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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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面。
” 每每聊起自己的作品，他總是會采取一些手段以避免自己陷入常規性的羞澀，這些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為什麼将作品人物冠以自己的名字？” “因為自己的名字也是别人的所有物。
” “語言是别人的所有物，那麼，即便是‘我’這個詞，難道不也是這樣嗎？” “的确，語言是所有人的共有物，但你不認為‘我’這個詞是更加虛構的共有物嗎？誰都不會用‘喂，我！’來叫自己，對于絕對不會被那樣叫的安心導緻了‘我’的自大，最後變成了一種權利。
” 我有些不高興，反唇相譏道： “也就是說，你用菊田次郎這個名字，為你的自我賦予了一個切實的外表對吧？” “沒錯。
” “那好吧。
但是，你描寫了思考的結構，誰能保證那就是你的思考呢？” “我的思考、我的思想，那樣的東西不可能存在。
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嚴格地說已經不屬于我了。
因為在那個瞬間，我和别人共同擁有了那個思想。
” “那麼，也就是說，隻有表達之前的你是屬于你自己的。
” “這就是在堕落的社會所說的那種個性，說到這個程度你應該明白了吧，換句話說，個性這東西是絕對不存在的。
” “但是，環遊世界之時，你不能說沒有和肉體同行吧？” “當然，因為身體比個性重要百倍，即便旅行時我忘了帶旅行包，也不會忘記身體啊！” “肉體沒有個性嗎？” “肉體隻有類型。
神如此看重肉體，就沒有賦予它應被賦予的自由，而将自由這東西給了精神。
這東西是精神鐘愛的合适的玩具。
……肉體經常占據一定的位置。
在世界之旅中，經常令我詫異的就是這一位置的不可思議性，我忘不了肉體占據着這一位置。
比如，我站在夢寐以求的希臘廢墟上，那時，我的肉體占據着切切實實的‘我’的空間，這是我的精神從未占據過的。
” “也就是說，精神并沒有形态對吧？” “是啊，所以精神應該努力去擁有形态。
” “如此說來，你稿子中所描寫的，就是從精神角度觀察到的存在之不确定性吧。
” “的确如此，因為精神在任何地方隻能看到精神。
把環遊世界僅僅當作走過一條異常蜿蜒曲折、鑲有鏡子的長廊的話，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 “但是，最終你好像沒有觀察人，一直在觀察物質。
” “你想想看，地球背面有一個城市，那裡存在着人們各式各樣的生活。
無言的人類生活，是猶如物質一樣謙虛的東西，我認識到了這一點。
” “你沒有接觸生命嗎？” “你是想說用手指觸摸生命吧，真是龌龊！生命是不能用手指觸碰的東西。
生命是用生命來接觸的，正像物質與物質接觸一樣，怎麼可能會有超越這種程度的接觸呢？……即便如此，旅行的回憶與戀愛的回憶非常相似。
事前欲望已無法追溯，由于這種欲望發生了微妙的屬性變化且就在眼前，回憶這一行為給人一種宛如可以追溯事前欲望的錯覺。
” “你的事前欲望是什麼？” “希望在我去的國家爆發戰争或革命，我作為自願參加的一個人被卷入其中！” “哈哈，又是你那個‘想成為他人’的欲望啊！” 次郎沒有回答，一個勁地傻笑着。
我非常了解他總是被那種難以控制的小孩子似的欲望所驅使，突發奇想要當船員啦，戍邊的士兵啦，探險家等諸如此類的工作。
我們厭倦了争論，互相都覺得為這些向他人羞于啟齒的觀念上的問題在白白浪費時間。
調酒師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過來擦拭桌台，所以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将酒杯移來移去，杯底在紋理可見的潔淨桌面上留下了許多水痕。
此時，即便我想起讓·科克托[讓·科克托（JeanCocteau，1889—1963），法國詩人、小說家、電影導演、畫家、戲劇家、音樂評論家]《緻雅克·馬利丹的信》的前言，應該也沒有什麼奇怪的。
……羅馬、一九一七年、複活節。
十五天來，我和畢加索一直全神貫注于叙事詩的工作，無暇遊山玩水，今天，我們一起出去散步。
畢加索：我們進這個寺院看看吧。
（但是，寺院中盡是信徒、燭台和祈禱的音樂，人滿為患，無法進去。
