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高乃裡于斯·凡·拜爾勒的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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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莎沒有猜錯，法官們第二天上布依坦霍夫來審問高乃裡于斯·凡·拜爾勒。
不過，審問的時間并不長，因為高乃裡于斯把德·維特弟兄倆和法國的緻命的通信收藏在家裡，是有證有據的。
他沒有否認。
在法官們的眼裡，還不能确定的隻有：這些信件到底是不是他的教父高乃依·德·維特親自交給他的。
既然這兩個殉難者已經死了，高乃裡于斯·凡·拜爾勒再沒有什麼好顧忌的，他不但不否認這包東西是高乃依親自交給他保管的，還把當時情況和經過也講了出來。
這種親密的關系把教子也牽連到他教父的案子裡去。
高乃依和高乃裡于斯之間有着顯而易見的共謀關系。
高乃裡于斯不隻供出這一點就完了，他把自己的好惡、習慣和交遊全都一五一十講出來。
他講到自己不關心政治，愛好研究，喜歡藝術、科學和花卉。
他還說起從高乃依到多德雷赫特來，把這包東西交給他的那一天起，這包東西就一直沒有被保管人動過，甚至連注意都沒有注意過。
有人反駁他，認為就這點來看，他說的不可能是實話，因為信件就放在他的手和眼睛每天都要接觸到的櫃子裡。
高乃裡于斯回答說，這一點也是真的，不過他的手伸進抽屜僅僅是為了摸摸球根是不是很幹燥，他的眼睛望進去也僅僅是為了看看球根是不是已經開始發芽。
有人反駁他，認為他推說對這包東西不關心，是講不通的，因為從他教父的手裡接過一包這樣的東西，就不可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關于這個問題，他的答複是： 他的教父高乃依太愛他了，特别是考慮得太周到，所以不會把這包東西的内容告訴他，因為說明了隻會叫保管人擔心。
有人反駁他，認為德·維特先生如果這樣做的話，一定會在包裹上加一個證明以防萬一，證明他的教子與這些信件完全無關；再不然，在他吃官司的時候，也一定會寫一封信給他的教子，證明他的教子無罪。
高乃裡于斯回答說，他的教父毫無疑問是沒有想到這包東西會出危險，因為它藏在一個在全凡·拜爾勒家的人看來跟約櫃[1]一樣神聖不可侵犯的櫃子裡；因此，他的教父認為證明是不必要的。
至于說信，他仿佛記得，在他被捕前一會兒，他正全神貫注地觀看一個最稀有的球根的時候，約翰·德·維特先生的仆人曾經到他的幹燥室來過，交給他一張紙；可是這一切，在他的記憶裡，隻留下很模糊的印象。
那個仆人已經走了；不過那張紙，如果仔細找一找，也許還可以找到。
說到克萊克，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因為他已經離開荷蘭。
說到那張紙，找到的可能性也很小，再說也沒有人肯花力氣去找。
高乃裡于斯在這一點上也并不堅持。
因為那張紙即使找到了，也很可能跟構成罪證的信件毫無關系。
法官們希望擺出慫恿高乃裡于斯更好地為自己辯護的态度；他們在他面前顯出仁慈的耐心。
這種耐心可以說是一個對被告感到興趣的法官，或者是一個已經把對方打垮而完全占了優勢的、無需再加以迫害就可以毀掉對方的勝利者的特征。
高乃裡于斯沒有接受這種假惺惺的保護，他以殉道者的高貴氣概和義人的從容态度作最後答辯。
“你們問到我的那些事，各位先生，”他說，“除了準确無誤的事實經過以外，我沒有什麼好回答的。
而事實經過就是這樣。
那包東西是像我剛才說的那樣交給我的。
我在上帝面前聲明，我以前不知道，現在還是不知道裡面的内容，直到我被捕那天，我才知道這包東西是議長和德·盧瓦侯爵的來往信件。
最後，我聲明我不知道怎麼會有人知道這包東西在我家裡；我尤其不明白，我收下了我那著名的、慘遭不幸的教父送來的東西，怎麼會被認為有罪。
” 這就是高乃裡于斯的全部辯護詞。
法官們開始讨論。
他們認為： 任何内讧的苗子都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重新引起戰争，而消滅戰争是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的。
他們中間有一個以善于觀察著稱的人，他認為這個年輕人表面上那麼冷靜，實際上可能是個很危險的人，因為在他那冷冰冰的外表下，一定包藏着為他親人德·維特弟兄複仇的強烈願望。
另外一個人指出，對郁金香的愛好跟政治是完全一緻的。
曆史就證明有好些很危險的人物都從事園藝，仿佛園藝是他們的職業，雖然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另外的事情。
在嘉比[2]種罂粟花的老塔克文[3]，和在萬森納堡的望樓裡澆康乃馨花的德·孔戴就是證明；頭一個在種花的時候策劃怎樣回羅馬，第二個在澆花的時候計劃怎樣越獄。
