毫無疑問，父子二人皆得益于這層關系&mdash&mdash張伯倫時不時地能在宮中為這名年輕的醫學學生美言幾句。
隻不過克拉默直到滿21歲時才進入大學校園，七年之後，也就是1760年，他通過了醫學的畢業考試。
他的博士論文是關于昆蟲的，聽起來很厲害，事實上卻是一部很乏味的作品，原創性很低，當時隻是為了确保自己能拿到為加入丹麥遠征隊而必須具備的那個頭銜，于慌忙倉促間趕制出來的。
1760年12月29日，克拉默被授予博士學位&mdash&mdash距離遠征隊從哥本哈根出發隻剩六天。
除卻這篇博士論文，他的作者身份也就僅限于1759年出版的一本書。
至于那本書的内容，我們則是一無所知，其實坦白講，即便那書就擺在面前，我們也不見得想了解其中到底寫了什麼。
做個不太恰當的比較吧，這種不感興趣的程度，就好比我們看到福斯科爾關于&ldquo出版自由&rdquo的作品時，那種很感興趣的程度。
因為光看它的題目就已經足夠了：《金絲雀及其護理》（CanariesandTheirCare）。
和博朗芬一樣，克拉默溫文爾雅，友善和氣。
但在他的專屬領域裡，他并沒有展現出什麼過人能力，在其他方面也是庸碌無為。
由于這些品質，或者更正确地說是他所缺乏的這些品質，讓他像一塊無足輕重的，也許忽然就遭遇山體滑坡的小石塊。
對于彼得·福斯科爾來說，他尤其不能接受克拉默的加入。
因為這個瑞典人從斯德哥爾摩離開時，還有一個老鄉與之一同前往哥本哈根。
老鄉名叫法爾克[45]，比他低一屆，也是林内烏斯的使徒之一，也被認為是前途光明的植物學家兼自然曆史學家。
在征詢過林内烏斯的意見之後，福斯科爾問法爾克是否願意前往哥本哈根，因為這樣他就可以盡力引薦他來擔任自己的助理，從而助其加入丹麥遠征隊。
而法爾克想的是，他不僅能憑借這個機會成為非常重要的個人助理，同時他也會是那個職位僅次于福斯科爾的人，這意味着由他來做那件事會更加方便&mdash&mdash把植物标本直接寄給熱切盼望的林内烏斯。
因此在抵達丹麥後不久，福斯科爾就向伯恩斯托夫提交了一封請願書。
伯恩斯托夫呢，其實在很早之前就已經表明自己的态度&mdash&mdash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以接受福斯科爾最過分的請求。
而這一回，福斯科爾提出了四項要求。
一是他想得到一份擔保：遠征隊将會在林内烏斯最喜歡的國家&mdash&mdash非洲大陸南端的好望角&mdash&mdash短暫停留；二是他想獲得一個許可：給林内烏斯寄種子、植物以及其他标本；三是他想開設一個賬戶：以報銷所有的特殊花費；四是他想要一名助理：即同樣來自瑞典的約翰·彼得·法爾克先生。
最末這條是有些放肆了，因為當時福斯科爾明明已經知道，他的助理已經選好了，就是那個丹麥人克裡斯蒂安·克拉默，但他還是送出了這封請願信。
然而，在他抵達哥本哈根四天之後，情形如何已一目了然。
當時他給林内烏斯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讓丹麥政府接受法爾克的重重困難。
&ldquo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rdquo，他寫道，&ldquo一方面我得注意言行，不能冒犯他們；另一方面，和一個不靠譜的人共事，還不能讓他拖累了我，反正不管怎麼說，兩下裡都不是容易事兒。
我會盡我所能為自己謀權得勢的。
&rdquo 其實我們已經看過福斯科爾是如何&ldquo為自己謀權得勢的&rdquo了：當初他筆戰群儒，将那篇博士論文的批評者們擊得潰不成軍；後來在&ldquo出版自由&rdquo論戰期間，他也是橫眉冷對千夫指，甯為玉碎不為瓦全。
在過去的兩回對抗中，他都捍衛了自己的權利；在過去的兩場戰鬥中，他都不得不做出選擇，要麼對他的反對者發起反攻，要麼投降認錯，接受他們的觀點。
而他在這兩種情況下的應對方針是一緻且明确的，那就是沖鋒陷陣，絕不退縮。
因此在當前他所面臨的情形下，福斯科爾仍舊清楚自己應是據理力争的一方：毫無疑問，法爾克比克拉默強太多了。
于是此時此刻，他依舊選擇了出擊進攻。
他提出的三項最重要的申請，都被伯恩斯托夫拒絕了。
米凱利斯當然也不贊同讓遠征隊在南非停留&mdash&mdash他可不想連累自己為此受責；再說了，這支遠征隊從一開始就是本着探索阿拉伯的計劃才被組建起來的&mdash&mdash又不是為了跑到林内烏斯的理想國去尋找什麼植物标本。
更何況這趟遠征是丹麥國王出資支持的，其間得到的任何成果，丹麥政府是絕對不允許他們寄往其他國家的，收貨地址有且隻有一個，必須是丹麥。
僅憑這一點，理由已是無可辯駁。
但對于負隅頑抗的福斯科爾來說，仍舊有可乘之機。
他決定還是要再用一點策略，來确保他的兩項請求都被滿足，因為他知道寬宏的伯恩斯托夫是非常容易打交道的人。