） 我：去其他寺院看看吧。
（去了一看，那裡也是如此。
二人長時間一言不發地走着。
） 畢加索：我們像狗一樣生活着。
…… 菊田次郎臉上寫滿了疲倦，他表情冷淡，猶如我并不存在一般，對他這種不懷好意的态度我已習以為常。
我對他無所不知，這和我對他一無所知是一樣的。
次郎的口頭禅就是：人無論如何都無法理解對方，這是連接人與人關系的唯一橋梁。
我和次郎相識之時，正值他剛剛戰戰兢兢地踏入青春期。
他總是一副憔悴的面容，逢人便宣揚自己無憂無慮。
而且，他内心的自負如棘刺一般，總是紮得自己生疼，令他坐卧不甯。
實際上，他追求的是像王者那樣寬容的自負。
他認為戰後一段時期的社會混亂隻是心理上的現象，開始持有一種荒謬的盲信，相信能夠通過規範内心世界來賦予外界以秩序。
他開始着手扼殺自己感性的工作，因為他的感性就像惡龍，他必須全神貫注地擊敗它。
如果以某種形式感受到外界的話，他便以失敗告終。
作為大獲全勝的權宜之計，次郎甚至打算自己暫時變身為外界，但這并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
次郎直到如今還隻是在談論“外面”，他的行為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
春天的時候，他來我家玩，我們一起在武藏野那留有昔日痕迹的樹林裡散步。
春樹萌芽，黃莺對鳴。
但是，我們腳下的草地，發出的仍然是枯草那幹澀的聲音。
“已經是春天了啊！”我說。
“我最厭煩春天了！”他說。
我沒有理會他的話。
“春天真是一副故弄玄虛的樣子，你若不去感受它就不知道它已經來了。
空氣猶如溫吞吞的濃湯，形态這種東西根本沒有。
你看那片模糊、醜陋的雲彩，雲還是夏天的最好啊。
” 他在巴黎時恰逢巴黎四月的春光。
回來後，他立刻告訴了我。
巴黎之春和日本的春天不同，日本的春天像素描那樣必須經過多次修改才能最終成為真品，巴黎之春卻像拜倫勳爵[喬治·戈登·拜倫（GeorgeGordonByron，1788—1824），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代表作有《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唐璜》等]的名聲一樣在某個早上突如其來。
“一個早上，我一起床，就覺得渾身發癢。
”次郎
” 每每聊起自己的作品，他總是會采取一些手段以避免自己陷入常規性的羞澀，這些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為什麼将作品人物冠以自己的名字？” “因為自己的名字也是别人的所有物。
” “語言是别人的所有物，那麼，即便是‘我’這個詞，難道不也是這樣嗎？” “的确，語言是所有人的共有物，但你不認為‘我’這個詞是更加虛構的共有物嗎？誰都不會用‘喂，我！’來叫自己，對于絕對不會被那樣叫的安心導緻了‘我’的自大，最後變成了一種權利。
” 我有些不高興，反唇相譏道： “也就是說，你用菊田次郎這個名字，為你的自我賦予了一個切實的外表對吧？” “沒錯。
” “那好吧。
但是，你描寫了思考的結構，誰能保證那就是你的思考呢？” “我的思考、我的思想，那樣的東西不可能存在。
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嚴格地說已經不屬于我了。
因為在那個瞬間，我和别人共同擁有了那個思想。
” “那麼，也就是說，隻有表達之前的你是屬于你自己的。
” “這就是在堕落的社會所說的那種個性，說到這個程度你應該明白了吧，換句話說，個性這東西是絕對不存在的。
” “但是，環遊世界之時，你不能說沒有和肉體同行吧？” “當然，因為身體比個性重要百倍，即便旅行時我忘了帶旅行包，也不會忘記身體啊！” “肉體沒有個性嗎？” “肉體隻有類型。
神如此看重肉體，就沒有賦予它應被賦予的自由，而将自由這東西給了精神。
這東西是精神鐘愛的合适的玩具。
……肉體經常占據一定的位置。
在世界之旅中，經常令我詫異的就是這一位置的不可思議性，我忘不了肉體占據着這一位置。
比如，我站在夢寐以求的希臘廢墟上，那時，我的肉體占據着切切實實的‘我’的空間，這是我的精神從未占據過的。
” “也就是說，精神并沒有形态對吧？” “是啊，所以精神應該努力去擁有形态。
” “如此說來，你稿子中所描寫的，就是從精神角度觀察到的存在之不确定性吧。
” “的确如此，因為精神在任何地方隻能看到精神。
