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想象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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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富有還是貧窮，傳染病的死亡率都是相當高的，當然窮人的死亡率是富人死亡率的兩倍。
我們怎樣才能從這個災難中拯救自己呢？隻有消滅傳染源，也就是說，讓整個世界再沒有不衛生的地方，讓全人類再沒有營養不良的人被迫做他們力所不能及的工作。
拯救個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讓全人類都得到拯救。
一個偉大的、似乎是吹響了勝利号角的法則是：人類要互相幫助，否則就會滅亡。
事實上，科學已經将“衛生設施”作為向死亡宣戰的實際行動，村鎮不再閉鎖，飲用水通到各家，給窮人建起了房屋，勞動力得到了保護。
所有的環境都朝着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方向發展。
沒有任何慈善事業、任何愛與憐憫的表白曾經做過這麼多工作。
科學說明，那些被稱為“慈善”、僅僅被看做是一種美德的事業，隻代表了走向真正拯救人類健康的開端。
這還很有限，很不充分，但這是與死亡作鬥争所不可缺少的。
然而，要達到拯救全人類的目标，這樣的工作應該是全球性的，應該形成全人類的“革新”。
當世界上不再有施舍與被施舍的人，而隻有提高人類自身一切的仁義行為時，整個社會就會進步。
這時的原則就是，人人都是姐妹兄弟。
讓他們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吧，别讓左手幹涉右手。
這個原則将會付諸實際。
以前，貧窮是富人做出反應的刺激源，但是窮人并非有意想培養富人的情感。
在那樣的年代裡，如果窮人說：“給我生活必需品吧，否則你也會餓死的。
”富人聽了肯定會憤怒。
他們絕不會意識到窮人就是與他們同生共死、患難與共的兄弟姐妹。
今天，科學使事物處于完全不同的立腳點。
科學已經“意識到”慈善事業對窮人和富人都有益，而且當今的慈善事業已經建立起了文明原則，這種原則在以前是寄托以情感上的“道德原則”。
衛生學也同樣已經滲透到了道德範疇，并給個人以生活的法則。
正是通過衛生學，淫蕩不再那樣普遍，古代稱頌的酒肉生活也已被今天的健康飯菜所代替，其價值在于身體需求與所準備的飯菜之間巧妙的比例搭配。
酒和含酒精的飲料更多地為富人，而不是為窮人所反對。
吃飯是為了強身健體，因此我們既不能暴飲暴食，也不能食用有害的食品。
這就是古代道德在與暴飲暴食的陋習作鬥争，也是齋戒與禁欲為美德所宣揚的原因。
舊時代，誰也不會想到百萬富翁會自願用檸檬代替酒類，盛大的宴會完全消失，隻留下關于這些宴會的記載的那一天會來臨。
不但如此，任何一位現代禁欲主義者都不會為他們的美德感到自豪，他們隻是聽從了福音中的訓導： “齋戒時，不要做僞君子，不要面帶愁容……不要讓人知道你在齋戒，主在暗中觀察着你。
” 古代的牧師如果能與現代的禁欲主義者交談一番，也會受益匪淺。
瓦盧瓦王朝（1328～1589）時代形成的“生活”、“歡愉”和“奢華”都遭遇到了什麼呢？即使是現在，在英國，或是任何一個現代上等階層，甚至是比瓦盧瓦王朝時代低得多的現代貴族階層都不能與之探讨薄伽丘[薄伽丘（Giovanni1313～1375），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作家，《十日談》的作者。
]的故事。
現代的人害怕說出一個不妥當的詞，甚至害怕談論身體最純潔的功能，或是談論内衣這種直接與肌膚相接觸的衣服。
他們隻談論高雅的事物，隻有那些教導我們的人，那些談到旅遊時便告訴我們民族風俗習慣、談論政治時便告訴我們當前局勢的人，才被我們看做是了不起的健談者。
過多的笑聲、玩笑以及粗犷有力的手勢都是不允許的。
四肢要規矩、要保持不動，要避免那些令人感到愉快的、伴随着談話所做出的自然的手勢；音量也被壓得幾乎聽不到。