這位法官用下面的兩刀論法作了結論： 高乃裡于斯·凡·拜爾勒先生或者熱愛郁金香，或者熱愛政治；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對我們說了謊，首先是因為他從
不過，審問的時間并不長，因為高乃裡于斯把德·維特弟兄倆和法國的緻命的通信收藏在家裡，是有證有據的。
他沒有否認。
在法官們的眼裡，還不能确定的隻有：這些信件到底是不是他的教父高乃依·德·維特親自交給他的。
既然這兩個殉難者已經死了，高乃裡于斯·凡·拜爾勒再沒有什麼好顧忌的，他不但不否認這包東西是高乃依親自交給他保管的，還把當時情況和經過也講了出來。
這種親密的關系把教子也牽連到他教父的案子裡去。
高乃依和高乃裡于斯之間有着顯而易見的共謀關系。
高乃裡于斯不隻供出這一點就完了，他把自己的好惡、習慣和交遊全都一五一十講出來。
他講到自己不關心政治，愛好研究，喜歡藝術、科學和花卉。
他還說起從高乃依到多德雷赫特來，把這包東西交給他的那一天起，這包東西就一直沒有被保管人動過，甚至連注意都沒有注意過。
有人反駁他，認為就這點來看，他說的不可能是實話，因為信件就放在他的手和眼睛每天都要接觸到的櫃子裡。
高乃裡于斯回答說，這一點也是真的，不過他的手伸進抽屜僅僅是為了摸摸球根是不是很幹燥，他的眼睛望進去也僅僅是為了看看球根是不是已經開始發芽。
有人反駁他，認為他推說對這包東西不關心，是講不通的，因為從他教父的手裡接過一包這樣的東西，就不可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關于這個問題，他的答複是： 他的教父高乃依太愛他了，特别是考慮得太周到，所以不會把這包東西的内容告訴他，因為說明了隻會叫保管人擔心。
有人反駁他，認為德·維特先生如果這樣做的話，一定會在包裹上加一個證明以防萬一，證明他的教子與這些信件完全無關；再不然，在他吃官司的時候，也一定會寫一封信給他的教子，證明他的教子無罪。
高乃裡于斯回答說，他的教父毫無疑問是沒有想到這包東西會出危險，因為它藏在一個在全凡·拜爾勒家的人看來跟約櫃[1]一樣神聖不可侵犯的櫃子裡；因此，他的教父認為證明是不必要的。
至于說信，他仿佛記得，在他被捕前一會兒，他正全神貫注地觀看一個最稀有的球根的時候，約翰·德·維特先生的仆人曾經到他的幹燥室來過，交給他一張紙；可是這一切，在他的記憶裡，隻留下很模糊的印象。
那個仆人已經走了；不過那張紙，如果仔細找一找，也許還可以找到。
說到克萊克，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因為他已經離開荷蘭。
說到那張紙，找到的可能性也很小，再說也沒有人肯花力氣去找。
高乃裡于斯在這一點上也并不堅持。
因為那張紙即使找到了，也很可能跟構成罪證的信件毫無關系。
法官們希望擺出慫恿高乃裡于斯更好地為自己辯護的态度；他們在他面前顯出仁慈的耐心。
這種耐心可以說是一個對被告感到興趣的法官，或者是一個已經把對方打垮而完全占了優勢的、無需再加以迫害就可以毀掉對方的勝利者的特征。
高乃裡于斯沒有接受這種假惺惺的保護，他以殉道者的高貴氣概和義人的從容态度作最後答辯。
“你們問到我的那些事，各位先生，”他說，“除了準确無誤的事實經過以外，我沒有什麼好回答的。
而事實經過就是這樣。
那包東西是像我剛才說的那樣交給我的。
我在上帝面前聲明，我以前不知道，現在還是不知道裡面的内容，直到我被捕那天，我才知道這包東西是議長和德·盧瓦侯爵的來往信件。
最後，我聲明我不知道怎麼會有人知道這包東西在我家裡；我尤其不明白，我收下了我那著名的、慘遭不幸的教父送來的東西，怎麼會被認為有罪。
” 這就是高乃裡于斯的全部辯護詞。
法官們開始讨論。
他們認為： 任何内讧的苗子都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重新引起戰争，而消滅戰争是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的。
他們中間有一個以善于觀察著稱的人，他認為這個年輕人表面上那麼冷靜，實際上可能是個很危險的人，因為在他那冷冰冰的外表下，一定包藏着為他親人德·維特弟兄複仇的強烈願望。
另外一個人指出，對郁金香的愛好跟政治是完全一緻的。
曆史就證明有好些很危險的人物都從事園藝，仿佛園藝是他們的職業，雖然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另外的事情。
在嘉比[2]種罂粟花的老塔克文[3]，和在萬森納堡的望樓裡澆康乃馨花的德·孔戴就是證明；頭一個在種花的時候策劃怎樣回羅馬，第二個在澆花的時候計劃怎樣越獄。
這位法官用下面的兩刀論法作了結論： 高乃裡于斯·凡·拜爾勒先生或者熱愛郁金香，或者熱愛政治；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對我們說了謊，首先是因為他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