把環遊世界僅僅當作走過一條異常蜿蜒曲折、鑲有鏡子的長廊的話，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 “但是，最終你好像沒有觀察人，一直在觀察物質。
” “你想想看，地球背面有一個城市，那裡存在着人們各式各樣的生活。
無言的人類生活，是猶如物質一樣謙虛的東西，我認識到了這一點。
” “你沒有接觸生命嗎？” “你是想說用手指觸摸生命吧，真是龌龊！生命是不能用手指觸碰的東西。
生命是用生命來接觸的，正像物質與物質接觸一樣，怎麼可能會有超越這種程度的接觸呢？……即便如此，旅行的回憶與戀愛的回憶非常相似。
事前欲望已無法追溯，由于這種欲望發生了微妙的屬性變化且就在眼前，回憶這一行為給人一種宛如可以追溯事前欲望的錯覺。
” “你的事前欲望是什麼？” “希望在我去的國家爆發戰争或革命，我作為自願參加的一個人被卷入其中！” “哈哈，又是你那個‘想成為他人’的欲望啊！” 次郎沒有回答，一個勁地傻笑着。
我非常了解他總是被那種難以控制的小孩子似的欲望所驅使，突發奇想要當船員啦，戍邊的士兵啦，探險家等諸如此類的工作。
我們厭倦了争論，互相都覺得為這些向他人羞于啟齒的觀念上的問題在白白浪費時間。
調酒師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過來擦拭桌台，所以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将酒杯移來移去，杯底在紋理可見的潔淨桌面上留下了許多水痕。
此時，即便我想起讓·科克托[讓·科克托（JeanCocteau，1889—1963），法國詩人、小說家、電影導演、畫家、戲劇家、音樂評論家]《緻雅克·馬利丹的信》的前言，應該也沒有什麼奇怪的。
……羅馬、一九一七年、複活節。
十五天來，我和畢加索一直全神貫注于叙事詩的工作，無暇遊山玩水，今天，我們一起出去散步。
畢加索：我們進這個寺院看看吧。
（但是，寺院中盡是信徒、燭台和祈禱的音樂，人滿為患，無法進去。
） 我：去其他寺院看看吧。
（去了一看，那裡也是如此。
二人長時間一言不發地走着。
） 畢加索：我們像狗一樣生活着。
…… 菊田次郎臉上寫滿了疲倦，他表情冷淡，猶如我并不存在一般，對他這種不懷好意的态度我已習以為常。
我對他無所不知，這和我對他一無所知是一樣的。
次郎的口頭禅就是：人無論如何都無法理解對方，這是連接人與人關系的唯一橋梁。
我和次郎相識之時，正值他剛剛戰戰兢兢地踏入青春期。
他總是一副憔悴的面容，逢人便宣揚自己無憂無慮。
而且，他内心的自負如棘刺一般，總是紮得自己生疼，令他坐卧不甯。
實際上，他追求的是像王者那樣寬容的自負。
他認為戰後一段時期的社會混亂隻是心理上的現象，開始持有一種荒謬的盲信，相信能夠通過規範内心世界來賦予外界以秩序。
他開始着手扼殺自己感性的工作，因為他的感性就像惡龍，他必須全神貫注地擊敗它。
如果以某種形式感受到外界的話，他便以失敗告終。
作為大獲全勝的權宜之計，次郎甚至打算自己暫時變身為外界，但這并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
次郎直到如今還隻是在談論“外面”，他的行為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
春天的時候，他來我家玩，我們一起在武藏野那留有昔日痕迹的樹林裡散步。
春樹萌芽，黃莺對鳴。
但是，我們腳下的草地，發出的仍然是枯草那幹澀的聲音。
“已經是春天了啊！”我說。
“我最厭煩春天了！”他說。
我沒有理會他的話。
“春天真是一副故弄玄虛的樣子，你若不去感受它就不知道它已經來了。
空氣猶如溫吞吞的濃湯，形态這種東西根本沒有。
你看那片模糊、醜陋的雲彩，雲還是夏天的最好啊。
” 他在巴黎時恰逢巴黎四月的春光。
回來後，他立刻告訴了我。
巴黎之春和日本的春天不同，日本的春天像素描那樣必須經過多次修改才能最終成為真品，巴黎之春卻像拜倫勳爵[喬治·戈登·拜倫（GeorgeGordonByron，1788—1824），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代表作有《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唐璜》等]的名聲一樣在某個早上突如其來。
“一個早上，我一起床，就覺得渾身發癢。
”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