古代的牧師說：“聖保羅說‘像聖人一樣，私通、猥亵不曾在你們之中提及；猥亵、不适當的愚蠢的言談及戲谑也不要在你們之中發生’。
這些人把他的勸導執行到了一種言過其實的程度。
” 在這些行為舉止的逐漸演變中，我們發現，通過服裝的簡化，不再穿着有襯架支撐的裙子、改進了緊身胸衣和鞋子，使拖着長長後擺的拖裙也消失于大街之上，推廣統一的服裝，衛生學成為這些潮流的引領向導。
設想一下，如果一位古人突然出現在我們當中，他會問：“為什麼這些人都在苦行？我看見男人不帶裝飾，頭發剪得非常短；女人穿着樸素，在大街上行走，既無假發，臉上也無任何裝飾，頭發隻是簡單地打個結。
伯爵夫人也衣着樸素，穿着像修女一樣的黑色衣服，與窮人相差無幾。
黑色的馬車如殡車一般，仆人們則像穿着喪服。
再也看不見有使大街充滿生氣的華宴。
人來人往，但卻都安靜而莊嚴。
” 有誰能說服慣于宣傳奢華的古人，告訴他這樣的畫面并非代表苦行時代，而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呢？ 從現代人的角度講，他們也絕不會認為自己是因受懲罰而過着痛苦的生活。
恰恰相反，當他們追溯過去的社會時，會感到吃驚。
他們絕不願倒退到使人成為華麗服飾和胭脂膏的奴隸、由于淫蕩而傷害自己、由于傳染病而死去的年代裡。
他們從無數枷鎖中解放出來，認識到更高層次的生活樂趣，使今天的生活變得如此美好和舒适，對上幾個世紀的貴族來說是一個難解的謎，這就是生活之謎。
僧侶和生活在塵世中的人們也許曾用一種類似的方法想象對方。
那些擺脫塵世枷鎖及一切浮華虛榮的人，具有生活樂趣的秘密以及他們是否驚訝地看着那些當時所謂的樂趣，至今不得而知。
而世俗的人将頭用假發裝飾起來、把腳硬塞進狹小的靴子中，他們還毫無意識地把這種類似于死亡的方式稱之為“生活和樂趣”。
實證科學的另一個貢獻就是直接滲透到了道德領域範疇。
通過社會學的統計方法揭露了不道德和犯罪的社會問題，社會學統計法還研究了社會客觀事實。
犯罪人類學表明：遺傳的“低劣人種”是那些對環境中所有道德傳染病易受感染者。
莫雷爾關于堕落理論以及郎布羅索卓有成效的罪犯理論，無疑給這種混亂帶來了光明，關于人類善惡的評價也就泾渭分明了。
“堕落”的形成主要源于神經系統，因此産生的一切畸形人格與正常人“分道揚镳”了。
他們具有一種不同的智力與道德，錯誤的知覺、推理、幻覺，異常的意願，如沖動、優柔寡斷和瘋狂，這樣的意志異常現象以及畸形智力形成的一連串幻想的道德感的缺陷，使這些人處于一種非社會正常人的位置。
神經衰弱和精神恍惚使這些人對工作提不起興趣，成為無生産能力、隻能靠别人的勞動果實生存的人。
這個基本的事實——即把搶劫行為歸結為不願意勞動——使得他們充分利用那些為犯罪提供外部手段的環境因素。
這些人是“壞人”，但是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不得不對付的不是邪惡，而是非常态環境和社會普遍存在的錯誤。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這些并非是由于他們自己的錯誤，而是因出生在不幸的環境中、為社會所迫走向毀滅的“壞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經過仔細調查研究後，他們的整個曆史揭示了這個事實，從剛一降生，他們就已經成為了獵物，受到冷落。
由于心理缺陷、意志紊亂、性格反常以及缺乏個人的吸引力，他們不被人們所喜愛。
從受父母的虐待、學校的虐待，到受社會的虐待，使他們備嘗人間心酸。
莫雷爾描繪的“民族亡者”中的第一幅畫給人印象深刻。
根據他獨到的理論，如果說不是非常确切，但也綜合地涵蓋了這種現象。
當人出現退化問題時，就會産生畸形兒，并在以後的兩三代中增加，一直到最後退化到極點。
莫雷爾認為，瘋子、罪犯、癫痫病人和白癡構成了令人傷感的人類毀滅群體。
一個留下強壯後代的人雖死猶生，他在後代身上得以再生，因為青年繼承了老年。
隻有退化了的人才會滅亡，因為他們的種類已經“滅絕”，而他們幾個可憐的後代卻代表着一種“活着的痛苦”。
這個生活在健康人中并暴露出其弱點、幻想、激動、憤怒、自私的“即将滅亡的種族”，最終被驅趕進活人的墳墓——瘋人院、監獄。