那麼到後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機會盡失呢？與其說是丹麥政府的強勢态度，不如說是禍起自身。
特别是法爾克一事的再次要求。
此時請願書已上呈給伯恩斯托夫一月有餘，克拉默将會随同遠征隊一起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已是闆上釘釘的事。
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福斯科爾又給伯恩斯托夫去信一封，信中他再一次要求讓法爾克代替克拉默。
且看此信如何振振有詞：&ldquo哥本哈根雖然出于研究目的也成立了不少學術機構，但事實上這些機構都隻是剛剛投入運作而已；相比之下，烏普薩拉的自然曆史研究則居于領先地位，也就遠比哥本哈根的成熟；眼下我的同事便能夠證明這一點，他有一封林内烏斯先生的親筆推薦信，此人深受先生教導，學識淵博，堪當大任。
由是我就鬥膽說一句，請您接受我的懇求。
如果他能加入遠征隊，他能帶來的巨大成就便指日可期。
然若以一個在自然科學最重要的領域都亟須補課的人而取而代之的話，那麼，我又能指望從他那裡獲得什麼幫助呢。
&rdquo 如果說之前福斯科爾還剩一次可以說服伯恩斯托夫的機會，那麼現在的他，是真的已經用光用淨了。
再有任何輕舉妄動都不過是徒增自己的愚笨。
他隻用了四五行字，就清楚分明地告訴了剛剛答應任命他為教授，并讓他得到終生撫恤金的丹麥政府：相比于瑞典，丹麥在自然曆史領域的大學教育不過是業餘水平；并且，相比于瑞典的候選人，丹麥政府為自己的遠征隊選拔的人是無能之輩。
對于優先選擇法爾克一說，最初僅出于學術考慮，福斯科爾或許還有據理力争的餘地，但就目前而言，如果丹麥政府把他反對克拉默的行為看作一種民族優越感的展現，那他就隻能是迎風吐唾沫&mdash&mdash自作自受了。
果不其然，這封信迅速激起了抗議。
克拉岑施泰因教授早就有所耳聞，福斯科爾把他描述成一個鄉巴佬，說他連自然曆史标本的分類編錄工作都做不好，而且聽後者的意思，仿佛是世界上隻有林内烏斯一人清楚這些事該怎麼做。
而今白紙黑字，說自己的學生不及林内烏斯的學生。
他感覺自己被狠狠地羞辱了，遂即找到伯恩斯托夫抗議此事，他說福斯科爾這樣過分偏袒自己的老鄉，其根源在于他們瑞典人的民族歧視。
伯恩斯托夫認為他說得在理。
于是福斯科爾的請願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丹麥政府毫不猶豫地給克裡斯蒂安·卡爾·克拉默下達了任命。
這下挑起了恩怨。
福斯科爾一聽說這項任命，氣得直頓足，憤怒沖昏了頭腦，他當時就去找克拉岑施泰因理論了。
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兩人之間這次激烈會面的具體細節，但有幸的是，我們找到了克拉岑施泰因的個人陳述，就在一年之後他寫給林内烏斯的一封信裡。
雖然這些講述難免會有一邊倒的嫌疑，但總體來看和我們了解的福斯科爾的性情基本一緻，應該是很接近事實的： 他是一個人來的。
我很難違背自己的善良天性，所以還是格外友好地接待了他。
但他卻時時充滿敵意，動辄發怒。
剛一進門，他二話不說就開始譴責我，那麼多不堪入耳的詛咒、辱罵，劈頭蓋臉而來，讓我都忍不住覺得眼前這個人大概是發高燒了神志不清，不然怎會失控到這般地步。
我回答他，這些辱罵冒犯的話，他不應該直接沖着我來，就是要撒氣也應該對着阿斯卡尼俄斯，畢竟是他帶頭給克拉默任命的。
并且我也很不習慣這種對話方式。
但他還是不停地說說說。
後來我就失去了耐心，我對他說：&ldquo你怎麼可以到這裡來，就在我的家裡，羞辱我，何況我在這件事情上還是清白無辜的。
你憑什麼？&rdquo這時他說：&ldquo哼，克拉岑施泰因教授！要是我公開說你比林内烏斯差很多的話，你不應該覺得這是在冒犯你。
要知道能和林内烏斯相提并論，并不是件讓你羞愧的事。
&rdquo&ldquo恰恰相反&rdquo，我回答他，&ldquo在這兒，在哥本哈根大學裡，即便你羞辱了我，國外的林内烏斯也不會如你所願被捧到天上去在這兒，是我，不是林内烏斯，在教授自然曆史。
最起碼，我的學生不應為被灌輸這樣荒謬觀點：我不能勝任這門分支學科&mdash&mdash的教授工作。
就算在我心裡，我接受林内烏斯在我之上，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而至于你，我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你根本沒有資格對此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