這是一幅多麼生動的悲慘畫面，一個對人類多麼嚴重的警告啊！一個“錯誤”便會斷送他的一生，因為它像《聖經》詛咒的那樣，将其傳給子孫，走向永恒的地獄。
想到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會遭此厄運是多麼可怕啊！當我們獲取人生真正的獎賞和懲罰時，很明顯我們現在的生活并非就是一切，而是其延續。
這種選擇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我們是要一個美麗、健康、富于創造力的孩子，還是要一個畸形、瘦弱、思想貧乏、不愛我們、不理解我們的孩子？遺傳衛生學是道德衛生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拯救個人生活如果隻能通過關心整個人類的衛生生活才能達到目的，那麼也隻有嚴格遵守健康法則和生活法則，才能拯救人類。
酗酒、吸毒、過度疲勞、身患疾病、放蕩不羁、犯罪、懶惰都是退化的根源。
正是為了解救人類，科學才不斷地宣傳這些東西；也正是通過這些途徑，美德才得以發揚光大。
但最重要的是，科學傳授了偉大的“寬恕”法則，到現在為止，這個法則還一直是宗教道德的一個奧秘。
幾年前，沒有人——無論這個人多富于同情心，多麼慷慨大方——能像科學那樣公正。
科學指出，我們應該為那些社會原因的犧牲品負責，我們必須明白自己同樣犯有低等人所犯的罪行，并應該竭盡全力，幫助他們獲得重生。
隻有聖人在他們為芸芸衆生樹立美德典範，并為一切罪過承擔責任的時候，才有對真理的直覺。
“你必須有責任感，”聖約翰·克萊索斯托姆說，“不僅為拯救你自己，也為拯救全人類，祈禱者将全人類的利益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 可以肯定，如果某位聖人将整個人類中的畸形人全部消除，如果有一種與之相似的道德對人類的疾病、虛弱和痛苦報以冷漠的态度，那将不會有優生學誕生于世了。
隻有認識到這些，我們才能追溯不健康的原因，才能将人類從危機中解救出來。
死亡的原因如同細菌一樣看不見、摸不到，喝了毒藥的人還以為是在品嘗瓊漿玉液，如果不是那些患者和弱者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使我們走向死亡的錯誤，我們便會蒙受滅頂之災。
科學并非像醫護人員那樣嚴格地将自己束縛在關照病人的工作上，而是通過它那敞開的大門滲透進來，向着正常人性相反的方向，對自己所面臨的危險毫無察覺。
科學的最終目的不是關心病人，而是關心人類健康。
我們把有益于身體健康、大大降低死亡率的非常衛生的“惬意感”歸功于病人被集中起來進行照料這個事實。
優生學使得我們能夠養育出優良的後代，使人類不僅得以延續，而且使我們的後代比前一輩更加生氣勃勃、生活幸福。
因為我們出于仁慈，已經把神經衰弱者、癫痫病人和不健康的人集中起來了。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必須尋找通往健康的道路，開啟更加幸福生活的大門。
當基督向人們指出拯救之道時，他指着那些被社會遺棄、邪惡的影子在他們身上顯而易見的人（因為邪惡的根源太複雜了，因此常常不為人所見），說道：“你用耳朵聽，卻不領其義；你用眼睛看，卻視若無物。
” 但另一方面，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為了獲得拯救，人的“意願”認為将他們慈悲地、不反感地集中在一起就足夠了。
聖馬太說，在最後的審判時，被淘汰的将與被拯救的分離開來，上帝會把那些被拯救的人們召集到他的右手邊說：“來吧，我的主啊，将這些從創世紀起就為你們準備的國土拿去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肉吃；我渴了，你們給我水喝……我沒有衣服，你們給我衣服穿……我身陷囹圄，你們來到我身邊。
”正義問道：“上帝，我們何時曾見您饑餓、口渴、一絲不挂？我們何時曾見過您生病、身陷囹圄，并在這時來到您的身邊？”上帝說：“因為你關照了我的同胞，所以也就是關照了我。
”然後，上帝對他左手邊的人說：“滾吧，該死的，滾到永不熄滅的烈火中去……因為我餓了，你們卻不給我肉吃；我渴了，你們卻不給我水喝……我病了，身陷囹圄，你們卻看不到我。
”這些人說：“我們何時曾見您饑餓、口渴、一絲不挂、生病、身陷囹圄，而沒人來照顧您呢？”上帝回答：“因為你們沒有關照我的同胞，所以你們也就是沒關照我。
” 這就是異教與基督教道德之間、智慧的希臘哲學和實用的現代科學之間、藝術的理想與“生活”的現實之間的根本區别。
我們怎樣才能從這個災難中拯救自己呢？隻有消滅傳染源，也就是說，讓整個世界再沒有不衛生的地方，讓全人類再沒有營養不良的人被迫做他們力所不能及的工作。
拯救個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讓全人類都得到拯救。
一個偉大的、似乎是吹響了勝利号角的法則是：人類要互相幫助，否則就會滅亡。
事實上，科學已經将“衛生設施”作為向死亡宣戰的實際行動，村鎮不再閉鎖，飲用水通到各家，給窮人建起了房屋，勞動力得到了保護。
所有的環境都朝着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方向發展。
沒有任何慈善事業、任何愛與憐憫的表白曾經做過這麼多工作。
科學說明，那些被稱為“慈善”、僅僅被看做是一種美德的事業，隻代表了走向真正拯救人類健康的開端。
這還很有限，很不充分，但這是與死亡作鬥争所不可缺少的。
然而，要達到拯救全人類的目标，這樣的工作應該是全球性的，應該形成全人類的“革新”。
當世界上不再有施舍與被施舍的人，而隻有提高人類自身一切的仁義行為時，整個社會就會進步。
這時的原則就是，人人都是姐妹兄弟。
讓他們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吧，别讓左手幹涉右手。
這個原則将會付諸實際。
以前，貧窮是富人做出反應的刺激源，但是窮人并非有意想培養富人的情感。
在那樣的年代裡，如果窮人說：“給我生活必需品吧，否則你也會餓死的。
”富人聽了肯定會憤怒。
他們絕不會意識到窮人就是與他們同生共死、患難與共的兄弟姐妹。
今天，科學使事物處于完全不同的立腳點。
科學已經“意識到”慈善事業對窮人和富人都有益，而且當今的慈善事業已經建立起了文明原則，這種原則在以前是寄托以情感上的“道德原則”。
衛生學也同樣已經滲透到了道德範疇，并給個人以生活的法則。
正是通過衛生學，淫蕩不再那樣普遍，古代稱頌的酒肉生活也已被今天的健康飯菜所代替，其價值在于身體需求與所準備的飯菜之間巧妙的比例搭配。
酒和含酒精的飲料更多地為富人，而不是為窮人所反對。
吃飯是為了強身健體，因此我們既不能暴飲暴食，也不能食用有害的食品。
這就是古代道德在與暴飲暴食的陋習作鬥争，也是齋戒與禁欲為美德所宣揚的原因。
舊時代，誰也不會想到百萬富翁會自願用檸檬代替酒類，盛大的宴會完全消失，隻留下關于這些宴會的記載的那一天會來臨。
不但如此，任何一位現代禁欲主義者都不會為他們的美德感到自豪，他們隻是聽從了福音中的訓導： “齋戒時，不要做僞君子，不要面帶愁容……不要讓人知道你在齋戒，主在暗中觀察着你。
” 古代的牧師如果能與現代的禁欲主義者交談一番，也會受益匪淺。
瓦盧瓦王朝（1328～1589）時代形成的“生活”、“歡愉”和“奢華”都遭遇到了什麼呢？即使是現在，在英國，或是任何一個現代上等階層，甚至是比瓦盧瓦王朝時代低得多的現代貴族階層都不能與之探讨薄伽丘[薄伽丘（Giovanni1313～1375），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作家，《十日談》的作者。
]的故事。
現代的人害怕說出一個不妥當的詞，甚至害怕談論身體最純潔的功能，或是談論内衣這種直接與肌膚相接觸的衣服。
他們隻談論高雅的事物，隻有那些教導我們的人，那些談到旅遊時便告訴我們民族風俗習慣、談論政治時便告訴我們當前局勢的人，才被我們看做是了不起的健談者。
過多的笑聲、玩笑以及粗犷有力的手勢都是不允許的。
四肢要規矩、要保持不動，要避免那些令人感到愉快的、伴随着談話所做出的自然的手勢；音量也被壓得幾乎聽不到。
古代的牧師說：“聖保羅說‘像聖人一樣，私通、猥亵不曾在你們之中提及；猥亵、不适當的愚蠢的言談及戲谑也不要在你們之中發生’。
這些人把他的勸導執行到了一種言過其實的程度。
” 在這些行為舉止的逐漸演變中，我們發現，通過服裝的簡化，不再穿着有襯架支撐的裙子、改進了緊身胸衣和鞋子，使拖着長長後擺的拖裙也消失于大街之上，推廣統一的服裝，衛生學成為這些潮流的引領向導。
設想一下，如果一位古人突然出現在我們當中，他會問：“為什麼這些人都在苦行？我看見男人不帶裝飾，頭發剪得非常短；女人穿着樸素，在大街上行走，既無假發，臉上也無任何裝飾，頭發隻是簡單地打個結。
伯爵夫人也衣着樸素，穿着像修女一樣的黑色衣服，與窮人相差無幾。
黑色的馬車如殡車一般，仆人們則像穿着喪服。
再也看不見有使大街充滿生氣的華宴。
人來人往，但卻都安靜而莊嚴。
” 有誰能說服慣于宣傳奢華的古人，告訴他這樣的畫面并非代表苦行時代，而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呢？ 從現代人的角度講，他們也絕不會認為自己是因受懲罰而過着痛苦的生活。
恰恰相反，當他們追溯過去的社會時，會感到吃驚。
他們絕不願倒退到使人成為華麗服飾和胭脂膏的奴隸、由于淫蕩而傷害自己、由于傳染病而死去的年代裡。
他們從無數枷鎖中解放出來，認識到更高層次的生活樂趣，使今天的生活變得如此美好和舒适，對上幾個世紀的貴族來說是一個難解的謎，這就是生活之謎。
僧侶和生活在塵世中的人們也許曾用一種類似的方法想象對方。
那些擺脫塵世枷鎖及一切浮華虛榮的人，具有生活樂趣的秘密以及他們是否驚訝地看着那些當時所謂的樂趣，至今不得而知。
而世俗的人将頭用假發裝飾起來、把腳硬塞進狹小的靴子中，他們還毫無意識地把這種類似于死亡的方式稱之為“生活和樂趣”。
實證科學的另一個貢獻就是直接滲透到了道德領域範疇。
通過社會學的統計方法揭露了不道德和犯罪的社會問題，社會學統計法還研究了社會客觀事實。
犯罪人類學表明：遺傳的“低劣人種”是那些對環境中所有道德傳染病易受感染者。
莫雷爾關于堕落理論以及郎布羅索卓有成效的罪犯理論，無疑給這種混亂帶來了光明，關于人類善惡的評價也就泾渭分明了。
“堕落”的形成主要源于神經系統，因此産生的一切畸形人格與正常人“分道揚镳”了。
他們具有一種不同的智力與道德，錯誤的知覺、推理、幻覺，異常的意願，如沖動、優柔寡斷和瘋狂，這樣的意志異常現象以及畸形智力形成的一連串幻想的道德感的缺陷，使這些人處于一種非社會正常人的位置。
神經衰弱和精神恍惚使這些人對工作提不起興趣，成為無生産能力、隻能靠别人的勞動果實生存的人。
這個基本的事實——即把搶劫行為歸結為不願意勞動——使得他們充分利用那些為犯罪提供外部手段的環境因素。
這些人是“壞人”，但是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不得不對付的不是邪惡，而是非常态環境和社會普遍存在的錯誤。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這些并非是由于他們自己的錯誤，而是因出生在不幸的環境中、為社會所迫走向毀滅的“壞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經過仔細調查研究後，他們的整個曆史揭示了這個事實，從剛一降生，他們就已經成為了獵物，受到冷落。
由于心理缺陷、意志紊亂、性格反常以及缺乏個人的吸引力，他們不被人們所喜愛。
從受父母的虐待、學校的虐待，到受社會的虐待，使他們備嘗人間心酸。
莫雷爾描繪的“民族亡者”中的第一幅畫給人印象深刻。
根據他獨到的理論，如果說不是非常确切，但也綜合地涵蓋了這種現象。
當人出現退化問題時，就會産生畸形兒，并在以後的兩三代中增加，一直到最後退化到極點。
莫雷爾認為，瘋子、罪犯、癫痫病人和白癡構成了令人傷感的人類毀滅群體。
一個留下強壯後代的人雖死猶生，他在後代身上得以再生，因為青年繼承了老年。
隻有退化了的人才會滅亡，因為他們的種類已經“滅絕”，而他們幾個可憐的後代卻代表着一種“活着的痛苦”。
這個生活在健康人中并暴露出其弱點、幻想、激動、憤怒、自私的“即将滅亡的種族”，最終被驅趕進活人的墳墓——瘋人院、監獄。
這是一幅多麼生動的悲慘畫面，一個對人類多麼嚴重的警告啊！一個“錯誤”便會斷送他的一生，因為它像《聖經》詛咒的那樣，将其傳給子孫，走向永恒的地獄。
想到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會遭此厄運是多麼可怕啊！當我們獲取人生真正的獎賞和懲罰時，很明顯我們現在的生活并非就是一切，而是其延續。
這種選擇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我們是要一個美麗、健康、富于創造力的孩子，還是要一個畸形、瘦弱、思想貧乏、不愛我們、不理解我們的孩子？遺傳衛生學是道德衛生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拯救個人生活如果隻能通過關心整個人類的衛生生活才能達到目的，那麼也隻有嚴格遵守健康法則和生活法則，才能拯救人類。
酗酒、吸毒、過度疲勞、身患疾病、放蕩不羁、犯罪、懶惰都是退化的根源。
正是為了解救人類，科學才不斷地宣傳這些東西；也正是通過這些途徑，美德才得以發揚光大。
但最重要的是，科學傳授了偉大的“寬恕”法則，到現在為止，這個法則還一直是宗教道德的一個奧秘。
幾年前，沒有人——無論這個人多富于同情心，多麼慷慨大方——能像科學那樣公正。
科學指出，我們應該為那些社會原因的犧牲品負責，我們必須明白自己同樣犯有低等人所犯的罪行，并應該竭盡全力，幫助他們獲得重生。
隻有聖人在他們為芸芸衆生樹立美德典範，并為一切罪過承擔責任的時候，才有對真理的直覺。
“你必須有責任感，”聖約翰·克萊索斯托姆說，“不僅為拯救你自己，也為拯救全人類，祈禱者将全人類的利益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 可以肯定，如果某位聖人将整個人類中的畸形人全部消除，如果有一種與之相似的道德對人類的疾病、虛弱和痛苦報以冷漠的态度，那将不會有優生學誕生于世了。
隻有認識到這些，我們才能追溯不健康的原因，才能将人類從危機中解救出來。
死亡的原因如同細菌一樣看不見、摸不到，喝了毒藥的人還以為是在品嘗瓊漿玉液，如果不是那些患者和弱者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使我們走向死亡的錯誤，我們便會蒙受滅頂之災。
科學并非像醫護人員那樣嚴格地将自己束縛在關照病人的工作上，而是通過它那敞開的大門滲透進來，向着正常人性相反的方向，對自己所面臨的危險毫無察覺。
科學的最終目的不是關心病人，而是關心人類健康。
我們把有益于身體健康、大大降低死亡率的非常衛生的“惬意感”歸功于病人被集中起來進行照料這個事實。
優生學使得我們能夠養育出優良的後代，使人類不僅得以延續，而且使我們的後代比前一輩更加生氣勃勃、生活幸福。
因為我們出于仁慈，已經把神經衰弱者、癫痫病人和不健康的人集中起來了。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必須尋找通往健康的道路，開啟更加幸福生活的大門。
當基督向人們指出拯救之道時，他指着那些被社會遺棄、邪惡的影子在他們身上顯而易見的人（因為邪惡的根源太複雜了，因此常常不為人所見），說道：“你用耳朵聽，卻不領其義；你用眼睛看，卻視若無物。
” 但另一方面，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為了獲得拯救，人的“意願”認為将他們慈悲地、不反感地集中在一起就足夠了。
聖馬太說，在最後的審判時，被淘汰的将與被拯救的分離開來，上帝會把那些被拯救的人們召集到他的右手邊說：“來吧，我的主啊，将這些從創世紀起就為你們準備的國土拿去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肉吃；我渴了，你們給我水喝……我沒有衣服，你們給我衣服穿……我身陷囹圄，你們來到我身邊。
”正義問道：“上帝，我們何時曾見您饑餓、口渴、一絲不挂？我們何時曾見過您生病、身陷囹圄，并在這時來到您的身邊？”上帝說：“因為你關照了我的同胞，所以也就是關照了我。
”然後，上帝對他左手邊的人說：“滾吧，該死的，滾到永不熄滅的烈火中去……因為我餓了，你們卻不給我肉吃；我渴了，你們卻不給我水喝……我病了，身陷囹圄，你們卻看不到我。
”這些人說：“我們何時曾見您饑餓、口渴、一絲不挂、生病、身陷囹圄，而沒人來照顧您呢？”上帝回答：“因為你們沒有關照我的同胞，所以你們也就是沒關照我。
” 這就是異教與基督教道德之間、智慧的希臘哲學和實用的現代科學之間、藝術的理想與“生活”的現實之間的根本區别。